为有源头活水来

——读长篇小说《双水峪》

        毛泽东同志说过，青年人不仅要知道中国的今天，还应当知道中国的昨天和前天。青年人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建立正确的历史观。清代龚自珍说：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又说：败人之纲纪、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改革开放”以来，写文革的作品大多或明或暗地对文革进行妖魔化描写，这就使当代青年对于这一段历史难以获得准确的客观信息，因而无法进行正确的分析和判断。

　　《双水峪》这部长篇是写文革时代的。首先应当指出的是，作者在文革中是受冲击的，是受到错误处分而被下放到农村劳动的。小说正是以作者在农村下放劳动期间的生活为背景，来折射当时社会生活的。

　　其次，《双水峪》一书既没有对文革进行妖魔化，也没有把文革写得“一派大好”、“凯歌飞扬”，而是有阳光、有阴雨，有欢乐、有悲哀，有和谐、有矛盾，这样通过不同人物间的冲突，展现出当时社会的生活画卷。那个时代过来的人，无论立场观点如何，看了《双水峪》都说感到真实和亲切。

　　再次，《双水峪》写文革时代，有阳光、有阴雨，但展现在读者眼前的《双水峪》不是“一半对一半”，不是朦胧诗，而是矛盾双方的不断斗争、不断转化，《双水峪》是一潭活水。

　　《双水峪》的故事情节，其中各色人物的不同面目，是饶有趣味的。书中人物韩守秋、杨有智是双水峪的村干部，李步林是公社干部，他们在文革中是比较得志的；但当时在他们心中就已经存在并暴露出一系列其它东西：名誉、地位、个人私利、两面三刀、算计同志，等等。尽管在小说的末尾，这些人的问题都被揭发出来，并受到党纪政纪处分，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没被揭露出来的，又有多少？如果说，即使在毛泽东时代，这种人的暴露尚且需要一个过程，那么在物欲横流、交易遍地的今天，这种人物、这种灵魂，不是如鱼得水吗？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双水峪村干部、复员军人杜春山、公社书记梁国栋、革命老干部路武、市委郑书记，还有受到错误处分的下放干部杨立伦，虽然在文革中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却能够结合身边实际生活中的种种人和事，站在社会主义事业前途命运的高度，去揣摩和体会毛主席搞文化革命的本意。他们几人虽然生活经历不同、文化程度不同、个人性格不同，但他们的人生信念和生活态度，却有着众多相同之处。在文化理论界资产阶级思想充斥、国际共运遭受巨大挫折的今天，像杜春山、梁国栋、杨立伦、郑书记这样的老同志，不正是我们民族的砥柱中流吗？只可惜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同志太少了，不然怎么会有社会主义事业的巨大挫折呢？

　　长篇小说《双水峪》一开头的故事是一个中秋节，双水峪村群众在文艺晚会上演出活报剧《剖心》，并且因为演出此剧，引起了巨大风波。一个红衣人，把他的衣服一层层拨开，里面的心可能是黑的。在这里，当然不是说所有穿红衣的人心都是黑的；如果是这样，《剖心》这部剧本身就没有意义了。剧中所蕴含的哲理恰恰在于：革命了的人，并不是历来就革命；一旦参加革命的人，也未必永远革命。党的干部中有杜春山、梁国栋这样光明磊落的人，也有韩守秋、李步林那样蝇营狗苟的人，有杨立伦这样真正把自己交给党的人，也有市委宛书记及其夫人那样陷入个人恩怨无法自拔的人。几千年私有制的自私、狭隘观念，不仅存在于剥削阶级中，还存在于劳动人民中，还存在于革命干部队伍中，这是值得注意的一个重要方面，列宁、毛泽东和鲁迅都有过论述；共产党就是这样一批正在不断上进的人和正在不断退化的人的集合。《双水峪》向读者提供了客观的真实。从这个真实中，我们也许可以揣摩到“毛主席搞文化革命的本意”。

　　《双水峪》不仅写了主要主人公的喜怒哀乐，还通过对众多人物的刻画，写了双水峪群众普遍的喜怒哀乐和所想所思。在《双水峪》中，除了干部形象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李云山、灵芝老人、巨山伯、厚嫂等一系列善良纯朴、胸怀宽广的工农形象，他们的生活经历、个人性格全都不同，但是他们都是新社会有觉悟的劳动者。双水峪的群众，也和当时全中国的广大人民群众一样，善良、能吃苦、崇尚正义。拿着人民俸禄的某些“作家”们，总是把文革时代的群众写成群氓，他们在政治运动中是狂热的暴徒，在路线斗争面前是不辨是非的糊涂虫，而且在生产上是吃大锅饭的懒汉。《双水峪》中展现出的群众形象则不是这样。在《双水峪》中，群众中有先进形象，也有落后形象，还有落后向先进转变的过程。在《双水峪》中，总体的群众形象是，他们在开山筑路、播种秋收过程中是战天斗地的英雄；在社会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方面，他们同样是探索者和实践者。读了《双水峪》，使我们更加体会到，人民群众与大自然奋斗的过程、与错误思想行为周旋的过程、他们在实践中自己教育自己的过程，正是我们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展开的过程，正是我们人民共和国成长的过程。

　　小说的《后记》，袒露了作者在文革结束后二十年“新时期”的心历路程，令人读后非常感动。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的思想并不“僵化”，因为他曾经把改革开放政策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相比，曾用新经济政策理论说服基层同志接受党的路线的转变，他也曾为某些“改革家”写传记；但是农民的贫困、国企的坍塌，以及“六四”风波、东欧剧变，促使作者不得不思考，发出了“祖国妈妈你姓啥”的深沉慨叹。

　　无论是对于文革，还是对于改革，作者都不拘泥于某种现成的教条，而是真正从事实出发，用实践来检验一切理论。曾几何时，“从事实出发”、“实践检验真理”这些正确的哲学观点被糟踏得面目全非，但是人们忘记了伟大列宁的教导：如果从事物的整体上和相互联系中去把握事实，那么事实就是绝对确凿的；如果不是从整体上和联系中去把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任意抽取的，那么“事实”只能是儿戏，甚至连儿戏都不如。《双水峪》的作者肖衍庆老师是真正站在最大多数人民一边，按照列宁所教导的那样从整体上和联系中去把握事实的，他是我们青年人学习的榜样。

　　《双水峪》不但展示了众多典型人物的人格魅力，不但提供了来自那个时代的准确信息，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现实问题的深刻思考。本人窃以为，作者耗费二十年心血，将自己多年的所觉所察、所感所思用小说的形式记录下来，绝不仅仅是为了历史，更是为了从更深刻的层次针对现实提出问题，激发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朋友去思索。

　　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和命运，作者在寄希望于郑书记、路武这样的老同志的同时，更把满腔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身上，所以在小说中花了大量笔墨描写青年人物，如韩小芸、李秀英等双水峪四姐妹，以及韩小康、石速平、柳一娃、齐卫东等。韩小芸是韩守秋的女儿，但是她却和父亲走上了不同的思想道路。在双水峪插队的知青石速平早在那个时代就指出：毛主席一两个接班人可能没选好，但是毛泽东的思想和事业，教育了并将继续教育一代又一代的人。双水峪农民的儿子董立云参军后有幸分配到毛主席身边当卫士，这是一个极富象征意义的情节。在现实生活中，我确实认识一批青年同志，他们以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为己任，下定决心，永远作毛泽东的卫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