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6年

一场前所未有的大灾难，席卷了北京乃至整个华北。

从1876年~1878年，整整三年，包括北京在内的整个华北地区，遭遇200年未遇的旱灾，死亡人数超过1000万，震撼整个世界。

这场“三年自然灾害”，是大清国继太平天国运动之后，面临的又一次严峻挑战。而出人意料的是，从来大灾必生大乱，但这次，除了局部地区的治安事件之外，灾区显示了罕见的平静。

大清国这艘靠“裱糊”而艰难挣扎的航船，是如何渡过惊涛骇浪的？

人间地狱

这场大灾难实际上就是大清国“三农问题”的总爆发，是严厉的“天谴”……

灾难开始于1876年，光绪二年。

这一年，南方各省遭遇了大暴雨，广东、福建两省损失尤重。而北方各省，从长江以北直到中朝边境，出现大面积干旱，部分区域颗粒无收。随后，蝗虫扫荡了整个华北，一片狼藉。

第二年，华北旱情毫无缓解，蝗虫继续光顾。脆弱的储备粮体系立即崩溃，大规模的死亡开始光临这片十年前遭受战争灾难(捻军之战)的区域。山西和陕西两省，因交通困难，受灾尤重。“在遭受灾难最为严重的一些县份中，百姓像野兽似地互相掠食；在几百个甚至几千个村落中，70%的居民已经死亡了。(英国外交报告)”吃人已非个别现象，人们组合成不同的团伙，集体外出“狩猎”，将猎获的俘虏杀死烹食。中央派往山西赈济的阎敬铭说：“往来二三千里，目之所见，皆系鹄面鸠形；耳之所闻，无非男啼女哭。枯骸塞途，绕车而过，残喘呼救，望地而僵。”

陕西“赤地千里，几不知禾稼为何物矣……饥民相率抢粮，甚而至于拦路纠抢，私立大纛，上书‘王法难犯，饥饿难当’八字。”

灾荒如此严重，其原因固然首在“天灾”，但“人祸”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自内战平息之后，虽然李鸿章等官员大力兴修农田水利，但官场腐败，导致不少水利设施形同虚设。更为致命的是，平时常设的“常平仓”“社仓”“义仓”，因战乱频仍和官员腐败，出现了大面积的“亏短”，这导致千百年来最为关键的国家储备粮制度在灾难面前毫无作用。

“丁戊奇荒”发生后，河南巡抚兼东河河道总督李鹤年上报中央，请求从省外输送救济粮。而按照官方的统计资料，河南本地的“常平仓”里应该有95万余石谷，却几乎是空仓。各受灾省份情况大致相仿，尽管报表年年做，“卫星”年年放，粮仓中却空空如也。

滥种罂粟，也是人祸的主要成因。鸦片之毒，大清国但凡有识之士无不切齿，但吊诡的是，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从地方政府到农户，都大力种植这种“钱”途远大的“经济作物”。最好的田用于种鸦片，粮食生产则几乎完全被忽略，依赖从外地购买粮食。时人认定，这正是造成“丁戊奇荒”的重要原因，《申报》上的评论痛心疾首地说，正因为这些地方“贪眼前之厚利，不思久远之良谟，所以上天降此大灾，令彼饥黎饿殍载道。”

“丁戊奇荒”，的确是大清国“三农问题”的大爆发，是一次严厉的天谴。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在大灾面前，灾区的干部们还算是正视困难，没有打肿脸充胖子，为了圆之前的谎言而拿百姓性命开玩笑。各地纷纷奏请中央，告急求援。

紧急应对

政权机器还是在惯性的驱使下，强行启动，勉力而行，在动员社会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方面，依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灾难爆发之后，大清中央的行动相当迅速，由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统筹抗灾事宜。

中国数千年的中央集权机制，往往被西方观察家评为“东方专制主义”，充满了反面评价。但是，在灾难面前，这种机制也有着强大、有效的动员能力。法国著名汉学家魏丕信，在研究了乾隆初年的直隶救荒及康乾时期的“常平仓”系统后，认为中国因此而具备了比欧洲更强的抗灾能力。他认为，明清时的中国，把农民的物质福利作为国家要解决的头等重大的问题，并建立了一个复杂的粮食供给系统，从粮价、气候和降雨资料的搜集(雪珥注：各地官员上报晴雨表是一项法定的日常工作)，到数百万吨粮食仓储系统的维持，能够大大减轻自然灾害对普通人民的打击程度。

其实，魏丕信所未能参透的是，即使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定团结，这种机制在大清国也是必不可少的。“民为邦本，食为民天”，老百姓的吃饭问题，不仅是福利问题，更是政治问题，直接关系到政权的合法性和长治久安。民众相信饭碗，而不相信口号，让百姓有饭吃，自己才能有位子坐，这是中国数千年来不能不讲的绝大“政治”。

“丁戊奇荒”爆发时，大清政府早已被之前的内忧外患掏空了国力，“竭全国之力而不能救其十一”。但是，这台政权机器还是在惯性的驱使下，强行启动，勉力而行，在动员社会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方面，依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中央迅速下令，减免受灾地区的皇粮国税。根据美国汉学家、时在大清海关任职的马士(H.B.Morse)记载，中央免征的赋税总额高达1800万两以上；

在李鸿章的统筹下，中央运用国家权力，调集政府手中持有的大批粮食，从江南的漕粮到东北的库米，支援灾区；

李鸿章兴办的洋务实业，此时开始发挥巨大作用。轮船招商局调集大量人力和运力，开赴奉天、江苏、安徽、湖广等无灾区，对粮食进行大规模“政府采购”，并集中到天津；

李鸿章多方筹措经费，中央给一点、地方筹一点、民间捐一点，也开始接受境外慈善机构和西方在华教会的捐赠，甚至不惜挪用军费，甚至不惜加大“捐纳”力度——朝廷公开出售一些官职，与后世人们不假思索就痛加批判的不同，这并非“卖官”，而是“鬻爵”：所出售的其实只是干部身份和干部级别的荣誉头衔，而非实际掌握行政权力的官位。

在直接发放赈济粮之外，李鸿章还将重点放在了“平粜”上：以比市场价更低的价格，向尚有余资的灾民们售粮。这一方面是为了平抑灾区粮价，抑制奸商囤积居奇；另一方面也是实现救灾的可持续发展。家有余资的灾民因此早得救命粮，他们的购粮款则可以转而救济更多的一无所有的灾民。李鸿章对此十分重视，认为“平粜同属救荒事无二致”。

比钱、粮更为棘手的问题，是运输。抗旱救灾大本营天津，积压了大量粮食，难以及时转运。李鸿章集中精力，建立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官方转运网络，仅为重灾区山西就设定了三条通道：北路在保定转运，天津的粮食从水路至此，换旱路经获鹿进入山西；中路在山东馆陶县转运，经南运河至此转至苏曹入晋；南路则从南运河至河南道口，转经清化镇入晋。

在救灾过程中，李鸿章大力整顿吏治，将贪污腐化、玩忽职守的地方官员们，参的参，罢的罢，关的关，同时也大力提拔了一批在救灾当中表现得有能力、有操守的干部。这对稳定灾区的民心士气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当然，也趁机清洗了一遍干部队伍，换上了李鸿章的亲信人马。

救灾工作的推进、尤其是粮食转运网络的设计建设，对李鸿章手下的洋务人才们来说，是一次执政能力的考验和历练，也是内战结束以来，大清国在非战争状态下首次大规模地建设应急机制。

赈灾市场化

授人以鱼、莫如授人以渔。与别的赈灾官员不同，在商海中摸爬滚打了数年的盛宣怀，试图为赈灾建立一套可持续发展的机制。

1878年3月，34岁的国企干部盛宣怀，奉命赶回天津。李鸿章给他安排了一个新任务：作为新成立的直隶筹赈局的干部，立即前往重灾区直隶河间府(相当于现河北保定地区)，负责当地的赈灾工作。

虽然身为第二梯队的厅局级干部(“候补道”)，盛宣怀却一直只在机关和企业里任职，从未在任何地方担任过行政领导职务，此次下派赈灾，对他是很关键的锻炼和考验，既能令他从乱麻一般的企业中得以暂时抽身喘气，更能填补他在地方行政经验上的空白，为今后的仕途铺平道路。而他所没想到的是，这次挂职锻炼居然长达8个月，并且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一进入河间府的府治所在地献县，受灾之惨况，令盛宣怀震撼了：“入献县境，即见饿民扶老携幼，乞食于道，风吹即倒。”

此时，大灾荒已经进入了第三个年头。灾区现场早已是“疫病相染”，但盛宣怀为了防止“官赈”惯常出现的贪腐，坚持“挨户详查”。陪同他的当地“绅董”都不肯进入民户家中，担心“秽气所蒸，疫易传染”，他却总是“以身先入”。更令同行者震惊的是，为了体验灾民的生活，他甚至亲尝灾民家的所谓“饭食”。

有一次，盛宣怀前往巡视东光县某乡，“竟至露宿终夜”(《盛宣怀行述》)，加上总在大风中步行，导致了“毕生喘疾”。

盛宣怀深入第一线进行实地调查，现场办理赈灾救济，不仅简化了赈济环节，而且提高了赈济的针对性。

授人以鱼、莫如授人以渔。与别的赈灾官员不同，在商海中摸爬滚打了数年的盛宣怀，试图为赈灾建立一套可持续发展的机制。

盛宣怀发现，献县“男妇向皆能织”，如能收购当地人的纺织品，就可以“稍济其生机”。他立即在献县创办了一家“纺织局”，并且在当地少年中选些稳重的人，为他们购置纺织机，教他们织布技术。收购上来的布匹，盛宣怀考虑可以带到东北，去换取粮食，或者可由军方收购作为军用，“彼此获益”。

献县设立纺织局，这是大清国赈灾思路的一次重大改革，大大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以工代赈”。之前的“以工代赈”，实际上就是官方出面对灾区劳动力进行“政府采购”，兴建水利、桥梁、道路等基础设施，既赈灾，又促进了基础设施建设，埋单的仍是财政。而盛宣怀的措施，实际上是“以商为赈”，财政只用少量的“种子资金”引路——盛宣怀动用了2000多两赈灾款购置织机，帮助灾区建立产销链，随后，这一产销链就能自己运作、自己生存。显然，这是从“政府赈灾”演变成了“市场赈灾”的尝试，按照李鸿章的说法，就是“养民不若令民自养”。《申报》对此大加赞赏：“若得各灾省皆仿此行之，则民悉力于耕作，又安见不可补当前之缺憾而冀此后之丰亨欤！”

更为可贵的是，盛宣怀又为灾区捐出“所积集金巨万”，其夫人也“典鬻珍物，尽出己蓄”。

防流维稳

“你若不救他，他亦不要命。左右一个死，做贼亦不定。”

设立“粥厂”，是大清国收容灾民的主要方式，目的十分明确，一是“救死”，二是“防流”——防止出现流民。显然，从社会治理的角度看，“防流”比“救死”更为重要，“救死”的目的也是为了“防流”。

所谓“凶年多盗”，大灾之后引起大乱，征诸中国历史，因流民暴乱而导致天下大乱、乃至内战大爆发的，不计其数。因此，以开办粥厂等赈灾方式来收容灾民，防止出现流民，是早在满清入关之前就已经在主流社会取得共识的牧民要术。所谓“流民者，饥民也。与其辑之于既流之后，不若抚之于未流之先。”(清代杨景仁《筹济编》)

“丁戊奇荒”中，灾民人数之众、范围之广、时间之久，史上空前，甚至连首都北京这样的地方，赈灾的速度也赶不上灾民的增长速度，“桀骜者沿街抢夺，舍命而不悔”。

参与山西赈灾的美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说：“灾难在所有人的心中激起了邪恶的念头，民众开始惊慌不安，社会秩序陷入了混乱……一群妇女蜂拥进一位富人的家里，占领了它，在那儿生火做饭，然后又拥到另一家吃下一顿饭。男人们看到这种办法不错，便组成了五百余人的群体，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劫掠取食。”

各地虽然还未出现扯旗放炮、公然暴动的恶性事件，但是类似李提摩太所描绘的“吃大户”这样的小规模骚乱几乎天天不断， “盗匪”们甚至公然在官道上竖起大旗：“王法难犯，饥饿难当”。遍地的星星之火，虽然渺小，但一旦燎原，局势将不可想象。因此，从李鸿章到军机处，乃至皇帝、太后等中央核心，都深感“防流”的紧迫性，也因此不惜血本地加大各地的赈灾力度，全力收容控制灾民。

对于流民的危害性，李鸿章十分清楚，他说：“北省伏莽甚多，匪徒乘饥思逞，时需分投防剿。”对此，他采取了两手抓：一手抓赈济、抓抚恤，全方位、多渠道地筹粮筹款，不仅破天荒地接受外国的救助，而且还加大了“卖官鬻爵”的“捐纳”力度；另一手抓收容、抓镇压，军队进入灾区进行戒备，“分路弹压巡缉，并令地方文武严密防捕，如有奸民藉荒纠抢，持械行强者，准即严孥正法以遏乱萌。”自嘲为“裱糊匠”的李鸿章，如今又成了治安“消防队”。

为了减轻各地、尤其是京津地区的“粥厂”压力，李鸿章下令在寒冬过后，就必须给收容的灾民发放路费和粮食，遣送回乡，准备灾区的春耕播种。但是，这场大旱灾足足持续3年，耕种无望，没有饿死的灾民继续逃荒。这种一而再、再而三的“流民”风险，令大清政府的神经高度紧张。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以江南士绅为代表的地方士绅们，与政府一拍即合，开始了对民间赈灾的大幅度改革，改变了传统“义赈”坐等灾民上门的做法，而是深入灾区，试图将“防流”工作从源头做起。

官方也意识到，依靠腐败丛生的“官赈”，难以有效赈灾、更难以有效“防流”。于是，政府开始加大对民间慈善机构的扶持力度。天津著名的广仁堂，就是在“丁戊奇荒”中，由李鸿章利用官绅捐款1万元创办，此后不断拨款支持，形成了包括慈幼所、蒙养堂、力田所、工艺所、禁节所、戒烟所在内的庞大机构。

民间慈善机构的首要目的，是对当地社区进行特殊的自保。在上世纪20年代天津报纸上曾刊登一篇《灾民叹》，最为形象地反映了这点：“你若不救他，他亦不要命。左右一个死，做贼亦不定。地方扰乱，关系匪轻，到那时有饭吃的人亦不得安生。劝众位行善积德，亦算是防患未萌。”说白了，就是花钱买平安，让灾民们有饭吃，才能有效收容他们，避免对当地社会秩序造成大的冲击。

民为邦本

在堪称人间地狱的“丁戊奇荒”中，民族主义意识鲜明地生长出萌芽，虽然极为狭隘，却依然成为大灾荒中的凝聚力所在。

“丁戊奇荒”影响远及江南。此地自古便是国家财赋重地，每当有征战、有大工程，江南总要承担最重的负担。此次也不例外，不仅接纳了数百万难民，也是李鸿章筹粮筹款的主要基地。

而出人意料的是，向来坐等灾民上门的江南地区，此次在士绅们的带领下，走出江南，主动深入到华北灾区腹地，实行就地救助，开创了中国民间救助的先河。

在《申报》等媒体的推动下，奔赴华北救灾俨然成为江南的群众性运动，甚至波及南洋、日本、美国，捐款捐粮一时蔚然成风，志愿者纷纷加入救助队前往华北，并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谢绝了官方的任何奖励。

而在华北灾区，当地士绅虽然在经济实力、活动能力和社会影响力方面，均不如江南士绅，也因为西方救援团队的介入，而激发起了强烈的民族意识。西方传教士们不得不感慨：在当地士绅的鼓动下，灾民甚至拒绝接受洋人的救济粮和救济银。这种近乎极端的排外情绪，居然在这已经上演“人吃人”悲剧的灾区中还能屹立不倒，当然成功地转移了灾民们对于现有社会秩序的破坏欲望。而且，在经历了之前多年的战乱之后，人们对安宁和平的向往并没有因灾难而消失。中国历史早已证明，没有地方精英阶层的推动和参与，普通农民最多也只能闹些“吃大户”之类的治安骚乱，而无法发动大规模的暴动。

这是一个相当吊诡的现象：在堪称人间地狱的“丁戊奇荒”中，民族主义意识鲜明地生长出萌芽，虽然极为狭隘，却依然成为大灾荒中的凝聚力所在。这比学界普遍认为的甲午战争之后才形成的中国民族主义，提前了足足20年。

对于大清政府、对于李鸿章来说，这一民族主义的硕果，是有意栽花还是无心插柳？是甜蜜的果实还是带刺的荆棘呢？

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大清国的执政基础实际上大大扩大，超越了满汉的种族分界，而牢牢奠定了以孔孟之道为主的主流意识形态。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在镇压太平天国时的崛起，与其说是“勤王”，不如说是“卫道”。

在“丁戊奇荒”中，民间慈善成为精英阶级实践政治参与、维护主流社会价值的主要渠道，赈灾/收容不仅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也是宣扬主流理念的绝佳渠道。对于大清政府来讲，在死亡千万的“丁戊奇荒”中，能成功避免大规模的有政治诉求的暴动，实在要感谢那些基于价值认同、而将自己的命运与政权捆绑在一起的“士绅”们。

这种大清特色的“中产阶级”，用行动验证了一个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论断：一个成熟、庞大的中产阶级，如果对政权有基本的认同，就会成为社会的稳定器。

共同理念，才是维稳的真正收容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