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早已广泛覆盖了人类的生活，并借助记忆塑造历史，也借助历史使一种生活流传，那些关于自己命运和他人命运的讲述，在时间中渐渐成了人类生活不可缺少的段落，成了个体存在的一个参照

　　只有在故事中让人看到中国的文化，遇见中国人的灵魂，进而实现对中国全新的想象，才可称为是对一个故事的最终完成

　　好的小说，不仅要写人世，还要写人世里有天道，有高远的心灵，有渴望实现的希望和梦想

　　那些能在废墟中将溃败的人性重新建立起来的写作，才是有灵魂的、值得敬重的写作。要讲好中国故事，必须看到这一精神大势的变化，也惟有如此，在中国故事中所创造的中国形象，才是健全的、成熟的、真正有中国气派的

　　一切的记忆和想象都是通过叙事来完成的

　　在这个信息时代，尽管民众听故事的冲动依然强烈，但讲故事的艺术却面临着窘迫的境遇。尤其是虚构性的叙事作品，在一个信息传播日益密集、文化工业迅猛发展的时代，似乎难逃没落的命运。相比于叙事通过虚构与想象所创造的真实，现代人似乎更愿意相信新闻故事的真实，甚至更愿意相信广告里所讲述的商业故事。那种带着个人叹息、与个体命运相关的文学叙事，正在成为一种不合时宜的文化古董。尽管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巴赫金把小说这种新兴的文体看作是近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在文化上所创造的唯一的文学文体，但与巴赫金同时代的本雅明，却在1936年发表的《讲故事的人》一文中宣告叙事艺术在走向衰竭和死亡，“讲故事这门艺术已是日薄西山”，“讲故事缓缓地隐退，变成某种古代遗风”。

　　我想，小说叙事的前景远不像巴赫金说的那样乐观，但也未必会像本雅明说的那么悲观。叙事是一门古老的艺术。从穴居人讲故事开始，广义的叙事就出现了。讲述自己过去的生活、见闻，这是叙事;讲述想象中的还未到来或永远不会到来的生活，这也是叙事。叙事早已广泛覆盖了人类的生活，并借助记忆塑造历史，也借助历史使一种生活流传。长夜漫漫，是叙事伴随着人类走过来的，那些关于自己命运和他人命运的讲述，在时间中渐渐成了人类生活不可缺少的段落，成了个体存在的一个参照。叙事是人类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没有叙事，就没有历史”(克罗齐语);没有叙事，也就没有现在和未来。一切的记忆和想象，几乎都是通过叙事来完成的。从这个意义来讲，人确实如保罗·利科在其巨著《时间与叙事》中所说的，是一种“叙事动物”。

　　小说家是一个广义上的“讲故事的人”。他像一个古老的说书人，围炉夜话，“武松杀嫂”或“七擒孟获”，《一千零一夜》，一个一个故事从他的口中流出，陪伴人们度过那漫漫长夜。然而，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写作不再是说书、夜话、“且听下回分解”，也可能是作家个人的沉吟、叹息，甚至是悲伤的私语。作家写他者的故事，也写自己的故事，但他叙述这些故事时，或者痴情，或者恐惧，或者有一种受难之后的安详，这些感受、情绪、内心冲突，总会贯穿在他的叙述之中，而读者在读这些故事时，也会不时地有感于作者的生命感悟，有时还会沉迷于作者所创造的心灵世界不能自拔。当我们阅读不同的故事，我们往往能得到不断变化的体验，如一个作家所说，那些与自己毫无关系的故事会不断地唤醒自己的记忆，让那些早已遗忘的往事与体验重新回到自己的身边，并且焕然一新。

　　作家的灵魂视野还存在着很大的缺失

　　但是，这些年所讲述的中国故事中，普遍存在着两个误区。

　　一是在讲故事的艺术上，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一味求新，普遍学西方，以致这二三十年把西方这100多年艺术探索的经验都借鉴了一遍，但如何对待中国自身的叙事资源，如何在故事中建构起中国风格、中国语体的文化自觉还不明显。现在看来，唯新是从、唯西方是从的艺术态度未必可行。这一点，从作家为人物取名字上就可以看出。上世纪80年代的小说探索，经常有作家会把人物的名字取成1、2、3、4或者A、B、C、D，把人物符号化，以表征个性已被削平，现代人内心的深度也消失了，这是一种先锋意识;但在今天的语境里，中国作家若再把人物的名字取成1、2、3、4或A、B、C、D，我想，哪怕是最具先锋意识的读者恐怕都不愿去读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阅读语境发生了变化。中国人的名字是隐藏着文化信息的，取名也是一种中国文化——所以文化自觉并不是抽象的，它可以从很具体的写作细节(如给人物取名字)中看出来。

　　二是中国小说迷恋凡俗人生、小事已经多年了，这种写作潮流，最初起源于对一种宏大叙事的反抗，然而，反抗的同时，伴随而生的也是一种精神的溃败——小说被日益简化为欲望的旗帜，缩小为一己之私，它的直接代价是把人格的光辉抹平，人生开始匍匐在地面上，并逐渐失去了站立起来的精神脊梁。所以，这些年来，尖刻的、黑暗的、心狠手辣的写作很多，我们很难看到一种宽大、温暖并带着希望的写作，可见，作家的灵魂视野还存在着很大的缺失。

　　在这两个误区里讲述中国故事，都只是完成了对一种新的写作技艺的学习，以及对一种日常生活的表层抚摩，而无法真正完成一种故事的精神。只有在故事中让人看到中国的文化，遇见中国人的灵魂，进而实现对中国全新的想象，才可称为是对一个故事的最终完成。

　　最重要的是公正地对待历史和生活

　　如何才能更好地完成中国故事的精神呢?我以为，最重要的是要公正地对待历史和生活。只看到生活的阴暗面，只挖掘人的欲望和隐私，而不能以公正的眼光对待人、对待历史，并试图在理解中出示自己的同情心，这样的写作很难在精神上说服读者。因为没有整体的历史感，不能以宽广的眼界看世界，作家的精神就很容易陷于偏狭、执拗，难有温润之意。这令我想起钱穆在《国史大纲》一书的开头所说的，他劝告我们要对本国的历史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将我们自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钱穆所提倡的对历史要持一种“温情与敬意”的态度，既是他的自况之语，也是他研究历史的一片苦心。文学写作何尝不是如此?作家对生活既要描绘、批判，也要怀有温情和敬意，这样才能获得公正的理解人和世界的立场。可是，“偏激的虚无主义”在作家那里一直大有市场，所以，很多作家把现代生活普遍简化为欲望的场景，或者在写作中单一地描写精神的屈服感，无法写出一种让人性得以站立起来的姿势，写作的路子越走越窄，灵魂的面貌也越来越阴沉，慢慢地，文学就失去了影响人心的正面力量。

　　精神视野的残缺，很容易使作家沉陷于自己的一己之私，而无法在作品中展示更广阔的人生、更高远的想象。而好的小说，不仅要写人世，还要写人世里有天道，有高远的心灵，有渴望实现的希望和梦想。有了这些，人世才堪称是可珍重的人世。中国不少当代小说惯于写黑暗的心，写欲望的景观，写速朽的物质快乐，唯独写不出那种值得珍重的人世———为何写不出“可珍重的人世”?因为在作家们的视野里，早已没有多少值得珍重的事物了。他们可以把恶写得尖锐，把黑暗写得惊心动魄，把欲望写得炽热而狂放，但我们何曾见到几个作家能写出一颗善的、温暖的、充满力量的心灵?那些读起来令人心惊肉跳的欲望故事中，有几个写到了灵魂深处不可和解的冲突?为现代人的灵魂破败所震动、被寻找灵魂的出路问题所折磨的作家，那就更少了。

　　故事精神的完成即作家精神的成熟

　　很多小说都成了无关痛痒的窃窃私语，或者成了一种供人娱乐的肤浅读物，它不仅不探究存在的可能性，甚至拒绝说出任何一种有痛感的经验。作家们只要一开始讲故事，马上就被欲望叙事所扼制，根本无法挣脱出来去关心欲望背后的心灵跋涉，或者探索人类灵魂中那些困境。

　　欲望叙事的特征是，一切的问题最后都可以获得解决的方案，也就是获得俗世意义上的和解;唯独灵魂叙事，它是没有答案的，或者说它在俗世层面是没有答案的——文学就是探究那些过去未能解答、今日不能解答、以后或许也永远不能解答的疑难，因为这些是灵魂的荒原，是每一个人的生存都无法回避的根本提问。只有勇敢面对这样的根本提问，人才有可能成为内在的人，文学才能称之为是寻找灵魂的文学。木心说：“五四以来，许多文学作品之所以不成熟，原因是作者的‘人’没有成熟。”确实，作家如果没有完成精神成人，文学所刻画出来的灵魂就肯定是单薄的。

　　当下时代，写作门槛已越来越低，各种方式流行的中国故事实在太多了，有些是满足于读者一种阅读的趣味，有些是消费性写作潮流的产物，但最值得倡扬的，还是完成了一种精神的那些中国故事。毕竟，一味地展示欲望细节、书写身体经验、玩味一种窃窃私语的人生，早已不再是写作勇气的象征;相反，那些能在废墟中将溃败的人性重新建立起来的写作，才是有灵魂的、值得敬重的写作。我相信后者才是中国文学精神流转的大势。要讲好中国故事，必须看到这一精神大势的变化，也惟有如此，在中国故事中所创造的中国形象，才是健全的、成熟的、真正有中国气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