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口号”所揭示的真理　　

大生产运动

　　1948年是中国共产党迎接中国革命胜利极重要的一年。这一年，毛泽东于11月写了一首四句的五言诗，即：“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毛泽东没有将其称为“诗”，而是称为“我们的口号”。但是，这首诗或者说这个“我们的口号”，却深刻地揭示了军队、生产、纪律与革命胜利的关系，凝练地表达了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若干重要思想，对迎接革命胜利、准备国家建设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军队向前进”，体现了对奋勇向前地开展武装斗争重要性的认识

　　武装斗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一步步走向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但是，对武装斗争和在哪里搞武装斗争的认识，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血的代价换来的。

　　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从内部看，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当时党的领导人没有重视抓军队、搞武装斗争。毛泽东在党的八七会议上一针见血地指出：“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的，我们独不管。”“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时已经看到农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的依靠力量，军队是武装斗争的中坚力量。在井冈山斗争中，毛泽东明确指出：“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在哪里搞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三次“左”倾路线的领导人都是盲目套用苏联城市武装暴动的经验，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城市，把夺取大城市作为直接的目标，结果导致了红军一次次的失败。毛泽东则认为，盲目夺取大城市脱离了实际，提出在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建立根据地、不断扩大人民武装力量，以求红色政权发展波浪式地向前扩大。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对武装斗争和在哪里搞武装斗争的认识，进一步成熟起来。面对武装到牙齿的凶残的日本侵略者，毛泽东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全民抗战，把劳动人民推上了战争的舞台，共产党员应该成为这个战争的最自觉的领导者。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有一句名言：“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在哪里抗战、怎样抗战?日寇占领华北、华东的城市和交通干线后，不可能占领广大乡村。敌后的广大乡村就成了人民军队的用武之地。毛泽东指示北方局、山东分局、115师、中原局和新四军的领导人：“集中一切力量为发展武装建立根据地而斗争，乃是你们最主要最主要的任务。要使干部明白，没有伟大革命武装与伟大革命根据地，抗日胜利是不可能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广大乡村发动农民建立根据地，通过持久抗战、民主抗战、游击抗战，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敌后战场的抗战比正面战场要艰难困苦得多，但人民军队奋勇向前，力量越抗越强，队伍越来越大。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无意实行政治民主，却一心想着取消解放区、取消人民军队，并仰仗美国的支持和国民党军数倍于人民军队的优势，不惜挑起内战。毛泽东一面亲赴重庆谈判，一面抓武装斗争，使蒋介石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没捡到便宜。1946年是国共两党在和平谈判和武装斗争两个方面胶着较量的一年。当毛泽东看到国民党正准备发动全面内战时，就指示各地必须抓紧练兵。6月，全面内战爆发。面对敌强我弱的形势，毛泽东指示各部不惜放弃一些城市和地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以求争取达到敌我力量的平衡并超过它。经过一年的武装拼搏，到1947年7月形势发生转变，解放军转入进攻，国民党军转入防御，军事上完全改观。12月，毛泽东在杨家沟会议上兴奋地说：“二十年来没有解决的力量对比的优势问题，今天解决了。”可以说，抗战胜利至1947年底是毛泽东武装斗争思想的一个重要发展期。

　　■“生产长一寸”，体现了对生产斗争和经济技术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武装斗争需要物质基础，离不开生产斗争和经济技术工作。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就认为“经济问题的相当的解决，实在值得每个党员注意”。他将“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作为红色政权存在的条件之一。在赣南闽西时期，他写下了《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我们的经济政策》《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多篇文章，论析了在开展武装斗争的同时发展生产和经济建设的重要性。

　　抗日战争更是需要物质基础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之所以能抗击一半以上的侵华日军和95%的伪军，之所以能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重要原因之一是在根据地特别是在陕甘宁边区开展了大生产运动。毛泽东是大生产运动的发起人和领导者。在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下，边区曾经到了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的极端困难的地步。对此，毛泽东动员道：“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们的回答。”

　　毛泽东将大生产运动看成人人有份、个个有责，谁都不可以置之身外的普遍的运动。他说：“只要我们全体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人人个个不但会打仗，会作群众工作，又会生产，我们就不怕任何困难，就会是孟夫子说过的：‘无敌于天下’。”

　　大生产运动通过劳动解决了吃的、穿的问题，还通过发展机器工业生产，增强了对工业、技术和管理的认识，增强了对整个经济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增强了对不久的将来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转变的认识。毛泽东认为，日本帝国主义敢于这样地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他在党的七大上提出了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奋斗目标，并反复强调进城后不要打烂机器，要保护机器发展工业生产。他动情地说：“如果说我们对于工业问题，对于大城市问题，对于经济问题，对于军队正规化问题，不能解决，那共产党就要灭亡。”

　　大生产运动还对革除轻视生产劳动、轻视经济技术工作、轻视劳动者的错误的旧观念，树立劳动光荣、劳动人民至上、生产力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新观念，产生了重大影响。当时，延安有些干部也存在着愿做党政军学工作，不愿做经济技术工作的问题，甚至有的女同志不愿嫁经济工作者，似乎认为他们是不大有名誉的人。毛泽东批评这些观点都是错得很的;批评孔子虽然也是圣人，但有一个缺点，就是不耕地;批评几千年来做官的不耕田，读书人也不耕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带头参加生产劳动，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也转到经济工作的岗位上，主持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这样就在边区和根据地开创了崇尚生产劳动的新风气和认识的新境界。

　　大生产运动不仅解决了边区和根据地军民吃的、穿的问题，而且使边区老百姓的粮食富余起来。中国共产党不仅靠这个坚持了抗日战争，而且靠这个赢得了解放战争。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在大生产运动所形成的正确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减租和生产两大任务是否能够完成，将最后地决定解放区政治军事斗争的胜负，各地切不可疏忽。”自1946年以后，毛泽东不断地思考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方针，由重视解决劳资关系到重视解决公私关系，至1948年2月在《关于工商业政策》的指示中，要求各地执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正确方针”。可以说，至1947年7月解放军所以能转到优势力量的一方，与全党全军重视生产和经济工作密不可分。

　　■“加强纪律性”，体现了对党的纪律和人民军队纪律重要性的认识

　　一个没有铁的纪律的党是不可能有领导力的，一个没有铁的纪律的军队是不可能有战斗力的。加强纪律教育，严明纪律，无疑是夺取解放战争胜利的必要条件之一。

　　毛泽东、朱德在带领红军第四军自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途中发布的布告中就提出：“平买平卖，事实为证，乱烧乱杀，在所必禁。”他们为红军规定了三大纪律：(一)不拿工人、农民、小商人一点东西;(二)打土豪归公;(三)一切行动听指挥。毛泽东强调“严格地执行纪律，废止对纪律的敷衍现象”;指出：“红军纪律是一种对群众的实际宣传，现在的纪律比前松懈了，因此给了群众以不好的影响。”“上门板，捆禾草，扫地，讲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照还，赔偿损失，这些都是红军宣传工作的一种，现在也做得不充分”;重申“严格地执行三条纪律”。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严肃地指出：“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没有纪律，党就无法率领群众与军队进行胜利的斗争。”他还在会上说：“鉴于张国焘严重地破坏纪律的行为，必须重申党的纪律：(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

　　毛泽东在延安领导的整风学习运动也与加强纪律性有关。整风学习运动分学习、改造学习、整风学习三个阶段。第三个阶段的标志是毛泽东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整顿就是用纪律来解决问题。当时，毛泽东说：“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这两者都不可少。”《改造我们的学习》用的是劝导的方式，《整顿党的作风》用的是加强纪律的方式。这两种方式并用，对打败教条主义，坚定地走从实际出发的中国自己的革命道路产生了积极而重大的影响。

　　毛泽东认为军队要有统一领导和纪律，才能战胜敌人。党也需要统一领导和纪律。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说：“一个军队，要有统一纪律，要听号令：立正，稍息，向左看，向右看，开步走，瞄准放。不然敌人在前面，一个往东放，一个往西放，是要被敌人消灭的。党这个军队也是一样，没有统一纪律，没有民主集中制，没有民主或者没有集中都不行。”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与纪律严明是密不可分的。

　　解放战争开始后，有的部队进入城市时发生破坏纪律之事。毛泽东要求各部队首长责成政治机关对此予以检讨，加强一切部队的纪律教育。他指示：“任何部队，在每一次行动前，必须进行一次公开的全体的纪律教育，并以按照当前具体情况应当注意的具体事项，在不泄露机密的条件下，明确地告诉一切指战员，方能于行动时使一切指战员遵守政治纪律，给人民以良好影响。”为防止部队进城后在没收官僚资本、保护民族工商业上出现偏差，毛泽东要求向全军施行政策与纪律教育，指示：“我军到任何地方，原则上不许没收任何商店及向任何商人捐款。官僚资本，在该地成为根据地时，亦只许由民主政府接收经营，不许军队没收或破坏。”当人民解放军转到优势力量后，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号召全军“必须提高纪律性”，还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

　　■“革命无不胜”，体现了对革命必胜的强大信心

　　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需要关注的因素很多，但最重要的因素主要有三点：重视军事工作，走符合中国实际的武装斗争的道路;重视生产和经济技术工作，既增加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又减轻其负担，夯实物质基础和群众基础;重视加强党和军队的纪律，增强党的领导力和军队的战斗力。

　　毛泽东这首诗所体现的重要思想，发端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成熟于抗日战争时期，发展于解放战争中。但是，这首诗产生于1948年。

　　这首诗定稿于1948年11月，但经过了半年多的酝酿过程。在5月初的城南庄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将战争引向蒋管区;要使后方农业、工业长一寸;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状态，已初步全面包含了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的思想。9月8日，毛泽东在西柏坡将上述三条思想主张作为战略任务提了出来：“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打倒国民党，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军队向前进，就要生产长一寸，不这样就没有饭吃。又必须加强纪律性，作战方式要逐渐正规化。”经过九、十两月的胜利，特别是辽沈战役及济南战役的胜利，毛泽东感到打倒国民党大概只需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即可达到。11月11日，毛泽东在一封电报中指出：“我军大约再以一年左右的时间，再歼其一百个师左右，即可能达成这一目的。但要全部解决国民党并占领全国，则尚须要更多的时间。我党我军仍须稳步前进，不骄不躁，以求全胜。我们的口号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这样，“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就以口号的形式正式产生了。

　　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进一步丰富了这首诗的思想。面临夺取全国胜利的新形势，军队怎样向前进?毛泽东指出：人民解放军“绝对不可以稍微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任何松懈战斗意志的思想和轻敌的思想，都是错误的”。“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又是一个工作队”，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时，党和军队“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面临夺取全国胜利的新形势，生产怎样长一寸?毛泽东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城市中其他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面临夺取全国胜利的新形势，怎样加强纪律性?毛泽东指出：“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认为，军队参加生产的成效之一是增强纪律性，反对军队借生产之名而经商的违反纪律的行为;加强纪律性，重要的是在自觉性上。他说：“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很多苹果，我们的战士一个都不去拿。我看了那个消息很感动。在这个问题上，战士们自觉地认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我们的纪律就建筑在这个自觉性上边。”

　　■“我们的口号”揭示的真理性认识对于今天仍有重要启示

　　这至少体现在以下几点：

　　其一，人民军队只有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前进，才能发挥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钢铁长城的作用;没有一个与时代同步伐的过得硬的人民军队，霸权主义及其追随者总是要欺负中国的;正如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所指出的，把“力量”二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都没有用。

　　其二，生产和经济技术只有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在此条件下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才能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物质基础和群众基础;这个基础不牢固，“力量”就是空的;中国共产党是通过重视这个基础把革命搞成功的，中国共产党也一定能够通过重视这个基础，把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搞成功。

　　其三，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只有自觉地加强纪律性，才能在时代和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发挥其领导力和战斗力;一个纪律松懈的党是不可能有领导力的，一个纪律松懈的军队是不可能有战斗力的;严明纪律、步调一致，这是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搞成功的可靠保证。

　　(作者为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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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形成小史

　　1927年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领工农红军向井冈山进发。有的战士纪律性不强，饿了就顺手挖了老乡的红薯吃，老乡对此颇有意见;有的战士不听指挥，打土豪没收的东西不交公，塞入自己的腰包。于是在部队出发前，毛泽东郑重宣布了三大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第三，打土豪要归公，这也成为中国工农红军“三大纪律”的雏形。

　　1928年1月25日，根据群众的反映意见，毛泽东又提出了“六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1929年1月，根据形势的发展，“六项注意”中又增加了洗澡要避女人、不搜俘虏的腰包，从而形成了最初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中，“行动听指挥”改为“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打土豪要归公”改为“筹款要归公”，后又改为“一切缴获要归公”。

　　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又称“双十训令”)，对原先“各地各军略有出入”的内容作了统一规定。“三大纪律”是：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是：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自此，“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以训令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全军的统一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