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范(1905—1996)生于浙江嘉善县(今上海市金山县)，上海法学院毕业后赴美国哈佛大学深造。1924年进入上海邮政局工作，先后任上海市总工会主席、中国劳动协会常务理事和理事长，多次参加国际劳工大会，曾任世界工会联合会副主席。1948年到解放区参加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新中国成立后，朱学范历任邮电部部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副主席、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第六、七、八、九届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六、七届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名誉主席等职。

　　在国际工会的舞台上作正义呼唤

　　1922年，17岁的朱学范由于家中经济困难，辍学当了工人。1924年他参加了上海邮局招工考试，被录取为邮务生。

　　1925年5月中旬，日本纱厂工人顾正红被日本厂方枪击逝世。惨案发生后，沪西区一部分内外棉纱工人奋起反对日本资本家暴行。朱学范在上海邮局栈房间动员职工募捐支援罢工工人，工友们公推他将捐款送到上海总工会。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李立三接待了他，向他了解邮局职工反帝运动。

　　16日，邮局各基层单位的活动分子在闸北集会，朱学范代表栈房间工人参加，大家决定一是发动罢工，二是建立工会。经过上海邮局全面罢工的斗争，邮工们取得了胜利。

　　1935年中国劳动协会成立。朱学范作为劳协领导人之一，在组织劳工群众进行合法斗争的同时，与协会内部代表国民党反动势力的工贼进行了不屈的斗争。在斗争实践中，他不断探求中国劳工运动的正确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特别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给他以深刻的启示，从而自觉自愿地接近中国共产党。

　　1936年6月，朱学范参加第二十届国际劳工大会。随后应邀在莫斯科进行访问参观，苏联工人阶级的劳动热情，给了他深刻印象。1937年4月，国际劳工组织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纺织工业会议，6月在日内瓦召开第二十三届国际劳工大会，国民党政府派朱学范出席这两次会议。

　　在国际纺织工业会议结束后，朱学范在美国进行了参观访问，美国组织工会的自由和它在社会上较高的地位，给朱学范留下了较深的印象，他也由此产生了强烈的愿望，中国工人必须有组织工会的自由，要组织全国性的产业工会、职业工会和工会联合会，使工会成为社会上强大的力量。朱学范还拜访了美国共产党主席白劳德，并向他介绍了中国劳工运动和中国抗战的情况。在日内瓦第二十三届国际劳工大会上，朱学范被选为国际劳工组织理事会候补理事，成为中国第一个入选理事会的劳方代表。

　　从1937年下半年起，日本侵略者开始用枪炮和刺刀血洗中国大地，中华民族反抗的烽火此伏彼起，中国成为全世界最为关注的焦点。

　　1938年6月的一天，在日内瓦新建的国际联盟大厦会议厅里，国际劳工大会正在举行，来自世界各地各种肤色的代表们在凝神倾听中国劳工代表朱学范悲愤的演讲。中国工人的痛苦，并不止于失业，他们很多因敌人的炮火或空炸而死伤，幸而不死的有些逃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又因为没有工做，不能不依靠社会救济以图存，那些因为身体的或经济的困难，而不能随同中国军队撤退的，便被敌人残杀，或是强迫担任军事劳作，他们的财物都被抢掠，他们的孩儿，因为不堪役用惨遭杀戮，他们的妻子被视为战利品被侮辱强奸。这是血泪的控诉，在场的每一个人无不为之动容。

　　在演讲的最后，他恳切地告诫各国代表：“现在世界上不止一个地方广泛而真实的侵略战争的恐怖正弥漫着，深刻地影响工人和他们的家属的生存，且阻碍一般的社会进步，国际劳工组织是为了维持世界永久和平的愿望而设立的，它是为和平而存在，它也是在和平里才能存在……请本组织各会员一致地、英勇地保障和平、维护正义，唯有如此，这国际劳工组织才有存在的价值。”

　　这是正义的呼唤，话声刚落，代表们立即报以赞同的掌声。美国劳工代表瓦特最先表态，他说：“中国被侵略，中国工人受蹂躏，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不应忽视。”加拿大、澳洲、法国等国的劳工代表也都纷纷发表了支持中国工人的演说。

　　1939年从日内瓦参加国际劳工大会返回重庆，9月，在重庆拜会周恩来，就劳协与边区工会公开合作并共同开展国际活动等问题交换意见。周恩来表示，这样很好，我来向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建议，加入中国劳动协会为会员共同开展工会活动。

　　工会工作的感同身受使他与国民党彻底决裂

　　1945年6月22日，朱学范在重庆收到中共代表邓发的电报，得知因国民党当局的阻挠，解放区工会代表无法参加世界工会代表会议的情况。接到电报后，朱学范与易礼容一起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会见了中共代表王若飞，商谈了中国工会组织统一代表团出席于当年9月在巴黎召开的世界工会大会的问题，并表明劳协的态度，同意解放区工会派代表参加中国劳动协会代表团，请他转告周恩来。

　　9月8日，周恩来和王若飞应邀参加了中国劳动协会重庆工人社的开幕典礼。周恩来同朱学范详谈了关于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工会团结统一问题，并提出了具体意见，朱学范完全同意。会后，在朱学范的力争和国际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当局虽极力阻挠，但不得不同意邓发参加中国劳动协会代表团。

　　此时正值国共两党重庆谈判，9月10日，朱学范受到邀请，到上清寺会见毛泽东。朱学范向毛泽东介绍了劳动协会的活动情况，特别表达了劳协同解放区工会的合作，共同开展国际活动和实现全国工会统一愿望。毛泽东赞许说：“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我支持你们。”通过与毛泽东的谈话，朱学范增强了为争取和平民主而努力的决心和信心。

　　在朱学范的帮助下，邓发成功出席了在同年9月至10月间巴黎召开的世界工会代表大会，并在会上代表中国劳动协会代表团发言。在这次会议上，朱学范当选为世界工联副主席、执行委员，邓发当选为世界工联候补执行委员、理事，中共党员刘宁一当选为世界工联候补理事。11月5日至15日，朱学范和邓发又出席了在巴黎召开的第二十七届国际劳工大会。这是解放区工会代表第一次参加世界工会和国际劳工大会，朱学范为此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46年1月26日，朱学范和邓发回到重庆。此时政治协商会议即将闭幕，国民党统治区掀起了反内战的民主运动。面对这一形势，朱学范认为劳协有必要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经与易礼容商量后，朱学范决定以解放区工会的八项主张为基础，起草《中国劳动协会二十三条政治主张》。这个文件的发表，在国内劳工界和民主党派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但也遭到了国民党内顽固分子的责难和攻击。

　　2月10日，重庆发生校场口事件，朱学范目睹了国民党特务的暴行。11日，他同李德全、阎宝航到上清寺国民党中央党部向秘书长吴铁城提出强烈抗议。但国民党当局倒打一耙，诬陷劳协是破坏会场的“暴徒”，朱学范是“打手”。国民党重庆地方法院还控告李公朴、朱学范等人“公然聚众强暴胁迫扰乱集会并伤害他人身体”。朱学范和劳协聘请史良等人为辩护律师，法院只开庭审理了一次便不了了之。

　　1946年4月8日，邓发因飞机失事遇难。同月下旬，朱学范不顾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单独前往中共代表团在南京的驻地梅园新村，拜会周恩来，请求解放区工会派新代表接替邓发的问题。周恩来在同他的谈话中，提出最主要的问题是，解放区工会与中国劳协如何共同开展国际联络和宣传活动，与世界各国工会和工人群众建立广泛的联系。

　　6月，朱学范和解放区工会代表刘宁一出席了在莫斯科世界工联执行委员会议。27日，苏联工会中央理事会在莫斯科圆柱大厦召开群众大会，并邀请朱学范讲话。会议期间朱学范和刘宁一还在莫斯科进行参观访问。从此以后，刘宁一成为朱学范和周恩来、中共中央的联系人。在劳协与国民党斗争激烈的时刻，在劳协的发展处于危急的关头，刘宁一给了朱学范许多帮助，使他能够克服困难，走上与国民党政府彻底决裂的革命道路。

　　在风雨如晦的时局中进行民主斗争

　　1946年6月，全国内战爆发后，朱学范积极投入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爱国民主运动中。国民党当局对朱学范的政治态度和活动越来越仇视，并加紧了对劳协的迫害。8月6日，国民党重庆市总工会在警察局刑警队的配合下，“接收”了重庆工人福利社、劳动协会分会等单位，并逮捕福利社主任周颖等干部和工会38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重庆“八六”事件。

　　事件发生后，朱学范积极动员国内舆论力量，举行记者招待会，并向世界工联、各大国总工会特别是美国劳联和产联发电报，说明事实真相。国内外舆论对“八六”事件的反映十分强烈，大大出乎国民党当局的意料。国民党当局为了缩小事态，把这一事件说成是重庆市总工会同劳协的纠纷，并企图拉拢朱学范。蒋介石还亲自在庐山接见朱学范，逼他就范。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释放劳协被捕人员，但对朱学范等人仍提起“公诉”，以便为以后迫害朱学范留下借口。

　　11月，国民党召开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由于朱学范是国内劳工界选出的“国民大会”代表，国民党当局极力拉拢他参加“国民大会”。当时，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纷纷表示反对国民党召开“国民大会”，并谴责国民党违反政协决议。朱学范经过认真考虑，毅然决定不参加会议，表明他决心与国民党当局分道扬镳。不久，朱学范发表《上海声明》，并离开上海来到香港。从此，劳动协会和朱学范个人走上了新的革命征途，为维护中国工会运动的团结统一，为建立一个独立、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

　　朱学范到香港后，会见了中共南方局领导方方等人，并同民主党派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国民党当局对朱学范十分仇恨，派特务对他进行暗害，使他遭遇到神秘的“车祸”，右肩骨折断。

　　朱学范被撞伤的消息由香港《华商报》报道后，全国各界人士对此极为关切，慰问电从国内外纷纷发来。在朱学范住院的第三天，周恩来即派刘宁一代表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工会专程从上海到香港慰问，并携来解放区工会缴纳给劳协的会费，支持劳协在香港继续斗争。中共领导人刘少奇从延安发来慰问电，世界工联总书记路易·赛扬也从巴黎发来慰问电。

　　在当时艰难的处境中，中共和全国人民给朱学范以有力的支持。朱学范内心非常感激，更加增强了与国民党独裁决裂的决心和勇气。他对刘宁一说：“谢谢党中央，谢谢毛主席、周副主席、少奇同志，谢谢同志们!”

　　国民党当局为了限制朱学范在世界工联的活动，竟吊销了他的出国护照。朱学范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巧妙地与国民党当局周旋，成功地与刘宁一 一起出席了于1947年6月在布拉格举行的世界工联理事会会议。国民党当局为了破坏朱学范在国际的声誉，又给他扣上“贪污美援”的罪名。美国产联于1947年1月专门派人进行调查，并到香港会见朱学范，朱学范介绍了事件的真相。通过调查，调查人员声明，朱学范没有挪用美援，重庆市总工会的控告完全是政治陷害。

　　在香港期间，朱学范与何香凝、李济深等国民党著名民主人物密切接触，参与了民革的创建工作。朱学范在布拉格参加世界工联会议后，又赴日内瓦参加国际劳工理事会，7月动身赴美国。他在旧金山会见了冯玉祥将军，商谈关于成立革命组织的问题。冯玉祥根据谈话内容写了一封信，托朱学范代表他回港送给李济深。8月底，朱学范从美国回到香港，把冯玉祥的信交给李济深和何香凝，并全力投入到民革组织的筹建工作中。

　　1947年11月25日召开了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联合第二次代表大会，朱学范被选为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1948年1月8日，朱学范在伦敦发表《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明确表示拥护消灭蒋介石政权的民主革命运动，拥护土地革命，拥护民主统一战线，反对美国政府的魏德迈计划及马歇尔计划。

　　2月中旬，朱学范到达莫斯科。在那里他亲眼目睹了社会主义制度下苏联人民战后重建，一派欣欣向荣的生活景象。朱学范感触很深，最大的收获是进一步认清了当时世界上确实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并立的局面;社会主义阵营必须团结起来;中国革命要“一边倒”，没有中间路线可走等问题。于是他给在香港的民革领导人李济深写了一封长信，信中着重就反对中间路线和“一边倒”谈了体会，并进一步明确提出民革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朱学范在信中说“中国的中间路线，自从政协被破坏，中共代表被逼退出以后，已经死去了。这次民盟被解散，蒋介石已经发了疯狂。中间路线已经死定，更为明显。中国革命的本质是反帝反封建”;“我们如果认清了中间路线已经死去的话，那么我们要选择我们革命同伴。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无疑的要选择一个民主阵容和革命集团来作我们同伴，这个民主阵容就是苏联，这个革命集团就是中共和民主党派之统一战线”。

　　抗战胜利后，民主党派中的少数人幻想走第三条道路(中间路线)，即用和平改良的办法使国民党政府“刷新政治”。中国共产党一直以团结、批评、教育的方法对待民主党派中出现的第三条道路的主张。因此，在给李济深写信的同时，朱学范还给他的老师、民盟领导人沈钧儒去信就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反对中间路线问题谈了看法。正如沈钧儒后来所言，朱学范的言行，对纠正民主党派的第三条道路的思想倾向，促成民主党派“一边倒”和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及推进香港的民主党派参加新政协运动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思想上推动民革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

　　根据中共中央的安排，1948年2月28日，朱学范经苏联回国来到哈尔滨，受到热烈欢迎。他在到达东北解放区的第二天，即致电毛泽东和周恩来表明接受中共中央领导，为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事业奋斗的决心。

　　他在接受《东北日报》采访时，再次表示：“经验证明这种胜利只有在先进政党领导之下的人民民主大团结才有保证。只有在中共及毛主席领导之下，方能完成彻底解放自己的历史伟业。”“在反蒋的斗争中，决无中间路线可循。”

　　3月4日，毛主席、周恩来复电朱学范，对朱学范的来电表示热烈的欢迎。朱学范到达哈尔滨后接到民革领导人李济深的复信和复电，对中间路线问题李济深表示赞同朱学范的意见。李济深认为，朱学范致毛主席、周恩来的电报是第一份代表民革向中共中央领导人表示接受他们领导的电报。李济深还委托朱学范代表民革向中共中央表示民革愿意与中共合作，共商国是，并尽早成立新政协和民主联合政府等问题交换意见。

　　在东北解放区，朱学范先后到农村、工厂、煤矿参观和学习。3月底，朱学范根据自己在解放区一个月的学习和考察体会逐渐形成的政治见解，再次给李济深写信，就民革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谈了自己的看法。通过学习和实践，朱学范进一步体会和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及对“中间路线”、“一边倒”和“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诸问题，实质核心问题就是“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也都迎刃而解。因此，他在给李济深的信中旗帜鲜明地表明了民革要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态度，他指出“在今天民主革命斗争中，只有由中共坚决领导才能得到革命最后的胜利。不但如此，将来革命胜利后，在民主建设中，中共是第一大党来领导建国工作。”以上论述，体现出朱学范对历史发展趋势的准确把握。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口号发布后，朱学范积极响应，完全拥护。当时他有一个想法，要实现“五一口号”中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号召，在工人阶级和工会方面，就面临着成立全国统一的工会领导机构问题，这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全国工人阶级组织起来，统一领导，成为坚强的阶级力量，才能获得革命斗争的胜利。为此，他通过李立三向解放区职工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建议，由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中国劳动协会共同发起召开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成立全国统一的工会领导机构，以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中共中央东北局采纳了朱学范的建议。

　　10月8日，中共中央将制定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征求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王绍鏊、高崇民和朱学范等人的意见。10月21日，中共中央东北局负责人高岗、李富春，与这些民主人士就“新政协诸问题”召开座谈会。会上，朱学范再次就领导权问题着重谈了自己的看法。

　　他说：“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新政协乃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参加新政协的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必须根除‘第三条道路’的幻想，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唯其如此，新中国才能强盛，孙中山先生救国救民的主张和革命的三民主义才得以真正的实现。”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通过越来越多地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实践，民革内部的思想逐渐得到统一，认识到三民主义已无法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不可替代的领导作用，体会到新民主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差别，很快完成了自身的转变。

　　1949年1月22日，民革、民联、民促已进入解放区的主要负责人李济深、谭平山、蔡廷锴、朱学范、朱蕴山等，同其他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共55人，联名发表了《对时局的意见》，拥护和支持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这是民革第一次以组织名义公开表明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态度，标志着民革的重大政治转变。

　　1949年2月25日，朱学范等35名国民党统治区到达东北的民主人士，在林伯渠等人的陪同下，从沈阳来到北平。随后，他参加了新政协筹备的一系列工作，积极投入到共同纲领小组的繁重工作中。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于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朱学范作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代表参加了筹备会和政协一次全会。

　　10月l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朱学范参加了开国大典，见证了一个伟大的历史时刻。

　　1949年10月19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的第三次会议上，朱学范被任命为邮电部部长，作为民主党派的代表参加了国家政权。

　　朱学范早年从事邮务工作，有丰富的业务知识和实践经验。在他主持邮电部第一次部务会议时指出：“过去的人民邮政、电信业已有光荣的历史，伟大的成功。随着今天伟大的建设，也可以预知，一定有着伟大的将来，我们怎样去创造将来，这就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为人民服务，把邮政电信搞好。”

　　朱学范在担任邮电部长的十几年间，经常深入基层第一线，调查研究、了解情况、解决问题。他为中国邮电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呕心沥血，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我的心始终和邮电事业连在一起”

　　“文化大革命”中，朱学范遭到冲击和迫害。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朱学范得到平反。1978年2月，朱学范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后又任副委员长。

　　朱学范恢复工作以后，很快参加了民革组织的恢复和民革所开展的各项工作，并到各地进行调研，就如何开展民革工作提出建议。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统一战线和民主党派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1979年10月，民革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朱学范作关于修改民革章程的报告，并在民革第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民革中央副主席。

　　在对台工作方面，朱学范和其他民革成员开展了一系列工作。1980年元旦，朱学范通过广播向台湾方面发表了新年致词。1981年，朱学范在《愿海峡两岸早日互通佳音》一文中写道：“‘三通’是和平统一的先声，通邮又是‘三通’的先声。”他感叹道：“为什么要让两岸同胞为通一封平安家信有的竟要绕半年地球呢?”文章发表后，在海外产生了很大影响。

　　朱学范始终关注着我国的邮电事业。1984年6月，朱学范应上海市市长汪道涵的邀请，到上海指导邮电通信改革，制订邮电发展规划。他在上海3个星期，召开9次调查会，请工程技术专家和管理干部共同商讨，拟出了《关于加强上海邮电通信建设，缓和通信紧张的汇报提纲》，提出邮电建设事业的发展，不仅应与国民经济的发展同步，而且要争取适度超前。

　　朱学范为了促进我国沿海城市通信的改革，以古稀之年还先后应邀到北京、天津、广州、福州和烟台等城市，调查邮电通信的紧张状况，与地方政府领导和邮电干部职工研究加快改革步伐，实现通信现代化的措施。

　　1985年3月1日，朱学范给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写了一封信，反映自己对发展我国邮电通信事业的设想。在信中他总结了上海、烟台等地的经验，提出：依靠国家给予的政策，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依靠技术进步，用先进技术改造通信网;鉴于目前城市通信的紧张状况，而通信网的建设周期较长，需要采取若干应急措施;我国幅员辽阔，底子较薄，发展通信事业一定要有重点地进行，不能平均使用力量，更切忌一哄而起。这封信引起彭真委员长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高度重视。

　　朱学范常说：“作为一个老邮工和首任邮电部长，我的心始终和邮电事业连在一起的。”1985年12月，80岁高龄的朱学范又不辞辛苦，对北京、上海、天津、石家庄等城市的邮电事业两次进行专门的调研，并给国务院领导同志写了报告，就当时的邮政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国务院领导对此十分重视，并作了批示。

　　1988年1月1日，民革六届五中全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召开，朱学范当选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主席。这一年他应《经济参考》的邀请，撰写了《大家都来关心邮政，办好邮政》，两次呼吁加快发展邮电事业。1989年11月，朱学范在京、津、沪第三次、华东地区第一次邮电经济学术交流会上发言，指出邮电改革的下一步，希望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把引进新技术和我们自己掌握的技术、现货通信设备的国产化结合起来。

　　1994年5月，朱学范在病中仍念念不忘我国的邮电事业，他促成台湾统一集团到祖国大陆为实现通讯现代化投资10亿美元。朱学范对我国邮电通信事业的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呕心沥血，作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