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0月，一部“绝对不能算作正式的或正统的文献”(作者语)的采访纪实报告集，由英国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仅仅几个星期，该书竟行销5版，10余万册;第二年1月，此书美国版又由著名的兰登书屋发行。接下来，俄文、法文、瑞典文本等又陆续面世。很短时间，该书成了一部国际畅销作品，而且在中国国内，它也成了一部传播很快，影响甚广、甚大，至今看去仍然富有教益的著述。这部作品，就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此前不久冒险深入正被围攻的陕甘宁边区，与一批著名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交谈、采访，写作完成的《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今译名《西行漫记》)。

　　一

　　1936年6月，已在中国待了几年，但对这个国度许多问题仍然不能清楚的斯诺，带着对革命与战争、原因及目的等众多疑问，尤其对中国西部那一块被宣传为可怕的“共匪”区域，充满了解的渴望。经过一些共产党员及爱国人士的帮助，他由北平出发，经过西安，冒着生命危险，进入陕甘宁边区，成为来到这个红色区域进行采访的第一个西方记者。

　　到达陕北后，斯诺见到的中共第一个高级领导人是周恩来。很短时间的接触，使斯诺对周恩来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他头脑冷静，善于分析推理，讲究实际经验。他态度温和地说出来的话，同国民党宣传9年来诬蔑共产党人是什么‘无知土匪’‘强盗’和其他爱用的骂人的话，形成了奇特的对照。”此后，斯诺见到了毛泽东、彭德怀、林伯渠、林彪、徐海东、徐特立……这一批被外界传为可怕的“匪首”人物，并与他们进行了十分深入的交谈。此外，为获得第一手资料，斯诺还从保安(当时的临时“红都”)出发，经过长途跋涉，到达了宁夏南部的预旺县，这已是和国民党部队作战的前沿阵地了，然后冒着炮火折返保安。在获得了大量、丰富、新鲜的采访及实地考察资料后，返回北平的斯诺，开始写作系列通讯报道。这批报道最先在斯诺供职的英、美数家报纸发表。发布之初，便因其全然不同的形象和声音，引起轰动。接下来，这些作品被汇聚起来，由英、美几家大的出版公司发行，这就是《红星照耀中国》的大致来历。

　　这样一部作品，对于只能通过合法政府的宣传来了解中国现实的外国人士来说，当然是异常新颖的，所以，受到欢迎是很容易理解的。可在中国国内，由于当时资讯不发达，由于一边倒的媒体宣传，真正了解这些内容的人并不多，所以将它们传递出去，甚至比向国外发行更重要。当然，由于当时国内的政治背景，要将《红星照耀中国》出版发行，难度反而比向国外发行要大得多。

　　然而，距离伦敦戈兰茨公司首次出版不过4个月，一部以“复社”名义印制的中文译本居然在国内发行出来。是谁，在怎样一种机缘下，又冒着怎样的风险，组织翻译并出版了这部“违禁”书籍?这部《红星照耀中国》的中文译本的组织翻译出版者，就是当时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国际宣传委员会负责人——胡愈之。

　　二

　　胡愈之负责的国际宣传委员会，是专门对外国记者发布消息的一个机构。当时的上海，每天下午3时，都在国际饭店顶楼召开茶话会，招待外国记者。会上，负责人胡愈之先请国民党部队的代表报告战讯，公布消息。为了传布真实消息，宣传委员会把当时从秘密的中共临时办事处(即八路军办事处的前身)那里得到及听到的消息，编成文稿，译为英文，印成单张，等到国民党代表一讲完，就把这份材料分送给记者，受到外国记者的欢迎。通过这办法，胡愈之结识了很多外国记者。斯诺就是这些外国记者中的一个。

　　斯诺当时的公开身份是燕京大学教授。北平沦陷之后，他来到上海重操旧业当记者，替几家英、美报刊写稿。与胡愈之认识之后，斯诺告诉对方，自己曾去过陕北，还给胡看过许多自己在陕北期间为一些战士、群众、共产党领袖人物拍的照片。一天，斯诺收到英国航空寄来的一部作品样本。外国出版社有规定，要把印出的第一本样书送给作者审查，所以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胡愈之便向斯诺借阅，这就是那部后来闻名中外的《红星照耀中国》英文原本。

　　胡愈之仔细阅读了该书后，发现这真是一本难能可贵的著作。由于当时胡愈之还不完全了解斯诺的情况，对这部书内容的可靠性，还不能确定。于是，他去找上海中共临时办事处的刘少文了解情况。刘少文刚从陕北来不久，他告诉胡愈之，斯诺确实到了陕北。毛泽东亲自接待了斯诺，他们之间谈了很长时间。斯诺的许多材料，都是经过记录、翻译，又经毛泽东审定的，所以书的内容是可靠的;从斯诺文章表达的态度看，对我们也是友好的。经过这样一番了解，胡愈之决定组织人手，马上把这部书翻译过来。

　　当时，胡愈之与一些进步文化人，组织了一个“星二座谈会”，即每周二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地下室餐厅集会，讨论研究抗日宣传问题。这些文化人中，有王厂青、梅益、林淡秋、冯宾符、傅东华、许达等。胡愈之在一次座谈会上，提出了翻译出版《红星照耀中国》的想法。大家听后，一致表示支持。

　　当时局势比较动荡，胡愈之没有什么资金支持。得知这一情况，这些进步文人在同意参与翻译该书的同时，相约不取稿酬，有能力者还须为书的出版奉献一点资金。之后，胡愈之找到斯诺，希望他能将该书交由他们翻译出版。斯诺了解到这些情况，表示理解和支持。他不仅将自己珍贵的样本赠送出来作翻译底本，还将版权无条件让出;更就该书出版后发现的一些时间或史实上的错误等做了多处订正，有的章节进行了重写，这样就保证了这部在中国出版发行的作品，相较英美文本，更加可靠，更为完善。

　　参与这部书翻译的文化人共有12位(一说11位)。他们是应该被历史记住的：王厂青、林淡秋、梅益、陈仲安、章育武、吴景崧、胡仲持、冯宾符、许达、傅东华、邵宗汉、倪文宙。《红星照耀中国》一共12章，30万字，这12位文化人每人分得一章。由于没有更多底本，这本珍贵的样书，被拆散开来，各人拿一部分回去自己翻译。

　　作为组织者，胡愈之做了大量工作。首先，作品中的许多内容，以前完全不了解。一些事件、人物，几乎不知道该如何翻译。胡愈之一方面找原作者斯诺进行询问，另一方面通过刘少文了解。尽管如此，到翻译完成准备出版时，一小部分英译人名、地名及专有名词，仍然无法落实，只好音译。

　　三

　　在翻译过程中，胡愈之对该书的形成，有了更多的了解。斯诺告诉胡愈之，他在陕北与周恩来谈话时，是详细作了记录的。之后再念给周恩来听，经过周的核正，才写成校订过的草稿。对毛泽东的采访，是由吴亮平做翻译，连续10多日。当时毛泽东谈兴很浓，有时甚至通宵达旦。毛泽东在讲述时，斯诺先按口译的英文记下，然后整理、进一步誊清，由中英文俱佳的黄华(按：后来曾任外交部部长)翻译为中文，交毛泽东审阅、修改后，将修改内容再通过黄华在英文稿上改订，退还斯诺。所以有关毛泽东的谈话部分，斯诺认为是忠实谈话者原意的。这一部分，成了后来许多年人们了解、研究毛泽东的最原始、也最基础的材料。

　　斯诺还告诉胡愈之有关该书书名的来历。当初定书名时，斯诺曾拟过五六个，几位朋友一致选中《红星在中国》(《Red Star in China》)。后来，斯诺在美国的出版经纪人海瑞塔·赫茨在给斯诺回信，叙述她是如何赏识这部书稿时，却将书名写作《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这也许是赫茨内心的一个想法，可写出来却实实在在是一个误会。当斯诺看到这个阴错阳差的书名后，不禁拍案叫绝，立即决定用它作正式的书名。

　　翻译工作即将完成时，胡愈之提出请斯诺写一个序言，斯诺在很短时间完成了。在这篇序言里，斯诺表达了这样的认识：

　　“这一本书出版之后，居然风行各国，与其说是由于这一本著作的风格和形式，倒不如说是由于这一本书的内容罢。从字面上讲起来，这一本书是我写的，这是真的。可是从最实际主义的意义来讲，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

　　对于书中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林伯渠等红军著名领袖口述的内容，以及与其他数十位普通战士、农民、工人、知识分子的谈话，斯诺以为“读者可以约略窥知使他们成为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凡是这些，断不是一个作家所能创造出来的。这些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对于毛泽东和彭德怀的长篇谈话，斯诺更如此形容：“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言辞，解释中国革命的原因和目的。”

　　面对本书内容的提供者，斯诺亲切地说：

　　“我愿意感谢在前红军中各位朋友，因为当我在他们那里做客的时候，受了他们的慷慨而亲切的款待。我以门外汉的资格，来写他们的故事，一定有许多缺点和不正确的地方，这得请他们原谅。创造这本书的故事的勇敢的男女战士，现在正在每天用了英勇的牺牲精神，在写着许多的别的书，对于这些男女战士，我愿意和他们握手道贺。原来在这些老资格的‘赤匪’之中，有许多位，是我在中国十年以来所遇见过的最优秀的男女哩。”

　　对于这个中文译本，斯诺说：“现在这本书的出版与我无关，这是由复社发刊的。据我所了解，复社是由读者自己组织起来的非营利性质的出版机关。因此，我愿意把我的一些材料和版权让给他们，希望这一个译本，能够像他们所预期那样，有广大的销路，因而对于中国会有些帮助。”

　　斯诺序言之外，胡愈之还写了一个译者附记。在这篇“附记”里，胡愈之对本书作者斯诺的生平作了介绍，对这个中文译本有关情况作了进一步交代：“英文初版发行后，作者发现了许多错误，决定在再版修正，第十一章中删去了一个整节。第十章中关于朱德的一节完全重写过。此外还改正了许多字句。现在中译本，系照作者的修正本译出。有许多字句和英文初版不相同的地方，都是作者自己改正的。”

　　除此之外，这部中文译本，还有比其他英文译本更完善的地方：“中译本所用图片，差不多全部是英美版本所不曾登载过的。其中许多人物照片，还是破天荒第一次公开登载。”当然，限于条件，该书即使在中国出版，还存在着许多不足：“在翻译本书的时候，曾经用极大的力量查出了那些英译人地名及各种专名的原文。这对于读者有很多的便利。自然还有一小部分无法查出，只好译音。”翻译者十分诚实，他们还希望“读者有知道这些原名的，希望通知，在再版改正”。

　　当然，胡愈之还特别感谢了斯诺及其夫人：“但是无论如何，读过这一本书的人，都不能不承认作者和他夫人韦尔斯女士是真正的中国的朋友。假如没有热诚和丰富的同情，不能写出如此动人的报告文学，而对于这在艰苦的经历中斗争的中国民族，没有深刻的理解，也断不能有像本书作者那种奇异的收获。”

　　应该说，斯诺的这一部作品，“在这伟大的艰苦的年头，没有比中美两大民主共和国的友谊，更值得重视的。而埃德加·斯诺先生这一本巨著，却是用这伟大的友谊当作养料所栽植的鲜艳的花。我们从这里更加坚信全世界民主国联合战线的胜利前途了”。

　　四

　　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内，全书便翻译完成。但是，在当时要出版这样一部书，是相当困难的。由于该书的敏感内容，没有出版社愿意接受出版;再就是缺乏资金，连买印刷纸的钱都没有。怎么办?没有出版社，就自设一个。设一个什么好呢?胡愈之临时想了一个“复社”的名字。中国当时处在民族战争的危难关头，“复社”者，复兴中华也。复社地址就设在胡愈之的家里，对外用“救国会”同仁张宗麟为“经理”的名义。没有资金，胡愈之除去四处找人帮助。(笔者按：有资料说，当时组织指派艾思奇去向上海市各界后援会主席杜月笙介绍情况，杜为抗日拿出1000元支持出版《西行漫记》一书。还与印刷厂进行了联系。)

　　当时大部分书店、出版社都搬到了内地，可印刷机器笨重，无法搬走。印刷厂的职工也失业了。胡愈之与他们商量，可否先帮助印刷，等书籍卖出钱后再付印刷费，工人们同意了。可买纸的钱还是没有，咋办?一起参与翻译的同仁先凑一点，其他便用预约的办法筹集。这本书的定价是2.5元，预约只用交款1元，发一张预约券，书出版后凭券就可以领书，这样就优惠了1.5元。通过这样的方法，终于筹到了可以买纸的1000多元资金。

　　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斯诺这部书的书名——“红星照耀中国”实在“扎眼”。为了能够较为顺利地发行，胡愈之决定用一个既普通又能够反映出书中内容的题目，于是，《西行漫记》便出现了。

　　为什么用这样一个名字，后来胡愈之解释说：“斯诺的原书名直译过来是《中国天空上的红星》，在当时的情况下当然不能照译。我们就改用一个隐讳些的书名。为什么要叫《西行漫记》?因为在工农红军长征以后，关于我们党在西北情况的比较真实客观的报道，只有一本书：范长江同志写的《中国的西北角》。范长江同志当时是《大公报》记者，他跟随国民党部队去了西北，写了一系列关于红军的报道，后来集印为这本书，限于当时条件，不能写得很明显，但是已经很受欢迎了。从此，‘西’或‘西北’就成了我们党所在地的代称。《西行漫记》这书名，一般人看了就可以联想到我们党。”

　　就在该书英、美版印出不过数月后，中文译本也于1938年2月出版发行。因为资金等问题，第一次的印数只有1000本(一说2000本。此处取胡愈之回忆说法)。虽然从书名看，人们还不大容易猜到书的内容，等一发行开来，读者知道其中是写红军，写共产党，写陕北根据地的情形，买书的人便踊跃起来。同年4月《西行漫记》再版，10月出第三版，11月出第四版。不到一年功夫，竟连续出到四版。在当时兵荒马乱的历史环境里，一本书能印出这么多，真正不易。当然，红军战士和领袖共同英勇奋斗，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内容，给了正遭受外敌侵略的国人以胜利的鼓舞和信念，这应当是真正吸引读者的关键。

　　《西行漫记》正式发行之前，还出了这样一个插曲：样书印出后，胡愈之十分高兴。他赶紧拿上几册，给作者斯诺送去。见到自己的作品这么快顺利地出版，斯诺非常高兴甚至感动。可第二天一早，斯诺找到胡愈之，说夫人韦尔斯昨晚和他吵了半夜。原来，胡愈之在“译者附记”中，按照中国人的一般习惯，在感谢作者斯诺和夫人这段文字里，将韦尔斯称作“爱人”。在西方，爱人即情人，而非夫人。韦尔斯女士看了大发脾气，斯诺解释说这是中国人的习惯称谓也没有用，只得一大早来告知胡愈之。幸好此时只印了一批样书，胡愈之赶紧将“译者附记”部分纸型进行挖改，一场意外风波才算平息下去。

　　胡愈之在“译者附记”中这样说：“这是复社出版的第一本书，也是由读者自己组织，自己编印，不以营利为目的而出版的第一本书。这种由读者自己组织出版的事业，是一种冒险的实验。这种冒险的实验，要是能够成功，固然倚靠一切文化人的赞助，同时也是倚靠这第一本书的内容，能够受广大读者的欢迎。但是我们相信这冒险是一定成功的，也正像本书作者的‘冒险’成功一样。”确实，这次“冒险”的出版行为成功了，不仅如此，这样的冒险经验，很快还用在了《鲁迅全集》的出版上，虽然这已是可以另外行文的事了。

　　五

　　《西行漫记》出版后，从复社的印数上看虽然不很大，可不到几个月时间，就轰动了国内甚至国外华侨界。后来胡愈之为抗日战争筹集资金到海外活动，在那里见到了无数《西行漫记》的重印本和翻印本，可见这本书的影响程度。斯诺本人也见到了自己作品在海内外的巨大反响。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中国和菲律宾等地，经常看到未经申请版权而私印的《西行漫记》中文本。成千上万的中华热血青年，竞相阅读《西行漫记》。海外侨胞后来积极而大量为抗战捐助，与这部作品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黄华在纪念斯诺的一次讲话中说：“《西行漫记》的出版，不但打破了国民党10年的新闻封锁，揭穿了它的造谣污蔑，打开了人民的眼界，而且大大鼓舞了全国人民反抗侵略的斗志，也鼓舞了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各国人民。”从实际看，《西行漫记》确实发挥了这样的作用。

　　正因为此，《西行漫记》成了一部禁书。在国民党统治区，如果发现有人阅读这部书，就有可能被认为是共产党或共产党的同情分子被抓起来。然而，许多有志青年却正是因为读了《西行漫记》，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不惜冒着危险，跋涉千山万水，去往陕北，为中国革命的成功，输送了大量人才。著名漫画家华君武，曾在后来的回忆中这样谈自己的亲身经历：“我的好友黄嘉音某天递给我一本中文版的《西行漫记》，读着读着，我被它吸引住了。从感性上我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和老百姓的关系，原来中国还有这样一块地方——陕北。那是和我所厌恶的国民党统治区和丑恶的十里洋场完全不同的一块净土，那边空气新鲜，人和人的关系是平等的，呼吸是自由的，共产党和红军是一贯主张爱国抗日的。《西行漫记》用大量的事实，给我澄清了国民党对共产党长期的造谣污蔑、反共宣传。1938年上海沦陷，我更加处于一种不甘心当亡国奴又不愿跟着国民党走的状况中，斯诺的《西行漫记》真可以说是黑暗中的火把。我瞒着家庭、亲戚、朋友和同事，由黄嘉音和一位女友送我上了轮船，秘密地离开了上海。我从未出过远门，这时我单身一人经过3个月的长途跋涉，途经香港、广州、长沙、汉口、重庆、成都、宝鸡、西安，最后到达了陕北，当时已是隆冬季节。这都是《西行漫记》给了我力量。”

　　后来新译了《西行漫记》的翻译家董乐山，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说起该书的影响：“然而，它(《西行漫记》)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流传越来越广，如当时中国夜空上的一颗明亮的星星，指引着成千上万的青年走上革命的道路。有多少热血青年，就是读了这本书以后，开始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有了认识，有的因此千里迢迢，排除种种艰难，奔赴当时的抗日圣地延安。有的就在当时当地，不论是深陷敌后的上海，或者白色恐怖的所谓大后方，参加了革命的地下工作。我本人就是这个行列中的一员。”

　　不仅国内，《西行漫记》还在国际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据有关资料记载，加拿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印度援华医疗队的柯棣华等，在奔赴中国支援抗日战争之时，都曾阅读过《西行漫记》，并从中受到鼓舞。据斯诺回忆，他在二次大战期间，见到过苏联及其他国度一些爱国青年，他们也读过《西行漫记》。从书中他们不仅了解到中国革命，也从中学到了一些革命的经验和理想。

　　美国有学者认为：“《红星照耀中国》成了研究现代中国的历史学家的主要资料。”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在为斯诺另一部《红色中国杂记》写序言时这样说过：“1938年他写的《西行漫记》一书出版的本身，就是当代中国史上的一件大事。这部书引人入胜……此书对那些处于劣势、侠盗式地活动在穷乡僻壤之中，神秘而又可爱的人们，进行了细致入微和富有人情味的描写。”“《西行漫记》描述了一场坚定不移地为共产主义而斗争的革命运动。”

　　美国总统罗斯福也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1942年2月，为了解远东情势，罗斯福专门接见了斯诺。罗斯福说，他从《西行漫记》及其他文章中知道了斯诺……

　　以描写中国题材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赛珍珠也认为：“斯诺在《西行漫记》中非凡记述的每一页都富有意义。”

　　美国历史学家拉铁摩尔在为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作序言时，曾形象地描述：“在人们政治上陷入思想苦闷的情况下，斯诺的《西行漫记》就像焰火一样，腾空而起，划破了苍茫的暮色。书中介绍了人们闻所未闻的、或者只是隐隐约约有点儿感觉的情况。那本书里没有什么宣传，只有对实际情况的报道。原来还有另外一个中国啊!斯诺给我们转述了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这些谈话不是背诵教条的留声机唱片，而是适合中国国情、可以据以组织抗日的精辟主张。不仅如此，《西行漫记》是一部巨著，它的长远的重要意义，绝不仅是由于书中记录了一些领导人的讲话。斯诺是最早描写中国革命进入由共产党领导的新阶段的作家;这场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革命运动日益发展，吸引着越来越广大阶层民众的衷心拥护。”

　　一些学者还研究证实，正是因为《西行漫记》在美国的出版，改变了一些高层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提高了他们的重视程度，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也相应做出了适当调整。

　　六

　　有意味的是，胡愈之为之付出艰辛努力，这部为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胜利做出巨大帮助的《西行漫记》，在1949年之后，却长期未能与新中国读者见面。由于政治上不断的所谓路线斗争，作品中一些人物命运不断发生变化，所以虽然这部作品仍在世界各地继续销行，可在本应该得到重视的中国反倒遭到冷落。1960年，对中国抱有深深好感的作者斯诺，再一次踏上中国大地。大约为配合这位友好人士访华，《西行漫记》才由三联书店依据“复社”旧版印行一次。显然，有关部门是不大愿意让更多人读到的，故此，该书是在标明内部读物，限“内部发行”之后出版的，印数当然十分有限。一部曾经帮助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著名作品，在取得红色政权后，却被人如此淡漠处理，其缘由，实在令人深思。

　　“文化大革命”时期，《西行漫记》的下场更惨。一位读者回忆，他曾因宣传工作需要，按照有关规定，持盖有中央国家机关大印的公函，前往国内主要图书馆查阅“复社”版的《西行漫记》，不料在报告文学栏目及新闻报道等专业书籍内遍查不着，最后却在“严控”类书目里，发现它与希特勒《我的奋斗》等臭名昭著的书籍，归并放在同一目录卡片盒内。

　　《西行漫记》的命运转变，发生在1979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标志着一个全新时期的开始。恢复历史原貌，成了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内容，基于此，《西行漫记》得以从尘封中露面。当然，它的出版，还有一个重要的契机——中美建交。在这几重因素影响下，一部新译本《西行漫记》于当年风行问世。

　　这部《西行漫记》新译本，是由早年曾从该书获得滋养的资深翻译家董乐山翻译的。鉴于胡愈之当初在出版该书方面的极大贡献，三联书店特别请他为新译本写序。

　　在这篇“中文重译本序”里，胡愈之深情地回忆道：“假如说，《西行漫记》以及斯诺其他关于中国的著作是中美人民友谊的催化剂，那么就中美两国关系来说，他是第一个报春的燕子。”“在弥留之际，他(斯诺)在病床上用生命的最后力量，面对中国派去的以马海德医生为首的医疗小组，说出了一句话：‘我热爱中国。’”

　　当然，时间已经进行了严格的选择。胡愈之认为：“唯有43年前写作的《红星照耀中国》始终是许多国家的畅销书。直到作者去世之后，它仍然是国外研究中国问题的首要的通俗读物。它在全世界有亿万的读者，这是并不奇怪的。”“由于斯诺的惊人的洞察力和锐敏的分析能力，才使他认识了问题的本质，而这是西方的所谓‘中国通’所不能办到的。”

　　当然，时间毕竟过去了40多年，对于革命实践，胡愈之也有了更深刻、深切的认识。在《西行漫记》的结尾处，斯诺曾引述了革命导师列宁的一段语录：“一般历史，特别是革命的历史，总是比最优秀的政党、最先进阶级的最觉悟的先锋队所想象的更富有内容，更多种多样，更生动活泼，‘更巧妙’。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最优秀的先锋队也只能表现几万人的意识、意志、热情和想象;而革命却是在人的一切才能特别高度和集中地表现出来的时候，由于千百万被最尖锐的阶级斗争所激励的人的意识、意志、热情和想象来实现的。”

　　胡愈之也将此段名言引用下来，并且深有感触地说：“这也就是说，千百万人民群众——不是少数领袖们——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可以说，这是《西行漫记》这一本书的总结。”

　　这部新译本，收录珍贵照片69幅，初版一口气就印了30万册，很快售罄，接连加印，两年左右时间发行数有165万册之巨，真正风靡一时。就在今天，许多人对一些革命领袖的生平知识，还来自于此;对于革命的实际状态的了解，也来自于此。可以说，这部书，对于新时代的人们，也起到了对真正革命知识的启蒙作用。

　　值得一提的还有，这部新译本的出版，虽然已没有了任何隔碍，可由于历史的巨大冲击能量，它并没有用作品那个鲜明的本名《红星照耀中国》，而仍然沿用了《西行漫记》这个当年带有遮掩意味的书名。应该说，这是很适当的。这部书当年能够被出版，全靠胡愈之及一批有志的文化人的忘我努力，这是不能忘记的。使用这个当年的名字，应该是对斯诺的作品以及胡愈之等人“冒险”的尊重，是向他们为革命奉献，为民族发展奉献无限热情所致奉的崇高而感激的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