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父母合影的话务小兵裘山山稚气未脱。
仔细分类捆扎的家书,包裹着父母深深的舐犊之情。
2016年夏天,我开始整理家书。做这件事,缘起父亲留下的一箱信。那些信用报纸包着,细绳子捆着,上面贴着小纸条,注明了是谁的信,哪一年到哪一年,全都是父亲的笔迹,整整齐齐摆放在一个樟木箱里。粗略数了一下,有上千封,其中我的就占了一半。
父亲是个老军人,是个穿着军装修铁路的老铁道兵。他做事仔细严谨,凡他认为有价值的资料,总是分门别类地保存着。他甚至收藏了我小学一年级到初中所得的奖状,最早的一张是1965年的,薄如蝉翼,还是学校老师自己油印的。我发表作品的所有剪报,和关于我的各种消息,他也都一一剪贴归纳放好。还有姐姐小时候画的画,姐姐当知青、当工人时得的各种奖状……我们想找什么东西,总是会习惯性地开口问,爸,你有没有看到我的那个什么什么。
但是,当我看到这样满满一箱信件时,内心还是被深深震撼了。很感动,也很悲伤。自当兵后,我就一直远离父母,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全靠写信与父母交流,汇报情况,聆听教诲。因此我的信特别多,打开数了一下,有500多封。
时隔几十年,重新打开这一封封信,发黄的信笺腾起了细细的灰尘,往事清晰浮现。
最早的一封信,是我写给父亲的。13岁的我,向父亲汇报了自己和同学一起参加野营拉练的事。有自我表扬,也有自我批评。其中一段话,让很多朋友忍俊不禁:“路程大概是380多里。我都坚持走了下来,一回车也没有坐。但是出去十多天我也有不够的地方,比方说,花了许多钱,妈妈给我带了两块钱,我光买吃的就用了一块多,这很不好,没有节约闹革命。还有出去才十多天,我就经常想家,想妈妈,经不起艰苦生活的考验,这是由于多年跟在妈妈身边惯成的。”
那时候父亲在部队,几个月甚至一年才能回家一次。妈妈常给他写信,偶尔也要我和姐姐在信上写几句。这一封,是最完整的。父亲很珍惜,在信封上注明“山山1971年”的字样。遗憾的是,在当兵之前,我只写过这两封。
当兵后,信写的比较多了。虽然我是话务兵,但家里并没有电话。也许是因为小时候曾远离父母,我很快适应了连队生活,给父母写信时总是高高兴兴的,跟他们说连队是怎么过年的,女兵是怎么过三八节的。当母亲埋怨我信写少了时,我没心没肺地说:“我在部队一切都好,不用担心,现在也不是战争时期。”估计母亲看到这样的信,也是哭笑不得吧。
父亲和母亲谈恋爱时不在一起,完全靠书信联络。1950年他们正准备成家时,父亲所在部队奉命奔赴朝鲜,当时不让告知家人。母亲在茫然焦虑中等了3个多月,才收到父亲从朝鲜寄回来的信。父亲在朝鲜一待就是3年,他们的婚期也就延后了3年。
像我们这样的军人家庭,类似的故事不足为奇。渐渐懂事后,我知道了父母的担忧,信写的比较多了,而且也知道报喜不报忧了。每次写信都说些让他们高兴的事,比如在连队表演了节目,业务考核拿了第一名,年底得了嘉奖,发表了文章等等。1979年南疆有战事,我所在的部队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我是等结束了才告诉他们的。
其实那时候我还是很盼父母来信的,每天下午通讯员取报纸信件回来,我总是盯着他,希望他朝我走来。我们班的战友们,也都很羡慕我能经常收到父母的信。有时我也会把妈妈的来信读给她们听,因为妈妈的信总是写得很有趣。
后来我争取到了考大学的名额,赶紧告诉父母。那时候复习资料很少,母亲到处帮我去找,父亲则亲手为我绘制各种图表,比如中国历代年表、中国铁路图、中国山脉湖泊图、中国与邻国边境图等等。一一寄到连队。最终,我考上了,比那年的录取线高出40多分。
没想到体检时出了问题,我因为复习期间感冒,导致肺部感染。只好瞒着父母,一边偷偷治疗,一边去招生办请求复查。折腾了一个夏天,最终收到了录取通知书。
可是当我按捺不住喜悦给父亲打电话时,父亲却有些失望,他觉得我没能考上名牌大学(父亲自己是北洋大学毕业的)。我的分数比那年的重点大学差了6分。我感觉很委屈,就1个月的复习时间啊,而且还生病了呀。于是我写了封很长的信,把高考之后身体出问题的事,一一告诉了他们。父母心疼不已,马上寄了钱来,第一让我买营养品,第二让我买个箱子,好收拾行李去大学报到。
不料,进大学后我很是失望。当时经历了十年文革,各行各业百废待兴,大学也很破旧,和我想的差距很大。加上我们那一届(七九级)应届生很多,学生大多比我小四五岁。我感觉自己跟弟弟妹妹成了同学。于是我一连给父母写了两封很长的信,诉说苦恼。父母自是写信鼓励了我一番,学校不重要,同学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努力。父亲还对我提出一个要求,不要被分数牵着走,要学到真知识。
大学期间,我给父母写的信最多,也许是写信方便了。听课,复习,考试,泡图书馆,参观画展,看话剧,等等,都一一写信告诉父母。毕业后当教员,写小说,经历百万大裁军,再后来结婚成家,也全都通过书信向父母一一汇报。
我不禁一次次感叹,幸好写信告诉爸妈了,不然早忘了;也一次次感叹,没想到自己年轻的时候脾气那么冲;还一次次感叹,我的运气真不错,遇到了那么多包容我的人。我清晰地看到了自己的脚印,一步步的,还算是踏踏实实;更多的,是体味到了父母的培养教育之恩。整个青年时期,我都是在父母的关爱支持下走过的。我庆幸自己年轻时给父母写了那么多信,一来得到了父母的教诲,二来,我相信那些信,也一定给父母带来很大的安慰。
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我始终没能调回到父母身边。我曾经在信上一再表态,会回到他们身边。我食言了。父亲是个老军人,而我,竟成了一个比他军龄还长的老军人。当年离开父母时,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会这样。
我和父母的通信,一直延续到90年代末。2000年以后,父亲说,你那么忙,不要写信了,一周打一次电话就可以了。我就改为每周一个电话,时间是周六上午。
父亲是一个做事非常有规律的人。说周六上午通电话,就不能是下午或者第二天。假如那天我有事耽误了,他一般熬到11点就熬不住了,会主动打过来,问我怎么了。所以我尽量在上午九、十点钟左右打过去——无论我在家,还是在部队,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也无论是在西藏采访、灾区采访,还是在开人大会议。父亲每次接起电话,都会很开心地说:“我就知道是你。”
没有信件往来后,父亲还是会在每年春节给我寄一张贺卡,写几句祝福的话。而母亲给我写的最后一封信,是在2009年我当人大代表的时候。母亲希望我写一个关于反对过度包装的建议案。她把报纸上的资料剪下来寄给我,还谈了她的看法,那时她已经83岁了,字迹有些抖。
我的父亲母亲,一辈子正直善良,努力工作,热爱生活。而且,彼此相亲相爱,相濡以沫。他们的言传身教,影响了我的一生。我为自己有这样的父母感到幸运。
今年8月,我将自己青年时期写给父亲母亲的信集结成《家书》一书出版,记录父母对我的关爱和影响,更寄托了我对他们的思念和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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