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游记》中，只有孙悟空有完整的童年记录，这包括了他的被赐名、饮食、交友、求学、情感和无意识的生死哲思，几乎涵盖了现代“童年”问题的全部重要面向。

　　上世纪初，梁启超意识到文学与儿童的关系，倡导为儿童著译小说，并身体力行。据胡从经《晚清儿童文学钩沉》记载，近代儿童文学理论的建设，自梁启超始，鲁迅后来在散文《祝中俄文字之交》里回忆：“我们曾在梁启超所办的《时务报》上，看见了《福尔摩斯包探案》的变化……焦士威奴(通译儒勒·凡尔纳)所做的号称科学小说的《海底旅行》之类的新奇……”为儿童翻译、为儿童创作，使中国的儿童能够接触到世界进步文学的风潮，更重要的是，“儿童”的观念被建构了起来，生发出新的功能与需要。譬如我们有了专门的儿童报刊、儿童戏剧、儿童音乐。在此之前，“儿童”的形象在文学中虽然是存在的，却并没有被有意识地建构起知识化的生活史、教育史、医疗史、情绪史等等。儿童仅作为一个小小的主题在神话、童话或志人故事中现身。

　　文学虽然从未遗忘儿童，但儿童的生活却并不是十分清晰的。人们最熟悉的《世说新语》中，有不少书写儿童的例子。《世说新语》为儿童开辟了一个书写类型，儿童不只是隐藏在“家训”“蒙学”等文字后面若隐若现的影子，也可以是一群天资不凡的神童。神童不仅表现出超越常人的才智，也暗示了一种对“成人主导儿童”的既定秩序的叛逆。但无论是“出言不逊”的趣味特征，还是品性卓异的事迹，都带有逸闻轶事的性质，展现的是儿童在一个瞬间的表现，而不是成长的过程，其中涉及到了一点教育的成果，却不是培育的过程。

　　古代文学作品中还有一些儿童的书写，如哪吒、红孩儿、善财童子，非常接近荣格所定义的“永远的少年”，即永远以儿童的形象出现，获得了人们的喜爱，为许多人的童年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如邪恶叛逆的男孩或长生不老的儿童，以及儿童英雄。但神童、童神与儿童英雄之间还是有微妙的差别，神童和儿童英雄都是人，儿童英雄因为其克服逆境的超自然表现可能接近于半神，童神则是神话中的神。

　　描述儿童生活的文献，由于是成人的手笔，实现的意图自然也是成人化的。在中国，既然现代童年的概念到清末才被有意识的建立起来，那么我们回看从前的作品，会发现《西游记》几乎是一部“累积型”写作的儿童生活史。林庚先生在1988年写作的《漫话》一书中比较直接地说到了孙悟空与童年、“童心”之间的关系，这在当时的研究环境之下是很了不起的事。因为孙悟空并不是人、也不是神，他是一个动物，一只有性格、也有缺点的猴子。林庚先生认为，“神话中的形象尽管也往往包含有一些动物的因素，可是直接以动物形象出现的却不多见。而《西游记》所展示的是一些动物世界中所发生的故事。……除去这些动物之外，《西游记》中的神魔就只有四个童子，即红孩儿，太上老君的金、银二童子及弥勒佛的黄眉童和一些植物。”

　　自《取经诗话》中引入“猴行者”形象以后，孙悟空在“西游故事”群落中的戏份日益加重、越来越喧宾夺主，如果我们仔细留意的话，在《西游记》中几乎每个人都有来历，但只有孙悟空有完整的童年纪录(世本　《西游记》前七回)。这种记录包括了他的被赐名、饮食、交友　(七弟兄)、求学(拜师须菩提)、情感(如第一次哭泣)、无意识的哲思(求不死)。除了医疗，几乎涵盖了现代“童年”问题的全部重要面向。

　　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孙悟空因为怕死走出花果山求取长生不老的本领。他拜师须菩提，也学会了变化之法与腾挪术，那么他到底有没有学会长生不老的本领呢?没有。但在第三回，孙悟空问龙王借兵器，龙王不认识他，对来路不明的孙悟空很客气，问“上仙几时修道，授何仙术?”悟空道，“我自生身之后，出家修行，得一个无生无灭之体。”孙悟空是撒谎壮胆吗?　那么等他酒醉寿终到了地府与十王耍赖时说的，“我老孙修仙了道，与天齐寿，超升三界之外，跳出五行之中，为何着人拘我?”恐怕是真话。他一直到死，才知道自己没有学成“不死”，之前他一直以为自己已经学成，这才有了后来恼羞成怒，勾销生死簿的又一出闹剧。孙悟空有“非凡的出生”，却死得稀里糊涂，死得气急败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对于自己求道成果的误解和对于不死的幻想。而死亡这件事，只能检验一次。这是一个普遍经验，发生在大闹天宫的“壮举”之前，是一只灵猴无意识地验证生命制约，跨越死生零度的体验。我们很难区分童年孙悟空对于自身局限的认知是出于妄自尊大还是真切的误解，但作为“累积型”创作类型的《西游记》，“儿童”心理的表述可以是我们重读古代文学中“儿童生活经验”的重要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