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之后，我再次来到成都。刚从双流机场出来，就驱车一路向西，恨不能穿过时空隧道，赶上当年离开成都时约定的那个日子。当年的我，不会想到，一只看不见的手，在那个约定的背面，藏下了后来我找寻初心的数字密码。

　　一

　　2008年5月13日，汶川大地震发生的第二天，我奉命赶赴成都，参加总部抗震救灾前线协调组，那种奔赴战场的感觉让我心潮澎湃。

　　回想自己刚当兵时，在东南沿海山沟里的连队，每天枕戈待旦，时刻准备听从祖国的召唤。军校毕业前夕，赶上选派学员赴前线轮战，我们班的同学集体写了血书，因为没被选上，面朝西南边境方向抱头痛哭一场。那时的我们，当兵打仗的执念，就像满脸疯狂生长的青春痘，时刻准备着奔赴战场，把青春的名字刻在纪念碑上。后来，我留在军校工作，开始了城市生活。再后来，我调到总部机关，就像一只风筝，升起的是躯壳，心却留在地面。风筝飞得越高，看到的天地越大，那颗时刻准备打仗的“战士”初心，也就渐行渐远，不知不觉淡出了视线。

　　接到命令的那天晚上，我辗转反侧，心情极其复杂地等候天亮出发。我根本不敢设想，如果不是命令，自己是否还能像二十年前那样视死如归。

　　前线协调组是一个战地移动指挥所，驻扎在原成都军区招待所，位于浣花南路，锦江河畔。每天，我们天不亮从大本营出发，奔赴各灾区，指挥协调救灾部队的后勤保障。一批又一批军队医疗工作者，迅即投入到了这场生命大营救。

　　让我感到羞愧的是，虽然有着二十多年的军龄，脑海里却出现了挥之不去的恐惧。深夜，我本能地在床头柜上倒置一只空矿泉水瓶，瞪大眼睛盯着，不敢有丝毫松懈。好不容易入睡，又被梦中山上落下的滚石吓醒。我拼尽全身气力，希望唤醒从前的我，那个有血性的毛头小伙。可是，恐惧像一片无垠的沼泽地，让我不能自拔。我终于明白，从“军人”到“战士”，需要跨越多么大的距离。“军人”只代表身份，一种职业，是名词;而“战士”，更是动词。只有不怕流血牺牲的军人，才能称得上是“战士”。

　　天亮之后，我悄悄观察救灾官兵，他们个个目光坚毅，看不出有半点恐惧。我更加内疚、自责，用牙拼命咬住内心的焦虑，不敢让外人看出半点蛛丝马迹。

　　二

　　我们来到彭州江桥村，在原解放军302医院派出的医疗队帐篷里，我遇见一个叫陈昊阳的年轻军官。他是我多年未见的同行，初次相识时，他刚从三医大毕业留校。就当他在军医大学机关干得风生水起的时候，突然选择调到传染病专科医院。

　　陈昊阳告诉我，他看中的就是“302”离战场更近，是一支与看不见的敌人作战的“特种部队”。他说，从校门直接进机关，就像正在成长的树苗，根须很难深扎土地。天长日久，就难免营养不良，经不起风吹雨打。一旦祖国和人民需要的时候，可能连站出来的底气都没有。

　　他把“302”医疗队的队员逐一介绍给我。在抗震救灾的战场上，就是这些平日看似文弱书生的军医，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用双手扒开废墟中的乱石，用双肩扛起担架上一个个虚弱的生命，用双腿踏过一条条崎岖险阻的道路，创造了成功抢救被埋危重伤员的奇迹。从他的讲述中，我感觉到了另一个“302”，更加有血有肉，栩栩如生，可以看得见每一根毛细血管。

　　6月底，我接到新的任务，提前返回北京。离开成都时，我与陈昊阳约定，一定多去“302”看看，找回当初“战士”的感觉。

　　三

　　回到北京以后，我又添了新的恐惧，害怕触及与抗震救灾相关的话题。离开成都时的约定，也像一杯竹叶青，随着如水时光的冲泡，一天天变淡，仅留下越发难以辨析的残痕。

　　2013年初，中宣部确定的全国重大典型、人民军医楷模陈菊梅，在各大新闻媒体集中宣传。“我是战士，必须到前线去!”这是时年83岁的陈菊梅，在奔赴抗震救灾战场时的呐喊，更是“302”医务工作者战斗精神的血性表达。我蓦然想起离开成都时的那个约定。

　　像是冥冥之中的安排，不久，我竟然被组织上安排去原解放军302医院任职。

　　翌年，西非爆发埃博拉疫情。经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批准，原解放军302医院临危受命，抽组解放军援塞医疗队，分三批前往疫情最严重的塞拉利昂，执行抗击埃博拉疫情救援任务。从抽组第一批医疗队起，我就主动请缨。组织上考虑我年龄偏大，又是非医疗专业，并没有批准我的申请。但是，我的那颗“战士”的初心已经被激活。我强烈感到，当年咬破手指书写参战申请的心动频率又回来了。

　　四

　　经再三申请，总部批准我作为第三批解放军援塞医疗队政委，率先遣队赴塞拉利昂，与第二批医疗队交接。

　　在弗里敦，我与第二批医疗队队长陈昊阳紧紧握手，这是我们第二次“战地握手”。

　　陈昊阳问我，这次冲破重重阻力来西非，是否因为写了血书?我说，血书没写，倒是立了军令状。他也正色告诫我，埃博拉病毒穷凶极恶，塞拉利昂疫情最为恐怖，平均每天都有2名医务人员因感染而死亡，就连塞国唯一的专攻病毒性出血热专家舍克·汗也同样牺牲。

　　中塞友好医院埃博拉留观中心，是我们医疗队的主阵地，位于首都弗里敦东南郊，一个名叫科索的小镇，距我们宾图玛尼大本营约一小时车程。每天早饭后，目送医疗队出征的时候，我的心情极其复杂，非常不甘心战场近在咫尺，梦想却止步于眼前的临门一脚。于是，我不断地向组织提出进入埃博拉病区的请战要求。一次次被拒绝，又一次次请战，直到组织上批准我进入埃博拉病区。

　　五

　　进病区前，我彻夜无眠，坐等天亮。

　　翌日，我和刘翀、庄英杰、洪建国、孟玉华一起，早早来到中塞友好医院。从队员手中接过防护用品，仿佛接过的是“钢枪”。与埃博拉战斗，防护服是我们医疗队员的重要武器和生命屏障，11件防护用品，36道穿脱程序，一个都不能少，一点也不能错。当我穿上防护服，对着镜子进行安检自查时，感到自己像一名即将出征的宇航员。

　　那天气温30多摄氏度，我感到穿着防护服，走路不但不方便，呼吸也很困难，不一会儿，身上已是大汗淋漓，护目镜上蒙了一层雾气，让暗藏杀机的病区更加扑朔迷离。不到半小时，我就出现了“失重”的感觉，如同漂浮于孤立无援的太空。我告诫自己，千万不能半途撤出病区，不然就与临阵脱逃相差无几。同行的队员见此光景，提出送我离开病区，我断然拒绝了。

　　我的“失重”状态更加严重，心率加速，人开始虚脱，分不清东西南北，感觉可能快支撑不住了。我下意识命令自己，千万别倒在阵地上。

　　对讲机响了，外面指挥中心告诉我，进病区45分钟了，可以出来了。我本能地松了口气，总算熬到了规定时间，现在出去，一点也不会觉得尴尬。如果继续前行，或许很快就会倒下，甚至牺牲阵亡。

　　但是，我看见病区里的队员都像红了眼的战士，争分夺秒地与埃博拉搏斗。他们早把自身的危险置之度外，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多一分钟，就有可能多拯救一个非洲弟兄。我感到了一种无形的力量，耳边响起冲锋的号角，更加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对讲机再次响起，段惠娟队长的命令不可抗拒，我们在病区的时间已经超过90分钟，必须马上无条件撤出。

　　在战友的提示下，我按照墙上画的穿脱防护服流程，将11件防护用品一步步地脱下来。当脱掉口罩的那一刻，我深呼吸一口新鲜空气，俨然一位凯旋的士兵，欣喜若狂，热泪盈眶。

　　六

　　从西非回国不久，我就调任新的工作单位。离开“302”的日子越久，那段战斗岁月的记忆却越发清晰。在这里，我找到了“战士”的初心，战胜了挥之不去的恐惧; 明白勇敢不是不懂得恐惧，而是直面恐惧，依然勇往直前。因为“302”，我奔赴西非那个遥远的国度，上了战场，深入最前沿阵地，与埃博拉零距离接触。我既当了一回出生入死的“战士”，又当了一回“战地记者”，创作了长篇报告文学《大国担当》《高危时刻》、长篇小说《月印京西》。这不只是指尖敲击电脑键盘完成的，更是我们全体队员冒着生命危险“抢救”出来的文字。

　　2018年11月5日，“302”有了崭新的名字——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也就在这一天，我的新书《戎装天使》付梓出版。中心挂牌前夕，大家纷纷在大门口留影，把这个风雨一甲子的名字，仔细珍藏在心底最柔软的那个地方。这一天该是“302”辉煌史册的封底，也是“302”接续新史诗的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