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如是回忆当年陪同尼克松会见毛泽东的情景：“这房间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学者的隐居处，而不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全能领袖的会客室。”解放后的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的个人藏书近十万册，拥有这样数字的图书对于一个大国领袖不算什么，但看完这些图书并且让这些图书留下他的遗泽则是普通人做不到的。毛泽东曾在延安讲过：“韩愈说，‘人不通今古，马牛而襟裾’，所以只要是人而不愿做牛马的，就要学习。”当年割据井冈山时攻打茶陵，毛泽东闯进谭延闿老家，《三国演义》就是从他的藏书楼上被“抄家”的。毛泽东当时大喜：“这真是拨开云雾见青天，快乐不可言!”在当时的条件下，“敌军围困万千重”，一般人最需要的可能只是粮食与盐巴，但对毛泽东而言则是精神食粮更重要。据贺子珍回忆，毛泽东在井冈山最爱在口袋装书，便于一有空就看，后来后勤部门就给他在衣服上做了两个大口袋以放书。书的页面可分为版心与留空，现代留空因为人性化阅读的需求而越来越大，但一般人也许一辈子都不会想到使用书籍周围的留空部分，而现在出版的很多毛泽东的读书笔记都是从书的天头地尾收集来的。毛泽东在省立一中时曾买过《韩昌黎全集》，因为别人的书不好信笔抒发感慨，后来毛泽东的眉批越写越长。1952年毛泽东买到大字本《二十四史》，据统计批注最多。毛泽东在年轻时有一个雅号叫“毛奇”，意为“读奇书，交奇友，创奇事，做奇男子”。1961年胡乔木请长假，毛泽东要他去杭州“专事游山玩水”，读书也可“专看闲书，不看正书”。他还说：“不仅《二十四史》，稗官野史也要读。”最理想的人才是“博”与“专”统一，“专”为主“博”为辅，“专”以“杂”拓展思维空间，“杂”以“专”为服务对象。毛泽东喻之为“图钉理论”：图钉是“点”与“面”的统一，“点”是专业，“面”是非专业。作为图钉，如果只有“点”而没有“面”的作用力是很难发力的。传统典籍的特点是经过实践检验大浪淘沙后的精品沉淀，因此性价比最高。毛泽东的秘书李锐曾说：“自早年到晚年，观世立言，待人行事，他受中国文化传统影响深巨。中国传统文化是毛泽东一生的主要思想土壤。”毛泽东还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化名“二十八画生”，向长沙各校发出征友启事，申明“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重在一个“破”字，毛泽东本是佩服读书人的，王明从莫斯科回来，他亲自到机场迎接发表即兴讲话，说他是“人才难得”，“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但这个神仙只会背诵马列原文，毛泽东后来就看不起他了。毛泽东把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形象比喻为箭与靶的关系，提倡学以致用，反感拿来做摆设。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借鬼的话说出死读书与活读书的区别：死读书后书上的每个字都化作黑烟，笼罩在屋子之上;活读书的胸中所读过的书本，每个字都吐露着光芒。一等人的光芒直照太空与星月争辉，次一等的光芒也有几丈高，再次一等的是几尺高。以下便按等级依次降低，最低一等的也有荧荧如一盏灯火那样的光芒。这些光芒，世人难见，唯有鬼神识得。毛泽东一生学习了不知道多少次《共产党宣言》：“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解放战争时期一位记者问毛泽东凭什么打败国民党，他的回答中连军队都没有提到，而是反复强调“土改”。“如果我们的土地改革成功，我们的战争就胜利了。”华罗庚曾说读书的真功夫在于“既能把薄的书读成厚的，又能把厚的书读成薄的”。厚薄之谓即融会贯通也，毛泽东堪称读书与实践融会贯通的中国知识分子典范。

　　毛泽东从4岁起住在外婆家，从八舅文正莹那里识字启蒙。7岁时回韶山就读于南岸私塾，启蒙先生是邹春培。13岁时转读井湾里私塾(寄宿)，师从毛宇居。14岁时回老家，白天务农，夜晚帮父亲记账，同时自学。15岁时读《盛世危言》、《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之危险》后激起报国之志及复学求知愿望，再进私塾并结交维新派人士李漱清。17岁时元配罗氏患病去世，又停学回家为务农、记账。现在的湘乡东山学校是青年毛泽东当年走出韶山冲后第一个落脚点：东山高等小学堂。韶山离那里五十多里，少年毛泽东1910年秋来此求学。当时的同窗萧子升的弟弟萧三推荐给毛泽东《世界英雄豪杰传》一书，26年后毛泽东对斯诺回忆自己读这本书的情景时自称从中知道了拿破仑、俄国叶卡德琳娜女皇、彼得大帝、惠灵登、格莱斯顿、卢梭、孟德斯鸠及林肯。毛泽东还书给萧三时感慨：“当今中国太需要书中这样的英雄豪杰了，我们应探讨富国强兵之道而不至于蹈安南、朝鲜、印度之覆辙。前车之辙，后车之鉴，我们每个中国人都应努力，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毛泽东与斯诺回忆求学东山的往事时称：“我在学校里有很大进步，教员都很喜欢我，尤其是教经书的，因为我的古文作得不错。”同学谭世瑛回忆说：“主席在东山读书时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宋襄公论》，是我父亲批改的。文章上面写了这样一个批语：‘视似君身有仙骨，寰观气宇，似黄河之水，一泻千里’，意思是器宇不凡……打这以后，主席在东山学堂名声大振，被同学们誉为‘文章魁首’。”“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涓涓之水，可以滔天”等作文佳句表明，毛泽东这里最早受到湖湘文化独特的务实精神与实事求是学风的熏陶。毛泽东对“实事求是”的学习与阐述之“源”是长沙岳麓书院讲堂正门上的“实事求是”匾额与东山高等小学堂的“实事求是”的题词，船山学派等湖湘文化让他由充满抱负的少年转变为壮怀激烈的青年知识分子。

　　1915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二年级，曾用“二十八画生”的名字在长沙几个学校贴出“征友启事”。不少学校的校长到第一师范查问是不是有“二十八画生”这个人，但“征友启事只引来三个愿与他交朋友的学生。从1913年春到1918年夏，毛泽东实际成为读了5年半的师范生，这所学校里对他影响至深的教员有杨昌济、徐特立、袁仲谦、黎锦熙、王季范、方维夏等。仅比毛泽东长4岁的黎锦熙与毛泽东来往密切，相交于师友之间。他读毛泽东的日记后称：“在润之处观其日记，甚切实，文理优于章甫，笃行两人略同，皆可大造。”剧烈动荡的社会呼唤“大造”之才，而毛泽东也正关注着变幻的政治风云。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一师学生编印《明耻篇》小册子，毛泽东在封面写下“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他在给肖子升的信中就警告：中日之间“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尤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1918年“新民学会”在长沙成立，组织湖南学子赴法勤工俭学。车至河南遇大雨，铁路瘫痪，毛泽东与罗章龙、陈绍休到三国时曹魏的都城许昌，毛与罗又联句一首七绝《过魏都》。“横槊赋诗意飞扬(罗)，《自明本志》好文章(毛)。萧条异代西田墓(罗)，铜雀荒沦落夕阳(毛)。”

　　1918年8月15日，毛泽东经恩师杨昌济的介绍被安排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次年因母亲病重离职归湘。在北大的不到半年的时光，毛泽东读了很多的书，结识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中国最早接受与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先驱，这一直深植于他记忆之中并带来深远的影响。由于杨先生的介绍与推荐，《新青年》给毛泽东开启了另一扇认识中国与世界的窗口。陈独秀所说的“伦理的觉悟是吾人最后之觉悟”让毛泽东感触极深，循着新文化运动的思路，他阅读了许多哲学与伦理学的著作，而他兴趣最大的是伦理学。“伦理学是规定人生目的及达到人生目的的方法之科学”，因为他觉得“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而要改变这种状态则必须“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湖南同学用谐音给他取名为“毛奇”，以历史上普鲁士的一名很有学问的将领毛奇相比喻。在一师就读期间，学校组织人物竞选活动，毛泽东在34名当选者中得票最高，而在德、智、体三方面都有得票者惟有毛泽东一人。新民学会的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肖子升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毛泽东此时的思想信仰仍未确定：“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但我是明确地反对军阀与反对帝国主义的。”当时的湖南政局混乱，政权更迭频繁，教育摧残殆尽，学生已至无学可求的境地，勤工俭学便是一条新的出路。杨昌济希望毛泽东先“入北京大学”，以造学业与事业的“可大可久之基”。在全国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中，湖南是报名最多的省份，毛泽东担心大量人才外流造成基础教育薄弱，所以在致同学罗学瓒的信中称同人已没有几个从事小学教育，“后路空虚，非计之得”。杨先生希望毛泽东最好能在北大继续读书，但他谢绝了，其间不乏经济的原因，亦不排除与他一向推崇自学的主张相关。毛泽东带着抱负与求知欲来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因工作关系阅读各种新出版的书刊，结识名流学者与有志青年。他的顶头上司李大钊对他的影响最为直接：“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时，曾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与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儿呢。”他曾邀请蔡元培、陶孟和、胡适分别在北大文科大楼谈话，所谈多是学术与人生问题。五四前后西方的各种主义如潮涌来，毛泽东在图书馆工作而最先感知，进而凭着一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炽热的心苦苦寻觅着救国之路。“当时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我们的话说，我正在寻找出路。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与来看我的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与它在中国的前景。当时，我赞同无政府主义的很多主张。”

　　毛泽东近距离接触陈独秀也是在北大：“我第一次同他见面是在北京。当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也许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都大。”“我第二次到上海去时曾与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国家了解得还不够，把我的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毛泽东曾为此讨教胡适、黎锦熙：“他们都以为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遗憾的是，“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但他们大多数都不把我当人看待。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与文化问题，但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

　　1949年毛泽东住在中南海颐年堂的菊香书屋，他逝世后保存在菊香书屋的书有9万多册。不能说所有的藏书他都读过，但这些书是他进城后逐步积累起来的，其中有不少书籍上留下他的批注与圈画，毛泽东读而未藏的书籍或读过藏过但后来丢失的书籍就更不知几何了。毛泽东的阅读范围可概括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科学、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文学、书法、报纸杂志、丛书工具书，共十一大类。除了常用的马列经典与文史哲方面有代表性的著述外，他还在特定环境中流传不广的书并注意其中一些细琐的观点。例如，长征刚到陕北他就同斯诺谈到了英国科幻作家威尔斯的作品，后者写有《星际大战》、《月球上的第一批人》。他曾细读过苏联威廉斯的《土壤学》，读《徐霞客游记》时注意到书中提出长江的发源是“金沙江导江”而不是传统说的“岷山导江”，读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时细细圈画其中关于“胭脂米”的一段考证文字。中央文献研究室在编辑与整理毛泽东的著作与谈话时，对一些引文做注释需要查很多书，有的就很难查到出处。例如，编《毛泽东文艺论集》时对毛泽东提到徐志摩说“诗要如银针之响于幽谷”，至今没有查到原始出处。毛泽东经常讲拿破仑说过一支笔能抵得上三千毛瑟兵：“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出处也找不到。林彪外逃坠机后毛泽东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这句俗语竟然出自清朝嘉庆年间张南庄的讲鬼故事的滑稽章回小说《何典》!毛泽东最晚是在1941年读了《何典》，那时他曾托人为远在莫斯科的两个儿子从中国带去一些书，其中就有《何典》。毛泽东晚年在一次会议上讲过：“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药医。”吃药只能医那些不会死的病，注定要死的病，药是治不了的。他用这句话比喻像花岗岩一样的读书人怎么做思想工作都是做不通的，这句话也是来自《何典》。毛泽东在延安说过：“如果再过10年我就死了，那么我就一定要学习9年零359天。”1975年他82岁了，眼睛不好，专门请一位大学老师给他读书。毛泽东在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逝世，9月8日他全身都插满了管子，时而昏迷时而清醒，清醒过来就看书、看文件，共11次，2小时50分钟。他敲三下木制床头，工作人员开始不知道他要看什么。有人想到，当时日本正在大选，毛泽东或许是要看自民党总裁、日本首相三木武夫的材料，就用手托着三木的材料给他看。最后一次看文件是下午4时37分，此后再也没有醒过来。

　　毛泽东弥留之际还在读书，他这一辈子当然积累了很多读书经验。

　　经典与重要的书反复读，同题不同观点对照读。毛泽东写《新民主主义论》时读了十几遍《共产党宣言》，找来中文版与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对照起来读，在一本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里还留有他的批注。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是他经常阅读的，读《资本论》留下的批画有四个时间，说明他起码在四个时间段里读过《资本论》，当然不一定是全读。《红楼梦》他至少读了5遍，此后他也读过，还让人从北京图书馆手抄过一部胡适收藏的《石头记》。

　　相同的题材对照着读：毛泽东读美国历史时让人到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去借，还专门写条子说，不光要马克思主义学者写的，也要有资产阶级学者写的。关于《拿破仑传》、《楚辞》，他都找来不同人写的与不同人注释的版本来读，《楚辞》曾要了十几种版本对照起来读。1957年，他对领导干部讲：要读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我们有些共产党员、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就那么照着讲，比较单调，讲话，写文章，缺乏说服力。除了写读书批注外，毛泽东还注重讨论式地阅读。他不光是自己闷头读，读完以后常常与别人讨论，有时是边读边议。比如，延安时他专门组织了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读书小组，每天晚上读10多页，然后各自谈看法。1959年底还组织读书小组专门到杭州研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了两个月，议出了许多好的思想。把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与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历史阶段，就是毛泽东在这次阅读中提出来的，这是我们上世纪80年代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概念的认识源头。参加这个读书小组的同志后来根据毛泽东的谈话记录，印了两卷本的《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与谈话》。从“储能”到寻“大本大源”到找“主义”。毛泽东是把读奇书当作成为奇男子的第一个条件，早年毛泽东读书的目的是“修学储能”，然后是寻求“大本大源”，最后是形成“主义”。概括起来，对他影响比较大的书有四类。第一类是传统的文史典籍。他深厚的国学功底就是靠读这类书打下的。在传统的文史典籍中，他偏好以王夫之、顾炎武为代表的明清实学与晚清湖湘学派的著述，诸如顾炎武的《日知录》、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以及他的老师杨昌济的《论语类钞》等等。这类书在立志、修身、处世方面很有用。第二类是近代以来介绍西方的著作，比如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的《群学(社会学)肆言》以及卢梭、亚当·斯密等人的著作。阅读这些书使毛泽东能跳出中国传统思维来看世界。第三类书是新文化运动开始后，国内学者传播新思潮方面的书，特别是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人的著述。第四类是《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书籍。五四时期，一批知识分子首先传播与接受马克思主义，参加建党的人都是一色的知识分子。以毛泽东、周恩来等为代表的五四运动的精神产儿也是知识分子，换句话说都是读书人。他们对各种理论思潮做了认真的比较，最后选择与确立了自己的信仰，信仰一经确立就一直干到底，从中也可看出那一代人真读真学，追求真理的精神。

　　确立“两个根本方法”与“一个根本主张”。大革命与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感到精神非常“饥渴”，读书主要是为了实践。特别是大革命失败后，主要在偏远农村开辟根据地，领兵打仗，常常是无书可读，很苦闷。这与青年时代“读书”，建党前后办文化书社“卖书”，大革命时期“编书”，形成强烈反差。于是，他给当时上海的党中央写信说，无论如何给他搞一些书，还开了一批书单，说“我知识饥荒到十分”，“我们望得书报如饥如渴，务请勿以小事弃置。”可惜毛泽东开的书单没有保存下来，他当时想读哪些书不得而知。不过，在一封信中他曾点名要斯大林的《列宁主义概论》与瞿秋白的《俄国革命运动史》。1932年，他带领红军打下福建漳州时搞了一批书，其中有列宁的《两种策略》与《“左派”幼稚病》。读完第一本推荐给彭德怀看，写信说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了就不会犯错误。读完第二本毛泽东又推荐给彭德怀看，写信说，“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在艰苦的环境中，为了做到思想上的清醒，毛泽东是多么渴望读到有用的书，读书之用非常明确。延安时期，是毛泽东读书的一个高峰期。他以异乎寻常的热情与精力来读书并提倡读书。他以前没有时间写日记，到了延安以后才开始写日记，为什么写日记?日记的开头说：“20年没有写过日记了，今天起再来开始，为了督促自己研究一点学问。”他的日记事实上是读书日记，记录了哪天读了哪本书，读了多少页。从这个日记看，1938年2、3月间他读了李达的850多页的《社会学大纲》，还有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与潘梓年的《逻辑与逻辑学》等等。梁漱溟访问延安时，毛泽东读了他的《乡村运动理论》，写了不少批注，还花好几晚上同他讨论。毛泽东当时为什么特别提倡在党内要形成读书学习的风气?一个重要原因是，总结历史、分析现实迫切需要理论，但党内理论素养准备不足，这是亟待克服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最好办法，就是读书学习。从思想方法角度讲，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阅读与理论创造，确立了毛泽东此后看待实践、分析问题的两个最根本的方法与一个根本主张。所谓“两个根本方法”，一个是实事求是，一个是对立统一;“一个根本主张”，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土地革命时期王明、博古在党内占据领导位置，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在理论方面说得一套一套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掌握得比较多，但他们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中国革命的实际迫切需要上升到理论上的创造，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正是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在丰富的实践基础上，通过真读真学，在哲学上写出《矛盾论》、《实践论》，军事上写出《论持久战》等，政治上写出《新民主主义论》，文化上还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些理论创造，全党上下都服气。正是在延安的窑洞里，他完成了从军事领袖到政治领袖，从政治领袖到理论权威这两大跨越。陈云1941年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上说：“过去我认为毛泽东在军事上很行。毛泽东写出《论持久战》以后，我了解到毛泽东在政治上也是很行的。”任弼时1943年在中央高级学习组上说，1931年他到中央苏区，认为毛泽东“有独特见解、有才干”，但“在思想上‘存在着狭隘经验论，没有马列主义理论’”，“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认识到他的一贯正确是由于坚定的立场与正确的思想方法。”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读书更多更杂。这里只讲讲他晚年读文史古籍的情况。从1972年开始，他先后开列了86篇作品，让人印成大字本，供中央一些领导人读，他自己当然是细读圈画了。这些作品涉及史传、政论、诗词曲赋。按时间划分：从1972年到1973年7月，读的主要是历史传记;1973年8月到1974年7月，读的主要是历史上的法家著作，包括韩非子、柳宗元、王安石等人的著作;1974年5月到1975年6月，主要是读一些诗词曲赋。这些，都与当时的政治背景有关，与毛泽东晚年的复杂心态有关。读诗词曲赋时，政治、社会，理想、现实，壮志、暮年，往往能在他的感情世界掀起巨大的波澜，从中寻求心志的勉励与抚慰。他晚年反复读庾信的《枯树赋》，还考证一些词句的意思，比较各种注解，读到“树尤如此，人何以堪”时，毛泽东禁不住泪水纵横。

　　对毛泽东来说，读书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选择，不是简单靠兴趣支配的选择，甚至也不只是为了工作的需要，而是他的一种精神存在与思想升华的必要方式，是一种基本的生活常态，是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毛泽东读书广博而偏深，活到老、读到老，真读真学而不是做样子。一是经典的与重要的书反复读。毛泽东曾对人说，他在写《新民主主义论》时，读了十几遍《共产党宣言》，为了学英文，他找来中文版与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对照起来，在一本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里还留有他的批注。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是他经常阅读的。《资本论》很难读，但毛泽东读《资本论》留下的批画有四个时间，说明他起码在四个时间段里读过《资本论》，当然不一定是全读。在五十年代初，毛泽东对人说，《红楼梦》他已至少读了5遍，此后他也读过，还让人从北京图书馆手抄过一部胡适收藏的《石头记》。一是相同的题材内容，毛泽东习惯把不同的甚至是观点相反的版本对照起来读。例如，他读美国历史，就让人到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去借，还专门写条子说，不光要马克思主义学者写的，也要有资产阶级学者写的。关于《拿破仑传》、《楚辞》，他都找来不同人写的与不同人注释的版本来读，《楚辞》曾要了十几种版本对照起来读。1957年，他对领导干部讲：要读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我们有些共产党员、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就那么照着讲，比较单调。讲话，写文章，缺乏说服力。一是除了写读书批注外，毛泽东注重讨论式地阅读。他不光是自己闷头读，读完以后常常与别人讨论，有时是边读边议。比如，延安时他专门组织了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读书小组，每天晚上读10多页，然后各自谈看法。1959年底还组织读书小组专门到杭州研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了两个月，议出了许多好的思想。把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与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历史阶段，就是毛泽东在这次阅读中提出来的，这是邓小平等改革派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源头。

　　编书、荐书、讲书，前提都是读书，而且是要精读之后才能去编去荐去讲，最终让别人让社会分享自己的读书心得。毛泽东是政治领袖，又是读书人，两种身份的结合，自然引出这一特殊的政治领导风格与工作方法，把书作为动员与宣传工具，作为理论创造与思想普及的工具。毛泽东始终相信，人们以各种方式所接触到的知识、理论、观点，有助于他们在实践行为上的选择，对现实社会改造十分重要。他更清楚，要培养高素质的领导干部，与其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读书学习，就是“授人以渔”。因此，需要解决什么现实问题或需要提倡什么精神气氛时，他总是开列出一些有现实针对性的书目让干部们去读，以便打通思想。甚至在一些会议上印发他选编的著作篇章，有时还亲自在会议上逐一讲解。这是他比较鲜明的政治领导风格。读书是获取未知的知识，提升思想的境界。毛泽东把读书作为精神存在与思想提升必要方式，表明未知的东西对他有一种极强的诱惑，要以有涯之生尽量包容、填充那未知的空间。读书对毛泽东来说，也是一种独特的心灵对话，思想交流。在对话交流中除了实现思想境界的提升外，还会实现一种只有读书人才乐于寻求与可能获得的心理期待、智慧愉悦与审美满足。其中感受，或许如鱼饮水，冷暖自知。读书、编书、荐书与讲书，形成了毛泽东鲜明而独特的文化个性，从而散发出的一种令人折服的文化气息与智慧力量。通过毛泽东的读书生涯能从一个角度了解他的智慧源流，了解他对前人与同时代人创造的思想，提供的知识，积累的经验，是如何吸收、扬弃与发展的。毛泽东留存世间的功业，多多少少也能从他倘佯的书籍世界里找到一些伏线。从毛泽东通过读书积累与营造的“胸中日月”，到他通过实践行动积累与创造的“人间天地”，是有迹可寻的。讲读书之重要，体会毛泽东读书、编书、荐书、讲书的故事，也不能走向读书治国的误区或回复传统的“半部论语治天下”什么的。但无论怎样讲，毛泽东结合实际“学以致用”的读书精神是永恒的。

　　王蒙认为，陈晋主编的 《毛泽东读书笔记精讲》附录列出毛泽东一生阅读与推荐阅读的书目琳琅满目、浩瀚汪洋，令人愕然肃然。毛泽东是书海、人海、政海、民族抗争之海的弄潮儿，波涛万顷，千帆竞发，兀立潮头唱大风!毛泽东一辈子到底读了古今中外多少书?他读了四书五经，读了二十四史，读了楚辞汉赋李白杜甫，读了西方启蒙新学、马列经典、哲学、历史、自然科学，也读了少为人知、稀奇古怪的各种闲书杂籍。他眼到口到手到心到，写下那么多读书笔记，抒发那么多有趣的评论。他从实践出发，以书为机场跑道，起飞升高，翱翔万里，睥睨天下，在书海内外掀起风波，激起浪潮，真是亘古少有的奇观。

　　毛泽东是坚定的唯物史观信奉者，坚信人民是历史前进的动力，总结了密切联系群众等共产党的三大作风。毛泽东在 20 岁时写下读《庄子·逍遥游》 的感想，对庄子的“且夫水之积也不厚， 则其负大舟也无力”“叹其义之当也”。他举李鸿章为例，说李是“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处理国务，总是失败，如大舟行于浅水。毛泽东明白，仅有大志未必有用，为了避免置杯而胶着于水底，避免“志大才疏”，必须早早准备大水大海，使积也厚!什么是水什么是海?书中自有洪波涌，书中自有大浪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毛泽东做到了“踏遍青山人未老”，更做到了以有涯逐无涯地读书到生命最后一息!毛泽东深感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我们的干部“书养”太薄，他一次次呼吁，在各种会议上发放书籍册页，劝读、分享。把党建成学习型、读书型政党，这个在世界政党史上罕有的提倡也是从他开始的。毛泽东不是天生的英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是从实践中摸爬滚打出来的，是在打击挫折下成长起来的。这个过程中，他不断地读书，武装头脑。毛泽东是随着实践要求、身份转换而选择所读之书的。他的朋友、同学周世钊回忆：“毛泽东的思想大转变，是1915 年读了《新青年》之后”，那时，他从阅读经史子集的兴趣中走出来，站到了改造中国新思潮新实践的探索潮头。接触了服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后，他从此再无犹豫，以“吾道一以贯之” (孔子) 与“目标始终如一”(马克思) 的精神读书、学习、实践。他一生阅读最多的是马列、哲学与文史三类书。一本 《共产党宣言》，他读过一百多遍。同时对中外理论家们的各类著作也广有涉猎。毛泽东把懂哲学看作是干成大事的必备条件：“马克思能写出 《资本论》，列宁能写出 《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毛泽东读史，以叛逆的姿态，从书海中寻找真理更挑出谎言。他不大喜欢无用儒术，更不喜欢天子神话，他宁愿得机会就表彰共工、盗跖、秦始皇、刘邦、曹操、马周、黄巢等来自基层的进取有为人物。他渐渐得心应手地以革命理论与书本知识联系中国实际，以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的睿智思考实际问题，不断消化，不断发挥，不断调整，不断创新发展，直至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改写中国历史。

　　毛泽东是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理论家、哲学家、军事家、诗词家、书法家，还是“读书家”，能与他的执着于革命相比拟的是他的执着于读书。早在延安他就说过，“如果我还能活十年，我一定读书九年零359 天”(按：中国老历法一年是360天)。根据《精讲》，他最后读书是在1976年9月8日读了约30分钟 《容斋随笔》，此时距他次日凌晨0时10分去世仅6个小时。读书是他事业的需要，也是他生命的需要。“我读故我在”，他的读书是一种生命体征，是他的存在感的验证，更是他的思想、精神、灵魂活跃于天地间的征兆，或可称为“魂征”。毛泽东深感中国共产党员、党的领导干部需要读书，更需要在实践中用出门道。正如 《精讲》 序言 《学用之道——毛泽东书山路上的风景》 中的精彩表述那样，他要“将有字之书”与“无字之书”结合起来读;既入书斋，又出书斋;“将书本知识转化为认识，将认识转化为智慧”。世上善读书苦读书的学者多了去了，有几人能像他读出那么多风景?能像他读出人民的痛苦，读出革命的路径选择从而大获全胜?世界上革命家政治家兼读一点书的人也多了去了，有几个能像他那样读得说得干得都如火如荼，惊雷闪电!毛泽东不是书呆子，最瞧不起本本主义，他说过“教条主义不如狗屎”，“读书比杀猪容易”。他把“本本”读活了，他自己的说法是，当书的“联系员”与“评论员”。他读一本书往往兼及一类书对照读，他的读书评论妙语连珠，不但有的放矢而且独辟蹊径。他谈书论理从来都保持着自己的主体性、挥洒性、批判性。他有所专注、赞赏、选择、借题发挥、高谈阔论，也有所拒绝、蔑视、嬉笑怒骂。比如毛泽东读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后指出宋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罪过”，同时独步地指出登徒子与丑妻恩爱有加正是实行“婚姻法”的模范。毛泽东的分析不落俗套，又确实为登徒子戴了多年的“好色”帽子说了公道话，给了宋玉此赋巧言令色、抹黑他人的批评。在他的建议下，《登徒子好色赋》被印发给1958年南宁中央工作会议的与会领导干部。联系历史背景，毛泽东要表达的就是他说的，“并不反对对某些搞过头的东西加以纠正，但反对把一个指头的东西当作十个指头来反”，他觉得需要为正在发展的实践寻求文化依据。出入于书海，毛泽东能自如地登高壮观天地间，挥洒肯綮与豪迈的才思，发挥他的大志大智。他读书别具一格，有时天马行空，有时别具一格，有时彻底推翻，有时举一反三，有时一通百通，有时欣赏愉悦，有时怒火义愤。读书后有所主张，有所热爱，有所痛恨，有所希冀。他善于在读书中激励意志，激荡思想，激动情感，激发灵感。

　　毛泽东博览群书不是“翡翠兰苕上”的文人自赏，而是有“掣鲸碧海”的大作为大志向。他看重的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把学用之道发挥得出神入化。读史记《高祖本纪》《项羽本纪》《郦生陆贾列传》，他认为项羽的致命缺点是“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而刘邦“豁达大度，从谏如流”。“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我们的同志中也有这样的情况，“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毛泽东认为项羽有“沽名”的弱点，为免负“不义”之名犹豫不决，但也赞赏项羽的羞耻之心。“蒋介石不是项羽，并无‘无面目见江东父老’那种羞耻心理。”纵览中国历代开国统治者的业绩，毛泽东感慨“老粗出人物”，但没有知识分子的帮助不行。“刘邦能打败项羽，是因为刘邦与贵族出身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他谈到“左”倾教条主义者时说：“他们不知道人活着要吃饭，打仗会死人。”他读《南史》时为陈庆之的高尚人格而“神往”，称赞韦睿是“劳谦君子”。读 《旧唐书·刘幽求传》对刘幽求不择手段谋求官位打击异己削贬后“愤恚而卒”的记载，毛泽东指出他心胸狭窄“能伸而不能屈”。读《资治通鉴·汉纪》里法正利用权力泄私愤之劣迹，诸葛亮则以当时大环境不利于蜀国，而法正正辅佐刘备一图霸业，不能因为小事就限制他。毛泽东同意诸葛亮的看法：“观人观大节，略小故。”毛泽东读史真是读到了骨头里，历史的精髓尽取。毛泽东延安时期提出“改造我们的学习”的主张也是他自己读书的追求与要领：“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这些都是极坏的作风。”他读马恩列斯，更重视列宁与斯大林，因为后二人有革命与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他读苏联哲学著作，但认为那些著作对矛盾的统一性同一性讲得不到位。斯大林的错误被揭露后，他重视从斯大林的思想方法、哲学观点、辩证法掌握得不到家直至陷入误区等方面找原因。他在思想方法上注意克服片面性，克服形而上学;在治党治国上警惕脱离人民、腐化堕落，使共产党变质成为人民的对立面。他谈文学喜欢描写反叛斗争、抑强扶弱，站在被压迫被剥削者一边的作品，读 《水浒传》后说“没有法子，才上梁山。”他喜欢那些百折不挠、豪气冲天的文人屈原、李白等，更喜欢鲁迅的作品。他极其赞同鲁迅在 《门外文谈》中“老百姓也能创造文学”的观点，号召全党学习鲁迅的政治远见、斗争精神与牺牲精神。他读《红楼梦》是“当作历史来读的”，读出了阶级斗争、生产关系、封建与反封建、四大家族盛衰兴亡。毛泽东对儒家学说并不欣赏，但从未简单绝对地否定孔子。他常把孔子及其学说从道德与哲学层面分开分析：“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他当然是有地位的，因为我们是历史主义者。”“说孔子的功绩仅在教育普及一点，他则毫无，这不合事实。”对于孔子的“正名”说，他同意从观念纲领上予以否定，但认为从哲学上说是对的，“一切观念论都有其片面真理，孔子也是一样”。对于孔子“过犹不及”的命题，他认为这种中庸观念本身不是“发展的思想”，体现了保守性;但从哲学上说“是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则是无疑的”，“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对于儒家学说中的“知仁勇”“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范畴的说法，“‘仁’这个东西在孔子以后几千年来，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家所利用，闹得一塌糊涂，真是害人不浅。我觉孔子的这类道德范畴，应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他在整体上同意对儒学批判性改造，划清儒学中的精华与糟粕、儒学本意与历代统治者的曲解的界限。

　　毛泽东遗留的读书遗产堪称光彩夺目的庞大宝库，他读书量大、面宽、时间跨度长，笔记简详、深浅、独特性与概括性不一，整理起来如老虎吃天。其读书笔记常有个人色彩与随机性，其中不乏进入自由王国的“任我行”之语。没有20世纪中国翻天覆地的历史洪流与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就没有毛泽东，没有浩瀚书文的化育、滋养也不可能基于毛泽东思想建党建军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