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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韬奋:走向进步,走向革命

作者:黄国荣  更新时间:2021-02-08 10:17:35  来源:光明日报  责任编辑:石头


邹韬奋(1895-1944),本名恩润,祖籍江西鹰潭,生于福建永安。资料图片

邹韬奋《患难余生记》手稿资料图片

1939年,邹韬奋在重庆参加纪念鲁迅先生的活动。资料图片

  他异常的天真,几乎不大知道世界有欺诈、奸变的事。因此,他不时地吃了很大的亏。然而他决不从权达变,以变更他的主张和见解。他是有所执持着的。他为大多数的人民服务,为他们说话,为他们斗争着,一直到死。他像巨人似的,屹立如山,执着火炬,为人民的先导。他最反对腐败与贪污;他对一切不合理的事,均决不容情地攻击着,即因之招致了种种的祸害,他也不顾。

  ——郑振铎《忆韬奋先生》

  早期,作为一个民主青年,邹韬奋接手《生活》周刊主编,不过想把指导职业教育的《生活》周刊改变为“关注人生,唤起民族精神,推动社会变革”的大众喜爱的刊物;追求的风格也只是“没有拘束,避免呆板,力求轻松生动、简练雅洁而饶有趣味”这样一种情趣;读者对象定为知识分子和文化阶层,期望知识阶层多些“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气节。

  韬奋思想观念的转变,始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占我国东北,他深感国破之痛,遭外族欺侮之辱,迅速将刊物的内容从城市中产阶级趣味转向宣传抗日救国,由“在谈笑风生的空气中欣欣然愉快一番”转变为“就民众的立场对政府对社会,都以其客观的、无所偏私的态度,作诚恳的批评或建议,论事论人,以正义为依归”。

  韬奋把《生活》周刊当作向中国各界动员的号角,每期都用大量篇幅报道中国军民奋勇抵抗的消息,揭露日本侵略者的血腥罪恶,对不抵抗主义的方针和政策进行尖锐地抨击。

  “一·二八”事变后,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将士电》,要求全军将士“淬厉奋发,敌忾同仇”“枕戈待命,以救危亡”,并表示他本人“愿与诸将士誓同生死,尽我天职”。《生活》周刊毫不留情道出真相:全国民众都信以为真,结果都被蒋介石蒙了。《生活》周刊所发的文章和组织的募集军需用品、建伤兵医院,原本与蒋介石慷慨所言是一致的。殊不知蒋介石一切举措仅是一时做给各派势力看的,骨子里他早就认定了“攘外必须先安内”的大政原则。

  《生活》周刊引起广大读者的关注,渐渐成为全国救亡运动的舆论阵地。

  韬奋真正明志,确立信仰,是在他第一次被迫流亡海外时。1933年6月,国民党特务杀害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会长兼总干事杨杏佛。韬奋也在当时流传的一份暗杀名单之中,他被迫舍家流亡海外。在英国,韬奋读到了马克思的著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苏联,他进入莫斯科暑期大学学习,撰写了20余万字的文章,宣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他思考了中国的现实,认清了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本质,感受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在纽约,他向一位留美的中国共产党人,表达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

  1935年7月,韬奋在美国的报纸上看到《新生》杂志遭封杀、主编杜重远被捕入狱的消息,愤怒至极,决定回国。回国后,他随即创办《大众生活》周刊,继续高举抗日大旗,为抗日救亡鼓与呼。

  国民党特务机关盯着韬奋的行动,蒋介石授意派胡宗南到上海劝韬奋改变立场,拥护国民党政府。韬奋与他争论了四个小时,明确表示,只拥护抗日的“政府”,不论从哪一天起,只要“政府”公开抗日,我们便一定拥护。在“政府”没有公开抗日之前,我们便没有办法拥护。胡宗南无功而返,江西、湖北、河南和安徽四省《生活》周刊被禁止发行。

  1936年1月,韬奋的同学、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和张道藩、刘健群再赴上海劝说威逼,双方不欢而散。后来,杜月笙又要“亲自陪送”韬奋到南京,和蒋介石“当面一谈”,韬奋直接表明,作为个人,自己与蒋介石没有任何关系;要说组织,自己代表不了救国会,恕不能随他同赴南京。蒋介石大为恼火,责令特务机关采取行动,韬奋处境十分危险,只得流亡香港,数月之后才又冒险回到上海。

  为了让韬奋改变政治立场,蒋介石还直接给生活书店的主办机构中华职业教育社施加压力。韬奋不想累及职教社,果断与之脱离管办关系,独立办刊办店。生活书店毫不退缩,先后出版了《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等数十种进步图书。

  1936年11月,韬奋与沈钧儒等“七君子”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他们绝不妥协,坚持救国无罪。直至次年卢沟桥事变后,在全国声援中,国民党政府无奈释放了他们。韬奋出狱后,上海沦陷,他把生活书店总管理处转移到武汉。韬奋积极向共产党组织靠拢,经张仲实联系,先后见到了董必武和周恩来。周恩来鼓励支持他到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办书店,为避嫌疑,建议不用生活书店的店名,陕甘宁根据地可以叫华北书店,新四军根据地叫大众书店。韬奋很受鼓舞,郑重地向周恩来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周恩来告诉他,党需要你留在党外。韬奋感谢党对自己的信任,愉快地接受了周恩来的意见。他和林伯渠具体商量了办书店的计划,1940年九十月间,先后在晋东南解放区和延安开设了华北书店,在苏北和苏中开设了大众书店。

  后来,生活书店总管理处又转移到重庆。为积极宣传抗战、宣传党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韬奋轮番请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等中共领导到生活书店作抗战形势报告,积极宣传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思想。

  1941年2月,周恩来亲自部署保护文化界著名人士向香港迁移的行动。周恩来约见了韬奋,告诉他再在重庆待下去太危险,让他也去香港。

  韬奋与陈果夫同住一个院子,全家同时离开重庆必然暴露,韬奋只能再一次舍家独自流亡。在沈钧儒的帮助下,韬奋像地下工作者一样逃出家。

  1941年12月,日军占领九龙,香港危在旦夕。周恩来指示廖承志、潘汉年,帮助在港的文化人士向南洋和广州转移。国民党特务追踪到广东,党组织精心安排,先把韬奋的妻子和孩子转移去桂林,韬奋随同东江游击纵队在广东梅县隐藏了近半年。遵照周恩来的指示,1942年9月,生活书店派人到广东,陪同韬奋绕道武汉转移到上海,计划经苏北去延安。

  在苏北解放区,韬奋目睹了新四军官兵一致、军民一家的新景象。不管队伍走到哪,总要把驻地的场院扫得干干净净,借用老乡家的物品,哪怕是一把笤帚,一只水桶,一把勺子都要当面送还。部队出发前,各连各排各班都要认真检查,借老乡东西还了没有,水缸挑满没有,有没有损坏老乡家的东西。集合或者出发,部队都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些让韬奋感慨万千,在梅县江头村夜谈中,他听当地群众说,五个国民党新兵逃跑被抓回,惨遭杀害,当官的还把士兵的心肝挖出来,当场吓死了老百姓,两支军队天差地别。

  韬奋满怀激情投入了解放区的火热生活,不是跟着部队行军,就是到处演讲。他从国统区来到解放区,有太多的话要跟官兵们讲,他要讲国统区的生活和国民党假抗日真反共的本质,讲他对共产党和新四军的感受。他在演讲时向全体官兵和民众高喊:中国的命运寄托在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身上!

  韬奋的耳病一天比一天严重,他忍着耳痛给官兵演讲。晚上备课,耳朵痛得写不了字,只能停下按摩止痛,吃止痛药。贺绿汀发现韬奋吃止痛药已止不住痛,黄克诚报告了上级,陈毅指示“速派同志重新护送韬奋回上海治病”。黄克诚、粟裕还为他准备了路费和医药费。韬奋真切地感受到了党组织的温暖,表示治好病之后,一定还要回来。

  国民党的通缉令迫使韬奋只能化名住院,特务追查,逼得他四次转院。韬奋的病已经非常严重,邹家骝、邹嘉骊两个孩子都在桂林上中学,妻子沈粹缜没法离开,只好叫14岁的儿子邹家骅回上海看护他。邹家骅看父亲忍着病痛仍在写作,劝他不能太累。韬奋耐心地跟儿子说:“大宝,爸爸的时间太宝贵了。《患难余生记》还没写完,我还要写《苏北观感录》和《各国民主政治史》两部书,不抓紧时间,怕写不完。”沈粹缜带着女儿赶到上海,邹嘉骊已认不出父亲。韬奋的一只眼睛已经失明,仍趴在小桌上写作。

  1944年6月1日,韬奋病情加重。6月2日,徐雪寒代表陈毅前来看望。一见面,韬奋就把刚写好的《对国人的呼吁》交给徐雪寒,让他带回去发表。他请徐雪寒代写一份入党申请书,请党中央审查他的一生,若够得上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死后请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7月24日,韬奋在上海病逝,年仅49岁。

  9月28日,中共中央电唁韬奋逝世,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党中央在延安召开追悼会,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都为韬奋题了词。周恩来的题词是:“邹韬奋同志经历的道路,是中国知识分子走向进步走向革命的道路。”

  (作者:黄国荣,系韬奋基金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