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字守常，1889年10月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1927年4月28日在北京被奉系军阀杀害。他在人间只有38年，以自己短暂的生命，在中国革命史上谱写了壮丽的篇章。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是李大钊写的常吟咏的名句，是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终身的真实写照。

　　他是中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播种人，是中国共产党的奠基人。他一生的奋斗历程，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紧密相连，同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紧密相连，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历史紧密相连。

　　李大钊生前曾经对来华帮助建党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时说：

　　“我们这些人只是几颗革命的种子，以后要好好工作，把种子栽培起来，将来是一定会有收获的。”

　　习近平同志在纪念李大钊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李大钊同志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他播撒的革命种子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新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时候，我们不会忘记李大钊同志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中国人民解放和幸福建立的不朽功勋。

　　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播撒社会主义革命火种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封建专制清王朝的大门。中华民族濒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从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谭祠同到孙中山、黄兴等无数志士仁人为救亡图存、复兴中华，试图从西方国家寻找药方，但没有找到科学理论做指导，都失败了。虽然，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几千年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革命的果实很快就被北洋军阀篡夺，国家仍然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不屈的中国人民没有放弃斗争，先进的知识分子坚持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

　　李大钊7岁起在乡塾读书，1905年入永平府中学。青年李大钊目睹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国家危亡局势和社会黑暗，激发了爱国热忱，立志要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

　　1907年，李大钊投考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就是因为，“钊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夺后，他发表文章，揭露军阀官僚的统治给民族带来的灾难和人民的痛苦。

　　1913年，李大钊东渡日本，进入东京早稻田大学学习。当时，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日本传播，《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日译本开始出版。李大钊认真阅读了日本早期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者河上肇、幸德秋水的著作，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他秘密发起组织“神州学会”，反对袁世凯祸国殃民、企图恢复帝制的倒行逆施。

　　1915年1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以支持袁世凯称帝为条件，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愤怒的李大钊编印了“国耻纪念录”，用了六个昼夜写出了声讨袁世凯的战斗檄文，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警告全国父老书》。揭露日本帝国主义霸占中国的狼子野心，号召国民起来奋起自救。

　　1915 年12 月12 日，袁世凯称帝后，李大钊积极投身于反袁斗争中，很少去上课。早稻田大学于1916年2 月2 日以“长期欠席”为由，将他除名。李大钊搭乘法国轮船回国，联络护国反袁斗争，积极参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他与陈独秀、鲁迅、蔡元培、胡适、钱玄同等先进知识分子一起，以《新青年》为阵地宣传民主主义思想和科学真理，反对封建传统礼教。

　　他发表《青春》一文，号召青年“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为“索我理想之中华”而斗争，向封建顽固势力展了猛烈斗争。

　　李大钊非常关注俄国革命，率先宣传马克思主义。俄国二月革命发生后，李大钊写了《俄国革命之远因近因》《面包与和平运动》《俄国共和政府之成立及其政纲》《俄国大革命之影响》《大战中欧洲各国之政变》等文章，在介绍俄国革命的同时，称俄国革命是“和平之曙光”，代表“国外政治之潮流”。

　　【一九一八年十月，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等文章。新华社发(资料照片)】

　　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鼓舞和启发了李大钊。他深刻认识到这场革命的划时代影响，从中看到了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和中国人民求得解放的希望。他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热情讴歌十月革命，并预言：

　　“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在宣传十月革命的过程中，李大钊同志迅速从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1919年元旦，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3号上发表《新纪元》指出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

　　“我们在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深夜中的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

　　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他不仅亲自投入并参与领导这场伟大斗争，还写下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多篇文章，系统阐述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认识。李大钊将自己负责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编成“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并协助北京《晨报》副刊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发表一系列介绍马克思生平、学说和贡献的文章;他在北京大学等5所高校开设“唯物史观”“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课程，在中国的大学课堂上第一次系统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他到武汉、上海、成都等地讲学，向青年学生和民众讲述马克思主义;他领导建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社会主义研究会、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等多个社会团体，推动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研究活动。

　　李大钊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考察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探究近代中国国运变动的原因，得出两个重大发现：

　　一是发现“中国今日扰乱之本原，全由于欧洲现代工业勃兴，形成帝国主义，而以其经济势力压迫吾产业落后之国家，用种种不平等条约束制吾法权、税权之独立与自主，而吾之国民经济，遂以江河日下之势而趋于破产”。

　　二是发现要改变这种局面，中国除了用革命手段废除中外间的不平等条约以恢复中国在国际上的“自由平等之位置”外，还必须采用社会主义。

　　李大钊指明了历史发展的新方向，即社会主义方向，深刻揭示了十月革命新潮流的实质与意义，即赤旗的胜利、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20世纪新潮流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的“功业”。

　　李大钊率先揭示出，真正要解决中国的救亡与复兴问题，中国必须学十月革命。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一系列深刻的阐释与最热忱的欢呼，使中国人对于自己的命运及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有了科学认识，知道无论面前多么艰难险阻，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指导，以十月革命为榜样，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复兴的伟大事业必将成功。

　　李大钊如同那个长夜难明中国的普罗米修斯，使马克思主义的光辉冲破阴霾照亮神州，社会主义革命的火种在大江南北逐渐燎原。他是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先进青年的精神导师，一代革命青年的指路人。在他的影响下，邓中夏、高君宇、毛泽东、周恩来、许德珩等一批有志青年迅速成长，成为革命的先锋，共产党的骨干，国家的栋梁。

　　毛泽东同志曾回忆说，

　　“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他是我真正的老师”。

　　正是在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一大批革命家的艰辛努力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一大批先进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道路，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密切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作了干部准备。

　　创建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

　　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绝不是书斋式的纯学术研究宣传，而是坚持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为取向。为“达到建立一恢复民族自主、保护民众利益、发达国家产业之国家之目的”，用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经验指导中国革命，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

　　他在《社会主义下之实业》《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释疑》等一系列文章中，通过对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必然性、优越性及共性与个性结合的统一性等论述及这些思想的传播，为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他开创性地回答了“中国要不要革命和怎样革命”的问题。中国问题必须从根本上寻求解决，“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要解决经济问题，就必须进行革命，进行阶级斗争。必须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在革命斗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动力上，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中国的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必须依靠广大农民，必须建立民主的联合阵线，只有组织劳动者的政党，中国才有希望实现“彻底的大改革”等思想主张，对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作出了最早的宝贵贡献。

　　在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上，他指出：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振兴中国，中国 “如欲振兴实业，非先实行社会主义不可”，“一个社会主义者”“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中国的“社会主义是要富的，不是要穷的”。“所以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

　　他从俄国革命的胜利实践中，认识到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作用和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性质、指导思想和基本纲领。他是中国共产党党建思想的早期探索者，他在一系列的文章和谈话中，开拓性地回答了要“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明确提出党的政治属性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是社会主义团体”。他强调，党的政治属性必须旗帜鲜明，“盖主义不明，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全体之心志，对外尤不足与人为联合之行动也”。他回答了党进行革命是为了谁的问题。他说：“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号召为“中华国家之再造，中华民族之复活”而奋斗。在党的组织建设上，他强调既要有“强固精密的组织”，又要扩大党的群众基础，鼓励同志们“加入劳工团体”。

　　李大钊认为，工人阶级是中国的先进阶级，是革命的领导力量。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才能产生无产阶级政党。早在五四运动以前，李大钊在研究中国社会时，就十分注意工人问题。

　　1917年2月，李大钊经过调查发表了一篇反映北京人力车夫苦难生活的文章。1919年3月9日，他把亲自在唐山煤矿实地调查的工人生活状况，写成《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工人不如骡马》，刊登在《每周评论》第12号，深刻揭露在资本家、包工头的残酷剥削下，矿工们劳动生活的悲惨情景。他认为工人阶级要改变自己的悲惨处境，第一步就要组织起来，成立工人自己的团体，为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而斗争。

　　1919年5月1日，他发表了《五一节杂感》，殷切地呼唤中国工人阶级的觉醒。五四运动爆发后，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使李大钊欣喜地看到，在中国建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指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有了可能。五四运动以后，他号召、组织先进青年到工人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道理，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

　　1920年，李大钊组织北京的青年学生到人力车工人的居住区、长辛店机车车辆厂作调查，开办了劳动补习学校，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组织成立工会，开展工人运动。李大钊把五一劳动节作为进行大规模宣传活动时机。

　　1920年5月1日，《新青年》、《星期评论》、《晨报》等都出版劳动节纪念专号。李大钊在《新青年》发表《五一运动史》，详细介绍五一国际劳动节的起源，欧美各国工人在自己的节日里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为争取工人阶级解放而进行斗争的情况，李大钊向中国工人呼吁：“起!起!!起!!!劬劳辛苦的工人!今天是你们觉醒的日子了。”这一天，北京、上海、广州、九江、唐山等各工业城市的工人群众举行集会游行，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大型活动纪念“五一劳动节”，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大规模的实践。1921年五一劳动节，长辛店铁路工人1000多人举行大会，宣布成立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各地工人运动也不断发展，为中国共产党成立打下了阶级基础。

　　1920年初，李大钊就与邓中夏等酝酿成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他送陈独秀去天津以及转往上海路上，两人商讨了有关建党的问题。他到天津与列宁领导下的苏俄代表取得联系，相互交谈了对革命和建立政党的见解。陈独秀到上海、李大钊回北京后，分别在南方和北方进行建党的准备工作。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秘密建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是准备建党的第一个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步骤。史称“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陈独秀在上海筹备建党时，考虑到党的名称，究竟叫共产党，还是叫社会党，拿不定主意，于是写信给李大钊征求意见，最后由李大钊确定了党的名称，就叫中国共产党。

　　1920年4月，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分局派出的俄共党员小组维经斯基一行来到中国，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起了帮助和促进的作用。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率先成立，陈独秀任书记。当年10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李大钊任书记。在陈独秀、李大钊的影响下，1920年秋到1921年春，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武汉、广州、济南、长沙及旅居日本东京和法国巴黎的中国留学生中相继成立。

　　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抵达上海，建议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以便正式建立全国性的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随即向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发出召开一大的通知，各地各派两名代表出席。1921年7月，毛泽东、董必武等13位代表和2位共产国际代表齐聚在当时上海法租界望志路树德里106号(今兴业路76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3位同志代表全国53名中国共产党员，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虽然，李大钊和陈独秀因故没有参加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但他们为党的创建立下了不朽的历史功绩。

　　无私奉献为人民，英勇献身社会主义事业

　　李大钊知行合一，不仅是宣传社会主义的先行者，而且是为之奋斗的英勇战士。他用自己的生命“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他身上，凝结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体现着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品格。他有鲜明的阶级立场，深厚的人民情怀，高尚的道德品质。他强调，革命者要关心水深火热中“倒卧着几千百万倒悬待解的农民”，要去导引他们转入光明的道路;“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

　　他始终同学生、工人、农民等普通大众打成一片，布衣素服，深入群众开展工作。他自己一生俭朴清廉，却慷慨帮助别人。在北京大学任职期间，他经常倾家纾难，接济贫寒的学生和工农群众，支持革命活动，以至学校发薪水时不得不预先扣下一部分直接交予他的夫人，以免家庭生活无以为继。他牺牲后遗体下葬，棺椁衣裳都是朋友帮助提供的。他温和可亲的形象和伟大的人格精神，深深地刻在广大群众心中，群众愿意跟随他一起奋斗。

　　为了革命，为了社会主义事业，李大钊奋斗不息，视死如归。在五四爱国运动中，李大钊带领学生上街散发传单，积极奔走联络社会各界营救被捕入狱的陈独秀。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地区党的工作，并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区分部主任，在党的三大、四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他领导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工人运动，建立党的组织，掀起北方地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

　　他制定领导北方革命运动的正确斗争策略，不但使工人运动颇有成效，而且在农民运动、武装斗争方面都有建树。在他的影响下，河北爆发了开滦五矿工人大罢工、京汉铁路北段工人大罢工，汇入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洪流。

　　1925年，他在河北参与领导国民会议运动和声援五卅运动，声浪遍及全省;他数次北上张家口与冯玉祥会晤，推动国民军转向革命。他主持召开了西北农工兵代表大会，成立西北农工兵大同盟，推动了西北各阶层的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他十分关心农民运动，领导直南地区党组织开展争取团结“红枪会”斗争，积极响应和支援了北伐战争。

　　1922年至1924年，他受党的委托，奔走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在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有“跨党”身份的李大钊成为主席团五成员之一，为建立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作出了重大贡献。同年他亲驾马车率领同志越出东北边境，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并参观五个月。随后他回北京任中共北方区委书记，被军阀称作“北赤”的首要而遭通缉。

　　【《觉醒年代》剧照中的李大钊】

　　1926年3月18日，他不畏风险，主持反帝大会后率群众游行赴段祺瑞政府请愿，遭军警开枪屠杀。走在队伍前列的李大钊头部和手负伤，脱险后率北方区委机关避入苏联大使馆旁边的兵营，在那里领导反帝反军阀的斗争。

　　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北方政治形势日益恶化，李大钊一直受到北洋政府通缉。党组织和战友们都劝他离开，但他认为北京还有不少重要工作要做，要留下来继续战斗。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派大批军警包围了苏联使馆，李大钊连同留京的国共两党工作人员共60余人一同被捕。在狱中，李大钊身受剥指甲等酷刑，宁死不屈，承认自己为马克思学说崇信者，故加入共产党，其他一概不知。李大钊曾经和家人在监狱见过最后一面。他的女儿李星华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他(李大钊)脸上的表情非常安定，非常沉着。他的心被一种伟大的力量占据着。”这个“伟大的力量”，就是李大钊对革命事业的信心，就是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

　　李大钊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1919年，李大钊就著有《牺牲》一文，他在文中写道：

　　“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因此，狱中的李大钊当得知党组织正设法营救他的消息后，他表示坚决反对。他说：

　　“我个人为革命为党而牺牲，是光荣而应当，但已经是党的损失……我不能再要同志们来作冒险事业，而耗费革命力量，现在你们应当保存我们的力量……不要使革命力量再遭损失。”

　　他想的更多的是如何保护我党的有生力量。为了保护一同被捕的爱国青年，李大钊在《狱中自述》中说：

　　“今既被捕，惟有直言。倘因此而应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责。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

　　他公开昭示自己“自束发受书，即矢忠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的人生理想和革命历程，表示“为功为罪，所不暇计”。

　　4月28日，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李大钊等20人被判绞刑。李大钊首登绞刑台，慷慨赴义，时年38岁。

　　李大钊远去了，他播下的社会主义种子已长成参天大树，神州大地已是赤旗的世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了新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向强起来迈进。

　　李大钊的伟大功勋镌刻在中国共产党史册上，镌刻在中国人民心中。李大钊的革命精神和崇高风范鼓舞共产党人为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