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郭永怀先生和李佩先生相识是在1953年，地点是加州理工学院，当时郭先生利用学术休假到加州理工学院和钱学森先生进行合作研究。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他是一位很有造诣的彬彬学者，属于我的老师辈。在此期间，我和郭先生的接触很少。两位先生的合作显然很有成效，因为不久，钱先生就发表了以庞加莱、莱特希尔、郭永怀命名的著名论文PLK方法。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成立后，钱先生急切地盼着郭先生回来和他一起工作，而且告诉我们郭先生将很快回来。果然，1956年10月，郭先生全家从美国康奈尔大学回到北京。火车抵京那一天，由于某种原因，钱先生未能到车站亲自迎接。因为我能认出郭先生一家人，所以就派我去了。接到后，郭先生夫妇和女儿郭芹住进了北京饭店。

　　郭永怀担任初建的力学所副所长，亲自参与了《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制定和实践，以及“两弹一星”的研制和领导工作，并亲历了早期原子弹的成功试验。

　　郭永怀和钱学森二位先生相互了解很深，有深刻的友谊，各方面都十分默契。他俩研究问题，心领神会，很快便能得出统一意见，郭先生对钱先生也十分尊重。这是办好力学所的绝好条件。事实证明也确实是这样。

　　郭先生在国外主要是从事理论工作和解析工作，他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他选定的课题都是国际上的难题。他不畏艰险硬是坚持用解析方法把它们做到底，得出重要的结论。这些工作使他在国外学术界有很高的声誉。为此，人们往往把他看作一位单纯的理论家。使我感到意外的是，他也很重视新技术和实验工作，而且为新成立的力学所带来了新技术和实验手段。这至少包括当时世界上出现不久的激波管技术和等离子体动力学。后来我了解到，原来在郭先生准备回国之前，他曾经专门考察过他认为我国科学发展所需要的新技术和新领域。

　　钱学森和郭永怀在中国科学院力学所(图片来源网络)

　　严格说，钱先生和郭先生都是以应用数学为主要工具的理论家。这里说的理论家是指那些其本人主要从事理论研究工作，但同时对于其所进行的理论研究的实际背景有深刻的了解，对理论研究的现实和可能的应用有明确的认识，对理论研究还需要哪些实验研究的相互配合有充分的认识。因此，两位先生有过人的宽广视野和长远的战略思考。一次，郭先生当面问我，领导一个研究所的人应当是有理论见解的(好的以实验为主的科学家同样可有很高的理论见解)，还是什么别的人?我的回答是前者。当时他感到满意。我想这是因为，如果科学研究缺少高一层次的理论指导、理论研究或实验研究便会失去方向，落到跟着别人走的地步，难以有所创新。

　　现在看得很清楚，郭先生回国有更大的理想和决心。他要把自己全部的身心献于祖国，他不论什么事，只要祖国需要，便全心全意地去做好;他把自己当作铺路石子，以培养下一代作为自己的使命。国家的前途就是他自己的前途，别无他求。

　　在力学所，他不仅和钱先生一起筹划和领导力学所全面的工作，而且承担很多有时是枯燥的组织工作，其中包括科研业务、图书馆、学会和学报等等一系列部门。钱所长和郭副所长都要定期或不定期地听取研究室主任的工作汇报，有时甚至是研究组组长的汇报，听取研究工作进展情况和存在问题，及时给以指导。在这些场合，有时还会做出调整乃至改变研究方向的决定。后来，钱所长来所的时间少了，力学所的重担便全都落到了郭先生身上。我们只见他全心全意、有条不紊、一丝不苟地工作，全然不顾个人的得失。在我看来，他这样做完全出于自觉，出于对祖国需要的责任感，这也是为了实现他回国时为自己确定的使命。

　　郭先生的工作并不限于力学所。仅就我所知，他还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物理系的主任;承担三峡大坝抗核武器攻击的研究并进而为工程兵策划建立防护工程研究基地，可以不夸张地说，他是我国防护工程研究的奠基人;他又是中国工程物理院的副院长，参加核武器的研制，研究核武器的投放并负责建设该院的结构力学实验室。郭先生还就国家需要，不时向国家有关部门提出建议。20世纪60年代初，力学所承担的“2040任务”就是在郭先生建议下由军委下达的。

　　在这些繁重的工作压力下，只要是他人在北京，每周末他都要亲自步行到力学所与研究生讨论工作。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不论是盛夏或严冬，不论是刮风或下雨，一 位身体瘦长，头戴鸭舌帽，低头沉思着，大踏步地来往于力学所大楼和中关村13楼之间的学者。

　　郭永怀纪念邮票(图片来源网络)

　　郭先生不善言辞，但他对工作、对同志、对国家的忠心和爱心是人人能感觉到的。他对工作的要求十分严格，对同志十分平易近人。领导也好，高级研究人员也好，初级研究人员也好，行政人员也好，工人也好，他都同等对待。

　　在飞机失事起火的那一刹那， 郭先生以火一般的爱国心，科学家特有的冷静与机智，以自己宝贵的生命为代价，用血肉之躯在熊熊烈火和重要文件之间构筑起一道烧不透的墙，把文件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力学所凡与郭先生有过接触的人，无不怀念我们的郭所长，他的事迹在人们中传颂着，他的精神鼓舞着我们从事各项事业。他留下的遗产是丰厚的。他的精神永存。

　　郭先生的妻子李佩先生是一位受人爱戴的跨世纪传奇老人。

　　她生长于北洋政府、国民政府时代，经历了抗日战争、二次世界大战、国共内战、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的建立。

　　1947年，她来到美国康奈尔大学，进入工业与劳工关系学院学习。在那里结识了航空研究院从事教学和研究的郭永怀，并结为终身伴侣。

　　1956年，她与郭永怀携幼女郭芹从美国返回新中国，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国家建设。

　　郭永怀与夫人李佩

　　回国后，李佩的第一项工作是担任中国科学院中关村西郊办公室副主任，为创建时期新建研究所的科研人员服务，为那时还是荒野地区的中关村社区建设派出所、粮店、幼儿园、小学、医院、餐馆、小卖部......

　　1958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立后，李佩于1960年开始担任该校的英语教学任务。

　　1968年冬，志同道合的亲爱伴侣郭永怀因公殉职。连续的沉重打击，她都默默地顶住了。

　　1996年，厄运再次降临在她身上，唯一的女儿郭芹因病去世，她又一次顶住了，变得更加坚强。

　　李佩先生一生历经坎坷，但是她始终坚持着国家和民族复兴的信念。无论做什么事，不管分内或分外，她总是那样投入，那样一丝不苟，那样周到，那样精彩。她从不因循守旧，她总有办法突破常规，哪怕路上有风险;她不断追求卓越，因而每项活动都具有鲜明的创新性。

　　她把全家的积蓄，包括郭永怀先生被授予的“两弹一星”功勋金质奖章，悉数捐赠给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郭永怀和李佩两位先生是我们的楷模。人们不禁会问，是什么精神力量支撑着他们?那就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师生首创的音乐剧《爱在天际》所歌颂的人间大爱，那种无私的、服务于国家、社会、社区直至个人的平凡却又无比高尚的爱，无论在哪里，都会发出金子般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