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讲马克思，也不腻歪，就不能想点别的？”

　　想必这是很多左翼朋友在平时生活中经常会遇到的质问。确实，当我们日复一日地在朋友圈发表或者转发与共产主义相关的动态时，当我们看书只爱看所谓“政治课本的教条”时，当我们动辄揭发社会黑暗面时，周围人都会对我们报以另类的目光，视我们为怪胎。

　　确实，大千世界，精彩的东西那么多，何必拘泥于革命、阶级、贫富分化这些刺人神经的话题呢？可以读下先秦诸子，感悟中华文化里的人生哲学；可以读下西方古典哲学，感知逻辑世界的周延；还可以读各色各样的小说，了解人间冷暖世态炎凉。哪样不比宣扬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有趣呢？那些不读马哲，或者读了马哲也不信的人，还不是过得很好。

　　那么，我们为什么会信仰马克思主义呢？我想，这根源于我们对美好社会的向往。这份向往，我们已很难考证从何时而起，但至少，当人类能够用文字记录自己的历史后，我们便从为帝王作家史的史书中看到了这份向往。它是先哲笔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理念，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的社会理想，是“但愿苍生俱保暖，不辞辛苦出山林”的济世情怀。人类能被称为万物之灵，就在于我们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弱肉强食的兽性，懂得了尊老爱幼、关怀弱者的人性。

　　到了资本主义时代——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人性的光芒被发挥到有史以来的极致。美国《独立宣言》公开宣布：“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继之的法国《人权宣言》也宣布：“人生来就是而且始终是自由的，在权利方面一律平等。社会差别只能建立在公益基础之上。”这些法律文件凝结出的人类理性光辉，构成了现代民主国家的理论基础。

　　《共产党宣言》指出过：“资产阶级在历史上，也曾经起到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其革命成果之一就是让每一个人都成为了摆脱封建关系束缚的，在形式上彻彻底底的自由人。深受两千多年封建帝制桎梏的中国人，对此感受是颇深的。当西方将民主、平等、博爱等精神传播到中国后，国人便顿觉找到了济世的良方。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为革命奔走呼号，屡败屡战，终于在1911年把腐朽没落的清王朝埋葬，并把新生的国家命名为民国。民主共和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以至于后来袁世凯、张勋之流的复辟行为都没能得逞。

　　可惜的是，对当时的百姓来说，无论是倒了个皇帝，还是换了个总统，生活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遇到当官的还是得叫声大人，遇到有钱的还是得叫声老爷。原来，世道并没有变，不过是新瓶装旧酒，换了身行头，皇帝改成了总统，资本家改成了企业家。在这名义上人人平等的资本主义时代，仍然强者恒强，弱者恒弱，政府成了财阀管理社会的工具，法律成了纵容富人为非作歹的护身符。用以摧毁封建时代的理论武器，放在自己的时代竟然不管用了。或许以狄更斯的一段名言形容这个资本主义时代再合适不过：“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

　　这时候，面对虚伪的民主，空洞的法律，人们发现那些以往高喊着民主博爱的绅士们闭上了嘴巴，因为以往压迫他们的地主贵族已经被打倒了，现在成他们压迫别人了。其中一些悲悯的人认为问题出在财富的集中上，只要人人都退回到小生产的状态，没有了大资本家，社会就能重归安宁；一些还没完全丢掉良心却又不愿改变现状的人则选择比烂，他们说现在的制度确实不够好，但也是最不坏的制度；而猖狂的人则直接丢掉前两者的悲天悯人，索性如以往的地主、奴隶主一样，宣称弱者活该被强者统治。

　　大部分资产阶级学者的理论就是这样翻来覆去地在停滞与倒退中徘徊，唯独不敢朝前再走一步。但是勇敢的人总是有的，被压迫者总是要反抗的。他们在《乌托邦》里嘲讽羊吃人，在《太阳城》里批判私有财产，在新和谐公社里践行着公社理想，总之，他们的行动都指向了一句话：“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后来，一批名为共产党的人公开宣布自己的理论和任务为“消灭私有制”。一条科学的、崭新的、解放人的理论自此被提出来了，它被称为马克思主义。这个属于无产阶级的理论说：“至今发生过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运动，或者说都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而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为绝大多数人的独立自主谋利益的运动。”

　　由于马克思主义触动了资产阶级的逆鳞，因此从这个理论诞生之初，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对共产党人的污蔑和扭曲就没有停止过。而他们也确实做到了。共产主义运动在20世纪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辉煌后，便在内外反动敌人的联合绞杀下遗憾地落幕了。于是资产阶级欢呼着胜利，高喊“历史已经终结”，人类将沿着资本主义制度千秋万代地传承下去。

　　可惜，他们忘了两千多年前中国先哲孟子的教诲：“内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当他们不再畏惧阿芙乐尔号的炮声，不再忌惮天安门上的“人民万岁”，他们收敛了半个多世纪的贪婪便如决堤的洪水般奔涌而出，更沉重的枷锁套在了人民的脖子上。工作时间越来越长，生存成本越来越高，乃至于人们选择自我绝育的方式对抗资本的盘剥。

　　所以我们选择信仰马克思主义，不为别的，只因为资本主义的吃相太难看。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的那样：

　　“至今的一切社会都是建立在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对立之上。但是，为了有可能压迫一个阶级，就必须保证这个阶级至少能够有勉强维持它奴隶般生存的条件。农奴曾经在农奴制度下挣扎到公社社员的地位，小资产者曾经在封建专制制度的束缚下挣扎到资产者的地位。现代的工人却正相反，他们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每况愈下，越来越降到本阶级原有的生存条件以下。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的速度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速度还要快。

　　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资产阶级再不能做社会的统治阶级，再不能把本阶级的生存条件当做支配一切的规律强加于全社会。资产阶级再无法统治下去，因为它的疯狂榨取已经不能保证被自己统治的阶级能维持奴隶般生存，因为它们让被统治阶级落到无力养活它们，反而还要它们来养活的地步。社会再不能在它们统治下继续运转下去，就是说，它的存在不再同社会相容。”

　　无怪乎人民领袖毛主席在面对西方记者斯诺的采访时说：

　　“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