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陕甘，与沿海相比，是比较落后的地方。而那时的江苏海盐，则是地道的沿海，相对比较富庶。

　　海盐人张文在，强毅慷慨，少年科考不遂，走京师，供职于国史馆。过了若干年，因为勤能，照例应该得到一个实际的职务。过了几年，史馆把他推荐到吏部，但由于主管者阻挠，不得选。当年秋天，他只好捐官，这才得到任用，但被分到边远的甘肃去了。

　　得到这个消息，翰林院编修、著名的文学家张惠言，给他写了一篇送行的文章《送张文在分发甘肃序》，说那时的甘肃，地边塞，民穷官贫，“自长吏以下，不能具舆马，士大夫宦者视为畏区”。而张文在以磊落才，大抱负，沉浮十余年之后，才得到一个官职，却被分到这样一个地方。虽志同道合的相知者，也都替他不平，而他本人却处之晏然，并且说：“吾闻甘肃民朴而政简，长官无奔走，宾客无徭役，这正是我乐意去的地方。”大家于是更知文在之贤：他之所以不躁进，是因为他不患贫、有操守。

　　张惠言从张文在之所乐，看出一个问题，就是古代那些被称为好官者，不待其莅政治民，观其平素的追求，大概就可以知道了——“有躁进之心，则必有趋势之术;有患贫之心，则必有冒货之渐。”即使是有特达之才、廉耻之心的人，一旦入于势利之途，便如马缰绳套在脖子上而被蒙上了眼睛，只能像推磨那样围着势利转圈圈了，想拔出脚来是很难的。现在各省州县、丞尉，每年由吏部任命的有数百人，其中不乏知名义、识廉耻的人。但观察那些争尺寸之捷、较出入之势的人，未有不热衷于势利者。任命的文书一到，则相互议论：“这个地方好，那个地方不好。”那些到好地方的人就忻忻然，到不好的地方的人就戚戚然。问他们为什么高兴、为什么不高兴，他们的回答不是说民风好坏、能不能出政绩，而是说“在这个地方当官富，在那个地方当官穷”。还没有到任，还没有治民，所热心追求的就是这些，要想让他们成为古代那样的好官，那是不可能的了。

　　那时，跟江浙差不多一样富饶的，还有更南的广东地区。屈大均《广东新语》说：“吾粤金山银海，天子南库，自汉唐以来，无人不艳称之。计天下所有之食货，东粤几尽有之。东粤之所有食货，天下未必尽有之也。”所以，每个当官的人都把广东当作“货府”，无论官之大小，一旦被任命到广东，无不欣喜过望。就连他们的亲戚朋友，也都额手相庆。

　　而这些做官的人，并不是想着如何为民造福，而是人还未到任，就想着“以攫金为事”。这些以当官发财为目的的人还有一套理由：我如果不这样锱铢求取，则无以应上官之诛求也。于是就形成这样一种状况：上官虎视眈眈地盯着中层官吏，中层官吏鹰视下层官吏。最下层的官吏没有人可剥夺了，就只有一点一点向老百姓搜刮。作者于是乎感叹：“非有圣君贤相，端本澄源，以节俭为之倡率，禁难得之货，明贪墨之刑，则东粤一隅，何以有匹夫匹妇之性命也哉!”

　　当官不发财，叫我都不来。这句流传久远的官场顺口溜，把那个时候为官者的嘴脸揭露无遗。

　　明代的李充嗣，曾任工部尚书、兵部尚书，皆有政声。何淡在为他作的墓志铭中说：前数十载，我们广东的士大夫多以富为讳，争相表白清廉，以免公议。及我接世务以来，只要听到有人做官了，众必问曰：“好衙门否?”听到有人退休了，众必问曰：“有收拾否?”并且耀金珠、广田宅以骄闾里，世人也都习惯而不以为过也。

　　作者感叹：夫势大则用奢，父骄则子汰，卒之颠覆，而后知财为祸梯，亦已晩矣。

　　古有冷官热官之说。冷官者，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清水衙门”。热官者，就是好衙门、好位置，有油水的地方。做官与发财自古两道，不论是古代还是现在，只要一有冷热之念横于心中，这个官是肯定做不好的。

　　“宦海浩浩君身抽，魂安梦稳非赃赇。”有人做官时进了“好衙门”，退休时也有“好收拾”，可惜只因利令智昏、夜行不休，有“好衙门”却没干什么好事情，有“好收拾”却无好下场，最终落了个身败名裂、遗臭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