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复兴网编者按：工人阶级的理性代表着人类发展的必然方向，它告诉工人阶级的每一个成员：自己是自觉自为主体，而不是任人摆布的客体。因而工人阶级的文化是高度自觉的文化，它是建立在科学的世界观和科学的认识论基础之上的，与自发的意识流和本能的冲动格格不入。因而，新工人的文化建设不能离开工人阶级的基准点。

　　中国曾流行“杀马特”文化，虽已衰落，但反映出来的社会问题引人深思。

　　近日，“杀马特教父”罗福兴“从良”的消息得到媒体的关注。他开了一家美发店，希望用自己的手艺赚钱养家。我们从照片里能够看到，他留着一头清爽的黑色短发，穿着黑色衬衫和和黑亮的皮鞋，看起来非常“主流”。他接受采访时反复强调“杀马特”家族从不是“脑残”，这个群体的聚集是为了获得社会关注，建立长期缺失的认同感。

　　而当年在QQ空间引领暗黑之风的“C.K沉珂”(陈珂)在七年后(2015年)“复活”，认为“杀马特”代表着“幼稚”和“叛逆”的青春岁月，她只是青春期少年“天时地利自作孽的一个幌子”。现在的她是温柔的“瑶妈”和普通的淘宝店主，只有ID名“沉珂和幽灵木偶”能让人依稀记起她当年的阴郁和颓废。

　　时过境迁，当年同为引领风潮的先驱，两人现如今理解“杀马特”的角度却完全不同。“杀马特”已经被当做“杂草文化”彻底消灭，很多人认为，这代表着民众文化审美的进步。但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要理解“杀马特”现象，必须抛去那种自以为是地将“杀马特”钉在耻辱柱上的视角，充分考量其背后复杂的社会背景。

　　“杀马特”们大部分是年轻的农民工，这个群体是支撑中国制造业的主力，在与老国企工人相对的意义上，可以被称为“新工人”。“新工人”的经济贡献极大，但在文化上长期得不到认同和尊重。他们处在城市和农村之间的“第三极”，长期以来被贴上粗野、土气、愚昧等标签。他们尝试通过“杀马特”文化进行自我表达，却仍然逃不掉被定性为“文化贫民”的宿命。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杀马特”即使如陈珂所言是青春期的“小叛逆”，这种“小叛逆”是否意味着一种被我们长期忽略的可能性呢?通过回顾“杀马特”这个历史名词，我们或许可以窥见农民工主体文化的缺失这个重要问题。

　　“杀马特”：起源、勃兴与消亡

　　到底是“杀马特”真正的创始人，直到现在还没有定论。早在1999年，香港视觉系乐队ParanoiD乐队成员Mai Rox在网络平台上传自己的“另类”自拍，后来广泛流传。这种风格并不是MaiRox所创，上世纪70年代的朋克风就已经用烟熏妆、铆钉来营造叛逆形象;英国的迷惑摇滚(Glam Rock)和日本的视觉系摇滚(Visual Rock)都十分注重夸张而独特的化妆造型;Mai Rox的自拍试图表达的是反叛和抗争的摇滚精神，这不是我们所知的最典型的“杀马特”。

　　2000年互联网兴起，网友们的猎奇心理使得夸张异类的装扮举止大行其道，芙蓉姐姐在论坛上一炮而红。QQ群和QQ空间的推出，为杀马特文化提供了根据地和展示的舞台。罗福兴是典型的代表，他初中就已经辍学，家庭温暖的缺失，工厂工作的压抑，青春少年的“叛逆”心理都集中在一起，他需要表达和宣泄。2006年，罗福兴创建“血魔妖”家族，以此为母体，许多杀马特支系家族开始不断的繁衍，家族成员以“杀马特”为口号，以夸张的自拍、时而伤感时而霸气的配文攻占贴吧、论坛等互联网阵地，不断吸引新鲜成员加入。天南地北的年轻农民工群体开始在网上集结，他们处在城市边缘地带，在工作生活中得不到尊重和认同，试图以“杀马特”造型来宣泄不满或张扬个性。大街上，电视里，越来越多的“杀马特”风格造型出现在人们眼球里。翻翻花儿乐队、李宇春等等明星当年的宣传照，我们就知道这股风潮有多么的强劲。

　　“杀马特”走向巅峰之后开始逐渐下落，最终淡出人们的视野。这其中有几个有几个重要的原因:

　　一是“杀马特”内部的纷争。家族不断衍生，越来越多的人自立山头，内部攻讦渐起，罗福兴等人也失去号令天下的绝对权威。

　　二是“反杀”活动的兴起。“杀马特”的夸张引得许多人不满，“脑残”、“傻模特”等帽子被扣在他们头上;“杀马特”对日韩的拙劣模仿让许多“爱国者”心声不满，“让杀马特滚出中国”的口号广泛传播。“反杀活动”充满着网络戾气，“杀马特遭暴打”一时间成为新闻报道的热门话题。

　　三是“黑杀马特”成为全民狂欢。从2012年起，“杀马特强子”为代表的新浪微博账号开始频频嘲讽“杀马特”，MC石头的《决战杀马特》、五色石南叶的《杀马特遇见洗剪吹》、《洗剪吹遇见焗染烫》等等作品刻意凸显“地摊服饰”、“劣质香烟”、“低俗歌曲”、“火星文”等符号，通过黑化“杀马特”来吸引流量，“杀马特”被彻底污名化为“穷丑却自我感觉良好的 loser”。

　　无声的主体

　　如果我们仔细回想的话，大概可以勾勒这么一副典型的“杀马特”日常图景：一个下班之后的年轻农民工，他留着五颜六色千奇八怪的头发，穿着廉价的山寨衣服，坐在烟雾缭绕的网吧里，听着《飞向别人的床》这类歌曲，打开自己那充斥着火星文的QQ空间，得意洋洋地上传完几张自己的新自拍，然后去QQ群里号召家族其他成员互踩空间。

　　不管人们如何吐槽和讽刺“杀马特”，我们需要指出的是，“杀马特”的出现，有“不得已”的社会情境。试想一下，如果他们一开始就能够“主流化”，在工作中受人尊重，生活中得到认同，上面的场景又怎么会出现呢?为了理解这个群体，我们首先看看一些有关农民工的宏观数据：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2012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根据数据，2008年农民工的总人数为26261万人。30岁以下的年轻人是农民工的“主力”，初中及以下的文化程度占了70%以上，他们以从事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为主。在组图《车间里的90后》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外型张扬的他们在安静踏实地进行流水线作业，他们在单调的场景里努力经营自己的生活。改革开放以来，农民通过进城务工，增加了家庭收入，生活水平得以提高;而城市对他们经济上的吸纳，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快速推进的重要动力。

　　他们是经济建设的主力，却在文化审美层面被贬为“贫民”。他们生活在农村和城市之外被长期忽略的“第三极”。在“杀马特”之前，农民工在

纸质媒体上就已经是粗野、愚昧、肮脏的代名词。在被贬损的标签化过程中，农民工始终被看，被讨论，却没有意识也没有能力来塑造自己的形象。“杀马特”是农民工自我表达上跨出的一步，他们不再满足被书写为文化的“他者”，反而借助着互联网兴起的东风制造出一个集体的“我们”，这种“我们感”给了农民工在工作中和生活中缺乏的认同。这种努力随即被贴上“肥猪流”、“农转非”的标签，被重新书写为“文化贫民”。

 　　更可怕的是，新的书写者并不完全是精英阶层和中产阶层，以MC石头为例，他用四川口音的英语喊麦，却要“狂扁”“杀马特”——“杀马特”被全民嘲讽消费，但是这个群体却始终湮灭无声。

 　　消费最光荣？

　　今天，我们到处可见的是“萌萌哒”的“小清新”，“杀马特”仿佛已经是一个很遥远的名词了。“杀马特”消亡之后，农民工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更强了么？　　恐怕未必。农民工的工作生活环境近年以来可能有了很大改善，与此同时，这个群体也越来越敏锐地感受到自己作为文化“他者”受到的排斥。为了消弭这种负面感受，消费行为成为寻求认同的重要选择。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许多农民工以“城里人”为参考群体，对时尚商品、名牌商品甚至是高档商品的购买欲望越来越强，这已经不是他们微薄的收入所能满足的。研究者严翅君对农民工做过问访：“你渴望的高档商品无力购买时，你会作出怎样的选择 ? ”结果是选择“借钱买”、“等买得起时买”、“商品打折时买”、“买仿制品”，即要买的人占 64.49 %。即使他们在工作中仍然只是冰冷机器的触角，可是在工作时间之外，他们希望模仿“城里人”来摆脱单调枯燥的生活。于是苹果手机取代山寨机：“你若安好，便是晴天”取代“莣叻鐹祛，莣叻嗳”，美颜照片取代拙劣自拍，品牌服饰(或高仿)取代地摊服装——农民工群体试图通过“自我转型”来追求新的身份认同。

      个人的钱个人花，农民工的消费行为本无可厚非;现实中的情况是，许多农民工的文化教育花销所占比例远低于时尚用品，消费被狭隘理解对外在的形塑，而不是自己进一步发展的投资。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狭隘理解反而可以成为一种策略行为，许多“女工”通过美化外表就能得到管理者的青睐，获得更好的机会和更高的报酬。此类事例经常发生，又会成为触动外在消费的进一步动力。这更凸显了一个严峻的问题：农民工群体的“诚实劳动”并没有得到该有的重视和嘉奖，无论是当年的“杀马特”还是如今的消费，都是重新找寻认同的努力。

　　不同的是，不管方式如何，“杀马特”群体尚且骄傲地塑造“我们”的身份认同;而顺从消费文化的农民工，追求认同的方式则干脆成为，尽可能让他人在观看中和评判中忘记自己的农民工身份，努力使“我们”变成“他们”。但实际上，作为消费主体，农民工还是会受到新一轮的排斥的歧视，综合资本的差距不可能使他们在消费上和“城里人”完全一致。在“城里人”看来，他们的努力依旧是对风尚廉价的模仿。是否会有对农民工消费新一轮的歧视和嘲讽，我们不得而知。

 　　余论　　我国宪法序言规定：“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我们不应该忘记，正是数亿农民工所支撑的实体经济，才是中国综合国力持续增强的核心动力。农民工或“新工人”作为共和国建设事业的主人翁地位绝不应该受到丝毫遮蔽。

 　　一个社会集团通过其自身的“有机知识分子”来生产自身的高级文化(high culture)，而知识分子要么从其内部产生，要么来自外部，但主动为其代言。历史上，以国有企业工人为主体的工人阶级文化的形成，其基础是国有企业工人与知识分子在党的领导之下的结合。在今天，中国工人的主体已经不再是老国企工人，而是农民工或“新工人”，但一种新的工人文化尚付阙如。当下，已经有一些知识分子——他们或者从“新工人”内部生长起来，或出身于其他阶层，但培育起与“新工人”相结合的自觉——开始介入“新工人”的文化生产。2017年围绕着范雨素的讨论，就显示出这种端倪。

 　　领导权是组织民众的权力，而且这种权力只有在实际的组织工作中，才能得到发展和巩固。领导者一旦放弃组织民众，就会有其他力量去组织。在国企工人构成工人阶级主体的时代，执政党对于国有企业工人的领导权，体现为对工人实实在在的组织，以及对工人文化生产的参与和领导。在工人阶级主体已经变成“新工人”的情况之下，“先锋队”要继续发挥“先锋”作用，还是有必要实实在在地介入“新工人” 的组织中去，让劳动生产的过程(而不仅仅是消费领域)本身能够产生人生的意义，让“新工人”真正焕发出国家主人翁的精气神。如果没有这种自觉努力，“新工人”文化主体性的建构，可能还会走一些弯路。

 　　在一个全球各国竞相“招商引资”的时代，要实现这一愿望，无疑困难重重。但是，事在人为，在崎岖艰险之处，唯有抱有希望与信念者，才能开辟出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