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凌霜、区声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两个代表人物，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两个人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尤其是该如何扬弃其思想精髓?

　　一、黄凌霜、区声白之生平及其与马克思主义的论战

　　黄凌霜，原名黄文山(1901～1988)，通称黄凌霜，广东台山人，近代思想家、文化学者。1921年获北京大学文学士学位，同年作为孙中山的代表赴苏联出席远东人民大会。1922年留学美国，后获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27年回国后，历任上海国立劳动大学教授、教务长，建设大学校长，广东法商学院院长，中央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兼系主任、中山文化教育馆研究部主任。1949年由台湾赴美，曾任洛杉矶中国文化学院院长、台湾大学及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黄凌霜长期致力于建立一门“文化学”学科，主张应用人类学、史学、社会学等各学科领域的知识，综合研究文化现象。他认为社会进化不外是文化的演进，文化的演进源于社会进化，又支配社会进化的方向。黄凌霜早期的代表作《“进化杂志”宣言》，1919年1月10日发表于《进化杂志》第1卷第1号，认为影响20世纪最大的学说当属达尔文的《进化论》，其学说不但能说明物理与人类的现象，就那社会制度也可应用“顺应性”来将它改变。1879年，动物学家嘉司黎证明物种的向上进化、“互助”、“公例”，比那“互竞公例”还重要。无政府党人克鲁泡特金原是地理学家，通过搜集动物材料与历史上互助的证据编著《互助论》，证明互助对生物社会的意义很大。黄凌霜创办的《进化杂志》则要把“互助”的公理传播给社会，主张全世界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使社会进化到无政府状态，无私产，让大家晓得“互助”是进化的要素并分担互助责任。黄凌霜作为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还与早期马克思主义展开论战，代表作是《马克思学说的批评》，1919年9月发表于《新青年》杂志第6卷第5号。他认为马克思的经济论在他以前的社会党与社会学者早已说过了，所以把辩证的事业代了前人辩证的观念，最后的断案却是一个预存的观念。马克思的历史哲学说明社会进化的原理与达尔文发明的生物机体进化的论据很相似，社会主义的政策不应压制个人自由，土地、矿山、铁道、银行、保险公司掌握在政府手中，国家的专制更厉害，社会主义的国家首领难保不变成拿破仑、袁世凯。如果实行按个人劳动多少来分配的政策，使强有力的人独享最高的幸福，能力微薄的将至不能生活，应以“各取所需”作分配政策，还应由平民自己建立各种团体社会，以单纯趋于复杂，以办理社会所应需的事，去除一切强权，而以各个人能享平等幸福为主。黄凌霜著有《社会进化》、《黄文山学术论丛》、《文化学体系》、《当代文化论丛》、《文化学及其在科学体系中的位置》、《中国古代社会史方法论》，其中《文化学体系》是其代表作，主要是译著有P.A.索罗金《当代社会学学说》与《今日社会学学说》、哈尔《社会法则》、李约瑟《中国之科学与文明》。

　　区声白(1892—1945)， 世界语者，无政府主义者，广东南海佛山镇(今佛山)人。1917年7月创办不定期刊物《实社自由录》宣传无政府主义，区声白是主要的投稿人之一。1919年创办无政府主义杂志《工余》，五四运动期间参与组织“进化社”等无政府主义团体，在北大学生中宣传无政府主义。1920年毕业后到岭南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利用《民声》《工余》等杂志宣传无政府主义与世界语。1921年赴法国里昂大学留学，加入国际性世界语组织“全世界无民族协会”。1925年毕业回国，致力于世界语的推广。1926年在广州与黄尊生等创办世界语师范讲习所与广东大学世界语学会，著有《无所谓宗教》等书。1929年参与创办广州世界语学会，任交际部主任。1938年广州沦陷后附于汪伪，曾任伪广州市社会局课长。同年入广州世界语夜校，接受世界语的启蒙教育，参加广州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后就读于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及北京大学。抗战胜利后到澳门任职于濠江中学，由其子供养，穷困潦倒病逝于澳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区声白与陈独秀之间曾就无政府主义问题展开论战，《新青年》9卷4号特别办一期关于“无政府主义讨论”的专辑，构成了中国现代史上的一次著名的笔战，此事也成为人们后来非议区声白分裂共产党的一个重要依据。

　　五四运动后，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反动空想也加入了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行列。晦鸣学社、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会、心社等许多小团体的代表人物有刘师复、黄凌霜、区声白，以个人绝对自由为其理论出发点，反对一切国家政权抹煞无产阶级专政与资产阶级专政的本质区别，主张建立“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从抽象的人性出发鼓吹“互助论”，反对一切战争，宣扬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人道主义;反对一切组织纪律，提倡无组织无纪律的“自由契约”并集中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诽谤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污蔑无产阶级专政是个人独裁。1920年起，陈独秀、蔡和森、李达等对此有所驳斥，通过阐述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强调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大众闹革命、夺取政权与建立革命专政的重要性，指出人类社会的自由总是相对的，离开社会的个人“绝对自由”根本不可能存在。这次论战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帮助了小资产阶级革命青年转向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扫清了道路。

　　二、黄凌霜、区声白式无政府主义(安那其主义)溯源

　　“无政府主义”的旧译是安那其主义(Anarchism)，国内最早见于胡也频 《光明在我们的前面》二：“她不满意他的解释，她仍然坚持着她的论调：‘这只是安那其主义比其他主义更高超的缘故。’”鲁迅 《两地书·致许广平十七》称：“长虹确不是我，乃是我今年新认识的，意见也有一部分与我相合，而似是安那其主义者。”根据英文字典里的解释则有正反两方面的意义：反面的是社会没有了政府，成了无天无法的恐怖世界;正面的是社会没有了政府，人人享有绝对的自由，达到太平康乐的乌托邦(Utopia)世界。无政府主义者厌恶武力干预个人的自由，但常被指斥为恐怖分子，这是因为其中的激进分子不惜牺牲个人生命，采取“弱者”对付“强者”的恐怖手段反抗政府权威，冀求达到他们崇高的理想。卡克(John P. Clark)为安那其主义列下四项构成要素：理想的一个无压迫性，非权威性的社会;以反对权威性的观点，对现今社会与其机构的不满与批评;相信人类有善良的天性，能逐步地有显著的进步，而终达到理想的目的;有一个改革的策略，包括即时设立无权威性的分权式(decentralist)社会机构。卡克认为，任何政治理论能具备上述四个条件的都是“完全的安那其主义”(Anarchism in a complete sense). 如果只符合部份的条件，则可说是“有限度的安那其主义”(Anarchism in a limited sense). 美国学者查彼得(Peter Zarrow) 引用卡克的定义分析中国民初时期的安那其运动，其结论说是国的安那其人在相当限度上是符合上述的四个条件的。无政府主义起源于十九世纪，创始人是巴枯宁与克鲁泡特金，这两个人基本上是俄国贵族，后者的著作有《面包与自由》、《一个反叛者的话》，由巴金翻译。无政府主义是一系列政治哲学思想，目的在于提升个人自由及废除政府当局与所有的政府管理机构。英语中的无政府主义“Anarchism”源于希腊语单词“αναρχία”，意思是没有统治者。被翻译成中文时，根据这一最基本的特征乃被译成“无政府主义”，也有文献音译为“安那其主义”。无政府主义包含众多哲学体系与社会运动实践，基本立场是反对包括政府在内的一切统治与权威，提倡个体之间的自助关系，关注个体的自由与平等，政治诉求是消除政府以及社会上或经济上的任何独裁统治关系。对于黄凌霜、区声白等多数无政府主义者而言，“无政府”一词并不代表混乱、虚无、或道德沦丧的状态，而是一种由自由的个体自愿结合，以建立互助、自治、反独裁主义的和谐社会。

　　在信史问世前的原始狩猎时代，人类主要自发地以大家庭的形式聚居，没有所谓政府与国家，只有小规模的财富积累与劳动分工，也没有法令与统治者，无政府主义者主张这段时期为原始的无政府状态。有人认为可从道家圣人老子、庄子的作品发现无政府主义的宗旨，例如“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无政府主义倾向也可溯源至古代希腊哲学家的观点，比如斯多葛派哲学创始人芝诺，还有阿瑞斯提普斯，他说智者不应为政府放弃自己的自由，之后的社会运动参与者包括中世纪的自由人(Freien Geistes)、再洗礼派教徒、英格兰的掘地者(Diggers)与激进者(Ranters)团体，也都被认为具有无政府主义的概念。最早的“无政府”的使用出现在前467年埃斯库罗斯的戏剧《七将攻忒拜》，其中的安提戈涅公主的哥哥波吕尼刻斯参与攻打忒拜，统治者因此禁止埋葬波吕尼刻斯的尸体作为惩罚，安提戈涅公开拒绝接受禁令。

　　一如其他政治哲学思想，无政府主义包含不同的分支与流派。他们都有反对国家的共同特色，但在其他议题上又有不同的立场，包括是否要武装斗争或以非暴力手段建立社会的问题上产生分歧，而在经济的观点上也有显著的差异，从主张财产彻底公有化的集体主义流派，至主张私人财产与自由市场的个人主义流派，政治光谱分布相当广泛，黄凌霜、区声白式无政府主义只是冰山一角。

　　由于许多引人注目的暴力行动包括骚乱、暗杀、暴动与个别激进分子采取的恐怖主义行动，无政府主义者时常被描绘为是危险而暴力的。19世纪后期的无政府主义革命者鼓励政治上的暴力行动，例如炸弹攻击与暗杀国家元首。这类行动通常被称为“行动宣传”(Propaganda of the deed)，这个词的原本涵义是指做出示范性的直接行动以鼓舞群众革命。不过，行动宣传可诉诸于暴力的，也可尝试非暴力手段。无政府主义者们并没有对使用暴力的效用与正当性有一定的共识，以米哈依尔·巴枯宁与艾力格·马拉泰斯塔为例，两人认为暴力是必要的，有时也是革命中的理想手段。但他们也指责单独的个人恐怖主义行为(巴枯宁， "The Program of the International Brotherhood" (1869)与马拉泰斯塔， "Violence as a Social Factor" (1895))。其他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则被视为和平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彻底的非暴力。俄国非暴力抵抗的拥护者列夫·托尔斯泰的理念通常被视为基督教无政府主义(Christian anarchism)，美国个人无政府主义者也强烈谴责行动宣传。无政府主义产生了许多折衷与融合的理论及运动，自从西方国家在1960年代与1970年代的社会骚乱以来，许多新的运动与学派陆续出现，但这些立场发展的规模大多相当有限。后左翼无政府(Post-left anarchy)-后左翼无政府试图将自身与传统的“左翼”(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等)划清界限，也试图划清自身与一般意识形态的界线。后左翼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无政府主义已被固执的“左翼”运动与一些个别的议题(反战、反核能等等)长期附着而逐渐弱化，所以主张综合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以及一些在左翼环境以外的特定反独裁革命运动。主要团体与个人包括Anarchy： A Journal of Desire Armed杂志，杂志的编辑有鲍伯·布莱克(Bob Black)、哈基姆·贝(Hakim Bey)，等等。后无政府主义(Post-Anarchism)-后无政府主义一词原本是由所罗·纽曼(Saul Newman)提出，特指融合了古典无政府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思想。之后这一词的涵义被专门用以称呼包括自治主义(Autonomism)、后左翼无政府、境遇主义(situationism)与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后无政府主义在本质上反对那些有着一定宗旨与理念的共识，因此我们很难判别后无政府主义的归属定义，其主要思想家包括所罗·纽曼、吉尔·德勒兹、菲力克斯·加达里(Felix Guattari)。暴动无政府主义(Insurrectionary anarchism)-暴动无政府主义是革命无政府主义的一种形式，批判传统的无政府工会与联盟。暴动无政府主义提倡非正式的组织，包括小型的联系团体，以各种形式的反抗行动来斗争，以群众的组织作为基本架构，可募集那些并非无政府主义者但也遭受剥削的个人。

　　三、黄凌霜、区声白式无政府主义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批判

　　黄凌霜、区声白等无政府主义者坚持反对国家社会主义吗?自近代以来，海内外的无政府主义者都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不可能为国家所创造的。这个论点的核心非常简单：社会主义意味着平等，然而国家意味着权力的不平等。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不可能真正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因此违背了社会主义的核心思想，也就是社会平等。被选举者当然比选举者有更多的权力，由此出发，无政府主义者与国家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长期斗争。我们要承认马克思主义中的某些自由意志主义形式，如委员会共产主义，与安那其主义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在俄国革命中，无政府主义者是最先被布尔什维克镇压的左翼分子之一。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它同无政府主义者斗争的历史，正如安那其主义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同各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分支斗争的历史。施蒂纳与蒲鲁东都写了许多反对国家社会主义之“恶”与矛盾的文章，但安那其主义者自巴枯宁以来才真正与马克思主义这一国家社会主义形式作斗争，因为马克思直到第一国际期间还是名不见经传的社会主义思想家。蒲鲁东认识马克思(他们在19世纪40年代的法国相识并建立通信)，但马克思主义在他的生涯中并不为人所知，因此蒲鲁东并没有直接反对马克思主义(然而，批评了路易·布朗与其他法国国家社会主义者)。同样，当施蒂纳写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时并不存在“马克思主义”，只有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著作。在马克思与恩格斯读过施蒂纳的经典著作并发表了声名狼藉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钦点式辱骂之后，马克思主义体系终于形成了。然而，就像蒲鲁东一样，施蒂纳明确地表达了对各种国家社会主义者，或称之为共产主义者的反对。

　　讨论黄凌霜、区声白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之前还有必要先关注一下施蒂纳与蒲鲁东关于国家社会主义的批判。这些批判也可能包含重要的想法，因此是值得总结的。值得一提的是，斯蒂纳与蒲鲁东笔下的共产主义思想在本质上都是专制的。自由意志共产主义是在1876年巴枯宁死后才发展起来的，这意味着蒲鲁东与施蒂纳批评“共产主义”时攻击的其实是一种特定形式的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使个人从属于社会。像克鲁泡特金与马拉特斯塔这样的安那其共产主义者也反对这种“共产主义”，“在1848年之前”共产主义“是以这样一种形式提出的，蒲鲁东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它对个人自由的侵害。旧的共产主义思想是清教徒的思想……如果人类必须经历这样的共产主义，自由与个人意志就会被最彻底的摧毁。”[Act for Yourselves， p. 98]当然，施蒂纳与蒲鲁东可能也会拒绝自由意志共产主义，但请记住，并非所有形式的“共产主义”都是千篇一律的。

　　对于黄凌霜、区声白崇拜的施蒂纳而言，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一样并不将“人类”视为独一无二的存在。“(人)被视为仅仅是一个组成部分，是社会的一部分，“施蒂纳断言，“自由人无法忍受这一切因为他是自己的“唯一者”，是他的独特性创造了他的社会。”因此，他对社会主义的抗议类似于他对自由主义的抗议(实际上，他将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称作“批着社会主义皮的自由主义”)。施蒂纳意识到资本主义并不是自由的伟大捍卫者，它只支持某些人的自由。 因此，国家社会主义不承认结社的目的是解放个人，而是相反。使个人遭受新的暴政：“这最终带来的不会是一个我们所欲求的国家(例如‘人民国家’)，而是他们所欲求的国家。组成国家的一切，流动的一切团结在一起——这个国家即使离开了‘我’也是存在的……国家的独自建立剥夺了我的独立性;它作为一种‘自然增长’的状态，它的有机协调，要求我的自由不能自由生长，而必须被裁剪以适应它。“ [唯一者及其所有物，p.224]同样，施蒂纳认为“共产主义，通过废除所有个人财产，只会迫使我更多地依赖另一个人，也就是说，对一般性或集体性的依赖”那就是“一个阻碍我自由行动的条件，一个对我施压的主权权力。共产主义正确地反抗了我个人所承受的压力，但更可怕的是它把力量交到集体手中。”[唯一者及其所有物，p.257]历史确实证实了这种恐惧，通过将财产国有化，各种国家社会主义政权把工人从资本家的仆人变成了国家的农奴。相比之下，安那其共产主义者主张自由结社与工人自我管理，以此确保社会化财产不会变成剥夺自由而是作为确保自由的一种手段。正因为如此，施蒂纳对马克思的“庸俗共产主义”的抨击仍然很重要，并在安那其工厂主义者的著作以及马克思与他的更多自由主义追随者的最好作品中找到了共鸣(见第I.4节论自由意志共产主义如何在这些问题发声的并纳入斯蒂纳的质疑与主张)。

　　蒲鲁东反对十九世纪中叶法国存在的各种国家社会主义主张的作品中也能找到与施蒂纳类似的论点，特别是抨击路易·布朗的想法。路易·布朗的名著Organisation du Travail(Organisation of Work， 1840年首次出版) 认为，社会弊病是由竞争造成的，可通过政府发起与资助的改革来消灭竞争。更具体地说，布朗认为“必须使用国家的全部权力”确保工人协会(或“社会讲习班”)的创建与成功。从那以后“无产阶级所缺乏的解放自己的工具就是生产资料，”政府“必须提供它们”。总之，“国家”“应坚定地站在工业的前列。”[引自K.Steven Vincent，Pierre-Joseph Proudhon and the Rise of French Republican Socialism，p.139]将鼓励资本家向这些作坊投资并收取利息，但工人将保留车间产生的剩余利润。这种由国家发起的工厂很快就会证明比私营企业更有效率，并且通过其低廉的价格迫使私营企业要么倒闭，要么转变成社会作坊，从而消灭竞争。普鲁东在许多方面反对这一计划，认为布朗的计划是一种“国家之间心照不宣的联合;简单地说，他向资本家下跪并承认垄断的主权。”在普鲁东看来，现代国家是资产阶级建立统治工具，要求国家废除资本主义是不合乎逻辑的，也是不可能的。此外，通过从资本家那里获得“社会工作坊”的资金，布朗的计划几乎没有削弱他们的哪怕一点权力。“资本与权力”普鲁登强调，“构成现代国家的重要器官，将永是社会主义所崇拜的神;哪怕不存在资本与权力，它也会发明它们。” [财产即盗窃!，p.215与p.217]他强调了布朗计划的威权性质：“布朗先生从来不厌倦诉诸权威，社会主义大声宣称自己是安那其主义者;布朗先生把权力凌驾于社会之上，而社会主义倾向于使社会服从社会;布朗先生使社会生活从上到下降，社会主义认为它是从下产生与发展的;布朗先生追求政治，社会主义追求科学。别再虚伪了，让我对布朗先生说：你既不想要天主教，也不想要君主制，也不想要贵族，但你必须有上帝、宗教、专政、审查制度、等级制度、区别与等级。就我而言，我否认你的上帝、你的权威、你的主权、你的司法国家与你所有的神秘主义。”[财产即盗窃!p.205]同样，普鲁东也反对布朗思想的“自上而下”性质，那是由国家管理的，车间的系统将很难成为自由意志主义者。“等级制度将产生于选举原则……如在宪法政治中……谁将制定法律?政府。”普鲁东认为，这样的政权不可能运作良好，最终的结果将只是“所有的改革都结束了，只剩下一个阶级分明的大公司，国家的垄断，还有社区的暴政。”[财产即盗窃!，p.21与p.207]

　　蒲鲁东如是批判国家社会主义者：“由于你无法想象没有等级制度的社会，你已使自己成为权威的使徒;权力的崇拜者，你只想到加强它与压制自由;你最喜欢的格言是，人民的福利必须不顾人民的利益而实现;不是通过消灭权力与政治空心化实现社会改革，而是坚持重建权力与政治。“ [财产即盗窃!，第225-6页]普鲁东没有试图从上面改革，而是强调工人阶级必须为自己的解放而组织起来。正如他所说，“劳动阶级面前的问题不是夺取权力，而是征服权力，还有垄断——也就是说，从人民的内心产生、从劳动的深处产生更大的理性权威与更有力的事实，这将包围资本与国家并征服它们。”“为了对抗与减少权力，将其置于社会的适当地位而改变权力的拥有者或在其运作中引入一些变化是没有用的：我们必须找到农业与工业的结合，通过这种结合，当今社会的统治者将成为它的奴隶。”这是因为“发现自己不可避免地被资本包围，并直接针对无产阶级。”普鲁东在1848年强调，“没有政府的帮助，无产阶级必须解放自己。” [财产即盗窃!，p225-6，p306]此外，通过保证支付利息，布朗的计划保障了资本对劳动力的持续剥削。当然，在反对资本主义竞争的同时，普鲁东认为废除一切形式的市场是不明智的。普鲁东主张以双向的方式从下面破坏资本主义：建立工人协会与组织信贷。通过建立以成本提供信贷的共同银行，工人们可创建协会，与资本主义公司竞争，把他们赶出市场，从而一劳永逸地消除工人自我管理的剥削。这样，工人阶级就能从资本主义中解放出来，通过自己的努力与活动，自上而下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正如马克思主义者Paul Thomas指出的，“人们热切地相信……通过他们自己的努力，通过经济与社会行动，就可拯救劳动人民……普鲁东提倡并在很大程度上启发了通过自主的工人阶级协会，在没有任何情况下削弱“国家”这一地区的价值。” [Karl Marx and the Anarchists， pp. 177-8] 蒲鲁东反对暴力革命(以及破坏性的罢工)，主张以经济手段结束经济剥削，认为安那其主义的改良主义者(后来的社会主义安那其主义者则主要是革命者，认为资本主义无法被改良)支持通过罢工将工人阶级联合成有激情与战斗性的组织。

　　普鲁东的思想深受他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影响，十九世纪中叶法国工人阶级的大部分是工匠与农民，这种方法足以反映其社会背景。在小型工业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相互银行提供的自由信贷作为保障工人阶级群众获取生产资料的手段在理论上是可行。这种社会背景影响了普鲁东的思想(见H.2.3节)，总是强调如果把结社强加于农民与工匠就会成为暴政(相反，他认为，只要工人群体认为这样做符合他们的利益，他们就会自由地接受协会)。然而，蒲鲁东并没有忽视大型工业的兴起，而且明确提议为客观需要的行业(即资本主义大生产)与其他想要这样做的人建立工人协会(即合作社)。但基本原则相同，即取消工资劳动。

　　正是这种对工资劳动的反对推动了普鲁东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批判，他为此而强调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权是对工人自由的威胁，也是资本主义继续以国家为手段成为新资本家或“新阶级”的威胁。他在1848年直言“不希望看到国家没收矿山、运河与铁路，这只能维护君主制与更沉重的工资奴役。我们要把矿山、运河、铁路移交给民主组织的工人协会……这些协会(将)成为农业、工业与商业的典范，这是这个广泛的公司与社会联合会的开创性核心，这些企业与社会被编织成民主社会共和国的共同基石。他把由其成员经营的工人协会与代表其成员的工人协会与那些“由国家补贴、指挥与指导”的工会对立起来，指出后者只会由统治阶级所管理并且为统治阶级所服务，而这将压碎“一切自由与财富，就像所有垄断企业所做的那样。”[No Gods， No Masters， vol. 1， p. 62 and p. 105]

　　毫无悬念，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攻击了普鲁东的《System of Economic Contradictions 》。然而，马克思的著作在出版时并没有引起多少兴趣，尽管普鲁东仔细阅读并注释了他的著作，声称它是“诽谤”与“无中生有”(他甚至称呼马克思“社会主义的寄生虫”)[引自Woodcock，No Gods， No Masters，p.102]不幸的是，由于严重的家庭危机以及1848年法国革命爆发，普鲁东没有公开回应马克思的著作。然而，鉴于蒲鲁东对路易·布朗与其他认为需要夺取国家权力后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者的看法，他是不可能支持马克思的手段的。

　　普鲁东与施蒂纳都没直接批判马克思主义，但他们的批评也适用于许多主流马克思主义，因为它们继承了他们攻击的国家社会主义的许多思想。他们的许多分析被纳入跟随他们的无政府主义者的集体主义与共产主义思想(有些是直接来自普鲁东的，有些是相互交融所致，因为施蒂纳的作品很快被遗忘，直到他在19世纪90年代被重新发掘时才对无政府主义运动有了影响)。从普鲁东关于工人协会管理生产的观点(主要是反对国家资本主义与国有化与劳动人民自己采取行动的必要性)不难找到他们在共产主义安那其主义与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中的位置，以及他们对主流马克思主义(如民主社会主义)与列宁主义的批判。

　　巴枯宁在1868年的评论中也有这些批评的呼应：“我厌恶共产主义因为它是对自由意志的否定，而于我而言，没有自由意志的人是不可想象的。我不是共产主义者，因为共产主义为了国家的利益而集中与吞并全社会的所有力量，因为它不可避免地导致财产集中在国家手中……我希望看到社会与集体或社会财产自下而地组织起来，以自由结社的方式，而不是通过任何形式的权威，自上而下组织起来……这就是我为什么是集体主义者而不是共产主义者。”[引自 K.J. Kenafick， Michael Bakunin and Karl Marx， pp. 67-8]巴枯宁此论导致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发生了直接的冲突，后来巴枯宁还领导了第一国际从1868至1872年反对马克思的斗争。正是在这些交流中，社会主义的两个流派(自由主义者与极权主义者)明晰了自己的理论。随着巴枯宁的出现，对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国家社会主义)的无政府主义批判开始走向成熟，黄凌霜、区声白深受其影响。

　　四、马克思主义者对黄凌霜、区声白式无政府主义的批判

　　马克思主义者如何看待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者从他们那一方面企图把斯大林主义看作不仅是布尔什维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有机产物、而且还是一般“国家社会主义”的有机产物。他们愿以较为现代化的自由苏维埃的联盟来代替宗法制的巴枯宁的“自由公社的联盟”。但他们照旧反对中央集权国家。事实是：“国家”马克思主义的一支，社会民主党，在执政之后成了资本的公开代理人。而另外一支又产生了新的特权等级。显然，祸根在于国家。从广阔的历史观点看来，在这一论断中可找到真理的核心。作为强制机关的国家无疑是政治与道德病害之源。像经验所表明的那样，这也适用于工人国家。因此，斯大林主义是社会还无法摆脱国家的拘束衣的这种社会状态的产物。但这种状态对评价布尔什维主义或马克思主义没有提供任何东西，只是表明人类的一般文化水平，而首先是表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力量对比。国家，甚至工人国家都是阶级的野蛮状态的产物，而真正的人类历史是从废除国家开始的，在我们赞同无政府主义者的这种论点之后，下列问题仍然原封不动地摆在我们面前：能最终导致国家的废除的道路与方法是什么呢?最新的经验证明，那根本不可能是无政府主义的套路。

　　世界上唯一的一个有力的无政府主义组织是西班牙劳工联合会，但在紧要关头变成了资产阶级部长，用“非常状态”的压力解释自己对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公开叛变。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首领们当年引用的难道不也是这一论据吗?诚然，内战不是和平的常态，而是“非常状态”。不过，每一个严肃的革命组织本来就是准备迎接这类“非常状态”的。西班牙的经验再一次说明，可在“正常状态”下在资产阶级国家核准的书籍中“否定”国家，但革命的环境没有给“否定”国家留下任何余地，而是相反地要求夺取国家。我们丝毫不打算指责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没有简单地把国家一下子消灭掉。甚至掌握了政权(尽管无政府主义的工人们英勇顽强，但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的领袖们没能做到这一点)的革命政党也绝不是社会的全能主宰。但我们要严厉地指责无政府主义理论，它对和平时期来说似乎是十分适用的，但一旦出现……革命的“非常状态”，就只好赶快扔掉它。在古代有过一些将军(现在大概也有)认为，最能破坏军队的就是战争。那些抱怨革命破坏了他们的主义的革命家们比这些将军们好不到哪里去。

　　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在消灭国家问题上完全一致，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还是“国家的”，只因为不可能通过简单的不理睬国家的办法来消灭国家……在英雄的革命年代，布尔什维克与真正革命的无政府主义者携手并进。其中的许多人被党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来了。本文作者曾不只一次同列宁讨论过下述可能性：即在征得当地居民的同意下划给无政府主义者一定的地域供他们搞无政府实验。但国内战争、封锁与饥饿的环境给这类计划留下的余地是太少了。而克琅施塔特暴动呢?但革命政府自然不能只是因为有几个可疑的无政府主义者参加了农民—士兵的暴动而把守卫首都的要塞“送给”暴动的水兵吧?对事件的具体历史分析，拆穿了由于无知与感情用事而围绕着克琅施塔特、马赫诺以及其它的革命插曲制造出来的神话。——托洛茨基《斯大林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

　　五、黄凌霜、区声白式无政府主义在当今中国的“卷土重来”

　　最近国内可见的1969年1月15日穆瑞·布克金的《无政府状态与组织：给左派的一封信》选自《新左派札记》(来源：Retrieved on May 10th，2014 fromhttp：//dwardmac.pitzer.edu/Anarchist_Archives/bookchin/leftletterprint.html)批判左派的著名片段，当今中国确实要有其“全球视野”或“theanarchistlibrary，org”之类的东西，实际上我们面临的困难远比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大。就以这个布克金为例，他在国内几乎不被关注，但他其实是一个比较有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原因很简单，他批评了马列主义，所以在历史中他就会被抹去。相比之下，我们更应注意的是里面所提倡的革命精神。很多人对革命的态度太过消沉，甚至认为革命是不现实的，是空想的，愚蠢的，或力不从心的，或那是机会主义与权威主义的事，或是某个耶稣降世一样的家伙才配做的事，以此来推拖自己的责任，也许确实如此。但无政府主义者其实想说的是：“右倾很现实，我比你们成熟，你们太偏执，太自不量力。”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无政府主义者打个旗号就敢痴狂的焦点是他们太“小资”了，喧嚣一时的写日记的方方更像是黄凌霜、区声白阴魂不散。

　　广西师范大学“理想国”出品的文献《无政府主义人类学碎片》直指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的源头，认为无政府主义曾是足以与早期共产主义分庭抗礼的现代批判思想。该文献认为，五四时期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也丝毫不逊色于社会主义的影响。二者的区别也许只在于，无政府主义美则美矣，但作为“批判的武器”太没有力量了，遑论在面对改造社会的任务中还有不可或缺的“武器的批判”。

　　时至今日，黄凌霜、区声白在一百年前曾极大地影响了中国青年的思潮几乎已无人知道，更不知道这个美丽的“安那其主义”是当年多少新青年获得解放的精神来源。而且，人们还常常惊恐地将“无政府”误解为“无秩序”。其实，当然不!在无政府主义主张的“无政府”、“无警察”的社会中，人们“自主”、“互助”、“自愿结社”、“自我组织”，当然，这里的核心在于“直接选举”的“自治”，然而，这些极具政治想象力的部分在残酷的20世纪几乎被人慢慢忘却了。我们把克鲁泡特金为不列颠百科全书写的一段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定义放在这里，诸君可看看：“这个名字所意味着的是一种关于生活的原则以及方法，在其底下社会并不需要政府。这个社会的和谐，并不是靠法律或服从于某一权威来维持，而是各个团体、区域与专业通过自由协议来维持。生产与消费也相应自由形成，以满足文明个体无限的、相异的需求与热诚”。美吗?我相信，这会比任何以真理的名义统治的强权更吸引人。然而多数人并不相信这件事，我们已习惯于有一个面面俱到的统治者，从霍布斯以来的政治哲学给了我们一个恐怖的起点：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为了不生活在丛林中，我们需要一个利维坦。于是所有的政治哲学都围绕着我们要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如何驯服国家上展开、争辩，尽管在事实上，中国历史上很多时候的基层社会，以及现在世界上很多地区的基层社会都是以自治的方式存在，但在我们的政治哲学中，关于“自治”的政治秩序的想象力几乎已全盘丧失了。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人类学家，他认为人类学对霍布斯的前提(如果没有政府与警察，人们将会互相残杀)提供了一个无法抗拒的反证，证明这不是真的，如果没有政府，人们并不会互相杀害。他说，人类学者是唯一了解现存没有政府的社会的学者，他们当中很多人都在世界的某个角落居住过。事实上，在那些政府瓦解了的地方，人们过着“自治”的生活。在另一层意义上，今天遍布全球的各种社会运动，多数都有“无政府主义”的性质，反全球化运动、女权运动、青年运动等等都遵循了自主、互助、直接民主的原则。与以往的革命不同，他们并不谋求权力，而是注重关于革命实践的伦理性论述。这很符合21世纪互联网革命带来自由精神与自由秩序，未来互联网造就的新政治秩序也许会促成安那其主义被方方式小资们在后疫期中国“卷土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