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个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喷薄而出的时代。

　　有一个人的笑曾感染了全世界，有一个人的笑曾被各国媒体称为“震慑议会大厦的玻璃”，有一个的笑曾被评为美国普利策新闻奖。

　　那便是乔老爷的笑。

　　1971年10 月 26 日，联合国秘书长吴丹致电中国政府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正式通知第二十六届联大通过的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的决议，并邀请中国政府派出代表团出席本届联合国大会。

　　这消息来的太突然，咱连点准备也没有。周总理说，要不咱先派几个人去了解一下情况?毛主席说：那就不必喽，人家联合国秘书长不是来电报了吗?咱就派代表团去，让乔老爷(乔冠华)当团长，熊向晖当代表，开完会就回来。

　　1971年11月15日，联大二十六届全体会议召开，欢迎乔老爷率领的中国代表团。五十七个国家代表发表了讲话，好多国家的代表抱怨说给他们安排发言的时间太短了，好多话都没说完、没说透。他们的发言让人感受到了什么叫激情澎湃，什么叫发乎内心，什么叫真情流露，不信就摘几段听听:

　　科威特代表阿卜杜拉·雅各布·比沙拉说：“联合国大会终于决定纠正了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错误。这一点的取得，是由于北京政府过去二十年来表现了耐心、慎重和明智，也是由于在国际事务中出现了一个新的概念：即服从现实和接受事实的意旨。正如外交官们所承队的那样，没有中国的参加，联合国就是徒有虚名。没有中国的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世界上出现的诸名裁军、国际安全、和平、特别是东南亚的和平等紧迫的问题就不能得到解决。不论是谋求实现宪章中所规定的目标和宗旨的联合国也好，或者是有着不同制度和政策的世界各国也好，都少不了中国。”

　　阿尔巴尼亚代表萨米·巴霍利说：“世界上所有的进步人民都凝视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她是各国人民自由和独立事业的最强大的保卫者，是各国人民主权的最强大的保卫者。伟大的人民中国在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她已成为社会主义与和平的坚强不屈的堡垒，成为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霸权计划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赞比亚代表弗农·约翰逊·姆旺加说：“自从大会在十月二十五日晚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以来，许多美国报纸上登载了一些抱有偏见的、片面的文章，蓄意进行歪曲，以便不仅对我们为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权利而进行如此顽强斗争的动机，而且也对我们在投票结果宣布后的行为散布种种严重的怀疑。我受权毫不含糊地声明，我们除了对赞比亚共和国政府以外不对任何政府负责，谁都无权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该高兴，什么时候不该高兴，谁都无权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该笑，什么时候不该笑，因为作这样一个决定完全是我们职权范围内的事。”

　　赤道几内亚代表埃索洛·米卡说：“对于我们的提案在十月二十五日晚上取得的结果，我们曾跳过舞。而且，现在当我们亲眼看到合法的中国代表团占有它被剥夺了二十二年的席位的时候，我们要继续跳舞，我们要继续非常高兴地鼓掌。美国记者的宣传并没有把我们吓倒，也没有使我们担忧。让他们在他们的报纸和期刊上写他们想写的东西吧。我们到这里来并不是为了研究美国政府在这个问题或任何其他问题上的政策的。我们是来提倡和宣传和平的，只有我们的政府才能要求我们对我们所负的责任作出说明。美国政府在我们所谈的这个问题上奉行的帝国主义政策遭到失败的时候，我要说，是遭到惨败的时候发生的威胁，丝毫也吓不倒我的代表团。”

　　是什么，让这些弹丸小国对世界霸主的美国毫无惧色?又是什么，让这些国家的代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到来高兴地鼓掌、跳舞?让我们再来听一听乔老爷的发言吧：

　　“本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这是敌视、孤立和封锁中国人民的政策的破产。这是美国政府伙同日本佐藤政府妄图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的计划的失败。这是毛泽东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的胜利。这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胜利。”

　　“中国人民受尽了帝国主义压迫的苦痛。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曾经对中国发动过多次侵略战争，强迫中国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他们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掠夺中国资源，剥削中国人民。中国人民过去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人所共知的。为了争取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中国人民前赴后继，不屈不挠，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进行了长期的英勇斗争，终于在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无视帝国主义的重重封锁，顶住了外来的巨大压力，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把我国建成了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事实证明，我们中华民族完全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我们一贯主张，国家不论大小，应该一律平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该成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准则。各国人民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本国的社会制度，有权维护本国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任何国家都无权对另一个国家进行侵略、颠覆、控制、干涉和欺负。我们反对大国优越于小国，小国依附于大国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理论。我们反对大国欺侮小国、强国欺侮弱国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我们主张，任何一个国家的事，要由这个国家的人民自己来管;全世界的事，要由世界各国来管;联合国的事，要由参加联合国的所有国家共同来管，不允许超级大国操纵和垄断。超级大国就是要超人一等，骑在别人头上称王称霸。中国现在不做、将来也永远不做侵略、颠覆、控制、干涉和欺负别人的超级大国。”

　　乔老爷的讲话痛快淋漓，直抒胸臆，旗帜鲜明，详尽地阐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路线，对美、苏等大国的霸权主义行径也是毫无隐晦，毫不顾忌，毫不客气，指名道姓地进行了严厉抨击，而且还向世界庄严地表明了一如既往地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解放、反对外来干涉、掌握自己命运的正义斗争的坚定立场，在世界人民面前树立起了有责任、能担当的负责任大国的高大形象，正如阿尔巴尼亚代表所说，中国已成为“各国人民自由和独立事业的最强大的保卫者，是各国人民主权的最强大的保卫者。”这便是那些小国也不再惧怕美帝的答案，这便是道义的力量。

　　美国也只有接受这样的事实，美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乔治·布什无奈地说：“人们对在最近几周内使大会发生意见分歧的那些原则问题有很深的感觉，并为解决这些问题作了艰苦的奋斗。不应该因这些分歧而看不到我们大家——包括美国在内——几乎都同意的一种看法，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联合国的历史时刻来到了。”

　　在这次大会上，第一次登上联合国大会讲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乔冠华开心地笑了，开怀大笑了，仰天大笑了，那是一种自信的笑，一种真正登上舞台的笑，一种能够自己掌握自己命运而不用看人脸色的笑，一种象毛主席一直努力塑造的中国气派的笑。

　　一百年来，中华民族没有那样笑过了。

　　1917年9月16日，毛主席的好友张昆弟在日记里记下了与毛主席的一段谈话：

　　“毛君润芝云，现在国民性惰，虚伪相崇，奴隶性成，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余甚然其言。中国人沉郁固塞，陋不自知，入主出奴，普成习性。安得有俄之托尔斯泰其人者，冲决一切现象之网罗，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颇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又毛君主张将唐宋以后之文集诗集，焚诸一炉。又主张家族革命，师生革命。革命非兵戎相见之谓，乃除旧布新之谓。”

　　年轻的毛泽东便走上了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国民之新思想的道路。

　　1938年10月14日，毛主席在中共六届六次会议上阐述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时，对于学习的问题指出：

　　“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1942年2月8日，毛主席在延安干部会上再次就党八股问题提出：

　　“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队伍中存在着的一些严重的错误，是应该认真地克服的。这里叫洋八股废止，有些同志却实际上还在提倡。这里叫空洞抽象的调头少唱，有些同志却硬要多唱。这里叫教条主义休息，有些同志却叫它起床。总之，有许多人把六中全会通过的报告当做耳边风，好像是故意和它作对似的。中央现在做了决定，一定要把党八股和教条主义等类，彻底抛弃，所以我来讲了许多。希望同志们把我所讲的加以考虑，加以分析，同时也分析各人自己的情况。每个人应该把自己好好地想一想，并且把自己想清楚了的东西，跟知心的朋友们商量一下，跟周围的同志们商量一下，把自己的毛病切实改掉。”

　　1958年1月15日，毛主席与胡乔木、吴冷西谈话，谈到《人民日报》的办报问题时说：

　　“不仅中央报纸，而且省级报纸，也要认真办好，关键是党委要抓紧。写评论要结合形势，结合当时的政治气候。要看得准、抓得快、抓得紧、转得快。评论要写得中国化，有中国气派，不要欧化，不要洋八股，不要刻板，要生动活泼。形式要多样化，有编者按语，有短评、时评，有专论、社论，有评论员文章、观察家文章、编辑部文章，等等。评论是说理的，但不排斥抒情，最好是理情并茂。”

　　毛主席所倡导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是什么呢?

　　他说：

　　“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我们要革除的，就是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政治、旧经济和那为这种旧政治、旧经济服务的旧文化。而我们要建立起来的，则是与此相反的东西，乃是中华民族的新政治、新经济和新文化。”

　　“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

　　“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

　　“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毛主席曾说中国有一缺点，并拿了《红楼梦》里一个人物贾桂做例子，他说：

　　“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国主义，历来受人欺负。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但是，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 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在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

　　他曾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作《 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的报告中说：“过去说中国是‘老大帝国’，‘东亚病夫’，经济落后，文化也落后，又不讲卫生，打球也不行，游水也不行，女人是小脚，男人留辫子，还有太监，中国的月亮也不那么很好，外国的月亮总是比较清爽一点，总而言之，坏事不少。但是，经过这六年的改革，我们把中国的面貌改变了。”

　　毛主席始终力图从精神文化方面改变中国的面貌，“移风易俗，改造中国”，“破四旧，立四新”，“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洋教条、土教条都要反对，创造中国的道路”，他向着几千年来、近百年来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起了一次又一次冲锋，他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不断改变着中国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他说“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他建立的新世界，一改萎靡不振的精神状态，一改唯唯诺诺的奴性模样，一改任人欺辱的倒霉样子，用新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意气风发，扬眉吐气，昂首挺胸，爱憎分明，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象旋风一样席卷世界，中国思想传遍世界各地，许许多多国家不远万里来学习中国经验，各国政要们排着队来见毛主席，一些国家领导人以没有机会见到毛主席而引为终生憾事。

　　1975 年 1 月，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新宪法，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七五宪法”，这个宪法将将毛主席大力倡导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实现人民解放的民主方式国家宪法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人民民主的行动规范。宪法第十三条规定：“大鸣、大放、在辩论、大字报，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国家保障人民群众运用这种形式，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以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法律保障，如果没有这种保障，各种铲除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就会毫无忌惮地跑将出来，我们曾经引以为豪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就会被冲击得七零八落，不成样子。

　　布隆迪常驻联合国代表恩桑泽·特伦斯曾在欢迎中国代表团重返联合国的大会上说：“经过二十二年之后，中国的精神——它倡导了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换句话说，人类的新生活法则，引起了不同的反应。它在这里和那里引起了惊讶和恼怒;在其他地方则引起了钦佩和满意。”

　　乔老爷的大笑远去了，但它的感染力却穿透时空，激动着每一个回望历史的人。

　　那是个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喷薄而出的时代。

　　清明时节，我们把无限敬意献给创造了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伟人和先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