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读卢梭的著作，随处能感受到他一颗源于自然的不屑雕饰的赤子之心，这颗拒绝权贵、金钱和一切世俗污染的质朴的心，时刻为真理和人民跳动着。卢梭执着于世界大同的崇高理想，以及与之相随的对人性劣根，对成为罪恶渊薮的私有制社会对人民巧取豪夺的资本、权贵的彻底揭露、无情抨击，使得他像高悬夜空的孤独而明亮的启明星，启迪受反动统治阶级蛊惑、鱼肉的广大人民，照亮他们反抗压迫、争取自由平等的前进方向。

　　本文是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一文的思想精粹的捋陈。在这篇文章中，卢梭以其一惯的严谨的哲学思辨、缜密的思想逻辑和对人类劣根的深刻批判、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深邃洞察力，昭示不断继起的革命，乃是人民救赎自己、推动社会朝着理想共产主义社会前进的唯一途径，——而这正是它弥足珍贵的永恒的现实意义。

一

　　在政治、哲学和思想的天空中，“日内瓦公民” 让·雅克· 卢梭无疑是一颗耀眼的巨星，闪耀着穿透一切世俗的浸透人类大同理想情愫的纯净而炽热的光芒。因为不囿于世俗樊篱，所以他孤独，因为他飞蛾扑火般不顾一切扑向朴素的真理，——为人间自由、平等、善良、正义发声，所以他遭受权贵、资本，甚至被受他们蛊惑的人们的诅咒、唾骂。为了自由，为了保持思想的纯粹，他拒绝皇家给他戴上在他看来是妨碍自己独立思想的金锁链的荣誉桂冠，甘愿一生孤独地跋涉在探求真理的险仄小径上。他的叛逆巨俗世和悖于时代潮流的深邃、冷峻思想，像高悬在夜空上的启明星，启蒙被邪恶蒙蔽心智的人民。他对抗不平等的黑暗社会制度的思想，注定要掀起革命风暴，使人类社会朝着理想大同方向前进。

　　他对人类不平等起源的深刻思考与缜密论述，得出社会、阶级、国家的形成的递次演进，得出人类由永难穷尽的欲望堕入永难走出的闭环圈套的悲剧宿命。但最可宝贵的是，对于这样的宿命，他并非持消极态度，而是以积极进取的战士姿态，在硝烟弥漫的思想战场上，以堂·吉诃德的长矛，同形形色色的敌人战斗，直至生命最后一息。

二

　　卢梭深刻地洞悉，在私有制社会里，国家是人类不平等扩大的泉源，而不平等越扩大，风俗就越败坏，犯罪就越频繁。虽然他尊重人类的科学和艺术，但他坚信它们的传播会败坏风俗。他的这种意见，和当时一般哲学家们的观念背道而驰。当时“百科全书纲要”象赞美诗一样，颂扬科学可以使社会按照理性的要求建立起来，但卢梭却已观察到社会是建筑在不等的基础上，兴盛的文化是为腐朽的贵族阶级服务的，贵族阶级的奢靡生活建立在人民的贫困之上。卢梭的批判不只是反对封建社会，而是反对建筑在财产不平等基础上的一切社会。他和发展资产阶级的进步纲领的百科全书派中的前进派狄德罗、霍尔巴赫，中间派伏尔泰由争论到决裂，是因为他代表最广大人民大众的利益。

　　即便卢梭的创立自然神论的愿望，也是和伏尔泰的愿望迥然不同。伏尔泰是非唯物主义者，他需要在人世之外有一个监视人民的神，使人民服从君主统治，并保护私有财产。相反地，卢梭则需要一个安慰人民的神，替被压迫的人民向压迫者复仇。

　　在被各种欲望和阴谋支配着的腐烂社会泥淖里，一个没有坚定意志力和坚定理想追求的人，极易向权贵卑躬屈膝，与披着文明外衣的盗贼同流合污。但卢梭却具有百折不挠的独立精神，人们竭力想把他改造成伏尔泰式时尚沙龙里的人物，却总是枉费心机，他永远是棱角尖锐的日内瓦公民让·雅克·卢梭。在各式沙龙里，社会权贵和资产阶级过着造成人民贫困的奢华生活，而卢梭却始终视自己是人民中的一分子。霍尔巴赫男爵有一天问卢梭为什么对他们这么冷漠，卢梭回答说：“你们太有钱了。”卢梭认为这些富人没有人心，他们在社会上尽作些虚伪的表演，“在一般群众中，自然的感情随处可见，但在上流社会中，这种感情完全没有。他们在塑料花的装饰下，只受利益和虚荣支配。”

　　卢梭这样憧憬他欲栖身的理想国度：“我愿生在这样一个国家：在这个国家中，每个人都能胜任他的职务，邪恶的阴谋，或谦逊的美德，都呈现于公众的眼前，并受公众的评断，主权者和人民只能有唯一的共同利益，因之政治机构的一切活动，永远都只是为了共同的幸福。这个国家的立法权属于全体人民，因为有谁比人民自己更了解在怎样条件下，他们才更适于在同一个国家里共同生活呢?”

　　尽管反对卢梭的有教会、法院、王室权贵以及哲学名流等掌控国家运行机器，几乎整个上层社会政治、资本、文化精英，还有受主流宣传和世俗、宗教蒙蔽的底层民众，但他受正义和良知驱使，仍要揭露使少数人富有，多数人穷困社会中的一切虚伪和奥秘。

三

　　卢梭在看到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历史运动主要原因的同时，也看到历史的运动必然引起和扩大社会的不平等，以及和社会不平等相连的人的利己主义行为。——而这是终生困扰他的与他追求的理想大同社会相冲突的不可调和、不可解决的矛盾和问题。

　　在卢梭所有著作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可谓其整个哲学思想的总纲。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对卢梭的这篇著作作了精辟分析，并特别指出卢梭思想所具有的唯物辩证法。他说：“卢梭的这部著作，是十八世纪中辩证法的杰作，可说是精采地显示了自己的辩证的起源。……卢梭看到了不平等的产生是进步。可是这种进步包含着对抗，它同时又是退步。……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就前进一步。随文明一起产生的社会为自己建立各种的机构，转变为同它们原来的使命相反的机构。这种发展产生的后果，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乃是所有的人都受专制暴君压迫。经过社会改良或革命斗争洗礼后，……这样不平等又重新转变为平等;可是不是转变为没有语言的原始人的旧的自发的平等，而是转变为更高级的社会公约的平等。压迫者被压迫，这是否定的否定。”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不仅对人类只是在上帝面前才是平等的那种基督教封建学说进行了无情抨击，而且包括平等、自由的革命口号。早在法国推翻波旁封建王朝特权阶级的1789年大革命爆发前，卢梭就已经认识到革命的必然性，并在哲学上予以论证，在法理上证明革命的正当性。卢梭的理想主义思想理论，直接成为法国大革命导火索。在革命发展到顶点时，激进革命派雅各宾派党人直接引证卢梭理论作为他们的行动指南，并在1793年颁布的《雅各宾宪法》中，摘录他的理论作为宪法条文。

四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写于1754年，通篇充满颠覆人们传统思想观念的震聋发愦地革命启蒙思想，这是卢梭的平民阶级立场决定了他比同时代思想家更深刻地感受到在剥削的重压下人民所受的痛苦。同他其它哲学著作一样，在这篇著作中，可以看到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阶级时同出一辙的议论;可以看到和马克思主义同出一辙的唯物辩证法，即本质上包含着矛盾对抗的发展过程，每个极端朝向它的对立面的转化，最后，作为一切的核心的否定之否定。

　　如：“私有制的确立产生了贫困和奴隶。使人文明起来，而使人类没落下去的东西，在诗人看来是金和银，在哲学家看来是孕育私有制胚胎的最初生产的铁和谷物。人民之所以要有首领，乃是为了保卫自己的自由，而不是为了使自己遭受奴役，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可是这些首领却成为人民的压迫者，而且他们把压迫加重到这样的地步，使得达到极端的不平等又重新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变，成为平等的原因。专制统治只在它还能使用暴力的时候，才是主子，因此它被推翻的时候，它是不能抱怨暴力的……暴力支持他;暴力也推翻他。一切事物都是这样按照自然的顺序进行着。”

五

　　卢梭勇敢无畏地向世人宣告：“我无情地驳斥人间无聊的谎言;我大胆地把人们因时间和事物的进展而变了样的天性赤裸裸地揭露出来，从所谓‘人的完善化’中，指出人类苦难的真正根源。”他坦言：“这篇东西(《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在全欧洲恐怕只能找到很少数的读者能够理解，而这些读者中恐怕没一个人愿意谈论它。这原是一篇为应征而写的文章，所以我把它寄给了科学院，但是我早就料到一定得不了奖，因为我深知科学院的奖金决不是为我这样的文章而设立的。”

　　事实正如他所料。但同时使他没想到的是，这篇著作对后来反抗一切压迫、追求共产主义崇高理想的人们产生了深远影响。

　　1755年8月30日，伏尔泰在致谢卢梭赠书(即《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的信中揶揄他说：“从没有人用过这么大的智慧企图把我们变成畜牲。读了你的书，真的令人渴慕用四只脚走路了。”卢梭反驳伏尔泰，说自己从未想使人返回到野蛮状态中去，伏尔泰对自己观点的曲解、嘲讽，是执意地放大片面而不及全貌。

　　事实上，卢梭只是以其严谨的唯物辩证法，向人们呈现了人类由“愚”到“智”的嬗变过程，仅此而已。他在以眷恋的深情回望人类历史源头，不吝溢美之词讴歌原始自然公正淳朴的同时，以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思维向世人昭示进化是人类发展的必然。

　　卢梭深邃庄严的哲学思辨在文章中汩汩泉涌：“在私有制社会里，人们的利害关系错综复杂，相互忌恨的心理野草般疯长，人们表面上象是互相帮助，实际上却无所不至地在互相残害。恐怕没有一个有钱人不被他那贪婪的继承人暗暗祝祷他死亡的;没有一个在海上航行的船只的遭难，对某些商人来说，不是一个喜信;没有一个恶意的债务人不愿意他的债权人的商号发生火灾，将所有的账据一齐烧掉。我们从同类所遭受的损害中获得自己的利益，这一方的损失差不多总会造成另一方的繁荣。但是更危险的是，公共灾难竟成为许多人的期待和希望。有的人愿意疾病流行;有的人愿意人们死亡;有的人希望战争;有的人希望发生饥荒。每一次大灾难，使多少不幸者丧失了生命和财产，同时也给多少人提供了发财的机会。在这种世态中，人们不得不相互爱抚而又相互伤害;由于利益，人们必须相互欺骗。决没有一种合法的利润能够比得上非法取得的利润，而损人的事情总是比为别人服务更有利可图。问题只在于如何使自己逍遥法外不受惩罚。所以在这上面强者要用尽他的势力，弱者要用尽他的诡计。”

　　对于资本主义私有化制度主宰人类社会出现的一切丑恶现象，卢梭举了一个貌似笑话的例子，一言以蔽之地给予辛辣的嘲讽：德·维拉尔元帅(法国路易十四时期主要将领之一)讲过这样一件事。在他的某次战役中，因为军粮承揽人屡次诈骗巨款，致使士兵生活很苦，军中不免发生怨言。他严厉地谴责了这个承揽人，并威胁他说，要叫人把他绞死。这个骗子却大胆地回答：“这种威胁我是不怕的。我很愉快地告诉你，人们决不会绞死一个拥有十万银币的人。”元帅天真地接着说道： “我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虽然他已经有一百次应当被绞死，可是实际上，他始终也没有被绞死。”

六

　　卢梭在其著述中不止一次引用英国哲学家洛克的格言：“在没有私有制的地方是不会有不公正的。”他对人类私有制的产生刨根溯源：“谁第一个把一块土地圈起来并想到说‘这是我的’，而且找到一些头脑简单的人居然相信了他的话，谁就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奠基者。假如有人拔掉木桩或者填平沟堑，并向他的同类大声疾呼：‘不要听信这个骗子的话，如果你们忘记土地的果实是大家所有的，土地是不属于任何人的，那你们就要遭殃了!’这个人该会使人类免去多少罪行、战争和杀戮，免去多少苦难和恐怖啊!”

　　私有财产的形成，因人与人之间的先天秉赋和后天形成的性格差异，使贫富差距逐渐拉大;又因贫富差距的形成建立在原始的自然资源、共同生活资料公有的基础上，所以富人通过各种途径占有的相对穷人来说的富余财产，就成为他们的作成的原罪。富人无论怎样掩饰自己巧取豪夺的行为和攫取的多余的物资，总觉得那只是建立在一种不确定的、不正当的权利之上的东西。

　　卢梭以其对人性和对私有制社会隐藏的罪恶的深刻认识，将人类社会阶级形成的必然走向环环相因的有机串联起来，形成一条流向今天文明社会的不断的河流。他继续他对于人类阶级社会演进进程的缜密思辨：“为情势所迫，出于利己之心，富人终于想出了一种最深谋远虑的计划：利用那些攻击自己的人们的力量来为自己服务，把自己原来的敌人变成自己的保卫者，并向他们灌输一些新的格言，为他们建立一些新的制度，这些制度对富人之有利正如同自然法公有制对富人之有害是一样的。在这种目的下，富人向人们述说一种可怕的情势：如果所有的人彼此都武装起来互相对抗，就会使某些人的富有和另一些人的贫穷，都变成沉重的负担，无论是处在贫穷或富有之中，任何人都将不得安宁。在述说了这种情势之后。富人就很容易地造出一些动听的理由，诱导人们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向他们说：咱们联合起来吧，好保障弱者不受压迫，约束有野心的人，保证每个人都能占有属于自己的东西。因此，我们要创立一种不偏袒任何人的、人人都须遵守的维护公正与和平的规则。这种规则使强者和弱者同样尽相互间的义务，以便在某种程度上，补偿命运的不公平。总之，不要用我们的力量来和我们自己作对，而要把我们的力量集结成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力，这个权力根据明智的法律来治理我们，以保卫所有这一团体中的成员，防御共同的敌人，使我们生活在永久的和睦之中。”

　　卢梭接着从人性的另一面深刻阐述：“其实，无须富人啰嗦这么多，就足以诱惑那些诚实善良的人们，何况他们之间，确有很多纠纷需要解决，不能没有评断是非的人。于是大家都前去迎接他们的枷锁，相信它可以保障自己的自由。因为人们往往有足够的理智来觉察一种政治制度的好处，却没有足够的经验来预见政治制度的危险。而最能预见弊端的人，恰恰是指望从弊端中获取利益的人。”

　　卢梭悲悯地感叹：“私有制社会及其法律给弱者以新的桎梏，给富者以新的力量;它们永远消灭了天赋的自由，使自由再也不能恢复;它们把保障私有财产和承认不平等的法律永远确定下未，把巧取豪夺变成不可取消的权利;从此以后，便为少数野心家的利益，驱使整个人类忍受劳苦、奴役和贫困。”

　　他倒究这一既成事实的成因：“事实上，人民如果不是为了防止受压迫，不是为了保护可以说构成他们生存要素的财产、自由和生命，他们为什么要给自己找出一个统治者呢?如果一个人为了保存他仅有的这些东西才需要首领的援助，他却一开始就自愿地放弃了这些仅有的东西而把它们交给一个首领，这岂不是违背常识吗?人民之所以要有首领，乃是为了保卫自己的自由，而不是为了使自己受奴役，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同时也应是全部政治法的基本准则。”

　　他进一步以缜密的辩证思维，从人性这一基点，剖析人民与巧取豪夺的反动统治者之间的顺从与对立关系：“不应当根据被奴役的人民的堕落状态，而应当根据一切自由民族为抵抗压迫而作出的惊人事迹来判断人的天性是倾向奴役或反对奴役。我知道前一种人只是不断地夸耀他们在枷锁下所享受的和平和安宁，其实他们是把最悲惨的奴隶状态称为和平。但是，当我看到后一种人宁肯牺牲快乐、安宁、财富、权力、甚至生命来保存他们这项唯一的财产——也就是丧失了这项财产的人那么藐视的财产——的时候，我感到讨论‘自由’的问题，并不是奴隶们的事情。”这段论述，让我们深切感受到卢梭炽热的平民情怀和哲辨思想的犀利锋芒。

七

　　卢梭从人类出现私有制开始，对基于其上的粗象的人类社会和国家的形成，乃至构成人类社会和国家的具体的政治法律，统治者与人民之间达成的维护公正公平的契约等管理工具的形成，有着其独特的、始终不忘初始源头的清醒认识。他认为，政府的形成并非从专制权力开始的，专制权力只不过是政府腐化的结果，是政府的终极点，它使政府又返回到最强者的权力上。他把政治组织的初始建立，视为人民和他们所选出的首领之间的一种真正的契约，双方约定遵守其中规定的法律，这些法律构成了他们结合的纽带。人民在一切社会关系上，既已把他们每个人的意志结合成为一个单一的意志，所以一切表现这个意志的条款，同时也就成为对于国家全体成员无不具有拘束力的根本法。这些根本法规定着负责监督执行其他各项法律的官员的选任和权力。这种权力包括维持宪法所需要的一切职权，但不能涉及宪法的变更。此外，人们还规定了一些使法律和执行法律的官员受到尊重的有关荣誉的条款，并给他们本人一些特权以报偿他们为把国家管理好所需要从事的艰苦工作。在官员方面，他们则负有必须按照委托人的意志行使所受托的权力，维护每个人能安全地享受他所有的一切，且必须在任何情形下都把公共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的义务。

　　对于行使法律的官吏和人民之间的契约，卢梭进一步抽丝剥茧：“在经验还没有证明，或者说在人类的知识还没有使人预见到这样一种宪法不可避免的流弊以前，这一宪法应当是较好的宪法，因为负责维护这一宪法的人们自己就与宪法的保存有最密切的利害关系。官职的设置和官员的权利既以根本法为唯一依据，因之，根本法一被破坏，官员们就丧失了他们的合法地位，人民就没有再服从他们的义务。而且因为国家构成的基本要素不是官员而是法律，所以每个人就当然恢复了他天赋的自由。就契约的性质而论，并非不可取消。因为，如果没有更高的权力来保证缔约者的信守不渝，来强使他们履行相互间的允诺，缔约双方仍然是他们自己的讼争的唯一裁判者，那么，两边中的一边一旦发现对方违背了契约的条款或者那些条款对他不再适合的时候，他就随时有抛弃契约的权利。不难了解，假如掌握一切权力的并把契约的一切利益都据为己有的官员们有抛弃职权的权利，那么，因首长们的错误措施而受到损害的人民就更应当有抛弃从属关系的权利了。有野心的权贵们，往往既得权力，把职位永远把持在自己家族之手。而可叹的是，人民因循守旧，已经习惯于依附和生活的安乐，再也不能摆脱身上的枷锁;为了确保自己的安宁，他们往往甘愿让人加重对自己的奴役。这样，已经成为世袭的首领们，就逐渐习惯于把官爵看作自己的家产，把自己看作是国家的所有主，而改变了起初他们只不过是维护世间公平的国家官吏的角色定位。”

　　至此，卢梭将自己对于人类不平等阶级社会的形成的研究，根据质变顺序归纳为三个发展阶段，形成一个已为人类历史发展证实的呈螺旋升进，同时又是实质上循环往复的闭环运动，它便是冲决不了的人类社会自我戕害、自我禁锢的魔圈——历史周期率：“如果我们从这些各种不同的变革中观察不平等的进展，我们便会发现法律和私有财产权的设定是不平等的第一阶段;官职的设置是第二阶段;而第三阶段，也就是最末一个阶段，是合法的权力变成专制的权力。因此，富人和穷人的状态是为第一个时期所认可的;强者和弱者的状态是为第二个时期所认可的;主人和奴隶的状态是为第三个时期所认可的。这最后一种状态乃是不平等的顶点，也是其他各个阶段所终于要达到的阶段，直到新的变革使政府完全瓦解，或者使它再接近于合法的制度为止。”

八

　　最难能可贵的是，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一文中，卢梭保持了他一贯鲜明的在国家统治者和真正的奴隶看来离经叛道的批判风格，将对人性的批判和对政治、乃至人类文明进步的批判水乳交融地融合在一起，极大的增强了其论证的思辨力和说服力，让人们立体感知人类社会产生不平等的多种根由：“政治上的差别，必然会引起社会上人民间的差别。在人民与其首长之间日益增长着的不平等，不久在个人与个人之间也显示出来了，并且因欲望、才能和境遇的不同而形成千百种不同的表现形态。当权的官员若不安置一群肖小，并把一部分权力分给他们，就不可能篡夺非法的权力。而且，公民们也只是在一种盲目的贪心引诱之下，才会受人压迫。他们往往宁可向下看，而不往上看。因此，在他们看来，统治别人比不依附于人更为可贵。他们同意戴上枷锁，为的是反过来能把枷锁套在别人身上。虽然最有智谋的政治家也不能使那些以自由为唯一愿望的人们屈服。但是不平等是很容易伸展到野心家和怯懦者之间的，因为他们随时都在准备着冒风险，准备着依时运的顺逆，或者去统治人，或者去侍奉人，这二者对他们说来，几乎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因此，就必然会出现这样一个离奇古怪时代，人民竟被眩惑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只要统治者对一个最渺小的人说‘让你和你的族人，都作显贵人物吧’，他立刻就会在众人面前显得尊贵起来，而且自己也觉得尊贵起来了。他的后裔和他相隔的世代愈远，便愈显得尊贵。使他们成为显贵的原因越久远和越估不透，其效果也就越大。一个家庭里无所事事的人数越多，这个家庭也就越煊赫。”

　　对于人类私有制社会产生不平等现象，卢梭的唯物思辨的毋庸置疑的确切指向，却无可奈何地与他的美好愿望背道而驰:“即使没有政府的干预，声望和权威的不平等，在个人与个人之间，也将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人们一旦结成社会，就不得不互相比较，并从他们继续不断的互相利用中注意到所发现的彼此间的差异。这些差异可分为许多种类。但是，由于通常人们主要是根据财富、地位、权势和个人功绩等方面的差异来互相评价，因此这种种力量的协和或冲突，是一个国家组织得好坏的最可靠的标志。各种不平等最后都必然会归结到财富上去。因为财富是最直接有益于幸福，又最易于转移，所以人们很容易用它来购买其余的一切。毁灭着我们全体的那种热衷于声望、荣誉和特权的普遍愿望，锻炼着、并使我们互相较量着我们的才能和力量;刺激着我们的欲望，并使欲望日益增多，使所有的人都相互竞争、对抗，或者勿宁说都成为仇敌，使无数有野心的人追逐于同一竞赛场上，因而每天都造成许多失败、成功和种种灾祸。正是在实行私有制的社会里，由于每个人都几乎终日如疯似狂地想出人头地，才产生了人间最好和最坏的事物：我们的美德和我们的恶行;我们的科学和我们的谬误。也就是说，在极少数的好事物之中有无数的坏事物。最后，人们所以会看见一小撮有钱有势的人达到了富贵的顶点，而群众却匍匐呻吟于黑暗和贫困之中，因为前者对于他们所享有的一切，越是别人被剥夺了的东西，他们才越觉得可贵，如果情况并没有改变，只要人民不再是贫困的人，他们也就不再是幸福的人了。”

　　卢梭由此扩展思想视域，更深地看到：“人民大众为了防御国外的威胁而采取的一系列的措施，他们在国内却被同样的措施所压迫;这种压迫继续不断地在增长，而被压迫者永远不知道这种压迫有无尽期，也不知道为了制止这种压迫，他们还剩有什么合法的方法;在这样的情况下，公民的权利和民族的自由逐渐在消灭，弱者的要求被看作是叛乱的怨言;一种政策把保卫公共利益的荣誉，只限于一小部分的受雇佣的人。”

九

　　卢梭诚实坦率地指出：“指望那些能左右局势的人重视任何一个别的人的利益甚于重视自己的利益是不理智的。因此，能左右局势的人在自己的小社会的范围内可能是利他主义的，但是在对待人民的态度上，他一定会表现自己是利己主义者。”

　　基于基本的人性劣根，卢梭认为，每个人都会理解，奴役的关系，只是由人们的相互依赖和使人们结合起来的种种相互需要形成的。因此，如不先使一个人陷于不能脱离另一个人而生活的状态，便不可能奴役这个人。“社会中的公民终日勤劳，而且他们往往为了寻求更加勤劳的工作而不断地流汗、奔波和焦虑。他们一直劳苦到死，甚至有时宁愿去冒死亡的危险，来维持自己的生存。他们违心地逢迎自己所憎恶的显贵人物和自己所鄙视的富人，不遗余力地去博得为那些人服务的荣幸;他们甚至骄傲地夸耀自己的卑贱，夸耀那些人对他们的保护;他们以充当奴隶为荣，言谈之间，反而轻视那些未能分享这种荣幸的人们。”

　　卢梭筚路蓝缕孤独拓进的思路，推进至复杂斑斓的人类私有制世界至暗顶峰：“最后，凡是足以离间已经结合起来的人们，从而削弱他们的力量的那种事件;凡是足以给社会一种和睦的假象，而实际上是在散布分裂种子的那种事件;凡是足以使各等级的人们因权利、利益的矛盾而相互猜疑和憎恨，因而有利于制服一切人并加强统治者的权力的那种事件，首领们无不在那里蓄意加以制造或煽动。正是在这种混乱和这些变革中，暴君政治逐渐抬起它丑恶的头颅，吞没它在国家各部门中所发现的一切善良和健全的东西，终于达到了蹂躏法律和人民并在共和国的废墟上建立起它的统治的目的。在这最后一次变化以前的时期，必然是一个骚乱和灾难的时期。但是最后，一切都被这恶魔吞没殆尽，人民既不再有首领，也不再有法律，而只有暴君。从这时起，无所谓品行和美德的问题了。因为凡是属于专制政治所统治的地方，谁也不能希望从忠贞中得到什么。”

十

　　对于人民，卢梭始终抱有巨大的热忱和怜悯之情，但同时又总是陷于“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苦恼、愤懑之中，他毕生站在维护广大人民利益的立场上，从外因和内因警醒人们：“人民的利益将为那些热衷于破坏人民利益的人所破坏。不过人民本身也可能是自己利益的破坏者。只要人民错误地把特定的小社会的局部利益当作更大的社会的共同利益，即当作自己的利益，就会立即出现这种现象。”

　　卢梭的这一见解可谓目光如炬，他把处在上层阶级影响下的下层阶级的心理揭示得入木三分。当下层阶级尚未摆脱这种影响的时候，它的意志将照常集中于共同的幸福，而它的行动在“能左右局势的人”的利益的指导下则用于保卫这些利益，即直接违反代表它自己的幸福的共同幸福。这一矛盾只有用提高下层阶级的觉悟才能排除。一旦下层阶级深信“能左右局势的人”的利益在于破坏共同的幸福，它就不会再支持这些人了。因此就会得出一个结论：下层阶级的阶级觉悟越是增长，它的行动就越符合共同的幸福。对于上层阶级则不然，他们越是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的行动就越违反整体利益，他们就越会变成利己主义的人。卢梭于此向当今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制度下饱受资本、权贵愚弄、压迫的底层人民群众，发出了阶级反抗的嗃矢。——而这，正是卢梭思想所表现出来的穿透历史、无可估量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