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九三阅兵之时，天安门广场上的军乐团合唱队演唱了《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我注意到歌词最后一句“我们是劳动者的先锋”被改唱为“我们是抗日者的先锋”，当时我以为是为配合抗战纪念活动临时改的，没有太在意。然而，今天在查找抗大校歌歌词时，竟然发现包括国防大学微信公众号在内的网上相当大部分的《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歌词都这样改了，真是以讹传讹，这又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要虚无掉党和军队与劳动人民的历史联系。

　　抗大校歌的歌词是1937年11月毛主席让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凯丰同志写的，凯丰原名何克全，是从苏联留学回国的著名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也是青年团“少共”组织的领导人，后来成为党内重要的理论家之一。在遵义会议上凯丰是反对毛主席进入最高领导层参与指挥军事、并保留自己意见的唯一一人，但在毛主席领导红军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凯丰在中央会议上公开宣布放弃保留意见，积极支持毛主席的北上抗日战略主张，坚决反对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并在中央红军单独北上途中受命担任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负责人。长征到达陕北后，凯丰主要负责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经常给抗大讲课、作报告，还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董事会成员，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就是毛主席和他联名邀请召开的，主持人也是他。

　　毛主席对凯丰同志写的《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歌词十分满意，他在审阅歌词时说：“写得不错，完全符合抗大的办学方针。”凯丰写的歌词全文如下：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

　　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

　　同学们，努力学习!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我们的作风;

　　同学们，积极工作!

　　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我们的传统。

　　像黄河之水汹涌澎湃，

　　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

　　向着新社会前进，前进，

　　我们是劳动者的先锋!

　　抗大校歌歌词的艺术性很好，雅俗共赏，朗朗上口，句式对称，押韵完整，适宜于谱曲，是校歌的经典之作，作曲者、后来的新中国第一任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同志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看到凯丰部长创作的《抗大校歌》歌词后非常高兴，词写得很精美，内容很精深，立足点很高，看得很远，且有鲜明的形象;文字很精练，形式也很完整，很符合谱曲的要求。”这一点无须多说，而今《抗大校歌》已被确定为全军的《军校之歌》和国防大学校歌。

　　这首歌词的思想性很深远，逻辑性也很清晰。歌词一开头就指明“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担负着“人类解放”和“救国的责任”，这个责任是双重的。“人类解放”是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人的最终奋斗目标，也就是党的最高纲领——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救国的责任”则是当时中华民族所面临的最直接、最迫切的历史责任，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当时的现实奋斗目标，即通过民族革命战争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这本来就是半殖民地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目标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即对外斗争的民族革命目标;而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对内斗争目标则是通过国内革命战争摆脱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支柱——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实现人民解放和民主建国。这在中共二大提出的党的最低纲领中已经很明显地指出来了。中华民族当时面临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亡国灭种威胁，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民主革命对内为主的斗争目标，不能不让位于民主革命的特殊阶段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对外为主的斗争目标——“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

　　“人类解放”和“救国的责任”这双重的责任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实际上也就是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现实目标和最终目标之间的关系。放弃了“人类解放”这个最伟大而崇高的责任，不在抗日救国的现实目标之下减少“劳动者”所受的剥削和压迫，如实行“减租减息”和抗日民主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解放“劳动者”，光靠统治阶级的政府和军队继续脱离、压迫人民的“片面抗战”，“救国的责任”是断然担承不起来的，即使侥幸利用国际援助赶走了侵略者，也不能改变中国受帝国主义控制的、半殖民地的“依附性”命运。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担负起“救国的责任”，就是因为它是“劳动者的先锋”，以“人类解放”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和崇高责任。只有作为“劳动者的先锋”，为实现以劳动者为主体的“人类解放”而奋斗，它才能够得到最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最大程度地动员、组织起“劳动者”的力量，逐步建立、发展对日寇占领的城镇和交通线形成包围之势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是以“劳动者”为主体的人民军队，由《八路军进行曲》演变而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歌词也唱“我们是工农的子弟，我们是人民的武装”，如今唱《抗日军政大学校歌》为何不愿意与“劳动者”为伍呢，这不是忘本吗?离开了劳动者，离开了工农，“抗日者”就没有了力量源泉和根基，“先锋”也无从产生，或者是光杆司令，担承“救国的责任”就是一句空话。

　　国民党军队当年也是抗日者，其中也有带头冲锋陷阵的先锋，但他们脱离了广大劳动者，得不到人民的有效支持，官兵关系和士气也大受影响，抗战的效果就大打折扣。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军队的区别不在于抗日与否，而在于与“劳动者“的关系如何，能否跟人民打成一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靠的就是党和劳动人民的血肉联系、军队与劳动人民的鱼水关系，这是古田会议决议规定的人民军队的根本性质所决定的。

　　1939年“五四”运动20周年前夕，毛主席为抗大四期毕业同学题词：“知识分子之成为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结合工农民众，他们的分界线仅仅在这一点。”之后他在《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其它文章、讲话中又多次阐明了这一观点。在抗大师生自己动手修建校舍的劳动中，某些刚来的青年知识分子曾有情绪地说，光打窑洞，啥时候才学习呢?毛主席针对这一情况，跟学员们说：“打窑洞就是学习，而且是很重要的学习。不要小看打窑洞，你们知识分子是读书人，长期脱离劳动，不会打窑洞怎么会和劳动人民有共同语言呢?打窑洞是接近工农的第一步，打窑洞就是在打通和工农群众隔开的墙。”可见，抗大培养的目标就是“劳动者的先锋”，只有成为劳动者的先锋，才是能够带领广大人民抗日的先锋。

　　抗大创办后，毛主席明确指出：抗大和黄埔初期不一样。黄埔初期主要领导是国民党人，部分学生是国民党人。抗大整个领导权都在共产党手里，学生的绝大部分是共产主义者或倾向共产主义的。正因为这样，今日之抗大，就不能不比那时的黄埔更革命、更前进，为民族和社会的解放必定作出更伟大的贡献。他再三强调，抗大不是统一战线的学校，而是党领导下的八路军的干部学校。现在把抗大校歌中的“劳动者的先锋”改为“抗日者的先锋”，实际上就是把抗大混同于国统区的抗日学校，甚至混同于国民党的军校，因为他们的抗日教育就是看不起劳动者，不讲抗战需要发动、依靠广大劳动者的觉悟和参与的。

　　凯丰写的抗大校歌歌词的逻辑性首先表现在既指明了抗大“为什么”的双重社会责任，又指出了抗大为承担社会责任“怎么办”的学习态度和生活作风、工作态度和革命传统，更表现在最后所强调的双重社会责任相互连结的抗大“做什么”及其要求“是什么”的培养目标和社会角色上。完成“救国的责任”决不是抗大的最终奋斗目标，这只是“向着新社会前进”的先决条件，“人类解放”的新社会才是作为“劳动者的先锋”的抗大师生的最高理想。无论是“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还是“向着新社会前进”，都必须动员和依靠广大劳动者的力量，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只有充当“劳动者的先锋”，才能组织和带领最广大人民完成历史赋予的双重社会责任。

　　把抗大校歌歌词中的“劳动者的先锋”改为“抗日者的先锋”，显而易见的原因是当代培养的年轻爱国者不理解抗日军政大学所培养的抗日者为什么必须是“劳动者”，不懂得抗日者的主力是“劳动者”，劳动者才是最坚决、最勇敢的抗日先锋。究其根源，则在于不明白毛主席所说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基本原理。

　　这样改歌词无论有意与否，实际上充当了历史虚无主义的工具，是对以“劳动者”为主体与旨归的人民革命史和抗战史的篡改、否定。这不仅虚无了国共两党在救国方式、目标和抗战路线上的本质区别，更虚无掉了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的阶级性质、群众基础、根本宗旨、最终目标，把抗日斗争中的共产党混同于国民党，把抗日战场上的人民军队混同于国民党军队。不愿意与“劳动者”为伍，也就从实质上虚无了党在中国与世界的初心和使命，虚无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和出发点，这是需要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引起高度警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