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以来，随着人民群众的觉醒，一轮又一轮的毛泽东热愈发高涨，随着对舆论乱象的整治，那些反G知识精英霸占公共舆论、肆无忌惮地造谣污蔑毛主席、诋毁中国革命的现象逐渐退却了，袁xx、茅xx、贺xx之流已经成了过街老鼠，被广大群众所唾弃。

　　这两年出现一个新的现象，某些骨子里的反毛人士再不敢公开地污蔑毛主席，于是他们就扮演成“正能量”的样子，混入到人民纪念毛主席的潮流中，打着纪念的旗号、行反毛之实，以此扰乱群众的视线，蛊惑那些对历史问题不熟悉的青年群体。

　　例如，某大报主编胡锡进，他对内鼓吹“防止‘逼左’”论，对外鼓吹“不恨美、美国对中国干的坏事最少”等等“乞美”言论，充当背离毛主席内外路线的马前卒，这样的人骨子里面可能真的喜欢毛主席吗?

　　胡锡进这几年在毛主席的诞辰纪念日总是要发一条纪念毛主席的微博，这在很多主流官微成了“惯例”。而这“惯例”当也仅仅是最近几年的事，这些官微在毛主席诞辰日的沉默引发了群众的愤怒，而后来纪念过程中还不忘强调一下“晚年错误”则更加引起了群众的愤怒与反感，于是一年一度的“惯例”就成了发发毛主席的诗词、图片，虽有去毛泽东思想内核之嫌，却也算在群众那里“过关”了。

　　而胡总编却不一样，“晚年错误”不仅不离口，今年更是直接跟群众“叫板”：“你们不喜欢，我偏要提”，而且还要长期记住“错误”。

　　对于“晚年错误”究竟是什么，胡锡进只字不提。面对群众的质问，胡锡进的拥趸在微博评论里面喊别人去重学中学课本。这样的狡辩是说不过去的，胡锡进为何不具体提什么“晚年错误”?实际上是不敢具体!现在的种种问题跟中学课本里描述的“晚年错误”有一毛钱关系吗?既然没有关系，胡锡进的“长期现实意义”又在哪里?这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吗?

　　毛主席逝世多年以后，王震将军说“毛主席比我们早看了50年”。胡锡进比王震将军更高明吗?显然不是，无非立场使然，“防止‘逼左’”嘛。

　　刚刚，网友给笔者又发来了一则“科技袁人袁岚峰”在今日头条的博文：

　　这则博文打着“主席诞辰127周年”的旗号，重头戏却是附上了袁岚峰在“观视频”的演讲视频《从学习苏联到追赶美国，中国科技的进步，离不开这些人 》。

　　在这个演讲中，袁岚峰称：

　　1956年，周恩来总理做过一个《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里面提到，许多人认为“生产依靠工人，技术依靠苏联专家”，因而低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作用。你看，当时对发展科技最常见的想法就是靠苏联援助。

　　其实周总理此文的基本出发点也是靠苏联援助，只是……强调要有全面规划地向苏联学习。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自然就会问：如果跟苏联闹翻了怎么办?

　　果不其然，在六十年代初，我们确实跟苏联闹翻了。加上从建国就开始的西方对我们的封锁，我们在一段时间内失去了常规的跟先进国家交流的渠道。

　　雪上加霜的是，在这段时间内，我们对本国的科技人才也不重视，甚至经常把他们作为所谓“反动学术权威”。大学都有几年不招生，造成了严重的人才断档。

　　在这些背景下，邓小平拨乱反正的许多政策，如恢复高考、开放留学、引进技术，实在是如久旱之逢甘霖，切中了时代的脉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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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遭到这么多打压，当然是很愤慨和气闷的事。不过在宏观上，这其实正反映了中国的进步。……现在即使是说中国不行的人，说的也是中国造不出最高端的光刻机和芯片，而不再是空对空的制度问题或者文化问题。这本身不就是个巨大的进步吗?

　　袁岚峰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副研究员，科技与战略风云学会会长，观察者网旗下的“观视频”的座上宾，来头看似很大。

　　笔者在知乎上搜了一下网友“扒皮”袁岚峰的答题，发现这位“科普学者”的学术专业水平实在堪忧，“除了2008年的PNAS排倒数第二，有可能是共同通讯作者，其余文章应该都是挂名作者”。

　　对化学博士的袁岚峰的学术专业水平，笔者姑且不去评论。毕竟隔行如隔山，虽然大家都是理工科，但笔者是航空专业的，相距甚远。

　　毛主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恰巧笔者对历史问题比较感兴趣，也搜集过一些资料，算是做过一些调查研究吧。稍一研究就会发现这位袁大师是如何满嘴跑火车地胡言乱语。

　　袁岚峰的演讲是对真实历史的严重歪曲，是对毛泽东时代的疯狂诋毁，反映出了袁岚峰对毛泽东时代科技发展史严重无知和偏见。

　　遗憾的是，这个演讲据说是面向青少年的，“应共青团中央之邀，为2020年第十二届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演讲”，已经点击了400万次。让一个专业学水平堪忧、对历史充满无知和偏见的人给青少年讲中国科技发展的历史，指导未来政策，这TMD不是误人子弟嘛?

　　新中国是建立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的，斯大林在世的时候，出于国际主义立场，对新中国工业和科技的起步与发展给予了很大的帮助，156个重点工程援建项目，大批苏联专家派到中国，中国派留学生去苏联学习，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帮助，奠定了新中国的工业基础，有什么值得黑的吗?

　　所以，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便号召“无论共产党内、共产党外、老干部、新干部、技术人员、知识分子以及工人群众和农民群众，都必须诚心诚意地向苏联学习”，不仅学习苏联，还要向人民民主国家学习，向世界人民学习。

　　但与之同时，毛主席也指出，学习方法“不是教条主义的机械搬运，而是要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寻找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要破除迷信，打掉自卑感，独立自主地搞建设，搞科学技术革命”。

　　袁岚峰在演讲中引述了周恩来1956年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里，周总理对“许多人认为‘生产依靠工人，技术依靠苏联专家’，因而低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作用”的状况是不满的，明显是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尽快改变这种状况。而袁岚峰却想当然地评判说，周总理的“出发点也是靠苏联援助”。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其实是1956年1月14日，周总理在全国知识分子会议所作的。在这次会议上，周总理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半个月后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主席又发出了“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的指示：“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落后状态，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中国科技史上的第一个规划——“12年科技规划”随后问世，核技术、电子计算机、集成电路、航天这四项世界尖端科技随之被提上新中国科学发展的议事日程。这才是妥妥的科学的春天啊，明明是要发展我们独立自主的科研体系，摆脱对苏联的依赖。

　　袁岚峰污蔑毛泽东不重视科技知识分子就更是胡扯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正是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一大批海外留学的科学家回国报效人民;同样是在毛主席的亲自关怀、周总理的精心安排下，中美通过大使级会谈，终于让钱学森同志在1955年10月冲破重重阻挠回到祖国。

　　1956年2月1日，毛主席亲自接见了钱学森，询问发展尖端科技的有关问题，提出争取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末期，使我国在原子能、火箭等最急需的科学技术领域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同年12月，毛主席批准了聂荣臻提交的《加强我国导弹研制工作的报告》，确立了“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的方针，自此揭开了我国航天事业发展的序幕。此后，毛主席时刻密切关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指示周总理利用举国优势全力配合。

　　不仅重视尖端科技项目的发展，对于基础科研项目，毛主席也是极有远见的。对于当时西方也是刚刚起步，在世界还处在非常前端的激光研究，毛主席在1963年指出，“死光，要组织一批人专门去研究它。要有一小批人吃了饭不做别的事，专门研究它。没有成绩不要紧。”这为今天中国的激光技术发展完全不逊色美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被1978年的光明日报津津乐道的，数学天才陈景润，他的成果被发现和发表恰恰是在毛主席还活着的70年代，连主席妻子都出面亲自关心过问过陈景润的生活待遇问题。

　　这不是重视科技知识分子，怎样才算重视呢?

　　袁岚峰污蔑毛泽东时代荒废了教育、荒废了人才培养。笔者就举最近的一个例子，去年4月24日的中国航天日晚会上，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院士表示，嫦娥五号带回的月壤一部分保存在北京，而另一部分将保存在湖南，以告慰毛主席。吴伟仁院士是毛泽东时代培养起来的工农兵大学生。他1953年出身于四川巴中的小山村，是劳动人民翻身得解放的新中国给了他这样的一个贫苦农民子弟读书上学的机会;中学时代，成绩优异的他就当过校学生会主席、校团委副书记;中学毕业以后，身为知识青年的吴伟仁又回到村里当了生产队小队长;1975年9月，他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无线电系遥测遥控专业，自此投身于中国航天事业。许许多多的老一辈的优秀的航天人、航空人恰恰是在毛泽东时代培养起来的。

　　1966年，由于运动形势的发展，教育部推迟招生工作的决定维持的不是半年，而是三年;随着大规模运动的退潮，恢复招生也很快提上了议事日程。

　　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刊载《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毛主席为这篇报道的编者按亲笔加写了一段说：“大学还是要办的，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这段话加于刊文的前一天——7月21日。此后，各地相继仿效兴办这类学校，学制有全日制、半工半读、业余等，统称“七·二一大学”。

　　1970年，部分高校首先开始以“群众推荐、组织批准和学校复审”的方式，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及下乡知青中招生。同时，大批知识分子、知识青年下到农村去，大大提升了广大农村地区的教育资源、文化水平和科学技术基础。

　　高校招生基本的处理原则是“社来社去、厂来厂去、哪儿来哪儿去”，杜绝将升学作为阶层上升、拉开阶层差距的渠道。断绝了阶层上升的渠道，并不是为了固化阶层;恰恰相反：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城市工厂实行“鞍钢宪法”，工人参与管理;农村兴办“社队企业”，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把农村建得跟城市一样好”——这样的做法，大大加速了三大差别的缩小，离真正的社会公平越来越近，不比治标不治本的“高考公平”强一千倍、一万倍?

　　不可否认，那么年代的教育主要强调的是偏技术、偏应用，而非偏基础科学，强调的是实用性和可应用性，但这绝不意味着低水平!

　　1972年12月，美国物理学会的杂志《今日物理》(Physics Today)刊登了一篇美国科学家代表团到中国参观观感的报道，报道明确指出：“最近美国到中国的参观者发现中国集中于应用物理而不是基础研究，同时尝试使高等教育系统更加民主。”

　　报道对于当时中国在物理学方面的进步给出了高度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在应用物理的很多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这是最近7个美国物理学家参观中国并且跟我们讨论他们的观察以后得出的结论。他们看到了集成电路生产，受控核聚变实验，超导重力仪，望远镜……各种各样的科学仪器——全部产自中国。”

　　这些历史不知道袁岚峰是否了解?80年代初，哈尔滨量具刃具厂已经造成出半自动光刻机，与美国的差距已经很小了。不知道袁岚峰有什么底气说出“现在即使是说中国不行的人，说的也是中国造不出最高端的光刻机和芯片，而不再是空对空的制度问题或者文化问题。这本身不就是个巨大的进步吗?”这样恬不知耻的话。正是在市场化技术的风潮、合作的旗号下，毛泽东时代辛苦打拼的大飞机、集成电路、载人航天……先后夭折。

　　袁岚峰对毛泽东时代科技发展史的歪曲与偏见，表面上是在“歌颂”新时代，实则是对毛泽东时代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科技发展路线的抹黑和否定，变相地为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的“造不如买”的错误路线进行诡辩，以此误导中国科技发展战略。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