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隋朝科举制创立以来，知识分子便日益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而独立于劳动者之外。“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学子一旦中举，立马春风得意于庙堂之上而与底层彻底划清界限。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科举制不是教育学子在学成后反哺劳动群众，而是教育他们如何借助这种制度而成为凌驾于一切劳动群众之上的社会寄生虫。

　　这样的教育制度，所带来的弊病当然是极大的。

　　第一，它形成了崇尚空谈、脱离实际的社会风气。教育制度作为实现阶级流动的重要载体，在极大程度上塑造着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

　　北宋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周敦颐以及后继者的“天理”学说，把“理”作为了衡量一切事物的根本标准，而这种在当时极为流行的学说自然成为了科举考试的必考内容。

　　这样一来，广大学子乃至群众大都以那个虚无缥缈的“天理”为做事的参考，而不考虑客观事物本身。

　　久而久之，国家自然衰落，北宋被大金取缔则是必然的事了。

　　第二，它在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中间制造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对立自古有之，但不恰当的教育制度和人才选拔机制则加剧了这种对立。

　　像科举制那样的单纯以书面作答为主要考试形式的应试教育，选拔出来的人才往往是“片面型”人才，即脑力劳动很行，体力劳动不行的知识分子。

　　这在无形中就加剧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对立。诚然，脑力劳动很重要，但是，若无劳动群众的体力劳动，则少数知识分子的脑力劳动根本发挥不出作用。

　　因此，教育应当是一种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相结合的过程。

　　像毛主席指出的那样：“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第三，由于第二点，历朝历代的知识分子大都是站在劳动群众对立面的阶级敌人。

　　像明朝的东林党，他们长期把持舆论阵地的主导权，处处往自己脸上贴金，借助这种特权，他们往往不用交田赋，进而直接导致了明朝后期的土地兼并，损害了大量贫苦农民的利益，后农民苦不堪言，起义亡明。

　　苏联教育制度培养出来的戈尔巴乔夫，则是直接断送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前途，将苏联搞解体了。

　　要知道，戈尔巴乔夫可是经过了当时教育制度和人才选拔机制的重重筛选，45岁就坐到了苏共的最高权力宝座，是全苏联最年轻的最高领导人。

　　但就是这样的“优秀”人才，却是苏联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最大的阶级敌人。

　　可见，教育是直接关系到阶级斗争，进而关系到整个国家是由哪一个阶级占据统治地位的根本问题。

　　归根到底，社会主义的接班人应当是在大风大浪中锻炼出来的，而不是在书本上、黑板上写字写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