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胎政策出来的这几天，有些自媒体信誓旦旦地说房价会涨。

　　持此种观点的自媒体很清楚，买不起房的人仍将买不起房，穷人别说生三胎了，就是敢不敢生、能不能结婚都是个问题;他们认为三胎政策其实主要就是面向中产以上的富人群体，敢生三胎的必然不差钱，而三胎之后升级住房就成了刚性需求……

　　笔者认为，这个逻辑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中产以上的富人”究竟占多大比例?另外，推动房价上涨的究竟是不是“刚需”?

　　当然，笔者也认为放开三胎，除了解决当前“老龄化”、“少子化”等人口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可能也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刺激消费、解决产能过剩问题。毕竟，进一步放开生育，对于已经产业化的医疗、教育、住房，都提供了极大的市场预期。

　　然而，开放三胎对于穷人来讲，并不比其他的“刺激消费”的手段更有吸引力或更容易实现。在贫富分化加剧的当下，“消费降级”始终会是一个大趋势。就像去年国庆假期和今年五一假期，曾被关在家里的人们外出旅游的劲头很高，旅游人数相比2019年同期都创了新高，而旅游消费总额反而却出现了暴跌。

　　根据2019年1月的3.3万人生育意愿调查，选择生0个、1个、2个、3个、4个及以上孩子的人的比例分别为14.6%、25.7%、37.1%、15.3%、7.3%。这意味着，在全面二孩政策下，调查样本的意愿总和生育率仅为1.45;别说开放三胎了，即便全面放开，意愿总和生育率也仅能上升至1.75。

　　然而，意愿生育并不等于实际生育;实际生育水平会更低。“生育意愿调查”这种事，西方国家多年前就已经在做了，不同国家民族的意愿生育与实际生育水平的差别很不相同，我们取个比较乐观的75%的比例，1.75的意愿总和生育率也仅能实现1.31的实际生育率，这与第七次人口普查公布的目前1.3的总和生育率恰好相当。也就是说，放开三胎对生育率的提高恐怕不会有太大作用。

　　老百姓不愿意生的原因，笔者在前面的文章《人口问题……》已经谈了一些看法，其中讲到一个流行的说法，“房价是最好的避孕药”。

　　(这里插一段：有网友对笔者文章提出质疑，说印度和非洲这样的经济落后的国家和地区，生育率依然很高。这个问题其实在笔者更早的文章里已经做过分析，在近半个世纪里，印度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从6降到了2.2，撒哈拉以北非洲已经降到了与印度相似的水平，撒哈拉以南非洲也从7降到了3，并且在持续下降。生育率的下降，与工业化以及资本主义发展程度密切相关;一个地方的资本主义越发展，生育率就下降得越厉害，资本就不得不去寻求那些尚未开发的“处女地”。进而，我们就可以看到二战以后资本全球化过程中，跨国资本的流动轨迹：美国→欧洲、日本、韩国→中国、印度、东南亚→非洲。按照这个趋势，中国正在面临日本昨天面临的问题，而印度和非洲明天也将面临中国今天面临的问题。)

　　我们再把话题收回来。在总和生育率回升不到满足人口正常更替的2.1的水平，这个前提下，占人口少数的中产以上富人再怎么能生(富人追求享乐的情况下，愿不愿意生还是个问题呢)，也扭转不了人口负增长的未来趋势。

　　两年前，民间机构的统计称“我国的房子已经足够34亿人居住”，这一说法让很多人震惊，却未必靠谱。事实上，我国从未进行过全国性的住房总量普查，主要是我国的住房供应体系非常复杂，城镇以商品房为主，但还存在小产权房以及单位自建房、产业区配套的公寓，此外还有部分没有划归私人产权的以前国营企事业单位的分配住房;而农村多为宅基地自建房。

　　然而，即便只按照有正规产权的商品房统计，据国家统计局2017年调查，中国城镇住房总存量为261亿平方米，按照90平米一套计算，就是2.9亿套，2018年当年建成还有0.2亿套，而2018年中国城镇家庭总户数为2.8户。这样算下来，户均商品房就已经达到1.1套，人均产权面积35平米。这就意味着，仅商品房供应就已经达到了饱和!

　　商品房供过于求的局面已经持续了多年，但房价依然坚挺地扶摇直上，这其实已经严重地背离了价值规律，可见，“刚需”支撑房价上涨是多么扯淡的说法。房产占中产家庭财富总资产70%以上，房产就成了贫富分化背景下，富人囤积财富的蓄水池，从而具备了金融功能。

　　这种情况是十分危险的，一方面它是贫富分化加剧表现，将不断刺激着“社会矛盾”;另一方面，它对国家的经济安全、金融安全构成了巨大威胁。所以，国家几年前就提出“房主不炒”的概念。然而，昨天，一则“两男子在贵阳晚报登整版遗失声明”的新闻还是冲上了热搜：

　　同样是在昨天，“卖地收入划转税务部门征收”的新闻也被媒体报道了出来：

　　此举被视作扭转各个地方“土地财政导向”，抑制“房价过快增长”的手段，同时也被视作是即将开征的“房产税”的先导。

　　笔者的一位朋友很早就认为国家要解决房地产这个“堰塞湖”，把中产家庭的资金引导向长线投资以及实体经济领域，所以他在前年就开始从事此类工作。

　　然而，当前的主要问题就是“生产过剩危机”，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源就是私有制导致的贫富分化，劳动者生产得越多越无力消费。

　　卖保险等金融手段固然可以化作一部分资金蓄水池，但它创造不了就业，解决不了产能过剩;长线股票投资，将富余资金投向实体生产领域也解决不了问题，因为在生产过剩背景下实体经济本身就是产能过剩的，越追加投资，过剩就越严重。

　　反倒是房地产领域，其所拉动的就业、消化的产能都是非常可观的。之前为“房地产绑架社会”进行辩护的人，举出的数据显示，房地产占GDP的比重不到10%，因此问题不大;然而，笔者在以前的文章也做过测算，房地产带动了钢铁、水泥、煤炭、化工、电力，等等一大批相关产业，此外还有为房地产新区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汽车产业，以及房地产衍生出来的金融服务业……这些因素累加在一起，撬动的可是三四成以上的GDP了。所以，明知道房地产是一剂毒药，也只能咬着牙当慢性毒药服用。

　　根据《2021消费者置业信心指数报告》显示，24到39岁的群体，已成为加杠杆买房的主力。调研报告显示，购房者普遍通过加杠杆方式购房，受调群体中全款购房比例仅占18.1%。30-34年龄段购房者贷款比例最高，达到87.4%。

　　最后，真正能够推动房价上涨的其实就是货币投放的水龙头。这就形成了一个两难境地：水龙头开大了，房价就要猛涨，系统性风险就要进一步增大;水龙头关小了，产能过剩的危机又要凸显出来。

　　房地产的兴旺，不过是生产过剩的结果，经济“脱实向虚”的表现。在资本利润下降的趋势下，资本为了寻求增殖，只能流向房地产、股票等投机领域。

　　解决房地产的问题，跟解决人口的问题，其实都指向了一个最终根源，它也是造成生产过剩、贫富分化的根源——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