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所谓“律师商业化”是指法律服务商业化私营化，整个社会的法律服务被特定的、名为“律师”的私人或私有团体包揽，有偿提供。

　　二

　　“律师商业化”的实质是把法律服务变成垄断性商业行为：

　　——商业行为：以盈利为目标，以法律服务为商品，公买公卖，按质论价，来者不拒;

　　——垄断性：法律服务只允许“律师”这一特定群体做，不允许其他人做。

　　三

　　律师商业化决定商业化律师有如下生存必须：

　　1.必须谋私为本，盈利为纲

　　——私营商业的根本目标是为私而不是为公。商业化律师的私营商业性法律服务也不例外。

　　——商业实体的生命在盈利。律师一旦商业化，就不可能不受这一规律的支配。生存高于一切。这就决定商业化律师必须以盈利为本。盈利是硬道理。盈利压倒一切。一切都必须服从盈利的需要，为盈利让路，否则就不能生存。

　　2.必须拥有“惹不起、离不开、躲不掉”的特权

　　如果“有律师跟没律师的结果都一样”，“雇这个律师与雇那个律师的结果都一样”，那又何必花钱雇律师?——“没有可能出现无罪判决，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就会怀疑，心想我这个案件请不请律师有什么差别?这对律师的发展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贺卫方：律师与正义——在人民大学律师学院论坛上的点评，2011.4.28.)这样的利害关系决定商业化律师要生存，就必须拥有“有没有律师结果大不一样”，“大律师与小律师结果大不一样”的生态大环境，必须拥有“惹不起、离不开、躲不掉”的特权。如果没有，就必须制造出来。

　　四

　　社会主义法治的需要与商业化律师的生存需要截然对立，水火不相容：

　　一个本姓“公”，一个本姓“私”;一个不得谋私，一个必须谋私;一个为整个社会服务，必须不分贫富一视同仁保护全社会，一个只为客户服务，只能挑肥拣瘦金钱驱动只保护客户利益(实际的社会效果是保护富人和有钱的罪犯);一个必须无偿服务，收取服务对象的任何好处都属于违法犯罪，一个必须有偿服务，无论从服务对象那里获得多少钱都可以声称是正当的商业行为，哪怕是罪犯的不义之财也能照收不误，决不退还;一个需要客观公正，认理不认人，结果不能因人而异，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一个需要因人而异，看人下菜碟;一个需要使法律易学易懂便于遵守以免违法，一个需要使法律深奥复杂使人无所适从不得不购买自己的服务;一个需要打击罪犯，使人不敢犯罪，一个需要保护罪犯，使人不怕犯罪——罪犯越多客户越多生意越多，罪犯越少客户越少生意越少;一个需要实事求是客观实践，一个需要主观夸张唇枪舌剑;一个需要“实质正义”——“不得犯罪”，一个需要“程序正义”——“不得以某种方式犯罪”(或曰“法无禁止皆可为”，比如“气死人不犯法”，“谣言杀人不算杀人，至少不偿命”);一个是结果最重要，一个是过程最重要(启动了过程就有了收益，就达到了目的。过程就是结果。至于实际结果如何无所谓，要拖多久没关系，拖得越久越好)……

　　五

　　律师商业化的必然逻辑是：

　　1.必谋求权力

　　没有权力，不可能把社会生态大环境从“有没有律师结果都一样”，“哪个律师来都一样”，改变为“有没有律师结果大不一样”，“大律师与小律师结果大不一样”，更不可能使商业化律师获得“惹不起、离不开、躲不掉”的生存必须的特权。

　　2.必自动拉帮结伙

　　靠权力获得“惹不起、离不开、躲不掉”的社会特权，是一切商业化律师共同的生存必须。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共同的生存必然使不少商业化律师形成共同的政治目标，不需要专门组织就能自动结成高度一致对外的团伙，广大人民群众称其为“法律党”。

　　3.必把法律党变成神，把法治变成宗教迷信

　　法律党要获得硬权力，就必须先获得软权力;要获得软权力，就必须建立一套完整的神话——用“法律党”的意识形态道德伦理体系占领道德制高点，把法律党变成代表真理、匡扶正义、抵制邪恶、救世济民的活神仙和人类的希望，确立起“法律党至高无上”的地位。

　　4.必谋求法律党专政

　　法律党要获得“惹不起、离不开、躲不掉”的特权，就必然建立法律党专政：

　　——必然把“依法治国”变成“法律人治国”;

　　——必然以“制衡公权力”为由绑架操纵政权;

　　——必然确立“只有法律党才能拯救世界”，“只有法律党控制的政权才合法”，“没有法律党参与的一切都必须否定”的“政治正确”;

　　由此必然确立“没有法律党就不对”，“没有法律党就不行”的神话：

　　“没有法律党就不对”——没有法律党的政权都不合法，没有法律党的行为都不正确。

　　“没有法律党就不行”——没有法律党就不可能成功，再努力也白搭，成功也不能算数。

　　5.必获得私人资本的全力支持

　　法律党本来就是靠服务富人、保护富人而生存，与私人资本天然一家亲。法律党专政是私人资本操控公权力的最佳途径。政府官员拿私人的钱犯法，但律师拿私人的钱合法，不管拿多少都理直气壮。法律党专政意味着“公权是认人的(法律党)，而法律党是认钱的”。实际结果：公权认钱——金钱通过法律党左右公权。或者说，私人资本通过法律党控制公权力。

　　这样的利害关系决定法律党专政最符合私人资本的利益，必获得私人资本的全力支持。

　　六

　　彻底实现“律师商业化”、让法律党拥有“惹不起、离不开、躲不掉”特权的必然后果是：

　　1.社会被法律党全面专政，人人时时面临“法律党恐怖”

　　例如在美国，几乎没几个人喜欢律师。但再不喜欢也“惹不起、离不开、躲不掉”，说被法律党玩弄于股掌之上丝毫不为过。

　　“米兰达法则”说：“你有权保持沉默，你说的任何话都能够而且必将成为法庭上指控你的不利证据。”(You have the right to remain silent. Anything you say can and will be used against you in a court of law.)

　　注意：“你说的任何话”——没有任何限制。不管你说什么，法律党都有本事把它变成“能够而且必将成为法庭上指控你的不利证据”。法律党从来也没保证过这条只适用于罪犯。无论是现实生活还是影视作品中，动不动就可以见到这样的场景：“一切由我的律师回答”，“有话跟我的律师去说”，“一切由我的律师安排”，“我的律师会来找你”，“没见到我的律师之前我不会回答任何问题”……美国律师一接案就会警告客户：不管在家在外，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可能被对方律师雇佣的私人侦探监视记录，人家甚至可能“合法”监听你的电话、监视你的通信、挖掘你的各种隐私，把一切都变成对你不利的证据。因此你必须谨言慎行。如果做不到，你的律师有权随时撤销雇佣协议。这意味着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由不得自己而要听律师的，自己不再是自己，而是律师手中的提线木偶，什么人权都没了。而包不起律师的穷人实际都是待罪之人。举国陷入法律恐怖，人们要么成为提线木偶，要么成为“待罪人”。

　　2.犯罪猖獗

　　法律党的利益不在打击罪犯，而在保护罪犯。死掉的受害者当不了客户，活着的罪犯才可能当客户;罪犯越多，客户越多;越是犯罪集团黑社会，越是有利可图的老客户、大客户、稳定客户;诉讼越旷日持久，诉讼费用越高。这一切决定法律党不可能有任何真正打击罪犯、降低社会犯罪率的积极性。这才能解释为什么越是法律党势力强大的地方如美国，犯罪越猖獗。

　　3.严重阻碍社会发展

　　美国小说《教父》里的黑手党头目考利昂说：“一个带着公事包的律师能够比一百个带着枪的强盗诈取更多的财物。”跟“白道”的法律党相比，打家劫舍的黑社会简直不值一提。虽然都是无本生意，但黑社会靠的是最原始的持枪抢劫，辛苦玩命风险大收益小还非法。而法律党靠的是持权抢劫，轻松愉快收益大没风险还合法——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全仗着“惹不起、离不开、躲不掉”的特权肆无忌惮漫天要价。美、加律师费用如今一小时已经起码好几百美元，成千上万的也不稀罕。收费按小时计，结案却按年月计。孟晚舟被无故扣留了近三年还没完，如果是普通公司普通人早被天文数字的律师费压垮了。O.J.辛普森一场官司，亿万家财一扫而光。不知多少人一场官司就倾家荡产一贫如洗。黑社会的打家劫舍有这水平吗?能搜刮得如此彻底吗?能如此道貌岸然理直气壮吗?

　　法律党横扫一切铁嘴钢牙吃社会，却不给社会创造任何财富：给出的都是空话，拿走的都是真金白银。打官司无论结果输赢，真正的赢家永远是法律党，整个社会财富不会因此增长一丝一毫，只会损失惨重。比如香港法律党教唆一个老太太出头闹“司法复核港珠澳大桥的环境评估工作”，迫使大桥工程中断，工期延长，损失达六十五亿元。诉讼双方和香港社会谁也没得到任何好处，只有法律党大赚一笔。

　　法律党迫使人们一事当前首先考虑的不是如何有效办事办成事，而是不吃官司。比如医生首先考虑的不是如何治病，而是如何留下确切有效的法律证据，证明自己尽了一切努力、考虑到了一切可能，没有漏诊误诊，免得被起诉，为此自然要层层加码各种化验检验一股脑儿全上。至于实际需要、医疗质量、病人负担，那就全顾不上了，结果就是医疗费用飙升。医疗如此，其它行业同样如此，一事当前首先考虑规避诉讼风险，为此宁可牺牲效率效果。

　　美国每年被法律诉讼费用吃掉的社会财富占GDP的比例，据称已达两位数。法律党已经发展成无限吞噬社会财富的巨兽、社会大盗。如此沉重的负担，普通老百姓承担不起，富豪承担不起，公司承担不起，整个社会都日益承担不起。这就迫使各行各业不得不高价雇请律师、高价购买诉讼险，导致成本飙升，竞争力下降，结果就是实业纷纷转移海外，加速本国经济空心化，为酿成国内经济危机就业危机增砖添瓦。

　　西方有识之士都承认“中国速度”他们办不到，要办一件事，光法律党扯皮诉讼就好几年办不下来。而中国之所以有“中国速度”，关键之一是中国法律党还没成气候。

　　算算法律党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犯罪率飙升造成的直接间接破坏、为对付罪犯增加的安保开支、由此牺牲的效率、高犯罪率赶走的商机和由此带来的损失、高昂的司法诉讼开支、为防范法律风险导致的高昂费用、由此增加的成本、下降的竞争力、企业外逃导致的经济空心化、由此导致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造成的损失、被无穷无尽司法扯皮耽误的商机、造成的延误和损失……所有这一切都指向一个结论：法律党严重阻碍社会发展.

　　4.家庭自我毁灭，社会自我毁灭，民族自我灭绝

　　法律党势力越大越彻底的地方，家庭越不稳，结婚率越低，离婚率越高，人口出生率越低。

　　法律党的利益在于把一切矛盾都弄上法庭解决，对家庭矛盾也不例外。家庭不是整天讲大道理的地方，更不是斗法的地方，而是汇集亲情的地方。法律无情，无情的法律闯进讲情之地，温情脉脉一扫而光，“多情总被无情恼”。

　　司法的本质是用暴力解决矛盾，只适用于解决对抗性矛盾。司法暴力没有调解与缓和对抗性矛盾的功能。一沾司法，非对抗性矛盾也会变成对抗性的。而社会矛盾多为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往往是非对抗性的，但一旦利用司法暴力解决，就必定变成对抗性矛盾，再无调和转圜余地。只要闹上法庭，夫妻还能继续做夫妻吗?朋友还能继续当朋友吗?商业伙伴还能继续合作吗?

　　毛泽东主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尽量避免把非对抗性矛盾激化为对抗性的。对人民内部矛盾，一般靠党政工青妇、家属委员会等组织内部调解、做思想工作、双方各自多做自我批评，尽量把矛盾化解于非对抗状态，非不得已不上法庭。

　　但这一套不符合法律党的利益。不上法庭就没生意;矛盾不激化就不会上法庭。就凭这，法律党就只会希望矛盾变成对抗性的，巴不得家家打官司，人人打官司，夫妻也不例外：结婚找律师，离婚找律师，吵架找律师，打了孩子找律师，买房子找律师，人死了分遗产找律师……这就决定法律党是“矛盾激化专业户”——只把非对抗性矛盾激化为对抗性矛盾，不把对抗性矛盾缓解为非对抗性矛盾，不把矛盾变成对抗性矛盾靠司法暴力解决不罢休。

　　法律党激化矛盾的杀手锏是“维权”。任何问题只要上纲上线到“维权”，那就成了对抗性矛盾，不可调和，没有转圜余地。结果，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和为贵”、“居家戒争讼，讼则终凶”变成了“一言不合，对簿公堂”，动不动亲人不亲亲律师，赔了亲情又破财。

　　家庭纠纷本来就已经变成对抗性矛盾再诉诸法律是一回事，因滥用法律诉讼而变成对抗性矛盾是另外一回事。法律党的利益需要不管这一套，唯恐婚姻不破裂——中国老话说，夫妻劝和不劝离，宁拆十座庙，不破一门亲。但法律党正相反：劝离不劝和——你见过几个律师把离婚官司变成劝和官司的?家庭和睦夫妻和好，法律党还怎么赚离婚官司钱?越是名人富豪，代理离婚官司的油水越足，名人广告效应越大。就凭这法律党也不会有劝和不劝离的积极性。这就导致法律党势力越大的地方，婚姻越难稳定。

　　婚姻越不稳定，结婚率越低——既然婚姻如此靠不住，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结婚不如同居，同居不如“一夜情”，免得吃离婚官司倾家荡产。

　　婚姻越不稳定，人们越不愿意生孩子——婚姻破裂，谁带孩子谁倒霉：生存难，再婚难，抚养教育孩子难上加难。既然如此，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如不要孩子。

　　婚姻越不稳定，人口出生率越低——人口繁殖的基本单位是家庭。没有婚姻就没有家庭。没有家庭，人口何以持续稳定繁殖?传统中国重视家庭稳定，结果中国人口世界第一。伊斯兰教一贯如此，穆斯林人口一直持续增加。家庭稳定与人口增殖的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法律党势力越大，人们活得越孤独，结婚率越低，离婚率越高，人口出生率越低，人口越萎缩——不信?看看西欧、北美、日本，再看看中国近来的发展趋势。

　　结婚率低、离婚率高、人口出生率低、人口萎缩意味着什么?家庭自我毁灭，社会自我毁灭，民族自我灭绝。对这一切法律党罪责难逃。

　　七

　　说到底，中国的律师商业化，是盲目照搬西方法律模式的产物。习近平总书记早就深刻指出：“照抄照搬他国的政治制度行不通，会水土不服，会画虎不成反类犬，甚至会把国家前途命运葬送掉。”这个精神同样适用于法制领域。我们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一切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包括法律的设计，都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原则。多年来的实践表明，在中国，律师商业化已经充分显现出“水土不服”的迹象。它虽然没有闹到美西方那样荒唐的地步，但是对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好处，对建设社会主义法制没有好处，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大众没有好处，而且拖得越久，它的弊端就越大，到头来，极有可能发展到尾大不掉的程度，因此必须进行坚决的改革。

　　首先是律师服务必须免费。

　　司法体系是公权暴力。公权暴力的宗旨不是盈利。既然不是盈利，那就不是商品，就不能受商品经济规律的支配。而律师只要收费，法律就不可能不变成商品，不可能不受市场规则的支配，不可能不追求利润收益，不可能不嫌贫爱富，不可能真正公平公正。

　　要让律师服务不收费，律师就必须“自带饭票”。但在目前，把律师全变成公有制编制下的公务员并不现实。唯一可行的办法是：从退休的工农兵、干部、工程技术人员中培养专门对内服务的律师(不包括涉外司法律师)——60岁退休，学个3到5年，干个10年15年。有退休金保底，再加一点岗位津贴，生活当无问题。从每年退休的几百万人里选拔几千人学律师当无问题。开辟人生第二春，有几人不愿意?这样才能切断律师与金钱的魔鬼关系，使律师真正不把法律当商品，一心一意秉公为法，免除图财枉法之嫌。

　　不如此，就不能根除律师商业化的各种弊端。

　　2021.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