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国内公知认为中国等大陆型国家偏保守于存量思维而斗不过美国等海洋型国家偏激进的增量思维，而如果特朗普再干一届总统则2029年后美国有可能在存量思维的新孤立主义路线上走多远?但现在西方世界又有学者预测美国衰落催生的升级版希特勒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了!“英伦三岛”→“大英帝国”→“英美特殊关系”→“WASP”→“五眼联盟”→“AUKUS”→“美国优先”……沿着这条线预测未来，一度主导人类社会基本规则的“全球化”起点“大英帝国”会不会回归“英伦三岛”而让位于联合国主导的的“地球村”?未来的联合国秘书长会不会升级为“地球村”的“老村长”而为孔子版“大同世界”或康德版“世界政府”或马克思畅想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奠定基础?

　　世界古代史与世界近代史交错之际的世界性大帝国只有一个，那就是大英帝国。大英帝国崩溃于何时?或许北美十三州挑起的独立战争是一个分水岭，此后由欧洲文明模式缔造的国家越来越不满足于欧洲国家的霸权，北美洲殖民地的反抗则拉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格局。大英帝国的“新大陆”变成了一个独立的国家，欧洲传教士心目中的“山巅之城”倒是在美国问世了。现在的时代规则主要是在欧美国家的牵引下或主动或被动的完成的，有的非欧洲国家选择站队的方式完成了脱变，有的则靠丰厚的资源获得一定的资金，有的选择正面硬刚海洋型国家的世界霸权，有的则开辟了某种全新的发展道路。无论我们接受与否，现在绝大多数基本上要按海洋型国家设计的规则行事，英文互联网、以英语为核心国际交流语言、英语世界的文化输出与以欧洲基督教为纪年法的标准……任何国家不去理解海洋型国家的海权思维都不再可能有逆袭的机会。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外交政策最先成熟起来，利用岛国的优势在遍及天涯海角的殖民扩张的过程中脱颖而出，利用势力均衡策略抑制大陆型国家的区域性霸权。没有本土的局部陆权则英国的海外殖民不可能如此大刀阔斧，就像未来如果没有地球上科技水平排在第一梯队的国家不能通过合作加速军工转民用的科技进步则太空时代将一再被推迟。所以英国要保留一支至少能震慑英伦三岛的常备陆军，但如此一来英国的军事力量不得不分散了，在与大陆型国家争夺殖民的过程中难免顾此失彼。英国是在建立陆权的局部优势之后才能全力展开海权争夺的，美国的地缘形势更能说明陆权对于海洋型国家的特殊重要性。南北无强国而左右有大洋便是美国地缘形势对的两大特点，前者意味着美国陆权的局部优势，后者意味着其他大陆型国家不太容易威胁其本土。美国的领土扩张过程中看不到半点民主、自由、人权，被这样的“灯塔国”忽悠的全世界公知当然“不是蠢就是坏”了。美国的世界霸权是建立在过去通过领土扩张确立的陆权优势与工业革命的内在需求(原料产地与销售市场)的基础之上对的。英国本土的陆权相对于欧洲大陆强国显得弱小而很难插手欧洲大陆的混战，所以不得已才转向海外殖民扩张而催生了第一个殖民地遍及天涯海角的“日不落帝国”，但由此而形成的海权增量思维的确优于陆权增量思维。美国则是在建立全面的北美陆权之后才经过南北战争刺激的资本主义经济而不得不进一步开拓海外原料市场的，由此而重视海权也是第二位的。英美两国都是以局部陆权优势确立为前提才敢开拓海权的，凡陆权的局部优势没有确立的国家都不可能在海权博弈中笑到最后，尤其是中国、法国、德国与俄国。英美两国的称霸经验都证明了海权与陆权不是绝对对立的，未来中国将越来越重视海权也不意味着反过来就是忽视陆权。作为陆权的自然延展，海权的命脉是贸易，而坚船利炮只是重要手段之一。英国在海权博弈中胜出后组成的“五眼联盟”同文同种且同气连枝荣辱与共，确立东亚的局部海权的日本对此洞若观火，英美加澳新五国的相互认同甚至超过台湾人对中国大陆的观感。“WASP”则是美元霸权体系的支柱，对外天天喊人权而对内只在口头上反对种族主义。别看英美两国当年也互掐过，加拿大人甚至烧过白宫，但涉及种族霸权利益则“五眼联盟”总是能心照不宣地“同仇敌忾”。拿破仑为了扶植一个长期对抗英国的盟友而对英国在北美洲东海岸的十三个殖民地养虎为患，现在马克龙似乎又要在澳大利亚重蹈覆辙了!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主义永远是英美两国统治全世界的核心利器，尽管“大英帝国”的遗产还包括“英联邦”的五十多个独立国家与以英语为核心的世界语，真正能与英美两国结成核心联盟的只有加澳新这三个与之有共同的文明基础的国家。以“英美特殊关系”为核心的“五眼联盟”一再证明，只有保持原始部落水平的土著人能被李代桃僵，比如美加两国屠杀印第安人而澳新两国屠杀毛利人。南非本来也能加入这个共同体，但因其原住民黑人早就有了独立的奴隶制王国，来这里殖民的荷兰白人又继承了这种独立性且一有机会就脱离了自己的布尔人母邦。永失美国是“大英帝国”衰落的起点，但这种权力交接更像是一家人之间的“和平过渡”，国内公知鼓吹中国对美国的世界霸权李代桃僵向这种“和平过度”取经同样“不是蠢就是坏”，至少有给“中国威胁论”递刀子之嫌。

　　后特朗普时代的美国还剩下多少盟友?首先是北约盟友，主要是北美洲的加拿大、亚洲的土耳其与绝大多数西欧国家。《北大西洋公约》 第五条规定：“各缔约国同意对于欧洲或北美之一个或数个缔约国之武装攻击，应视为对缔约国全体之攻击。”北约联军是美国实现全球霸权的一个重要工具，但对美国这种善于拉帮结派的国家而言远远不够。冷战期间美国的非北约盟友主要是东亚的日本与韩国、中东地区的以色列与埃及以及大洋洲的澳大利亚与新西兰，1996年美国国会又通过法案规定美国总统可在通知美国国会后的一个月之内指定任何国家为美国的非北约盟友。美国的非北约盟友不仅能获得美国额外的经济、军事援助，而且能获得一定程度的北约盟友的待遇。克林顿曾指定中东地区的约旦与南美洲的阿根廷为美国的非北约盟友，然后是小布什曾指定中东地区的巴林、科威特与摩洛哥乃至亚洲的泰国与菲律宾，奥巴马指定亚洲的阿富汗与中东地区的突尼斯，特朗普指定南美洲的巴西。2014年美国国会给予前苏联的乌克兰、摩尔多瓦与格鲁吉亚为美国的非北约盟友，还有很多国家既不是美国的北约盟友也不是美国的非北约盟友，但与美国关系密切而堪称“准盟友”，比如中东地区的卡塔尔、阿曼、阿联酋与沙特，在奥巴马任内曾被美国考虑为非北约盟友。东南亚的新加坡、泰国、菲律宾也与美国关系密切，但相对而言不够稳定。但亲兄弟也得明算账，何况是国家之间的“盟友关系”?!盟友有时也有可能翻脸，美国的盟友中完全“紧跟”美国的其实很少。现在欧盟与美国的关系就很微妙，双方在北约军费开支的份额等很多国际问题上的观点或立场并不完全一致，欧盟的很多成员国也是北约成员国且欧盟没有真正完全统一的外交政策，所以双方的关系一直很复杂。2003年美英联军领导多国部队入侵伊拉克，德法两国作为欧盟的核心成员国却公开反对，奥地利、比利时等多数欧洲国家也有反对意见，沙特则禁止美军导弹通过其领空袭击伊拉克。德法两国积极主张建立欧洲部队防范美俄两国，美国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的经济军事科技实力及其在当今世界上硕果仅存的超级大国的特殊地位使然，其盟友“搭便车”的心态不可能不被美国洞若观火。现在美国似乎在天涯海角都能找到盟友，但实践证明美国真正“信任”的盟友根本出不了“五眼联盟”。这个联盟的功能涉及人工情报、信号情报、安全情报、地理情报与军事情报，尤其是分享军事情报的信任度不言而喻。五国在军火销售领域也通过设置壁垒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小团体，但又在特定条件或特定层次上能与其他西方国家合作。当今世界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主要是英国、爱尔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与新西兰，但以英国为官方语言的国家还有很多，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的总人口超过了全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英格兰人属于欧洲日耳曼人中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后裔，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与新西兰都曾是“大英帝国”的殖民地。现在的加拿大以英国裔与法国裔为主，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则以英国裔为主，而占美国人口主体的欧裔白人的主导族群是英国裔。“五眼联盟”的母语是英语，彼此在贸易与人员往来上也极为自由，“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圈”也由此而来，与阿拉伯国家的内耗对比鲜明。从美国建国到19世纪末期，这个文化圈一度分裂为两个阵营。一方是英国及其自治领加拿大、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另一方是后来居上的美国。在此期间，英国领着这三个自治领继续称霸，美国则在拉美扩张领土提高实力，双方偶尔互掐而关系谈不上亲密。转折点当然是英国实力的下降，英国的经济实力被美国超过后还要面对后起的德国等欧洲传统强国的竞争，但“英美特殊国关系”也因此而越来越容易恢复了。双方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形成了越来越密切的盟友关系，但冷战期间英国因其原有的殖民地纷纷独立而实力加速下滑，在美国崛起为超级大国后为了在某种程度上恢复自己传统的国际地位而不得不强化“英美特殊关系”。连“带头大哥”也好意思公然“老子变儿子”，加拿大、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就更容易去当美国的盟友了。二战期间英美两国就曾试图建立情报联盟，1946年签订的《英美通信协定》签订规定两国共享情报且该协定不能告诉任何第三方。为了增加自己的“话语权”，英国又拉来加拿大、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入伙，直至1956年确立“五眼联盟”。五国的亲密关系不仅来自族源、历史、语言等领域相近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圈，更重要的是世界现代史上国际格局的变化。二战前这个圈子里的英国实力超然而美国则不断追赶，所以逐步形成了两个阵营。二战后美国成了这个圈子里的超强成员国而英国的实力加速下降了，“一山不容二虎”的存量思维在这里也不例外。

　　“五眼联盟”不仅在内部互联互通情报信息，而且窃取来自他国商业数据并在五国的政府部门与公司企业之间共享。《叛逆的鲁路修》里的“神圣布里塔尼亚帝国”把欧盟打得找不着北且压制中华联邦，这个“帝国”在角色设定上非常明确地以昔日的“大英帝国”为蓝本，其本土却在美洲且不包括英国，相关解释是平行空间的英国王室镇压北美起义后把王室迁到了美洲!这算不算在影射美国?但这两个国家在世界历史上基本上可被视为一个国家，至少该游戏的日本原创者是这么看的。欧洲各国在封建时代的社会生态过于复杂而没能像中国这样形成一个大一统国家，但英美两国在二战后建立了一个情报共享系统。至于谁是这个系统的核心，多数中国人也许会认为是美国，但实际上这样看问题是太不专业了。顾名思义，“五眼联盟”的五只眼要分摊给五个国家，每个国家只有一只眼而为什么不是十只?“五眼联盟”着眼于情报共享，所以用眼睛当标志很正常，但五个独眼的标识怎么看都像是与美元背面那个金字塔上的独眼息息相关!于是进而就牵涉出了犹太人阴谋论乃至何新笔下正在不择手段消灭非盎格鲁-撒克逊人种的“垃圾人口”的“共济会”，听起来很厉害的样子!如此一来就越来越偏离了正常的学术研究方向。英美两国维持世界霸权的靠山之一是华尔街，但谁在主导华尔街?很多中国人也许会认为是犹太人，但实际上此类说法很容易进一步转向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美国的犹太人到现在还经常被很多西方媒体嘲笑“不是白人”，美国远在中东地区的迷你盟友以色列就更没有这么大的本事了。一个连向纳粹报仇都要搞暗杀的国家一旦真的天下无敌则还有必要像燕国太子丹安排荆轲刺秦王那样铤而走险吗?这个民族要是有这么大的本事就不至于两千多年流离失所了，何况到现在连北约阻止都没资格加入?!更有说服力的看法是，“五眼联盟”由华尔街资本集团里的“WASP”主导，但不宜与新教联盟划等号，其五个核心成员国都是新教国家也不意味着新教能冲击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政教分离的主流意识形态。基督教里的独眼标识代表来自古巴比伦的邪教崇拜，所以正常的基督教国家在国内不会大肆宣传任何与独眼标识有关的图画，更不会把独眼标识用到自己的政府标识或法定货币上。其实华尔街的大佬们早就把自己的起源公布出来了，而且明确表示其主流不是犹太人。五个“WASP”核心成员国都有独眼标识，与美元背面未完工的金字塔上的独眼根本不沾边。至于共济会，何新也没有简单地将其与犹太人挂钩。古埃及曾与犹太人是世仇，如果华尔街是犹太人主导的，他们把自己的仇人的标志印刷到自己的货币上就有“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之嫌了。西方资本集团起源于信奉古埃及宗教的古代兄弟会，而“五眼联盟”起源于美元上的金字塔与法老荷鲁斯之眼。荷鲁斯是古埃及法老奥西里斯的儿子，而奥西里斯是古埃及太阳神拉神的四个孩子之一，降临埃及后作为法老统治埃及不久就被自己的弟弟赛特谋害篡位了。奥西里斯的姐妹兼王后伊西丝找到并复活了他，但奥西里斯再次被赛特杀害，伊西丝则再次复活了他，直至奥西里斯成了“冥界之神”，他们的儿子荷鲁斯则战胜赛特夺回王位而成了古埃及的守护神。荷鲁斯之眼是在与赛特激战时被挖走的，但荷鲁斯用加倍的力气夺了回来。赛特被荷鲁斯战胜后找拉神告状，认为自己也有权继承王位。拉神迟迟裁决不了，赛特则施展法术将自己变成一头黑猪并烧伤荷鲁斯的眼睛，于是拉神诅咒“让猪变成荷鲁斯的祭品”，所以猪在古埃及是“肮脏”的代名词。共济会在美国的会所已拍出纪录片公开承认这一起源，承认共济会存在且很厉害也不是什么阴谋论，认为共济会是犹太人主导的所以要搞种族灭绝才是阴谋论。共济会是从古代的中东地区流传下来的一个兄弟会组织，而现在中东地区还有刺客兄弟会、工匠兄弟会乃至民族主义性质的兄弟会。共济会是古埃及专门给法老盖金字塔、制作木乃伊等宗教祭祀活动或建筑活动的，这个由祭司与石匠组成的兄弟会团体其实只是统治阶级维护自身统治的一种手段。就像旧上海的半地下组织秘密收徒而成就了蒋介石，古埃及的官方祭司阶层掌握的共济会现在也变成了半地下组织，古埃及文明的断层只是表面原因。基督教兴起后共济会跑到欧洲变成了半地下组织，像青帮一样靠内部收徒流传，进而跟着盎格鲁-撒克逊人种跑到美洲发展出一套资本主义的金融系统，所以资本主义其实是古埃及奴隶社会的某种延续，是不是很讽刺?!他们发动资产阶级革命主导美国独立后就按自己原来的理念拼凑了美国的一系列法律条款，所以在他们的国徽与货币上都印刷了自己的图案，如此给自己做宣传当然要搞得很神秘，但自己公布自己的信息而生怕全世界不知道自己很厉害也是不言而喻的!《叛逆的鲁路修》里的布里塔尼亚被一个教团组织控制了，这其实就是在影射资本家们借宗教兄弟会的组织模式将其改革成了某种精英俱乐部，在内部收徒时当然要搞种族主义那一套，尤其是一定要选出他们认为的“最优秀的白人”，于是他们在当年理所当然地看上了英国。到英国扎根后共济会内部就变成盎格鲁-撒克逊人主导了，但盎格鲁-撒克逊人一定要给自己找出一个中东地区的祖宗以突显其“源远流长”，于是就把古埃及的方尖碑等宗教建筑移植到了美国。以色列的犹太人后来也被吸纳了一部分，但不占主导地位，国内有公知在国际政治中把以色列看得非常重要、很伟大或很邪恶，其心态不能不说是在对特朗普式美国政客爱屋及乌了。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到资产阶级革命，基督教现在已不能再像中世纪那样幕后操纵世俗政权，现在的西方国家主要掌握在信仰古代中东地区多神教的资本家联盟手里，以色列则是他们的仇人，如果被基督教主导则现在的中东地区还会建立一系列中世纪式十字军国家保护以色列!以信仰古埃及多神教的资本家联盟为主导，以内部的盎格鲁-撒克逊徒子徒孙为主体，一个横跨西方世界多国的精英俱乐部就这样形成了，“五眼联盟”则是核心。现在全世界最有钱的资本家主要是盎格鲁-撒克逊人，他们的亲戚当然要被特别照顾。至于他们的精神祖先的老家中东地区，美军则一定要在那里赖着不走，尤其是伊拉克这个古巴比伦祭司兄弟会的老家。所以美在伊拉克的所谓“撤军”就是把老兵撤下来换一批新兵过去，只要伊拉克傀儡政权不灭亡就会一直赖在那里，而一旦美军撤出那里则意味着美国的世界霸权行将就木。在美国特色资本家兄弟会眼里，同为原住民的阿拉伯与以色列两兄弟才该离开中东地区，好让它们的古埃及文明再次回归本土东山再起。其中有故土情结当然不难理解，但此举实在是有开历史倒车之嫌，美国挑拨阿以矛盾也很不地道。让美国解决中东问题则只会越帮越忙越忙越乱。这就是“五眼联盟的起源，一个由盎格鲁-撒克逊人组成的信仰中东古代多神教的资本家集团建立的精英核心组织，欧盟、以色列、海湾王室都不可能是其核心。至于“英美特殊关系”，英美两国当然是“五眼联盟”的核心，西方资本家联盟的老大在哪里，哪里就是他们的核心，无须细分英国与美国哪个是主角。在国际政治层面，英国当然是越来越依附美国了。但是从精神层面上讲，华尔街高层心目中的伦敦代表什么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如果美国是心脏则英国就是大脑，二者哪个更重要?“五眼联盟”是由信仰古埃及宗教的盎撒资本家主导的，英美两国在其中实为一体。现在美国在国际社会要干什么大事都得拉上英国，英国如果不干则美国很难自己放手去干。比如攻打伊拉克，英国点头了美国就敢打了;攻打伊朗英国不点头，所以美国迟迟不敢动手。至于香港的分裂分子，背后当然有英国在插手，这个国家也许越来越像个老油条，但中国人也不能因此而否认其国际政治影响力，尤其是其帝国主义本性、资本家的贪婪及其兄弟会的古怪思想都与美国剪不断理还乱。现在的“五眼联盟”成了西方国家的核心集团，比以色列重要得多，但在其外还有“九眼联盟”乃至“十四眼联盟”，主要是纳入了个别西欧强国，尤其是德国与法国，但还是要受其监视，就算特朗普东山再起也没以色列什么事。西方学者否认中国古代存在夏朝，何新等中国学者则引经据典否认“羊皮书卷”等基督教历史，“欲灭其国，先灭其史”的道理双方都能心照不宣，“东风压倒西风”也能靠这个。

　　至于中国应如何应对美国霸权衰落后的国际政治变局，英国如何处置与美国这个新兴大国的关系可资参考。英国在这个方面显然已为中国展示一个成熟国家的智慧与经验，无论在其如日中天之际还是在其夕阳西下的形势下都能对势易时移冷静判断并主动顺应，力图让事态以缓慢而和平的方式发展而在最大程度上维护英国的传统利益。现在轮到美国考虑如何应对大洋彼岸某个新兴大国的崛起了，相关选择之一是仿效英国不做无限挑衅，通过军事基地、庞大舰队与军事联盟层层围堵新兴对手的套路英国都对美国用过，但美国反而对英国等欧洲传统强国维持了起码的善意，北约只是一个突出的例子。面对阻止不了的大势所趋，最明智的做法是将自己调整到最恰当的位置上平静地迎接它的到来，否则等来的将是更大的悲剧。只要美国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英美特殊关系”就没有寿终正寝的理由。特蕾莎·梅是特朗普任内首位访问白宫的外国领导人，尽管她也极力阻止英国脱欧欧，如此脚踏两只船则早晚会被在野党拉下马。人类文明史上的各种大国走向繁荣的过程大同小异，其衰亡也往往经历过类似的轨迹，但就英国所做的世界性贡献而言，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个国家能望其项背。尤其是从国土面积与人口数量等条件上来看，英国充其量只是一个中等规模的二流国家，而自其开辟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却能在人类近代史跑道上领跑一百多年并历经三百多年大变局而一直能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较之于很多在大国博弈中“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大国，英国的外交政策确有其独到之处。英国霸权的衰落自有其历史的必然，但英国面对阻止不了的大势所趋能将自己调整到恰当的位置上并主动迎接其到来。英国在走向衰落的过程中展示给全世界的是远见、坚韧、实用主义与大战略思维，很好地掌控了这个不可避免的过程而在最大程度上延缓了英国衰落的脚步，从而避免了历史上多数强国在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挽歌声中经受的悲伤、痛苦与绝望。近百年来英国历史发展的轨迹是一条下行曲线，但更是一条舒缓而华丽的可控曲线。沐浴在帝国退隐的夕阳里的英国首至今仍是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其高等教育一直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其首创的福利国家模式已被视为当今世界社会保障制度的典范，其科技水平仍具世界前列，其“绅士”般的文明素养更是举世称道……审视这个历史上的世界霸主的兴衰对正在经历大变局的当今世界来说是有深远意义的，尤其是对有着类似于近代美国的国际处境的中国而言。19世纪中叶英国走向繁荣的顶峰也是其走向衰落的转折点，“有光的地方必有阴影”，一旦英国成了名副其实的“日不落帝国”，相应的危机(天涯海角殖民地被瓜分殆尽而增量思维不再有效)也就在劫难逃了。英国无休止地到处扩张的代价是树敌无数，任何国家从长远来看都不可能抵御其他国家的联合反击，更不用说像英国这样的岛国了。英国没有全民皆兵的民族具备的军事潜力，甚至连自身的粮食供应都不得不依赖海外贸易。工业化的魔杖一旦也被其他国家掌握，英国就不仅不复存在技术或产品的优势，而且在人口、资源与市场等方面的地理局限也会进一步凸显。英国历史学家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一书强调：“1870年以后，世界力量对比正以两种可怕的、相互影响的方式削弱着英国的霸权”。其他国家继英国之后的工业化与陆海军改革将“大英帝国”的霸权相对削弱，英国由此而被进一步削弱的工商业优势则是英国军队及其殖民地赖以成长的基础，更要命的是美国崛起的连锁反应。“英美特殊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英国处理与美国的关系并从美国身上获益的一种外交战略，这种关系可回溯到两次世界大战，但若要找到英美两国得以形成特殊关系的几个标志性事件则恐怕还得将时间前推一个世纪，甚至回溯到美国独立战争。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卡根认为，美国独立战争“导致英国人开始直面如何有效、低成本地统治全球体系的严肃问题，也是在独立战争中困扰英国决策者的问题”。此后美英两国还有多起冲突，除了第二次美英战争，多数冲突以和解与妥协收场。比如，1793年至1794年英国因边界纠纷对美加边境实施运输封锁与贸易禁运，但最终又主动让步了。第二次英美战争后的英美根特条约显示美国并未在强征海员等问题上从英国那里赢得让步，但此战从最广义的角度上看也确实对英国的外交政策影响很大。当时的英国外相卡斯尔雷将提升与美国的关系作为拿破仑战争后建造和平与稳定的外交努力的一部分，英国政府此后尽量不再对美国挑起冲突。比如，1838年至1841年美加边界争端是通过谈判达成和解的，1837年至1838年加拿大反英起义引来美国民众纷纷援助而美国政府始终严守中立，1845年至1846年英美争夺俄勒冈控制权的结果通过谈判达成妥协，1854年至1856年英美两国争夺中美洲地峡控制权的结果是英国向美国让步。这美两国的此类冲突何以绝大多数以英国的妥协、让步收场?英国在欧洲大陆与法国、俄国的争夺的牵制，英国经济形势的每况愈下，英国对美国工业原料的依赖……是不是有点眼熟?!尤其是在剪不断理还乱的加拿大问题上，美国外交战略家乔治·凯南认为该国对美英两国保持良好关系“起着一种特殊的作用”，因为庞大而脆弱的加拿大在美国面前就像一个随时都有可能被蹂躏的玩物。英国也明白在美洲与美国竞争的同时被欧洲列强围殴是极其危险的，英美关系的恶化足以束缚英国其在欧洲施展手脚。一旦英国在欧洲大陆卷入任何一场冲突，英国立刻就会发现其与美国也会面对战争危机。英国的决策者被迫接受美国作为一个大国崛起的现实并在美国宣称有特殊利益的地方将美国作为一个大国对待，所以1870年从加拿大撤军并不是因为英国变得信任美国了，而是因为英国认识到在北美洲的陆地战中获胜将越来越难。1895年委内瑞拉危机关头英国海军部认为：“几个世纪里与欧洲对手们冲突的胜利给大英帝国留下了世界范围的帝国和对英国的嫉妒这份双重的遗产……这使得我们倾巢派出位于本国海域守卫领土抵御外国入侵的作战舰队实在很冒险。”因此，英国所能采取的最明智的对策是不失体面的撤军并与新兴国家不失友谊，就像拜登在是富含与中国之间的取舍那样。英国还利用这个机会以更正式的姿态宣布将把西半球的统治权让与美国，英国议会下院托利党领袖亚瑟·巴尔弗甚至“恳求永久保持盎格鲁-撒克逊的友谊和团结”!英国对“英美特殊关系”的追求不仅是对新兴大国美国的好斗性的正面反应，而且是对德国与俄国等传统大国的恐惧的侧面反应，更是对在辽阔的“大英帝国自我反省的战线脆弱性的综合反应。德国在1898年“缅因号”事件中面对美国对西班牙的战争威胁明确表示要联合欧洲列强反对美国，而且得到了绝大多数欧洲国家的支持，但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表示“英国没有理由因为支持西班牙而加剧同美国的摩擦”。美西战争爆发后英国面对德国对菲律宾的虎视眈眈又明确表示“欢迎美国成为太平洋帝国”以在这一地区形成均势。英国还在美西战争中协助美国，而某个则在随后的布尔战争中对英国投桃报李。罗斯福总统强调美西战争期间欧洲国家几乎都在支持西班牙，唯有英国放弃了对美国一个多世纪的敌视。20世纪初英国最直接的衰落迹象是其曾获得辉煌地位的领域：制造业的效率与海上霸权。1875年至1894年英国的工业产量年平均增长率仅为1.5%而远远低于其主要对手，英国不能再维持一支达到两强标准的海军了。德国、日本与美国都有足够的海军实力，其中任何两国结盟否认实力都能超越英国海军，甚至每个国家在其所在的地区都能都对英国的统治地位构成重大的挑战，“英国治下的和平”由此在事实上走到了终点。20世纪初“大英帝国”在要求妥协的压力下向美国示好，在巴拿马运河、阿拉斯加边界与捕猎海豹等问题上对美国不断让步。英国将加勒比海与拉丁美洲的航线事实上的管辖权移交给美国海军彻底摆脱了西半球的乱局，更重要的是英国迅速改变了19世纪的政治家视为理所当然的情况，即英美关系永远是冷淡的、猜疑的且偶尔还是敌对的。“大英帝国”与美国结好而避免代价高昂的冲突，尤其是向美国移交海上权力的范围自1921年以来甚至扩大到了太平洋，《海军军备条约》的签订从根本上避免了英美两国的海军军备竞赛。英国在加拿大得出了这样的教训：在北美海域部署大量英国海军会加剧英美两国的海军军备竞赛，而英国在这种军备竞赛中英国根本拖不起。所以英国减少了驻西大西洋军舰的数量而集中精力对付后来居上的德国，进而在太平洋上加速避开与日本的海军军备竞赛。美国的崛起导致英国的实力相对下降，英国审时度势未雨绸缪而做出了顺应时势的外交战略调整其战略远见还体现在对美国崛起奉行的开放而宽容的政策是在自身实力尚能如日中天之际制定的。美国取得独立战争的胜利让英国领略到了这个新生巨人的意志与能力，但英国当时毕竟在绝对实力上大大强于美国而对美国不乏制衡手段。美国学者沃尔特·拉塞尔·米德认为：“在独立之后的最初150年，最让美国外交政策学者担心的不是丧失领土，而是贸易中断。”当时紧握海神三叉戟的英国完全有能力给美国制造更大的麻烦，但与美国和平相处的选择带来的收益直到后来的两次世界大战才逐步显现，而这是关乎英国国祚之存续的。二战前夕面对德国咄咄逼人的威胁，英国显得力不从心而严重损耗了自己的实力，美元储备与黄金储备损失殆尽后国内机器设备磨损严重而破烂不堪。1944年英国的出口量只相当于1938年的31%，经济学家凯恩斯为此向工党政府提交了一份“令人毛骨悚然”的备忘录，警告英国要面对“财政上的敦刻尔克”。时任首相丘吉尔在1952年回忆：“曾经是伟大辉煌而今仍然相当可观的英帝国，以他的威力、尊严、统治地位和权力，竟然不得不担心我们是否能支付每日的开销。这种现象确实悲惨，想到这点，我心如刀割。”面对残酷的现实，英国再次断腕求生而大幅收缩海外力量。19世纪中后期面对的美国崛起的冲击，英国已通过在委内瑞拉争端、巴拿马运河与阿拉斯加边界等问题上让步而避免了与美国这个新兴大国的迎头相撞，从而也避免了美英战争可能导致的经灾难、政治困难与战略困境，在最大限度上保住了英国在西半球的核心利益(加拿大、加勒比海军事基地与对拉美的贸易、投资)。英国正视二战后国力的衰落、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此起彼伏而大幅收缩海外战线，相继从南亚、东南亚、中东地区、地中海与非洲撤军。这种选择不但减轻了英国的负担，更重要的是英国选择“融洽”的分手方式维持了获得独立的绝大多数英属殖民地对英联邦的依附。事实上二战后的英国已无力承担众多殖民地的驻军开支，所以英国人对“大英帝国”殖民地的关心程度急剧下降，甚至连很多殖民地的名字也说不出来。“大英帝国”的解体让英国人有了江河日下的无力感，但由此而摆脱更多的负担也不失为一种理智的选择。1946年工党财务大臣休·道尔顿认为：“当你处在你不需要的位置上，你就失去了制服他们的力量，而他们也不需要你那样做的时候，唯一可做的就是退出”。英国在其殖民地纷纷独立与“大英帝国”走向解体的过程中采取顺势而为的姿态，其思考与行动的重点是如何在撤离殖民地的同时尽可能多的保住英国的传统影响力。英国在“大英帝国”瓦解的过程中想方设法与其殖民地签订一系列条约而将新生国家纳入英联邦，承认所有英联邦公民享受“英国国籍”待遇而使新独立的国家继续保持对英国的依附，利用英联邦这个纽带保持英国在原殖民地的利益也就是用英联邦取代“大英帝国”，既消除了“大英帝国”原有的责任又保留了英联邦原有的好处，英国的世界性政治、经济、战略地位才不至于丧失殆尽。英国应对自身衰落的另一个选择是建立“英美特殊关系”，对美国独立后的英美关系的重塑、协调、接近促成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美联盟。这种特殊关系实际上是二战之前日趋紧密的英美关系的继续，进而上升为亲密的同盟关系而打赢了冷战。发表“铁幕演说”后丘吉尔曾对杜鲁门的副手克里弗德说：“如果我能再生的话，我愿生活在美国。贵国是世界的未来。你们拥有自然资源、气魄、年轻和决心，它将稳步地增强你们的全球影响。而英国已过了顶峰。”英国强调“英美特殊关系”既有历史的惯性更有现实的需要，战后初期英国处境每况愈下，凯恩斯认为英国的贸易逆差越来越大而工业基础受到严重削弱且驻海外机构过于庞大，这意味着英国更离不开美国的援助了，失去美国的援助则“我们就须采取比战时任何时期都要严厉的紧缩措施……”1948年英国主动与美国签署马歇尔计划框架下的《英美经济合作协定》，由此在1948与1952年之间从美国获得近27亿美元的援助，在马歇尔计划受援国中受援最多。英国的衰落严重动摇了大英帝国殖民体系的基础，导致战后大英帝国迅速走向解体。在二战中崛起的美国与苏联对“大英帝国”的丰饶遗产虎视眈眈，在语言、法律、宗教观念、政治思想、政治体制与价值观上与英国最接近的美国成了英国托庇其帝国遗产的最佳对象。战后希腊、土耳其政局动荡而内乱迭起，英国担心苏联势力渗透这两个国家而向美国求助，美国则推出“杜鲁门主义”而将两国留在西方阵营。这种结局对维护英国在殖民地、保护国的利益而言实际上是其能争取到的最好结果了。二战中苏联实力急剧膨胀而大半个欧洲被其控制，西欧在庞大的苏联战争机器面前岌岌可危，有点类似于二战期间德国对整个欧洲大陆的野心即将得逞而英国的安全亦将不保。英国至今只能借助美国防止欧洲被某一大国控制，尤其是1948年柏林危机期间英国全力支持美国对抗苏联，甚至允许美国B-29轰炸机进驻英国本土。北约阻止建立后英国在维系以美国为首的大西洋联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法国否决包含重新武装西德方案的《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而使西方联盟面临危机之际又提出替代方案成功化解分歧，英国的“三环外交”多次挽救了大西洋联盟。大西洋联盟的建立使西欧的安全被置于美国的保护之下，英国的安全也藉此得到了保障。“英美特殊关系”使英国通过美国在一定程度上继续发挥对世界事务的影响力，使其朝着符合英国的利益与价值观的方向发展。英国重视“英美特殊关系”不是消极地“搭便车”，不是事事对美国亦步亦趋，只要可能或必要则会坚决发挥英国的传统大国角色而力争发挥独特的作用。英国的实力越来越与美国相形见绌，但能凭借处理国际事务的丰富经验指导美国这个尚不成熟的巨人，进而利用英美两国特殊的文化联系帮助掌控世界舞台上新的、不可预知的行为者。在英国人眼里，美国人要么怀着对外部世界的满腹猜疑走向孤立要么怀着某种悲壮的愿望试图在短期内以孩子气的业余方法解决困扰了西方政治家很多世纪的国际问题。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英国人主动引导美国人“踩钢丝”既是为了美国的利益也是为了英国的利益。比如，朝鲜战争期间艾德礼首相既支持美国对朝鲜的武装干涉又告诫美国不要随意扩大战争，更是力阻美国动用原子弹。再如，越南战争期间威尔逊首相多次建议林登·约翰逊不要深陷其中并应早撤军。事后证明，英国人比美国人更有战略远见。英国还利用与美国的特殊关系积极充当东西方世界之间的传话人，籍此继续维持英国的国际影响力。比如，英国早在1954年就承认了新中国，还向美国人游说抵制苏联影响的最好办法是使中国与之保持接触。英国政界还试图说服美国不让台湾参加对日媾和，又通过与戈尔巴乔夫会谈发现后者是“可以打交道的”，“英国版的东方政策”、“英苏特殊关系”由此而来。苏伊士运河战争对英国而言则是重要的一个教训，但英美两国的决策者都很快意识到苏联是此战的主要受益者。20世纪60年代英国经济的不景气与西欧共同市场建设的有声有色对比鲜明，英国政界不得不就其对欧政策反思与讨论，主流观点是欧洲共同体将是一个新的挑战，英国若置身事外则会受到不利影响，英国加入其中则能防止“小欧洲主义者”把欧洲引向闭关自守，进而在欧洲赢得新的尊重并强化英国在各种国际组织中的传统地位，反之则并不多面对与英国的观点或利益背道而驰的欧洲重大事件却无法施加影响。英国、美国与欧共体的三边关系是互动性的，欧共体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功时美国却因越南战争而内外交困，所以英国申请入盟欧共体并催促美国尽快从越南撤军。英国而言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能与任何类型的强者为伍，加入欧共体若不能保证英国的利益而美国却能重振雄风，英国就会将眼光从欧洲大陆转向大西洋西侧。撒切尔夫人在其回忆录里认为：在北约组织中，她可能算得上里根总统的拉拉队队长，里根总统的一匹掩护马。苏联解体后英美两国失去了最大的共同敌手，在安全与战略上合作的需求大大降低，“英美特殊关系”一度陷入低谷。但冷战的结束打开了另一个潘多拉魔盒，地区局势的紧张、全球性经济危机与各种非传统安全的威胁此起彼伏，英国应对这新的危机或挑战时基本上仍是与美国站在一起。只要美国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英美特殊关系”似乎就不可能寿终正寝。但即便是对英美关系推崇备至的布莱尔也能对大国力量的此起彼伏做出较为客观的判断：“我审视着八国集团，这还是在2008年的经济危机之前，而且我意识到八国集团不可能存在下去。中国、印度、巴西和其他国家将要求得到桌子旁的一个席位;而且，如果得不到，它们就会设立它们自己的桌子。我看到了两国集团——美国与中国——对于欧洲的风险。然后，如果我们不慎重一些的话，就会有三国集团：美国、中国和印度;或者是四国集团：美国、中国、印度、巴西。如此等等。我们必须正视这样的事实：英国是一个不与欧洲大陆接壤的小小岛国，只有6千万人口，而在世界上还有两个国家，他们每一个的人口都是我们的20倍，而且其经济迟早也会与此相称。在这种情况下，相信我们可以固步自封地不与国际上其他国家交往，或者忽视我们与美国关系的重要性，这是多么可笑而又多么无力。”由此不难理解英国在美国三番五次明令禁止之后挑头加盟亚投行，形势比人强啊!英国尊崇的不是“永远的朋友”，而是“永远的利益”。国际学术界在有关中国的崛起产生的影响的讨论中多是围绕这种表述方式来研究历史案例的：“崛起大国”压抑不住自己挑战“霸主”的幻想，后者则会本能地遏制前者，这种各不相让的做法注定会加剧双方的紧张关系，直至在某个节点爆发军事冲突。此即“修昔底德陷阱”特指的某种历史宿命，但对自美国独立以来的英美关系的考察足以为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的关系提供另一种可能的解释。亨利·基辛格认为：“历史的意义需要探索发现，而不应断言。”英美两国随着国家实力的此消彼长而实现了权力的和平移交，主要原因则是英国在处理与美国的关系方面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很多西方学者认为英美两国之间霸权转移的和平过渡靠的是两国同文同种，但将其作为决定性的因素加以讨论则难免偏颇。美国生活着大量的爱尔兰移民，很多是为了逃避英格兰人的压迫，所以一直是美国的一支反英力量。美国人在建国初期则有强烈的共和主义反殖民倾向，当时全世界头号殖民帝国与君主国家英国在被视为旧世界与旧势力的代表并充当束缚新生力量的枷锁也就在所难免。英国更曾是美国的压迫者与宿敌，英美两国的血缘、语言、宗教等共性相比之下则不可能是影响英美关系的主要因素。两百年前英国居民与美洲殖民地人民的共同点比不同点大得多，但这并不能阻止双方兵戈相向。事实上，德裔美国人一直是美国人数最多的一个移民族群，但这并不能阻止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打败德国。守成大国对其现有地位不愿舍弃的确是一种本能，英国也有其帝国乡愁，此类观念在英国走向衰落的过程中一直存在，甚至影响了英国投入两次英美战争、两次对德战争与英国在冷战期间拥有独立核力量的决定，进而影响了英国反对欧共体对国家主权的侵蚀与英国在超级大国之间的居间调停。但帝国乡愁不能解释英国对外政策的主要脉络，英国决策者没有仅仅为了延长其帝国辉煌的情感需求而不惜挥金如土发动战争。帕默斯顿1848年曾在英国议会下院说：“想定这个国家或者那个国家是永恒的盟友或者永久的敌人的政策是狭隘的，唯有利益才是永恒和永久的。”英国追求国家重大利益时总是能对任何政策有效控制成本而以免陷入不必要的国际争端，在确认自己的能力已无力达成或维护某种战略目标之际又会选择最好的时机达成国际妥协。这种追求实利与必要时善于妥协的外交风格恰如海军史学者章骞所论：“英国人惊讶地发现，失去北美并没有导致英国失去过往源于北美贸易的丰厚利润。相反，布朗贝斯滑膛燧发枪和凶猛的刺刀冲锋并没有拿下的北美却被商业活动的天然规律所征服。政治上脱离英国的北美在市场层面依然依赖英国，独立战争后的英美关系不降反升。英国容忍美国的海上力量发展，最终甚至还主动移交了海上主宰权，那固然是由于其国力衰退，但更为重要的，还是英国了解，只要不是排他式的国际秩序，还是有自己的生存空间，还会拥有自己获得的份额，所区别的只是股份的多少而已。”相比之下，西班牙帝国的衰落与紧随其后的荷兰的衰落都有的释放迟钝的甚至无所作为的处置过程，俄罗斯面对未来威胁或本国衰落的选择则是盲目扩张。叶卡捷琳娜曾说：“我已经没有办法捍卫我的边界，但我有办法延长它们”!这种不惜国力以攻为守的做法的效果最终证明是适得其反的，而英国的应对非常老练且富有远见，对新的严峻环境表现出了很高程度的适应性而能相对较快地发现并摈弃注定要失败的事业。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与行政的美国等一流强国的兴衰史还表明，国家的生产力及其取得收入的能力与军事力量之间从长期来看是重要的相互依存关系的。17世纪中期欧洲国家体系正在形成阶段，英国是一个相对不那么重要的地区性国家，但在随后的两个半世纪中随着殖民扩张而逐步崛起为一个全球性大国，尤其是英国海上力量的增强与早期的工业化对其迅速崛起至关重要，而英国全球大国地位的下降恰好也伴随着其工业生产能力的相对衰退与无法继续继续支撑其海上优势地位，是不是又有点眼熟?美国能在二战后建立以其为核心的世界秩序则是因为其在1950年创造与提供了全世界52%的商品与服务。与当年“英国治下的和平”相比，现在的英国更加繁荣，英国人民也更轻松了。霸权衰落，尤其是相对而言的霸权衰落完全没有美国人想象的那么悲惨。

　　“天涯社区”网站有一帖：“让美帝回归欧洲和英伦三岛，北美回归自然印地安族群再由中俄欧洲各国组成一个三国演义，再兜圈子圈套路将各自不同族群各自独立管理本族群村民事务发展和社会保障……”楼主“猫抱肥羊”在线答疑解惑：美帝国主义者总觉得自己是代表上帝保佑众生平等相待而成为全人类的主人，“我美国总统代表上帝管理地球村民”……美国总统代表上帝管理全人类?通过日本政府的流氓无赖行径与美帝强盗逻辑思维模式看到一个东京牛二在地球村搅局地球，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四大名著《水浒传》里的东京街头流氓无赖牛二来到了2021年搅局地球村民。120万吨福岛核废水排放太平洋?菅义伟与拜登“利益交换”，可扩散全球，中韩反对?要解决当代地球村民危机只有一个方案，那就是肢解美帝，让这类族群回归祖国“英伦三岛”。在亚洲清除倭寇鬼子兵，摘去蝗军萝卜头。“科学人文一肩挑”评论：他们在美洲和澳洲人口太多了，“英伦三岛”容不下了，而且他们也不愿回归英伦三岛，能有什么办法?另外，倭寇在东亚的影响范围是哪些?“他来自地球”评论：那也得人家要他啊!如果英格兰人是善良的也不会被德法那些打上英格兰岛上了，还跑去抢苏格兰和爱尔兰的资源。“猫抱肥羊”：赵立坚：“美国要放下道德优越感”。美国代表日前在109届国际劳工大会上表示，“要让每个强迫劳动和童工的施暴者为他们的行为负责”。“YH790214”评论：你让霉国在地球上消失?美狗如丧考妣?“猫抱肥羊”：蒋介石在南京建立非法国民党军政府和蒋家蝗朝，中国最后还是陷入困境中国。到现在沿广东海南岸线美军侦察机抵近侦察……美帝一天天烂大街，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是不是真的啊?美国总统是不是真的代表上帝管理地球村民?……搅局台海危机，中美决战最大得益者是小日本萝卜头，是分享中美战后成果丰硕成果。如果美国战败退出亚太，小日本萝卜头就能松绑，摆脱美国锁扣链条，成为一个“正常国家”;如果中国战败，四分五裂陷入困境和危机，小日本鬼子萝卜头自然会再当亚太大哥大。为何小日本鬼子萝卜头热衷搅局中美关系和台海局势紧张状态?这个问题才是最重要的问题……回归自然远古人类部落联盟，部族群体猷长、长老旗主堂口代理加盟管理制度，创新设计风格迥异……美国人认为西方民主制度需要切底改革，现在美国有这个能力吗?……奇特的西方欧盟和盎格鲁-撒克逊族群逻辑思维，自己有病却要求和强逼迫别人吃药……盎格鲁-撒克逊人、五眼联盟……一帮流氓无赖族群。面对现实世界上的流氓霸权强盗海盗罪犯后代子孙后代自由横行……环球时报调查报告中国年轻人平视西方五年上升五个百分点，仰慕西方比率下降三成……从美国基层选举看低劣的投票制度，选前代表民众，当选后代表资本，不能质疑，因为这个人是大家选上来，干的多差都是民意代表，代表大家，代表本社区，代表地球村民，代表上帝管理全人类……美国政府自己不加入联合国海洋公约组织却以公约法官自居，对别国指手画脚横加干涉，在海洋问题上毫无可信度。美国在安理会炒作南中国海仲裁案完全是政治企图，南中国海仲裁案仲裁庭违背国家同意原则越权审理，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有明显错误。强烈建议中国废弃不结盟國家政策法规模式为了让南海诸国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上更加稳定和不受强权威胁下跪磕头……西方列强流氓无赖着不走……中国应当有一个担当和出手主持公道，大国形象代言人……“孤獨的抗議”评论：那罗刹凭啥赖在亚洲呢?还不滚回欧洲!

　　较之于“英美特殊关系”，“AUKUS”的成员国澳大利亚的处境似乎有点尴尬。从“四方(美日印澳)机制”到“AUKUS”，澳大利亚一直甘当美国的反华马前卒，比如在新冠病毒起源调查期间一马当先前，还时不时对香港、台湾、新疆与西藏等中国内政问题指手画脚。但2021年底澳大利亚国防部发表了一份针对中国企业租借达尔文港的审查报告，明确表示没有任何“国家安全理由”建议澳联邦政府推翻这份合同。澳大利亚国防部还审核了中企收购澳大利亚纽卡斯尔港50%股份的合同并宣布没有发现存在问题，此前达尔文港的基础设施比较差且澳大利亚没钱建设修缮，所以不得不为港口寻求投资。中国岚桥集团获得了该港口99年的租赁期，现在达尔文港已被中国投资方改造成了一个繁华的港口。2021年中国与澳大利亚关系曾降入冰点，澳大利亚方面曾打算撕毁合同收回达尔文港。为此，澳大利亚官方对这份合同重新审查。澳大利亚国防部为达尔文港租赁合同“盖棺定论”，但莫里森政府仍没中止审查程序，外界对中澳关系的走向由此而形成了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中澳关系不可能回暖，达尔文港的租约只是暂时安全，但有反华政客怂恿政府以中企“运营不透明”等罪名强行终止租约。这个决定一旦落实则必然恶化中澳关系。另一种观点是澳大利亚国防部出具的报告表明莫里森政府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加上中澳两国自贸协定仍在运作，中澳大两国之间还是有达成某种共识的可能性的，而这也是两国关系转圜的一个契机，尤其是2022年初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政府政府绕过联邦政府派代表团到上海参加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2022年是中国与澳大利亚建交五十周年，中澳关系走向何方的决定权其实早已握在澳大利亚手中。如果澳大利亚与中国相向而行，“AUKUS”会不会进一步萎缩为昔日的“英美特殊关系”?

　　从“大英帝国”遍及天涯海角的殖民地到“五眼联盟”再到“AUKUS”，盎格鲁-撒克逊体系的逐步萎缩预示着联合国秘书长这个“地球村”的“老村长”有可能实权越来越大，联合国的基本宗旨“人类的公平与发展”有望被更好的落实。在人类移民其它星球而发展出星际文明之前，基于存量思维在地球上“精耕细作”才有可能为人类走向太空时代奠定可靠的基础，否则人类还有可能像爱因斯坦说的那样在升级版希特勒发动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后倒退到原始社会，那么“第四次世界大战将只能用棍子、石头打起来”后人类也就与太空时代渐行渐远而直至迎来地球上的新一轮物种大灭绝了。人类如何才能避免没有智慧的恐龙才会不可避免的那种被团灭的命运?如何塑造与希特勒截然相反的“地球村”的“老村长”无疑将是世界各国政治学家务须尽快合作完成的一大历史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