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绰定律”一言以蔽之就是“用贪官反贪官”，这种帝王权谋的封建糟粕当然无助于社会主义新中国反腐败的顶层设计，如何跳出其历史周期律?

　　据说北周开国皇帝宇文泰曾向谋臣苏绰讨教治国之道，二人为此密谈了三天三夜。宇文泰问：“国何以立?”苏绰答：“用官。”宇文泰问：“如何用官?”苏绰答：“用大贪官治小贪官。”宇文泰问：“为什么要用大贪官?”苏绰答：“你要叫别人为你卖命就必须给人家好处，而你又没有那么多钱给他们，但能给他权，叫他用手中的权去搜刮民脂民膏，他不就得到好处了吗?”宇文泰问：“贪官用我给的权得到了好处，又会给我带来什么好处?”苏绰答：“他能得到好处是因为你给的权，所以为了保住自己的好处就必须维护你的权，那么你的统治不就牢固了吗?你要知道皇帝人人都想坐，如果没有贪官维护你的政权，你还怎么巩固统治?”宇文泰问：“既然用了贪官，为什么还要反呢?”苏绰答：“这就是权术的精髓所在：要用贪官就必须反贪官，只有这样才能欺骗民众，才能巩固政权。这样做有两个好处：其一，天下哪有不贪的官?官不怕贪，怕的是不听你的话。以反贪官为名打压不听话的贪官而保留听话的贪官，这样既能排斥异己巩固你的权力，又能得到人民的拥戴。其二，官僚只要贪墨，他的把柄就在你的手里。他敢背叛你，你就以贪墨为借口灭了他。贪官怕被你灭了，所以只有乖乖听你的话。所以，‘反贪官’是你用来驾御贪官的法宝。如果你不用贪官，你就失去了‘反贪官’这个必杀技，那么你还怎么驾御官僚?如果到处都是清官而深得人民拥戴，他们若不听话，你就没有借口反制，即使硬去除掉也会引来民愤骚动。所以用贪官才能制服官僚队伍，使之变成清一色的拥护你的组织。如果你用贪官而招惹了民怨怎么办?祭起反贪大旗，加大宣传力度，证明你是心系黎民的。让民众误认为你是好的，而不好的都是官僚，把责任推到他们的身上，千万不要让民众认为你是任用贪官的元凶。你必须叫民众认为你是好的，社会出现这么多问题不是你不想解决，而是下面的官僚不好好执行你的政策。”宇文泰问：“有些民怨太大的官僚怎么办?”苏绰答：“宰了他，为民伸冤!把他搜刮的民财放进你的腰包，这样你就能不负搜刮民财之名而得搜刮民财之惠。用贪官来培植死党，除贪官以排斥异己，杀贪官以收买人心，没贪财以充实国库，这就是帝王权谋。”

　　就在宇文泰与苏绰所处的南北朝时期，梁武帝萧衍上任之初在生活作风上以身作则，“身服浣濯之衣，常膳唯以菜蔬，在组织路线上“每简长吏，务选廉平”，在官民关系上通过在谤木、肺石旁设置意见箱直接听取民意。但反腐败对萧衍来说只是稳固权力的一种手段而已，在权力与腐败的天平上必然将砝码放进权力的秤盘里，只要不威胁其统治则任何腐败都能容忍。萧衍的六弟临川王萧宏“奢僭过度，殖贷无厌”，临阵畏葸葬送三军，纵亲行凶横行不法，萧衍反而对其封官晋爵。“黄榜紫标”一案东窗事发后萧衍却说：“六弟，你的生计很不错嘛!”。同一时期的东魏在政治上极其腐败，直至“文武在位，罕有廉洁”。东魏镇南将军、行台郎中的杜弼向独掌大权的丞相高欢反映这种情况却被斥以“天下贪污，习俗已久。今督将家属多在关西，宇文黑獭(宇文泰)常相招诱，人情去留未定;江东复有吴翁萧衍，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我若急正纲纪，不相假借(不予宽容)，恐督将尽归黑獭，士子悉奔萧衍，人物流散，何以为国?”然后安慰一句“尔宜少待，吾不忘之。”反腐败也要等待时机?在高欢看来，反腐败不能与凝聚力对立起来，因为反腐败而吓跑了精英对国家也不利。高欢不仅将军队划为反腐败禁区，而且划出反腐败不涉功臣的红线。统治阶级与人民群众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反腐败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则未必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这样的对立与差异势必催生形形色色的选择性反腐借口。统治者眼里的腐败也是能“一分为二”的，至少并非一无是处，甚或还有值得借用的成分。苏绰定律的推论还有：腐败是奖励忠诚的彩头、控驭下属的锁链、惩治叛逆的把柄、充盈国库的补充与争取民心的祭器，尤其是下属的忠诚度往往重于下属的腐败度。只要下属是忠诚的，腐败就能忽略不计，甚至宁要听话的腐败下属也不要不听话的廉洁下属!所以反腐败往往是整统治者收拾不听话的下属的借口或工具，保住权力才是目的与要害，“适度腐败论”等“改革开放润滑剂”也就不怕见光了。

　　苏绰定律恰恰是中国吏治腐败的政治根源，也是中国历史的一大痛点，中国社会由此而难逃黄炎培总结的兴勃亡忽的“历史周期律”。北周仅存二十余年即被杨坚颠覆，苏绰那一套根本行不通，无论他有没有对宇文泰说过那种话。明朝实行绝对君主专制，尤其是朱元璋使尽各种招数巩固皇权，剥皮抽筋等反腐败手段之残忍更是令人发指空前绝后，到头来还是内外交困而难逃江山易主。腐败自古多亡国，苏绰定律或隐或显一再作用，社会主义新中国逃脱此类帝王权谋的魔咒了吗?要彻底跳出苏绰定律设定的怪圈还得从制度上作长远打算，立足民主健全体制加强全民监督，使贪污腐败行为在风起于青萍之末时就能被发现被制止，长此以往则无论于官于民都能走到全赢的结局。宇文泰第四子宇文邕就运用了苏绰定律这种帝王权谋，韬光养晦十二载后一举诛杀宇文护而夺回大权，养贪杀贪的事实不容粉饰。商朝开国之君商汤被夏桀囚于夏台，得释后广施仁政开创殷商国祚;周文王姬昌曾被帝辛囚于羑里，归国后筹备伐商，子武王姬发完成其遗愿灭商而开创西周国祚;秦始皇嬴政一度被吕不韦专权，忍辱负重到自己羽翼丰满后才一举铲除之，继而才有灭六国统华夏而开“大一统”之先河;汉高祖刘邦曾历鸿门宴，表面屈居项羽之下，直至垓下一战灭项羽后开创西汉国祚;司马懿被托孤后韬光养晦避曹真，直至时机成熟而靠高平陵政变一举篡夺魏国大权，为西国祚打下基础;杨坚历周武帝、周宣帝两朝忍辱负重，直至少不更事的静帝对其授禅登基而开创隋朝国祚;李渊曾被隋炀帝猜忌，不得已收受贿赂自污以自保，直至农民起义狼烟四起后才在晋阳起兵而开创前唐国祚;朱元璋统一天下之前曾经向元朝称臣，消灭陈友谅、张士诚后北伐一统天下，即位后更是捧杀胡惟庸消灭千年丞相制;努尔哈赤在萨尔浒之前一度巴结李成梁，李自成问鼎中原后才入关开创前清国祚;袁世凯称帝之前曾被载沣逼到下野，直至武昌起义后首鼠两端而夺权篡位;蒋介石利用北伐兵权独裁后两度被桂系军阀逼到下野避难，但直到寿终正寝还要将大权传给“嫡子”。此类帝王将相都能凭审时度势开创大一统王朝，帝王权谋发挥的淋漓尽致而无一不是掌握了杀贪用贪的厚黑学!典型如刘邦重用“汉初三杰”，但统一天下后韩信被杀、张良退隐而仅萧何一人靠自毁形象才能善终;赵匡胤陈桥兵变后又杯酒释兵权，石守信等大将教出兵权“告老还乡”才避开杀身之祸;朱元璋对胡惟庸将杀之而先养之，如此欲擒故纵才为太子太孙登基扫清障碍。其中涉及的帝王权谋在当今中国仍有市场，由此而导致的“城头变幻大王旗”何时了?害人之心不可有，但防人之心不可无，学史更要深入了解帝王权谋，不是要把此类手段运用到自己身边，而是要在遇到相似的处境时正确“免疫”。知世俗而不世俗，真正的勇敢是在看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选择热爱生活。小到修身齐家，大到治国平天下，苏绰定律不可不知但不宜效法。

　　在热播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中，纪晓岚得知朝廷用来赈灾的钱却进了薛大老板的钱庄，大大小小的各级官僚都在侵吞救灾粮，于是当面质问和珅。和珅却说：“可不能这么说啊，薛大老板可是个神通广大的人，一文钱进去二文钱出来，我这才有足够的钱去救济灾民哪!救民先救官!官都活不了，还救什么民?千千万万的灾民哪，谁去发给他们赈灾粮款?是你发，还是我发?还不是得靠那些大大小小的官僚?喂饱了他们，他们才肯给我去卖命!官字怎么写?上下两个口，先要喂饱上面一个口，才能再去喂下面一个口。清官如凤毛麟角，贪官如黄河之沙。那我不依靠他们那我依靠谁呀?我这个军机大臣，要是没有他们撑着，那就是个屁，我容易吗我?”经过刻薄严苛的雍正大刀阔斧的改革，乾隆效仿祖父康熙执政的刚柔相济适度宽仁，面对贪腐心如明镜却能有效利用。乾隆是个心大、脑洞大而淌海水花钱的主子，朝廷年收入远不够折腾，父亲的积蓄很快见了底，善理财、敛财的和珅自然混得风生水起。和珅敛财的办法除了常规操作还有“议罪银”制度，让捞了民脂民膏的官僚们吐出来聚沙成塔供皇帝开销。遇到民怨吐槽集火的大老虎，乾隆在惩办之余都不忘顺带抄没家产以资国库、内帑以及操办抄家的大小官僚。面对和珅这只身边最肥的绵羊，乾隆有更深层的考虑。和珅的财产来源除了经营所得就是下级官僚的各种“孝敬”，小贪官们集中养肥了这一巨贪。对于乾隆而言，这无疑是自己身边俯首帖耳的人肉大金库，和中堂“孝敬”他想必更是养心殿日常了。只要有和珅在就能以聚合效应将海量而零散的大小贪官油水集中起来形成一个资金池，在强势皇权下是零存整取还是零存零取则要看皇帝的心情了。若拿掉这个资金池，蚊子、苍蝇一个个打起来不累死也得烦死。乾隆末期“盛世”滑坡，纵使官僚、宗室、富商囤积一定数量的白银(包括铸造银器与陪葬品)也不会导致民间周转的货币通缩，反而在全球白银持续流入的大趋势下有过一定程度的通胀。乾隆留给儿子的是价值超过十亿两白银的巨额财产，约为大清帝国十五年的财政收入，但都“不过寄之库耳”。纸币时代的支付形式网络化后老百姓不再囤积大量现钞，套用香港古惑仔电影台词戏言之则是“什么人现金多?捞偏门的!”暂且不论为啥有人把现金囤到家里，看架势就能吸引强力围观。站在执政者的角度来看：一平庸管理者甲，清廉但能力捉鸡，把负责的某组织机构搞得连年亏损效率低下组织混乱，内部氛围极端紧张，人人自危而即使有能力也不敢施展，恶性循环之下该单位随时有可能崩盘。另换一能力强的管理者乙，把该单位打理得连年利润可观，人人有肉吃个个能施展，乙在其中也没少捞油水。执政者若选乙就是懂了囤2.7亿的赖某，这涉及投入产出比问题。在通胀的大趋势下，即使是老百姓也知道不能把钱放进银行贬值，要尽快消费、投资。把得来的巨额现钞囤到家里也许只是因为还没来得及处理，比如洗钱。较之于老百姓那点储蓄，让握有更多财富的人精去消费、投资则对提振内需更有帮助。比如买房，在帮助去库存的同时还能让其货币至少有一半回流财政，或投P2P也不会有那么多暴雷，或联合一群老铁组建基金投资项目。就算拿去存进银行(得洗钱在先)也是“高能货币”，至少能缓解当前的“钱荒”。即使不投资，拿去吃喝玩乐买奢侈品养x奶也是第三产业的强心剂。但群众的智慧毕竟是无限的，机智的老铁们把财富纷纷转移到海外着实让上头慌过一阵。从执政者繁荣角度纵观大局，这种投机只要是在“可控”范围之内利大于弊就能容忍的。中国古代无数明君贤臣终究没有摆脱苏绰定律，中国未来的接班人应做得好一点。

　　明朝的嘉靖皇帝不及时追究严嵩等贪官的原因被当时的浙江巡抚赵贞吉一语道破：“因为他们把大事小事都牵着皇上，动他们就势必有伤圣名。”所以严嵩曾对儿子严世蕃说：“大明朝也离不开你爹。这二十年你爹不只是杀人关人罢人，也在用人!国库要靠我用的人去攒银子，边关要靠我用的人去打仗，跟皇上过不去的人要靠我用的人去对付!”封建王朝的生死存亡往往与贪腐势力有互相依赖的关系，贪腐势力若倒在必然危及皇权。较之于老百姓的穷困，皇帝更担心大臣的异志。封建王朝的灭亡主要是被国家的上中层阶级(如大臣、将军、贵族)推翻的，诸如刘邦、朱元璋那样的农民起义与铁木真、努尔哈赤等异族能成功问鼎中原的并不多见。皇帝赋权于官僚后，任何能控制在一定程度之内的贪腐都会被乐见其成，比如秦始皇放纵王翦“请美田宅园池”后又“请田宅为子孙业”。任何政权反腐败如此不单纯都会自绝于苏绰定律的魔咒，尽管朱元璋与毛泽东曾想打破这一铁律。毛泽东反腐败的药方是“大众民主”，其对立面则是在中国近五千年根深蒂固的官本位主义潜规则。官僚的地位在在中国历代王朝都是高高在上的，官僚手里的权力哪怕换不来什么钱财也能让投机分子趋之若鹜，哪怕要为此而去冒掉脑袋的风险。朱元璋靠严刑峻法反腐败失败后不得不承认，用清官反对贪官的道路根本行不通。早上还是清官，可能到了晚上就会变成贪官，何以然?答案很简单：权力!千里做官只为财，升官只是手段，发财才是目的。朱元璋对付贪官的严刑峻法最后都用到了清官身上，所以明朝的清官比任何朝代消灭得更干净，贪官自然比任何朝代都更泛滥。所以毛泽东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大众民主制度，发动群众监督、约束与查处官僚。在发动群众约束官僚的同时，毛泽东还彻底切断了升官与发财的固有关系，升官不再意味着发财，所以毛泽东提拔的干部基本上都是工资不动。王洪文当了党中央副主席还在拿上海的基层干部工资，吴桂贤当了国务院副总理还在拿西安的工人工资，李素文当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还在拿卖大白菜售货员的工资……切断升官与发财的利益链条就能从主观动力与客观制度两个方面保证干部不是为了私利而来，也不可能明目张胆谋取私利。朱元璋用官僚约束官僚，如同用左手砍右手，根本就下不去手。发动群众约束官僚则能从根本上铲除滋生贪官的土壤。毛泽东别出心裁地从群众中直接提拔干部取代职业官僚，更是断绝了官僚贪腐之路。但毛泽东未能在有生之年将上述一系列经验转化为常态化的制度设计，由此可见法治建设任重道远。

　　苏绰定律用现代市井的说法就是“先让官僚普遍性贪腐，然后再对官僚选择性反腐”，著名公知、网络大V李承鹏的博文《投名状》相当完整地演绎了这一套路，最后断定整个中国社会就是一份“让所有人都有罪”的“投名状”!为什么中国的老百姓自古以来就普遍相信“选择性反腐”这种阴谋论?李承鹏认为，苏绰与宇文泰的对话有可能是假的，但其基本逻辑至能真实反映中国的官场，后人只需将其视为一个寓言。中国历代王朝的反腐败策略共识是：先纵容官僚靠腐败手段确立对上级的忠诚，然后通过选择性反腐排斥异己。既然官僚都是腐败的，落马的少数就只能是“运气不好”或“站错队”罢了。特别是面对能出政绩的贪官，老百姓的后一种判断无疑能表达某种程度的同情。被抓的官僚也有类似的心态，认为整个官场都有问题，凭什么只抓我?于是，反腐败被尴尬地蒙上“宫廷戏”的色彩，这也许是执政者始料未及的。若能真的落实依法治国，“用贪官反贪官”从逻辑到经验都是行不通的。第一，如果官僚都是靠抓腐败把柄实现逐级控制的，最高统治者必然也是一个贪官，指望这样的官僚集团依法治国岂不是与虎谋皮?用这样的逻辑巩固政权实则风险更高，历代王朝更替多数与腐败问题有关。第二，选择性反腐必然导致政治不稳定。只要上级一换，各级官僚都得重新站队，否则就有牢狱之灾。如此官场，人心浮动，不可能推动社会文明持续进步。第三，选择性反腐必然破坏社会公平而让法律形同虚设。在“人人都有罪”的社会里，要么人人鲜廉寡耻而法不责众，要么人人都在喊冤而社会公平荡然无存。第四，现在的发达国家或地区几乎都是靠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实现国强民富而不是靠苏绰定律这种厚黑学实现长治久安的。但为什么老百姓至今依然普遍相信选择性反腐剪不断理还乱?第一，腐败蔓延给老百姓留下了“无官不贪”的强烈印象。选择性反腐的前提是整个官僚体系都是腐败分子，然后上级才能根据派系的权力斗争需要反腐败。改革开放让市场经济蓬勃发展，但制度建设落后于经济建设，这种脱节给权力与金钱的交换提供了温床，导致腐败在全国各行各业迅速蔓延。中国的官僚财产公示法在1994年列入全国人大“八五”立法议程后搁浅至今，普遍的官僚腐败、不透明的官僚收入必然强化老百姓对“无官不贪”的前提假设。行为经济学将这种现象称为“归因偏差”，类似于“选择性偏误”。第二，反腐败过程不透明给老百姓带来了太多的想象空间。反腐败运动本身要求的保密性质要部分地归因于已有体制，即反腐败大戏基本上是中纪委在唱“独角戏”。一个官僚前一刻还在正常上班，后一刻就有可能被纪委带走了，连其最信任的同事甚至上级都毫不知情，这种高压态势固然有助于对贪官形成威慑力，但也给各种猜忌留下了想象空间。一个官僚被纪委带走后，直到法院审判之前都不让老百姓知道其涉及的具体问题是什么。比如仇和在全国“两会”结束三个小时后被带走，媒体至今都不知道他犯了什么错，更毋庸说老百姓了。长此以往，老百姓难免将反腐败运动与“宫廷戏”类比起来，认为被抓的官僚主要是在政治上站错了队。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反腐败的“阴谋论”永远会有市场，古今中外莫不如此。谣言止于透明，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同等重要。否则，纪委就算做了好事也会“叫好不叫座”，2014年透明国际的清廉排行榜将中国的排名从原来的第80名调低到100名就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信号。第三，反腐败的结果与老百姓的心理预期有偏差足以强化其“选择性反腐”的判断。结果有可能改变不同的假想与偏见，但各级纪委经手的绝大部分被查处的官僚是平民子弟，还有不少“凤凰男”。相反，“官二代”、“红二代”很少被查处，以至于有“砖家”喊出“为什么凤凰男更容易腐败”的伪问题。同样是“国贼”级别的大贪官，“红二代”标杆薄熙来夫妻均身陷囹圄，但其他家属安然无恙，而且哥哥、妹妹都能旁听庭审，周永康及其整个家族却都被牵涉其中，覆巢之下无有完卵，这种鲜明的对比能在一定程度上强化老百姓口耳相传的“选择性反腐”的流行观念或“偏见”。以仇和为代表的“能人贪官”被查处后有网民哀叹：平民出身的官僚从此再难出头!流言蜚语不可怕，只要能靠严肃正视对腐败分子“一碗水端平”而有腐必反有贪必究，真正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则流言蜚语不攻自破。朱元璋那种人治手段再严厉也难逃人亡政息，反腐倡廉终究要靠法治且以治本为主，尤其是要高度透明。

　　“知乎”网站有一问：“如何破解苏绰定律?”知友“yilin wang”认为：宇文泰的问题是古代的问题，认为这个问题是难题的最好是去法学院去了解一下宪法学。在现代社会，这不是问题。世界上基本肃清贪污的国家非常多，就算是中华文明圈也有香港、台湾现成的例子，人家是怎么做的?第一，废除领导人终生任职制度，任期到了的领导人必须彻底下台，不再拥有政治影响力;第二，建立分权制衡机制，立法、司法、行政权相对独立互相制约，最高领导人必须接受司法管辖;第三，建立最高领导人票选机制，确保民众享有言论自由与游行示威的权力，对领导人的所作所为有所监督。知友“匿名用户”认为：人治国，不可破;非人治国，可破。举法治国，天下无事。知友“一只盒子”认为：法治，不是法制。知友“赵超”认为：政治斗争的核心是利益关系的传承，谁跟谁好要看利益关系怎么展开的，跟你是贪官还是清官、小人还是君子没什么关系。

　　归根结底，条出“苏绰怪圈”要从制度(体制)创新入手，立足民主健全法制，加强全民监督，从根本上清除腐败滋生的土壤与条件。从制度上确保廉洁从政公正执法，建立灵活、高效、廉洁的政府管理体制，让反腐败不留死角。根据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工作的总体要求在深化内涵、提高层次、创新思路与求真务实上下功夫，引导广大党员干部逐步做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