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所以不是要依附于这个阶级就是要依附于那个阶级，“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此即毛泽东的知识分子“皮毛论”。新中国确立无产阶级政权后知识分子如何依附于无产阶级?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的两个“依附”倾向是有一定的现实参考价值的。

　　“有机知识分子”是葛兰西的《狱中札记》一书提出的关于知识分子的重要论断，强调每个社会集团都会同时有机地制造出一个或多个知识分子阶层并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进一步加以完善“有机的”知识分子，这样的阶层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社会与政治领域将同质性以及对自身功用的认识赋予该社会集团。葛兰西定义的“有机知识分子”的“有机性”有两层意思：一是与特定社会集团的“有机性”，即每一个社会集团都会产生与其保持紧密联系的知识分子阶层，为了确保获得争取文化霸权的胜利，无产阶级有必要培养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并征服与同化传统知识分子;二是与大众的“有机性”，即知识分子与大众的辩证法，知识分子要教育与启蒙大众，其自身的发展(数量与质量的壮大与提高)也与群众运动紧密相连，人民群众进一步提高了文化水平就意味着扩大了他们的影响力。我们不妨将这里的“大众”理解为除了无产阶级以外的一切不与无产阶级政权敌对的阶级，无产阶级政权里的“有机知识分子”依附于以无产阶级为核心的一切不与无产阶级政权敌对的阶级，这理应是毛泽东与葛兰西的立场交集。

　　葛兰西认为，革命政党这种“现代君主”的历史性力量足以让工人阶级靠支持自己的知识分子抬起头来，这种知识分子往往能有机地“嵌入”工人阶级的事业并甘当其“代言”者。法国学者雷蒙·布东的《为何知识分子不热衷自由主义》一书认为，这种知识分子的思想处在一种由“需要”决定的“生产”关系中，其相对主义价值观为愤世嫉俗的社会底层与政治顶层的紧张关系提供了一片沃土与情感混乱，使道德与政治、信仰与理性、私领域与公领域的模糊合法化，其后果之一是使民主被纳入受利益冲突支配的阶级结构，从这个角度观察与思考当今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会非常有意思。世界上最早的有机知识分子问世于文艺复兴时期，启发过葛兰西的马基雅维里是其代表人物之一。当时的有机知识分子都有“人文主义者”的文化包装，因为有“学问”且巴望能“货与帝王家”而得到统治阶级不同程度的赏识乃至犒赏。马基雅维里向摆脱宗教桎梏的“新君主”奉献的《君主论》一书一直被欧洲统治者奉为圭臬，因为书中传授了尺度很大的帝王权谋。他明确主张“目的总是证明手段正确”，只要目的能实现则任何手段都是正当的，确保国祚永恒才是君主的头等大事。他是这样为君主出谋划策的：如果君主有老百姓通常所说的美德(如诚实、慷慨、守信、仁慈)则当然值得赞扬，但“一个好的君主如果要保持自己的地位，就必须知道怎样做不良好的事，并且必须知道视情况需要使用这一手或不使用这一手，也不必要因为对这些恶行的责备而感到不安”，因为“一些事看来是恶行，但照办了却会给他带来安全与福祉”。伊拉斯谟奉献给“新君主”的《论基督君主的教育》一书极力倡导“仁政”而不是权术，认为君主最主要的德行是仁慈与爱民，而“君主之导师应让对‘专制’与‘暴政’这样的词语的憎恨深入王储之心”，手段之一是时常为其讲述个别暴君的历史教训，“不断地谴责整个人类唾弃的名姓：法拉利斯、马森提乌斯，叙拉古的狄奥尼修斯，尼禄、卡利古拉，还有图密善”。此类君主在伊拉斯谟时代知名度绝不亚于希特勒、斯大林、齐奥赛斯库、波尔布特与卡扎菲。伊拉斯谟还规劝君主不要自以为是人民的“主人”，因为“如果你说你是所有子民的主人，那么他们就必定是你的奴隶;在这种情况下你可就得当心了，因为诚如古人所言，每一个奴隶那里你都会发现一个敌人”。彼德·比尔克所说，上述人文主义者都是“跪着把自己的作品献给君主的”。马基雅维里亲自把《君主论》送给年轻的君主美第奇，伊拉斯谟则把他《论基督君主的教育》献给查理五世，他们的“君主教育”当然难掩巴结意图，类似于近代中国的康有为、杨度。莉莎·贾丁如是描述伊拉斯谟如何“跪着”君主献书的：《论基督君主的教育》于1516年由弗洛本出版社在巴塞尔出版，在查理王子登上阿拉贡王位时被精装献上，此前伊拉斯谟已被任命为查理王子的咨议。该书首版的扉页自称“凝练成令人备感振奋的箴言”，旨在教导其针对的君主并给予道德上的支持。该书还收录了“其他一些十分重要的相关作品”，包括献给腓力大公的一篇颂词一直被后来者视为“伊拉斯谟在寻求庇护关系与稳定收入时写下的一份令人郁闷的谄媚之作”。腓力为此赏赐了伊拉斯谟一大笔钱，或许还为他提供了一个职位专门负责教育自己的孩子，包括年仅3岁的查理王子。1517年伊拉斯谟又向英国的亨利八世献上一部手工装饰的1516年弗洛本版大作，“1518年4月中旬，伊拉斯谟收到了国王赏赐的20镑。按伊拉斯谟的标准，这笔报酬令人失望”。当今中国的“学者”不必再下工夫去写《君主论》或《论基督君主的教育》这样的大作，只要动动嘴皮子就能领到百万之巨的犒赏，这种投机分子才算得上真正生而逢时的有机知识分子。

　　“知乎”网站有一问：“如何理解‘有机知识分子’?”知友“辉总是大王”认为：“有机知识分子强调的是知识分子的政治属性或在大众之中发挥意见领袖的作用，尽管韦伯认为教师对学生在观念上的引导作用是值得警惕的。知识分子作为精英的观点与看法都会对大众产生影响，比如韦伯的《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一书呼唤德意志民族主义，提醒德国人民不要沉湎于眼前的利益。麦克里拉的《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一书也讨论到了同纳粹存在关联的思想家，如海德格尔、施密特、本雅明认为知识分子始终与政治始终存在张力。关于知识分子与政治的研究很多，如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等等。知友“闲事所长”认为：“传统知识分子就是那些代代相传的知识分子，有历史的继承性与特殊的性质。他们往往脱离于社会现实，尤其是脱离于人民群众，高高在上地发表一些与实际生活相距较远的言论。葛兰西认为，“传统的与庸俗化的知识分子的典型，可看成文学家、哲学家、艺术家。”传统知识分子认为自己是“独立于居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有机知识分子独立性更弱，与其组织与阶级密切相关，能表达他们所属的阶级在各个领域的集体意识。”知友“之乎用户”认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是士阶层的儒家知识分子，世代相传固守周礼反对任何大的变革，有相对独立性与历史继承特点，鼓吹六艺什么的。有机知识分子从传统知识分子中最早的士阶层发展而来，独立性较弱，刚开始依附周礼学习刑法，后期从子产铸造刑书开始发展成为卿大夫重用的法家家臣。比如商鞅原是卫国新贵族，后来没落转型当地主去了，是一个军功地主出身的有机知识分子。”法家如此投机，儒家何尝不是如此?

　　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理论是建立在西方独特的市民社会的基础上的，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新时代强调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有机知识分子”在加强意识形态领导领导权的背景下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第一，中国的知识分子要有一定程度的批判意识，籍此主动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葛兰西认为只有发挥了其社会职能，即对社会发展起到推动性作用，这样的知识分子才算得上有机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只有不断参与社会实践，敢于在社会实践中发现问题，才能在社会现实中实现自身价值，在对现存生活的不断批判继承中实现自我进步与发展。当今中国社会正处在改革开放的关键阶段，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也暴露了越来越多的问题，只有牢固树立问题意识且勇于批判与总结才能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只有在不断的批判中逐渐改进才能不断推动社会主义的创新，善于发现问题并使之在第一时间得到纠正才是知识分子最该做的。批判不是一味的挑毛病，而是全面的看待问题，防范或化解重大风险，用辩证的眼光看待问题才能遏制问题的蔓延。第二，中国的知识分子要充分发挥其实践性功能，在积极推进优秀文化的创造与传播的基础上在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勇于担当。中国的知识分子要靠自己掌握的既定的知识与技能积极创造与传播社会主义优秀文化，而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理论提出的相关职能也指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知识分子本来就有教育人民群众掌握优秀的知识与技能的现实担当，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更应主动教育人民群众而不断提高其思想认识水平。尤其是高校教师，不仅应在自己的行业内不断攀登学术高峰，更应将自己掌握的知识与技能传授给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以培育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既有知识与技能又有良好的道德素质，在服务政府与社会的过程中充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当今中国的知识分子还要用自己掌握的先进知识改造不符合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前进方向的落后文化，自觉抵制西方文化的糟粕成分的渗透，不断增强使命意识与责任意识。第三，中国的知识分子要重点发挥其思想的革命性一面，自觉抵制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和平演变。面对西方国家对中国特色意识形态的抹黑，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必要利用自己所学知识及时反击，发动人民群众加强意识形态领导权，团结一致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添砖加瓦。尤其是要注意引导人民群众辨别各种文化糟粕，集中精力学习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养先进知识分子对建设科技强国的重要性一目了然，针对当今中国在核心科技研发、基础工业创新与重大成果突破等问题上的不足培养创新型人才尤为重要。美国以贸易逆差为由挑起贸易争端，华为集团多年来坚持注重自主研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化解危机的关键，积极引进人才、培养人才、投入大量的资金深度与知识分子深度合作是华为在通讯技术领域领先于美国的关键。科技创新能力是评判一国综合国力的关键因素，正如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理论所阐述的，知识分子能对国计民生发挥重要作用，高校更应培养与时俱进的创新型人才。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在政治、经济地位与思维方式、生活行为方式上都有重大变化，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的反思与调整的彻底性。对知识分子的经济待遇的改善与政治地位的提高有助于激发其积极性投身经济改革与社会变革的大潮，为国家的富强与民族的兴旺做出更大的贡献。当然，中国的知识分子也不可能摆脱其社会历史背景的制约，特别是在社会条件急剧变化后保持知识分子的纯粹性是很难的。随着市场经济导致的利益分化不断加剧，经济地位的位移、思想意识的多元化发展都足以让知识分子在利益诱惑与精神气质之间游移不定。知识分子无法把握这种社会变迁的主动权则会加速器内部分化，在分化为若干层级谱系后每个小层所处的政治经济地位、所持有的价值观与所发挥的礼会功能也会有较大的差异。一部分强势知识分子的社会、经济、政治地位显著提升，尤其是与权力阶层的关系显著正相关;一部分坠入知识分子的弱势环境的知识分子的社会发言权越来越弱，甚至连温饱都难以为继。两种知识分子都在从公共性向专业化转变，从正义性向利益化转变。由于长期受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对清明官员的渴望与对权力崇拜的文化积淀催生了知识分子对权力的依附意识，进而表现为安分守己的言行与希望能凭借自己的专业技术能力实现自己应有的社会价值。当代中国社会普遍的物质取向的价值观使然，知识分子为捞取经济利益而利用自己在知识资本上的优势在学术圈制造学术泡沫乃至学术腐败，甚至与个别党政领导干部结成利益共同体参与并影响重大政治活动。不少原本要为社会正义与政治理想代言人的知识分子走向传统意义的知识分子的对立面，更多只是以知识为谋生手段的职业群体靠自己的专业技能服务于中国现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与社会生活秩序，知识分子起码的道德担当与批判精神渐行渐远功利主义犬儒哲学泛滥成灾，这种知识分子给中国社会的精神文明的建设带来的伤害是不容小觑的。当然，我们不该把社会道德体系的整体滑坡的责任全部强加于知识分子身上，但自改革开放后的确有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深受金钱与权力的控制而与狼共舞，在社会转型期暴露的自私、胆怯与明哲保身等特性一览无遗。这种价值取向本身就能深刻影响现实社会意识的形成，所谓的“富裕阶层”的部分人物诞生的社会条件与此类知识分子有没有间接的联系?既得利益阶层在通过控制媒体维护其既得利益的过程中有没有知识分子参与的具体操作?个别知识分子为了迎合少数政治经济利益团体的偏好而应否对强制生产与推销民众并不喜欢精神产品承担责任?美国学者萨义德认为知识分子应不断反思自己的政治处境与思想模式的来龙去脉，当今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到了自觉反思自己的思想观念与行为取向而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的历史拐点了。进而，当今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有必要更仔细地辨识中国社会的现实并扪心自问还我能为中国的新一代做点什么，进而自省知识分子的出路在哪里。美国学者科尔曼认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功能包括认识社会、建设社会与改造社会，而重建社会的方案是社会系统中的所有行动者通过集体决策制订的，知识分子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中国在社会转型期重建社会的任务离不开知识分子的参与贡献，但此时必须首先呼唤知识分子的道德担当与批判精神的回归。改革开放大潮中的市场与权力无处不在侵蚀知识分子的心灵，其中一部分以个人价值的实现为目标，一部分人跪倒在权势与金钱面前丧失人格与尊严，一部分清者自清而能在各种诱惑面前始终保持知识分子的高风亮节，进而为改良中国的精神面貌广泛而持续地鼓与呼。在经济不断发展而社会矛盾也日渐激化的当今中国，知识分子更应积极发挥舆论建构作用，主动担当维护社会公正的责任，以批判的姿态为中国指明科学发展的方向，为铸造民族精神、构筑时代文化而勇于贡献自己卑微的力量。

　　王维先认为，如果对当今中国的知识分子对号入座，从横向联系上来看则有机知识分子的范围更大，从纵向联系上来看又与传统知识分子部分重叠，二者的区别在于其文化的先进性，其现实政治职能是为了发挥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凝聚力而充当文化领导权的主导力量。李形认为当今中国的知识分子可分两类，一是传统知识分子，二是有机知识分子。传统知识分子主要是靠教学与研究为稻梁谋的教授、学者与科研人员，包括各级学校的老师。有机知识分子主要是与国家政治经济实践密切结合的国家公务员，执政党与各级政府的精英管理人员。当今中国在崛起过程中亟需大量受过高等教育且有国际视野的国家公务员与政策制定者，有机知识分子直接参与现实的政治与经济实践活动就是国家利益的代表者与打造国家硬实力的主力军。传统知识分子应被视为能相对的自主与自治的群体，不受限于现实政治、经济的影响，有很强的历史与文化的传承性，以知识的再生产与创新为终极追求，所以其功能、身份与价值取向是相对独立的。将传统知识分子市场化与政治化并将有机知识分子(伪)学术化则会导致双重破坏，前者将“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肤浅地理解为学术目的与经世致用的结合而强调学术研究与教学为政治与市场服务，后者将有机知识分子涂上传统知识分子的粉脂而让专业领导与国家公务员有了高学历的伪装。其负面问题是学位制度与行政资源的肮脏交易，尤其是市场经济足以让学术机构在争夺外来资源时被迫放低学术门槛而导致高学历的泛滥成灾。科学家饶毅与施一公曾联名痛斥中国政府投入的研究经费以每年超过20%的比例增加却在研究经费分配环节上严重不合理而延缓了中国学术界潜在的创新步伐，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学者之间、学术机构之间争利而不争鸣之是其恶果之一。有机知识分子控制国家经济分配的决定权后，传统知识分子所在机构在国家基本投资之外的大量研究经费甚至工资收入甚至要从外部“挣”来，直至政治与市场足以决定其学术的生存能力与“价值”评估。在中国，行政一直能代表权利与资源，但永远代表不了国家的软实力。在中国软实力的提升过程中，传统知识分子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钱理群认为，中国“入世”后掌握更多的财力的行政权力的干预导致知识分子群体越来越严重的商业化、行政化、官僚化、体制化倾向，造成思想、文化、教育与学术的全面腐败与少数权贵对知识分子的大面积收编。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自觉或半自觉地履行了“同意与解释、宣传与做戏”的精神太监职能，期初还有点心虚而羞羞答答、扭扭捏捏，驾轻就熟就习以为常、理直气壮甚至敢以此炫耀拉仇恨了。许纪霖认为，真正的知识分子永远是最不安分的，总是不愿被某个固定的模式禁锢，即使已被定位社会体制的某一环节也不会有小富即安的安身立命之感，总是要不断探索三观的突破与更高层次的精神归宿。这种知识分子在灵魂深处总是能自由地漂浮，传统知识分子肉体之死阻止不了其精神遗产的传承，只要这种自由的、批判的、超越的精神不死，其存在方式就能一代代地积极涅槃于三教九流。

　　现在国内高校的学者与知识分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二者不能画等号。雅各比何以认为“消逝的知识分子就消逝在大学里”?第一，从知识性的角度上看，现代社会对知识精细化的要求逐步加深，近代欧洲那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成了神话，掌握多种知识的跨界文化人被具体的专业学者取而代之，多数文化资本局限于专业之内，知识分子个体运用的文字与符号也相对有限。班达认为知识分子的活动在“本质上不是追求实用的目的，而是在艺术、科学或形而上学的思索中寻求乐趣，简言之就是乐于寻求有非物质方面的利益，因此以某种范式说‘我的国度不属于这世界’”。知识分子的思维活动不局限于眼前的事物与实用的目的，而是思考终极的、形而上的问题，但高校教师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知识分工而思考范围有限。第二，从批判性的角度上看，“知识分子的职责是时时维持着警觉状态，永远不让似是而非的事物或约定俗成的观念带着走”，其敏锐而多疑的目光往往能发现现实中有悖于真理或良知的事并提出挑战老百姓的惯常认知的观点。从事科研活动的学者批判现实的前提是“有条理的怀疑主义”，不对自己从事的科研活动的现成结果无条件地接受，相应的反省必须是理性而审慎的，必须通过规范的论证过程有根据地解构，而不是简单粗暴地“怀疑一切”。学术范畴之内的怀疑当然是一种学术态度，但在公共平台上的批判就是一种公民行动了，由此而可能导致学者被制度排斥、被学术圈挤压或被利益集团攻击而被污名化为“公知(公共知识分子)”，所以被纳入制度范畴的高校教师的批判性难免有所减弱。第三，从公共性的角度上看，知识分子对公共问题有不同程度的热情，直至直接面向公众发声。鲍曼认为：“‘成为知识分子’这句话意味的是要超越对自己的职业或艺术流派的偏爱与专注，关注真理、正义与时代趣味这些全球性问题。”知识分子参与公共事务并在其中充当社会良知代言人，站在局外人的角度理性地考察公共生活，特别是对政治生活提出自己的质疑而能对当权者起到监督作用。知识分子职业化为高校教师之后在不同程度上被制度结构与学科分化规范，学科之间的壁垒导致知识系统性被破坏，高校教师的关注焦点不可能再是公共议题，其思想更多的是在学术圈里流动而很难直接面对公众。第四，从独立性的角度上看，传统知识分子的工作很少受到行政力量或市场力量的影响，能在高贵的理想与关注来世的思想指导下远离统治集团而形成较强的自主性，直至形成固定的价值观。因此，传统知识分子往往能特立独行，在立场上不会屈从于任何的个人或机构。高校教师身处制度化的大学机构与学科分化的具体单元里，所以只能是制度结构网络的一分子。其身份一旦复杂化，比如兼任高校行政部门的领导、商业机构的成员与政府部门的参谋等，根据“位置决定立场”的迈尔斯法则就很难独善其身了，其思维与观点都会受制于其所在的社会位置。“大学制度完全融入了权力结构之中，所以在所有的领域与所有的理论派别中的学术性输出将几乎肯定是符合权力逻辑与资源的牵制的。”所以，高校教师很难像传统知识分子那样超然于世。高校教师很难满足老百姓对传统知识分子的那种预期，尤其是学院知识分子既要在组织的制度结构中谋求生计而接受物质与权力的支配，又要有批判性甚至对立性的话语表达与实际行动。从学科的角度上看，学术共同体的学术制度是高校教师最基本的游戏规则;从机构的角度看，大学制度提供的组织框架与管理模式是高校教师的日常行政规则。“社会的制度形式影响着社会成员，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们想要成为的那种个人，以及他们所是的那种个人。”制度规定界限、形成秩序、提供预期与营造环境对于个人而言都是先在的规定性，学院知识分子在制度的框架之内注定难逃相应的冲突。一是价值与规范的交错，知识分子基于个人的思想偏好与价值判断的话语与高校教师遵循特定方法论得出的研究结论不可能雷同。偏好可引出学术研究的问题与方向，但又不等于研究结论本身;价值关怀可促发研究热情，但其研究过程更要有价值中立的态度。学术作为一个独立的系统自有纯粹的知识追求与运作逻辑，任何学术问题被提出后都要找到充分的论据并通过严谨的论证得出结论，整个研究过程都要抛开情感与派别的偏好而围绕知识本身的意义展开。研究问题排斥其他的理论或方法则得到的结论很有可能是基于封闭思维的意识形态阐释，学院知识分子很难把握研究的价值导向对研究结论的影响、区分带有价值倾向的个人偏好与来自逻辑推演的学术观点。二是思想与行动的纠结，知识分子与高校教师分别代表的社会行动与学术思想不可能雷同。有社会责任感的公民会积极投入社会实践参与文明进步，高校教师更有权利走出书斋介入具体的改革或建设，但这种介入很有可能意味着脱离学术范畴影响政治、经济与社会，一旦横跨多个领域就很难实现行动与思考的平衡了。“怎样既不重踏政治至上、学术为政治服务、成为政治的附庸的覆辙，又能避免淡化历史与现实问题，而失去学术活力的危机?也就是如何在学术与现实、政治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如果把高校教师视作一个整体则学院知识分子只是其中一类，但其生存环境无疑是最艰难的，既要在体制内生活而受到行政制度、学科制度与评价制度的约束，又要在体制外独立发现问题、陈述观点与批判地改造周遭世界。此即钱理群所谓的“站在边缘思考与言说时代的中心话题”，甚至要“在不断挣扎中寻找自己的人生之路与治学之路，而且是冷暖自知”。知识分子从未消失在大学里，而是承载着民众对传统知识分子的价值期待跻身于学院知识分子行列，在制度化的环境中获得资源与权利并承担高校教师的责任与义务。但不同角色之间的矛盾凌驾于个体之后，内心的焦灼与困顿都是单一角色个体不能理解与承受的。这种冲突很难化解，但至少宽松包容的大学环境、独立自主的学术制度能营造安全的学术情境以保护学术的自由与学者的独立。现在国内多数高校教师不愿或很难像近代俄国民粹派那样“到民间去”，中国特色朝野上下都有责任。

　　张宏良认为，“公知”在当今中国正在沦为比婊子流氓更下流的贬义词，中国主流知识分子不再像改革开放初期那样趾高气扬、无所顾忌地完全颠倒黑白，而是采取狗贩子偷偷杀狗的方式把毒丸塞进知识鹰犬槽钵的名利肥肉，在历史叙述中夹杂最恶毒的思想元素而让读者煎熬于充满帝王权谋的伪学术氛围的思想强奸，进而让更多的老百姓不知不觉地给自己套上思想枷锁。历史虚无主义往往有低级的颠倒黑白而容易遭到越来越多的读者的抵制，而把恶毒思想塞进大量学术资料的“思想毒奶粉”却很容易把老百姓变成脑水肿的大头娃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要参》杂志社副主编何玉兴的大作《最绝望的堕落——写给知识分子》就有这种披着学术外衣的思想枷锁：中国知识分子的堕落是社会主义新中国造成的，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恰恰对迫使知识分子走向堕落。这种说法本身就有政治与道义的双重堕落，就像科举取士造成官僚学者集于一身而足以锁定知识分子的奴才地位。有出息的知识分子升官发财而没出息的知识分子甘当富人的师爷讼棍狗腿子，坚守操节的知识分子则只能靠卖字谋生。“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工六农七医八娼九儒十丐”的排行榜把知识分子排名在妓女之后乞丐之前，“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皆是读书人”的极端舆论就是典型。杜十娘与李甲的道义反差就是中国老百姓对“公共知识分子”的主流看法，“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只有一个知识分子且取名吴用而影射“百无一用是书生”。欧洲封建社会的皇权与教权的双峰并立催生了知识分子的独立生存空间，能借助民众的力量与强大的皇权与教权抗衡，这就在客观上造成了欧洲知识分子与民主相结合的历史条件，意即知识分子的“毛”能依附于人民这张“皮”上。所以，欧洲知识分子最常喊的是重视民众，而中国知识分子最常喊的是重视知识分子。全世界只有中国能让重视知识分子与迫害知识分子的口号并行不悖，毛泽东则要把中国知识分子的“毛”依附于无产阶级这张“皮”上以使之也能有独立的人格，进而主动自我塑造为人民群众的代言人。但中国的知识分子近五千年来越来越习惯了朝廷鹰犬地位，突然与人民群众一起，思想上、生活上都很难适应，于是又回到少数权贵的御用文人行列调头诅咒毛主席。这种恩将仇报的龌龊行为催生了人类历史上最龌龊的一个有机知识分子团伙，其知识精英的神圣外衣被扒光后也曾不得不承认个别知识分子的堕落，但又倒打一耙地于与工农相结合的知识分子而把回头去当权贵走狗的知识分子视为高尚。这种知识分子自改革开放以来一再掀起铺天盖地的“控诉文革”狂潮，主要原因是他们觉得所谓的“坚决守住全面否定文革这个最后底线”越来越难了，历史与人民的天道正义力量越来越突破了这个反革命底线，“四人帮”式思想改造的矫枉过正阻止不了人民群众对毛主席的怀念。黎明前的黑暗往往是最沉重的黑暗，堕落知识分子对新中国的妖魔化披上华丽的学术外衣到处混淆视听，把毒药与食物混在一起对广大读者强行灌输。在文化领域，热敏纸本来就处于弱势，甘当人民大众代言人的知识分子在这个问题上要高度警惕，防止反动学术权威把毒药与食物同时塞给读者，自觉代言人民群众的诉求。

　　樊如霞认为，当今中国的知识分子应在学术领域坚守严谨认真的品格投身创新实践，树立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而将“小我”融入民族复兴的国家理想。赵莎认为，无产阶级政权应注重知识分子建设的三维实践坐标，即知识分子要加强自身修养，政府要为知识分子“咨政”创造严厉的政策环境，党内知识分子要注意与党外知识分子打交道的方式方法。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工作应有什么样的战略思维?杨卫民认为，一是全球视野与中国方案的辩证统一，二是人尽其才与培育引领的辩证统一，三是整体把握与分类施策的辩证统一，四是全局性工作与社会化机制的辩证统一。更重要的是知识分子与无产阶级乃至无产阶级以外的一切不与无产阶级政权敌对的大众的有机结合，葛兰西式知识分子悲剧殷鉴不远。

　　苏东剧变后帝官封在前社会主义国家沉渣泛起，中国的知识分子又该依附于哪个阶级?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更有挑战性，包括回答者的立场与胆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