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痕文学”因“伤痕”而得名，是专门写“伤痕”的。

　　“伤痕文学”写了哪些“伤痕”呢?归纳起来有两种。第一种是知青的“伤痕”，这是最主要的，这方面的作品最多。知青有什么“伤痕”呢?知青的“伤痕”是把一个个白白净净的城市青年下放到农村去“吃苦”，去干又脏又累的农活，吃不好，睡不好，生活十分艰苦，给这些小青年带来了永远也忘不掉的“伤痕”。

　　第二种是一些干部和知识分子的“伤痕”。他们有什么“伤痕”呢?一些干部和知识分子的“伤痕”是把他们这些高贵者下放到“五七干校”(他们称为“牛棚”)去受苦，让他们干下等人干的农活，干又脏又累的农活。他们是“治人”的“劳心者”，怎么能干“劳力者”干的体力活呢?这是对他们的“迫害”，给他们带来了终身难忘的“伤痕”。

　　综上所述，“伤痕文学”所写的“伤痕”概括起来就两个字：“吃苦”。他们用动情的场景描写和煽情的文字描述，把知青上山下乡，把干部和知识分子进“五七干校”描绘得凄凄惨惨、悲悲切切，就是为了证明知青和干部知识分子在体力劳动中吃尽了苦头，受尽了磨难，遭受了“非人待遇”，带来了刻骨铭心的“伤痕”。

　　不过，人们会发出疑问，“伤痕文学”所写的“伤痕”是伤痕吗?参加体力劳动吃点苦，受点磨难，能称为“伤痕”吗?把“吃苦”和磨炼说成是“伤痕”，这是对劳动的鄙视和亵渎。照此说，几亿农民不是“伤痕累累”?

　　事实表明，“伤痕文学”的作者是持“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念进行写作的。不然，知识青年为什么就不能到农村进行劳动锻炼?干部和知识分子为什么就不能到“五七干校”去干点农活?难道他们只能在城里“享福”，就不能到艰苦的地方受点累?他们只能当高高在上的“劳心者”，不能当参加劳动的“劳力者”?这是什么逻辑?再说，他们吃的这点“苦”，受的这点“罪”，与革命先辈流血牺牲比，算得了什么?与修建成昆铁路的铁道兵比，与三线建设的工人比，与造梯田、修“红旗渠"的农民比，又算得了什么?

　　“伤痕文学”的作者和支持者总是强调说，“伤痕文学”是真实的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阴暗万面，是对文革的控诉和批判。如果说写知青、干部和公知们的所谓“伤痕”，是对文革的控诉和批判，那这种控诉和批判也太苍白无力了。

　　首先，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是党的一项重要政策，是培养革命接班人的一项重大决策。革命事业必须有接班人，但怎样培养接班人呢?在温室里培养吗?在优越的环境里培养吗?毛主席反复强调要在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培养革命接班人。不经过劳动锻炼和艰苦条件下的磨炼，不经过工农群众的再教育，是不可能培养出真正的革命接班人的。让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艰苦的地方去接受三大革命运动的洗礼，是培养革命接班人的必由之路。后来的事实充分证明万这一点。改革开放后，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经过磨炼的知青成了真正的接班人，在各级领导岗位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现代化建设中作出了重大贡献。直至今日，还有不少当年的知青在中央和地方的领导岗位上，发挥着无人能替代的重大作用。

　　我们承认，当时农村条件差，干农活累，知青们肯定吃了不少苦。但这种“苦”决不是“伤痕”，而是知青们值得骄傲旳光荣经历和印记。正是这种磨炼提高了他们的觉悟，锻炼了他们的意志。只有那些怕苦怕累的极端自私者，才把这段磨炼当成“伤痕”而喋喋不休，永不释怀。

　　另外，让干部和知识分子到“五七干校”进行劳动锻炼，这也是党的一项重要政策，是培养一支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队伍的一项重大决策。鉴于苏联变修的重大变故，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防修反腐”的措施，干部和知识分子参加体力劳动走“五七道路”是其中重要的一条。毛主席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发出了“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号召。走“五七道路”、参加生产劳动正是在落实毛主席提出的两个“务必”。

　　当然，对于在办公室坐惯了的干部和知识分子来说，到“五七干校”干又脏又累的农活，肯定是吃了一些“苦”。但这些“苦”必须吃，这是“防修反腐”的需要，是培养一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干部知识分子队伍的需要。只有那些抵制“防修反腐”、拒绝思想改造的干部和公知，才把干农活吃点苦受点累当成是“迫害"、是“伤痕”而耿耿于怀。

　　由此可以看出，“伤痕文学”把知青在上山下乡中吃的苦，受的磨难，把干部和知识分子在“五七干校”里吃的苦、受的磨炼，作为“伤痕”而加以控诉和批判，这不是控诉和批判文革，而是在控诉和批判党的两项重大决策。这个混淆是非的阴谋必须戳穿。

　　总而言之，只要动脑筋分析一下，“伤痕文学”所描写的“伤痕”并不是真正的伤痕，而是知青、干部和公知不可缺少的磨炼和考验。而现在知识青年、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缺少的正是这种磨炼和考验。严酷的现实告诉我们，这种磨炼和考验昊万万不能丢的宝贵经验，丢掉了，就会有成批的人变色变质。而“伤痕文学”却把这种磨炼和考验当作“伤痕”进行控诉和批判，其矛头直指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干部和知识分子走“五七道路”这两项重大决策，其用心极其险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