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让有中国特色的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之争剪不断理还乱，但二者的终极诉求其实是“小人同而不和”的市侩式生意之争而非“主义”之争。

　　俄罗斯对乌克兰开战后，有中国特色的自由主义者打着“反战”的旗号在“和平”、“主权”与“人道主义”等口号中对普京口诛笔伐，而有中国特色的国家主义者似乎在昂扬的“乌拉”声中找到了心目中的帝国幻梦。乌克兰战争是以美国为首的老牌帝国主义与俄罗斯这样的次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势力范围、转移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而导演的一场内部冲突，交战的双方代表的分别是俄乌两国资产阶级的利益。中国特色国家主义左派不可能是资产阶级政客普京的朋友，但中国的左派失去马列毛主义总体理论与世界观支持后也对革命左派在俄罗斯的复兴不再期许。中国特色国家主义者以毛泽东的“要永远站在多数人民的一边”为立论基础则可提出三条标准判断俄乌战争的双方正义与否：普京的所作所为是不是为了维护俄罗斯的利益?普京的所作所为是不是得到了俄罗斯多数民众的支持?在乌克兰战场上是美国占优势还是俄罗斯占优势对中国的好处更大?围绕俄乌战争的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之争的要害在哪里?急于“选边站”是务实还是投机?日本天皇发动侵华战争是不是为了维护日本的利益?日本天皇的所作所为是不是得到了日本多数民众的支持?日本天皇发动侵华战争是不是正义的?面对拿无产阶级当炮灰的帝国主义战争，无产阶级要想的是怎样抵制这样的战争还是怎样在其中捞到“好处”?这就好比恶狗相争，不去解放被狗欺压的无产阶级，而是政府是否从中夺得一块骨头?这种幻想以牺牲他国无产阶级的利益来给自己做嫁衣的想法究竟是国家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究竟是务实还是投机?一战爆发后摆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面前的也是同样的问题，足以揭开第二国际的权威们身着的“马克思主义者”光鲜亮丽的红色外衣，使其中流着脓疮散着腐臭的卑劣本质一览无遗。言必“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特色左派权威们不就是这样的吗?德国社民党为了支持帝国主义战争而不惜欺骗人民，将资产阶级瓜分世界的野心包装为反对俄国专制政权的“伟大举措”。法国社会党领袖茹尔·盖德与马赛尔·桑巴达则以反对德国军国主义为借口诡称：“如果只是通常的那种参加资产阶级政府，那么我们与我们的朋友们无论如何也不会同意”，但“现在的问题关系到民族大道未来与法国的生存，因而再没有什么能考虑的了。”此类修正主义分子或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都忘了《巴塞尔宣言》规定的革命原则，所以变成了社会沙文主义者或社会帝国主义者。列宁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庄严的信念，而不是便于掩饰各种小市民调和派与国家主义反对派意图的东西。觉悟的工人认为，国际的破产就是多数正式社会民主党令人触目惊心地背叛了自己的信念，背叛了自己在斯图加特国际代表大会与巴塞尔国际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决议等等中所作的最庄严的声明。”列宁还直言：“当海德门在战前转到维护帝国主义时，所有‘正派的’社会党人都认为他是个疯子，没有一个人不是用轻蔑的口气来谈论他。但现在世界各国最著名的社会民主党领袖全都完全滚到海德门的立场上去了，他们之间只是在色彩与秉性方面稍有差异而已……难道这种态度能同尊重社会主义、尊重自己的整个信念相容吗?”在不涉及本国的战争中都无法立场坚定的站在无产阶级一边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行动上的还是口头上的?心里装的到底是主义还是生意?普列汉诺夫式的机会主义说穿了不就是市侩主义吗?国家主义的立论基础是毛泽东的“永远站在多数人民一边”，俄罗斯人民支持战争就能证明普京对乌克兰开战就是正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应站在多数人一边，所以尊重马克思的左派也应支持这样的战争?但列宁早有论断：“巴塞尔决议谈的正是这场已发生的战争，正是1914年至1915年爆发的这场帝国主义的冲突。”《巴塞尔决议》强调：“丝毫不能以任何人民的利益作为借口来为这场战争辩护!”要搞懂这个问题则先要搞懂人民所处的社会环境及其自身特征：第一，资本主义国家的媒体与教育都掌握在资产阶级及其政客手中，资产阶级的市侩主义私利在整个国家的宣传机器运作下被包装成了民族、国家或人民的必需品兜售给广大人民群众。一战、二战中的德日两国的民众不就是在这样的蛊惑下跟着走向侵略他国的自我毁灭之路的吗?但凡尔登、索姆河与中国战场上的累累白骨是否真是人民的需要与选择?支持俄乌战争的俄罗斯“人民”是指端坐于高高的克里姆林宫上的政客还是其身后坐拥价值数亿美元的豪华游艇上的金融寡头?第二，人民蕴含着巨大的伟力是历史的主人与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但人民也有落后而短识的一面。革命先锋队要领导人民、教育人民、组织人民而不是一切不分青红皂白地“依靠人民”。毛泽东曾指出：“文艺要把这种日常的现象(剥削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与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与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而“干部是群众中的先进分子，他们所受的教育一般都比群众所受的多些;比较高级的文学艺术在他们看来是完全必要的，忽视这一点是错误的。为干部，也完全是为群众，因为只有经过干部才能去教育群众、指导群众。”由此可见，“依靠人民”与“领导人民”、“基于人民”、“组织人民”密不可分。毛泽东曾畅想“九亿神州尽舜尧”，但这个过程离不开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教育与组织，天生的圣人是不存在的。第三，“永远站在多数人民一边”是指站在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一边，这就意味着要在人民的短期利益、长期利益与根本利益中做选择，而不是单纯的“人民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帝国主义战争的发动者“为了人民的利益”的画皮背后是资本家们嗜血的贪婪獠牙与丧父去子的孤儿寡母的凄凄哀嚎，俄乌战争符合俄乌两国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吗?列宁是不是认为用不着保卫祖国呢?抑或马克思主义者是否反对一切战争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像沙文主义者那样以“保卫祖国”为资产阶级的掠夺殖民地、扩张领土或压迫其他民族的战争做辩护是违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的，只有在殖民地民族解放战争或保卫社会主义国家的战争中“保卫祖国”是完全正义的。所以列宁认为：“摩洛哥向法国宣战，印度向英国宣战，波斯或中国向俄国宣战，等等，那么不管谁先进攻，这些战争都是‘正义的’、‘防御的’战争，而任何一个社会党人都会同情被压迫的、附属的，主权不完整的国家、希望它们战胜压迫者、奴隶主额掠夺者的‘大’国。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并非反对一切战争，而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发起的非正义的战争，支持正义的战争。”什么是正义的战争?“第一、革命的民族起义与战争;第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战争与起义;第三、这两种革命战争的汇合。”“人民”一词去阶级性后被泛化了，因此有必要加上前缀，即无产阶级要支持“被剥削压迫的人民”反抗剥削压迫的正义战争。国家主义往往与权力资本“大国梦”剪不断理还乱;加入自由主义的反战队伍而甘当“民主”、“自由”与“人权”等旗号下的“普世价值”信徒，从而让抛弃马列毛主义总体理论的左派变成无源之水无根之树而失去了自己的群众基础，只能像浮萍一样随波逐流。要么依附于国家主义，要么依附于自由主义，除此之外别无选择?毛泽东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认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对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毛泽东的《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一文认为：“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他们或认为斗争会破裂统一战线，或认为斗争能无限制地使用……这些都是必须纠正的。”马克思在对青年黑格尔派、费尔巴哈的唯心史观、蒲鲁东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魏特林的空想的、平均共产主义观点与“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海尔曼·克利盖批判的过程中完成了自身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列宁也是在对普列汉诺夫、考茨基等修正主义分子的批判中独当一面并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批判左派阵营的修正主义者或市侩主义者是要讲究方式方法的，否则就随时有可能好心办坏事。阳和平曾说：“他们必须时时刻刻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恩怨出发来处理革命队伍中必不可免的各种矛盾。对革命队伍中必然出现的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一方面他们要严厉批判，另一方面批判的目的是帮助人，而不是贬低别人抬高自己。因此批判要与教育相结合，要治病救人。病要治，人要救。要把革命队伍壮大起来，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改造自己。这也是正是毛泽东对待同志的做法：一是“惩前毖后”，二是“治病救人”。对同志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但要以科学的态度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更慎重而做得好一点。分析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就像医生治病，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列宁设问的“怎么办”是横亘在所有马克思主义者面前的社会主义新生政权绕不开的内忧外患问题，围绕俄乌战争的立场之争，中国特色舆论场上不该只有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两种声音。列宁认为：“对俄乌无产阶级来说，我们应在这里所谈的是一切社会党人的不可推委的与最基本的任务，即向群众揭示革命形势的存在，说明革命形势的广度与深度，唤起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与革命决心。”

　　市侩主义者也会自称宣称爱好和平，但又预期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利益。人类历史上的多数战争是以预期最小的代价开始而以最大的代价收场，战争与和平往往会在这种矛盾心态中来回激荡。父母们常常试图用吼骂打的粗暴方式教育小孩，但这种预期成本最小的“战争”给家庭带来巨大的代价，于是父母们努力压制着情绪而与孩子“交易”后达成和平。贸易是无数次掠夺反馈的产物，和平也是无数次战争反馈的结果。这种市场反馈机制运行至今而一再证伪亚当·斯密的信条：贸易有利于和平。其实，亚当·斯密作为最著名的自由贸易论者也担心商业贸易及其带来的财富可能并不会减少而是会增加国际战争。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战争的相对成本与感知成本下降，商业利益集团的势力则逐渐增强。亚当·斯密认为，商业社会的专业军队替代了民兵，普通人无须上战场而减少了战争的相对成本;军费开支主要通过债务融资而非直接的税收，这就降低了战争的感知成本。“感知成本的降低使普通民众开始做起了‘帝国梦’，而势力与日俱增的商业集团要维护其垄断地位而支持战争，这便进一步推动了这种‘帝国梦’的幻想”，所以亚当·斯密认为，老百姓“能悠然自得地从报纸上读到本国海军与陆军取得的丰功伟绩”，进而产生“对征服他国与国家荣耀的千万种幻想”，因此“通常不愿恢复和平，因为这意味着这种享受的结束。”战争由此而被娱乐化或游戏化：“战争会被民众当作一种娱乐，因为大部分人生活在远离战场的地方，体会不到战争造成的不便。”此论足以勘破两次世界大战乃至当下俄乌战争的现实场景，只是报纸换成了键盘。但弗里德曼的价格理论认为，商业社会的战争的相对成本与感知成本下降，表面上是因为军队专业分工与国家战争债券的市场化分工，实际上却是因为公共用品不够市场化，缺乏分配效率所致。古代欧洲的土地是领主私有的，战争爆发时农民置之度外，领主则守土有责、攫土有利，一般是自己人上战场而直接承担战争的后果。那时流行的“有限战争”逐步被法国大革命之后全面的国家战争取代，而市场的逻辑是个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公共用品则是反市场逻辑而很难清晰地界定战争成本。世界各地的殖民地瓜分殆尽后主权国家崛起，公共用品大规模膨胀，包括专业化军队以及发动战争的国家债券。公共用品缺乏自由价格分配无效率，工人无法像古代的领主与农民一样直接感知到国家战争的债务与苦难多少分摊到自己身上。由于公共用品有不可分割性与公共政策(战争决议)有强制性，每个人从战争中获得的收益、付出的代价都或有所不同。石油商、军火商能从战争中获利，地产商、股票投资者可能受损。与富人相比，穷人更易被战争通胀洗劫。战争娱乐化分子、国家主义者、理想主义者更在乎战争带来的心理效用以补偿现实利益的损失，工人无法通过调节公共用品的需求而诉诸于改变税收来实现边际利益最大化。本来税收是公共用品的价格，战争引致税收增加能抑制国家战争，但税收不是充分自由的价格而对战争债券的反应并不敏捷。政府会开动央行靠印钞机给战争债券融资，同时通过制造通胀“分摊”债务。很多长期战争债券的成本实际上转嫁给后代，所以战争债券缺乏自由价格的约束，含糊的惩罚不容易让当下的民众直接感受到战争的成本。战争的直接获益者开动战争“便车”，心理效用的获得者、糊涂的受损者都可能搭战争便车。正如奥威尔所言：“所有的战争宣传，所有的叫嚣、谎言与仇恨，都来自那些不上战场的人。”一战是从有限战争到全面战争的标志，而一战前欧洲人的尚武精神膨胀，从普通民众到贵族精英不少是主战派。当时欧洲的主权国家版图基本形成，专业化军队建成后国家机器空前强大而更国家主义情绪浓厚。普通民众无须直接上战场而对战争风险的感知很低，而国家主义情绪能催生巨大的心理效用。贵族精英则停留在有限战争时代，继承骑士精神亲自披甲上阵而认为战争应“点到为止”。那个时代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哈耶克、米塞斯都投身到这场战争中，起初都以为这场战争最多三个月就结束了。伦敦人一边享受着下午茶，一边看着报纸了解欧陆战场的捷报。但战争逐渐失控、越拖越久，身边的朋友阵亡的消息一一回传而沉重地打击了欧洲精英们。这场原本以为三个月结束的战争打了四年，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卷入其中，过半欧洲贵族精英阵亡。战争只有到生灵涂炭、通胀剧烈与国家危亡，“无差别”地打到每一个人头上才可能终止，但为时已晚。一战后期西班牙大流感全球大流行，欧洲各国无心无兵再战才收场。二战后日本知识分子认为谁支持战争谁就该上战场，而主权国家既是避免战争的公器又是战争的原因。民主权国家大规模的国防公共预算缺乏分配效率，削弱了民众对战争成本的感知，还可能膨胀战争带来的国家主义心理效用。所以，现代国家战争是公共用品价格失灵的结果。每个人心中都装着一个恶魔，我们要做到的如何遏制其膨胀。习俗、条约、法律是恶魔的枷锁，但也可能成为恶魔控制他人的枷锁。真正有效的办法是让恶魔的主人付出同等的代价，撒谎者被唾弃，战争发动者自担风险。市场抑制战争是一条可靠的逻辑，我们要做的就是彻底打通这条逻辑。我们将欺诈、偷窃、掠夺、战争等行为归纳为外部性问题，而市场的存在就是为了解决这些外部性问题。科斯认为，在交易费用为零的情况下，只要明确产权就能通过市场交易解决外部性问题。当然，通过交易来取代偷窃、掠夺是经过了无数流血斗争的漫长反馈的。所以张五常才会说：“市场是非常奢侈的玩意儿，是无数次惩罚(理性反馈)的结果。”如今，但凡市场不张、全球化倒退都可能诱发冲突;但凡产权不明便存在严重的矛盾。信息市场的产权不明，个人数据产权没有获得保护，战争造谣者、叫嚣者不易遭到价格的惩罚导致“劣币驱逐良币”，谣言、噪音、欺诈等劣质品充斥着全球社交媒体。媒体或数据掌控者能左右舆论，通过算法制造信息茧房控制人的思想，这就是“后真相时代”。人们根据被控制的信息、被教育的知识与情绪偏好发言，脱离自身利益而不自知，遭到战争惩罚而不自省，但更要警惕的是反市场行为。米塞斯认为：“他们崇拜的是‘英雄’、毁灭者与屠杀者，瞧不起资产阶级与其‘市侩气’”。市场把战争的利害关系理清楚了，他们却故意把水搅浑、拉人下水，然后从战争中获利。科斯的解决思路是打破媒体的垄断，个人数据确权，信息市场竞争便会更加充分，权责利更加明确就能降低外部性。但科斯认为现实中市场交易奇高，国家的存在就是为了降低交易费用。科斯用交易费用来解释国家的存在相当于把国家视为特例，所以陷入了制度外生性的误区。其实，市场是解决外部性问题的自发自生的秩序。国家不是特例，国家也是一种市场，更是在解决外部性问题的自发自生的秩序。奥尔森认为：流寇政府停下来成为坐寇政府时就产生了国家。流寇为什么会变成坐寇?奥尔森认为：流寇以抢劫为生，但也存在成本与风险。流寇意识到画地为牢坐下来收税风险更小、收益更大时，流寇政府就会变成坐寇政府。流寇以抢劫为生制造了外部性问题，坐寇以税收为生而使用的是市场交换手段，即坐寇提供军事保护，民众向坐寇政府纳税。这是一种政治市场，坐寇政府是市场主体，负责提供公共用品，主要是军事保护，税收就是公共用品的价格。国家诞生于政治市场，足以解决抢劫的外部性问题。但坐寇政府是垄断性市场而不是自由竞争市场，税收不是真正的自由价格且会催生王朝战争、税收盘剥等外部性问题，只有国家成为真正的自由市场才能充分解决外部性问题。全球化时代的政治运动都在往一个方向折腾，那就是国家的市场化，但直到近代才在内部获得突破，即政治自由，典型代表是民主政治与联邦制度。所谓的“民主制度”其实就是政治自由化，打破王室垄断竞争上岗，公共选择变成了一种市场行为。联邦制度是国家内部的政府之间自由竞争实施竞争性税率，联邦之间的税收价格更加充分。法国大革命后以民族为纽带的主权国家开始兴起，国家市场进入政治自由化阶段，政府的内部效率大幅度提升。但主权国家的崛起带来两大外部性难题：保护国家主权依赖于大规模的公共用品，包括军费开支与社会福利，由于公共用品存在分配难题，民众无法清晰知晓公共费用会落到自己头上，最终导致主权债务失控或国家战争失控;主权国家对外的垄断性极强，政府掌控着铸币权与关税权，限制资本、人口、资源的流动而打击税收的价格自由度，容易诱发内部通胀与外部战争。实际上，一战与二战的爆发与主权国家的崛起与以上两大外部性息息相关。二战后经济全球化打破了主权国家的对外垄断，商品、信息、资本与人才的大规模流动。国家市场化走入了全球化这个阶段，政治的内部自由竞争进入外部自由竞争，税收的自由价格彰显，政府受到国际市场的价格约束与激励，最典型的例子是竞争性税率。世贸组织成立后新兴国家为吸引外资而纷纷降低关税、企业所得税而靠税收补贴外商投资，由此而融入全球分工体系，无数个人在出口制造、国际物流中就业而大大促进了世界和平。但这个全球化秩序是一个扭曲失衡的秩序，全球建制派主导的国家市场化不够彻底。资本畅通无阻，人口禁止跨国，资本税率小于劳动税率，导致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各国央行使用垄断的铸币权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大规模印钞，推高了富人的资产，洗劫了普通家庭的财富，引发了民粹福利主义，进而加剧了货币与财政扩张，公共用品沦为公地悲剧。其受害者成为反全球化的主力，金融危机后逆全球化思潮盛行，俄乌战争更让国际地缘政治两极化。目前有两大趋势：金融、能源、技术、信息网络硬脱钩，全球产业链被政治抱团支配、重组，很多国家被排除在国际市场之外;二是各国开启军备竞赛，军费开支陡增。逆向全球化时代大规模的军费公共用品存在分配难题，容易诱发战争。战略逻辑要求国家在全球化时代彻底市场化，打破人口流通限制，实现要素全球流通，税收价格、汇率价格充分自由化。如此，竞争性政府实施竞争性税率，提供优质的公共用品(其实已转变为私人用品)以吸引企业、资本与人口。制度也内生于国家市场，抑制掠夺、战争的法律与国际协议便更加有效。人类的国家历史是一部走向市场化的历史，从坐寇政府开启低级的国家市场再到国家市场全球化，国家战争的代价攀升、收益下滑。坐寇政府还有掠夺人口、土地与资源的动机，主权国家政府转向商品、技术与资本贸易。如今，世界的比较优势从外生性的资源禀赋转移到内生性的制度、人才与技术，竞争性政府考虑的只有如何吸引人力资本。亚当•斯密早就意识到未来的战争会变得“更温和”：“即使在战场上，人们也流露出对人与财产更多的尊重。”俄乌战争打成持久战后俄军基层也会有疑问：费这么大劲图什么?于是，战争的动力大幅度衰减。国家是自发秩序的最后一个堡垒，国家市场的全球化意味个人的全球化，网络化利益遏制着每个人心中的市侩主义恶魔而自发自生出冷和平的世界。国家市场理论既符合逻辑也符合历史，由此催生的恶魔心态有时施予我们的孩子，有时借助国家公器施予他人他国，但(国家)市场落实到个人头上的价格惩罚迫使我们抑制内心的市侩主义恶魔。

　　市侩主义堪称市民社会的“阿米巴”，市侩主义者是软体的，所以会变形，善于营钻而无时无处不能游刃有余。市侩主义的利己主义核心包在软体里而无处不逐利且永远碾不碎，因为核心既软滑又坚韧。市侩主义首先以灵活、敏感为必要，而且眼光尖锐、准确，手段高妙而敏捷，凡有机责任无不投上，凡有利则无不当先。但一切都做得很恰当、圆滑而天衣无缝，进而又需以用力小而收获大为必要。市侩主义者的心思是能挖空的，但力气不肯多用，因此总是属于吃得胖胖的一类。市侩主义以能用“巧”为特征，市侩主义者自然都是绝顶聪明的，所以又天然属于“劳心者治人”那一类。市侩主义者也决非完全的害人或绝端的损人主义者，只是绝端的利己主义者而决不做赤裸裸的“谋财害命”的事。市侩主义者是绝对地利己的，但要绝对地万无一失。只要你能慷慨一点，市侩主义者也会适可而止罢。但即便你明明知道上当了也无可奈何，市侩主义者决不会留一个破绽给你，尤其是能让你勉强过得去的。但市侩主义也决非完全的欺骗主义，而是不失为一种交换主义，但总要拿进的比拿出的多一点。市侩主义者的欺骗也是相互的，面对公开的欺骗，两方在心里都是有数的。如果你不明白，那就要怪你自己不够聪明了。这样的受骗纯属活该，市侩主义者不会认为对不起你。市侩主义盛行于殖民地次殖民地，但决非是“洋奴”主义，有时还俨然地显现为自尊的主人主义。市侩主义者决不会失其主人的身份与尊严，而且无论何时都是文明人。假如推行外国文明是适当时而也对市侩主义者有利，他便是外国文明的提倡者;但他决不会否定本国的文化，反而会竭力“发扬”本国文化，认为有本国特色的都该提倡的就是国粹主义者，但又决不顽固。中外古今的道理、文明物事对市侩主义者大抵都有用或有利，凡对于市侩主义者有利的都是有理的。但市侩主义者无所信仰，因为利己主义是其惟一的圭臬。市侩主义者也要“雅”，更要有“美名”，甚至要辩明自己不是市侩主义者。但等你要市侩主义者拿出那美名所要兑现的东西来时，他又会立刻申明自己是市侩了。文化、艺术、道德、国家、民族、人类、真理……名义都要，但你若真的要市侩主义者拿出干货，他又会责备你不识时务或不明了实情。市侩主义者都是生意人，爱拿各种名目做生意。“这个年头也不能不顾生意经呀”，但这样的责备也还算是客气的，否则你一旦揭穿了市侩主义者的“雅”而伤了他的“自尊心”，他即使不揍你一顿也会给你一个脸色看。你明明知道他是市侩主义者，为什么又给他当面说穿?!市侩主义者是软体的，但触到其利害也会变得蛮硬，甚至有可能找你拚命。市侩主义最忌讳“太认真”，虽然在逐利上是最认真的。市侩主义者往往更要面子、名声或自尊心，切忌揭穿他的表里不一，即使是“朋友”。市侩主义者并不反对你也成为市侩主义者呀，你为什么要说他是市侩主义者?但市侩主义者的“顽强”或“坚韧”还在于对一切都不固执己见，对任何原则都能客气而漂亮地让步，惟其如此才能永远地执着地逐利。市侩主义者的精打细算像犹太人一样顽强或坚韧，但比犹太人“大方”、“漂亮”、“聪明”，而且他更有“礼貌”。市侩主义者是不好惹的，而且为了相同的利益也自然会大家联合起来战斗，其所谓的“团队精神”、“大家都是朋友”也是讲究“统一战线”的。但他们又决不是市侩主义的主义同盟，那只是为了个人各自的利益必需的，是一种个人主义的集体同盟，既对立又统一。为了大家的方便或互相的照应而互相吹拍互相帮忙，但大家心里都互相明白彼此都不是真心的，彼此都要给对方留一点余地，所以无论己帮人或人帮己都是要打折扣的，彼此都不会“逼人太甚”。市侩主义者也会相互“火并”，但很快都能“消除误会”而一团和气。市侩主义社会没有爱，对圈外的人类更没有爱，但对社会也很少仇恨，因为社会无论怎样演变自己都能找到有利的位置，所以永远是投机“转型”社会的胜利者。即使是失败了也马上又胜利了，但因此也非天生地冷酷不可，非仇恨市侩主义者不可。市侩主义者善于在有适当的温度的浑池里游泳，自由自在，愉快而满足，活泼而灵快。市侩主义善于互相照应，只要你对他有好处，至少对他没什么不方便，还要你装一点傻，你也能与他和睦相处，甚至能处得很好。但你决不能与他贴得很紧，因为他的软滑的表皮原是用来保护他自己，也用来与你相隔的。你想探索他的灵魂或抓捏他的核心么?那也不可能的;软滑滑地，你不知道那里是他的核心，只像抓捏一个软橡皮的温水袋，滑得你全身毛骨悚然了。哪里没有市侩主义呢!但在中国这里是最多、最活跃的。因为中国这里有适当的温度，有适当的营养的社会液汁，利于滋生与繁殖它，适合它的生存与活动。反腐败“零容忍”就能再让它不再继续繁殖了吗?还有搞的方法吗?执法者必须比市侩主义者更聪明才行，但有谁比他更聪明?你不听见市侩主义者也在照着你一样的说法该反对市侩主义吗?但“为了反对市侩主义，所以我们就非成为市侩主义不可呀!”这就被绕进逻辑死循环了。不算最聪明的一个办法是：你自己不要被他的套路所骗，不要也被拖下去变成他们内心猥琐而表面光鲜的样子。

　　当然，揭露市侩主义是一种常见的道德谴责形式，尤其是双方陷入非常根本的立场分歧时。我用我的道德标准来指责你邪恶、肮脏你会毫不在意，因为你根本不在乎这套标准。于是我就指控你的市侩主义，你根本没有做到你自己那套标准。只有这样才能戳痛你，使你名誉扫地。施克莱的《平常的恶》一文对性道德保守主义者与性解放者之间的市侩主义攻击作过一番拆解：不少人依旧像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一样，他们相信贞操与一夫一妻制不只是在道德上正确，而且还是一切道德的精髓所在。而位于性观念光谱另一端的群体则认为性行为不应受到任何规则的管控，这些只是偏好而已。在性解放者看来，一本正经的说出来的话往往充斥着市侩主义私活。而即使他们确实践行了自己宣扬的观念——但据说他们很少能做到——他们也还是市侩主义的。因为一夫一妻制并不真诚，它是一种伪装，一夫一妻制并不能产生出始终如一的爱与快乐，而这种爱与快乐却是真心结合的婚姻的必要标志。遵从一夫一妻制的人也许格外容易受到这种指控的攻击，因为他们也信奉真诚，而他很可能时常装出他已无法唤起的感情。此外，他可能自我压抑并沾沾自喜。因此，他部分同意那些折磨他的人的观点。他们使尽办法来摧毁他的自信心，与此同时却完全没想要证明他做了什么伤害别人、让别人受尽委屈的事。作为回应，他会指控这些性解放者的滥交行为不带感情、毫无乐趣，而且威胁到了家庭秩序。性解放者对后一项指控毫不在意，所以他们也不会为此感到困扰，甚至根本就不想去回应这项指控。唯一能触动他们的是那项隐蔽地指责他们的市侩主义的指控，因为他们确实强调自己的感情是真诚的，即使这种感情稍纵即逝;或至少自称有非常美好的时光。原则上，不快乐的享乐主义者与不带感情的体验主义者都是市侩主义的，至少在他们宣扬自己的生活方式充满快感强烈的直率时是这样。在对待性的态度上，这两种极端彼此相距太远，因此都很难从道德角度攻击对方，而只能暗示某人是市侩主义者，暗示他没能符合其自我设定的形象，而这种攻击确实有效。这就是墨守陈规的人与性解放者能在不改变对方的性观念的前提下轻易伤害对方的原因所在。战争是一种极端情形，观念、立场冲突被极度放大，自由主义者与国家主义者毫无理性对话的空间，双方都怀疑对方的智力或道德有问题。观念根本不同，意味着不能在一套观念体系内作具体的关于对错好坏的批评，你的对错好坏标准在对方看来完全不可理喻，据此作出的负面评价他也完全不在乎。但我们毕竟还生活在一起，忍不住有对话(至少是辱骂)的欲望，也有争取围观群众的客观需要，于是我们会去找寻有效的道德杀伤手段。于是我们热衷于揭丑、揭露双标行为，“美国打XXX时没加你跳出来指责”，诸如此类。我们不会说希特勒是市侩主义者，但会说他很邪恶。因为文明对这一事件有道德共识;因为归根到底，市侩主义者很让人讨厌，但又不是特别大奸大恶。缺乏共识的多元社会，市侩主义标签容易成为最流行的道德指控形式。与之相对，本真、始终如一成了最大的美德。毋庸讳言，我们甚至有必要从反对市侩主义的角度欣赏市侩主义者，只要他能坚守自己的原则而表里如一。

　　自由主义在宪法里还有“四项基本原则”的当今中国不那么明目张胆是情有可原的，但只要是有利于形成政治垄断(其必然要求经济垄断与文化垄断)从而给当权者、给政府或精英集团性机会主义行为留有空间都是市侩化国家主义。市侩化国家主义的逻辑指向(不管用怎样华丽的词藻或口惠包装)永远是对社会、对人民的限制与削弱。因而市侩化国家主义是没有社会(生命)的张力、没有“人民同意”的正当性、更没有真正信仰没有灵魂的国家主义。“政治国家主义”、“经济国家主义”与“文化国家主义”，比如路易十五式、慈禧式的国家主义、蒋介石式的党国主义，都是这种市侩化国家主义。即使是为了重新在政治思想上，统合这个民族，统合当今的人心……统合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场域、不同信仰，不同惯习、不同生活目标与道路的人，也不需要市侩化国家主义，即便是“新国家主义”也不需要，甚至更不需要。因为，市侩化国家主义发展到极端，就走向国家主义或新国家主义者“愿望”的反面，即恰恰是“国家权威”丧失殆尽，其结果必然是又一场社会革命?且不说18世纪的法国、20世纪的苏联，中国早在1908年就颁布了钦定宪法，本来也算是件天大的进步，但又定在十二年以后实行!三年后辛亥革命暴发，清廷没有机会了。1912年正式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但袁世凯与他的太太、姨太太、头男长子想过皇帝、皇后、嫔妃、太子瘾，他也就很快丧失了机会。重庆谈判确立“联合政府”时就应制定的《中国民国宪法》延至1946年底出台，但过了不到一年，蒋介石又再次断送了千载难逢的机会!清廷、袁世凯、蒋介石们每一次丧失机会，也就是中国跟着丧失一次机会并陷入“混乱”、“混战”、“动乱”而生灵涂炭。市侩化国家主义是没有灵魂的国家主义，但幅员广阔、人口众多的大国用不着国家主义，尤其是市侩化国家主义，但必须葆有高度的国家权威。如何维护国家权威?在阶级社会，学术界有必要从国家形象的层面上看待国家主权及其国家利益的普适性乃至神圣性。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特色市侩主义的巅峰当属慈禧太后以自己的寿宴够不够排场为标准看待甲午战争了，未来有可能爆发的台海战争可对号入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