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对人类社会最直接的影响也许是将人性中隐含的各种优缺点更充分地暴露，从而为人类社会化“危”为“机”提供最有说服力的重大案例。

　　历史一再表明，瘟疫有可能引发仇恨、暴力与紧张的社会情绪，但在数不胜数的灾难中也能看到疾病同样催生自我牺牲、志愿服务与社会团结。20世纪80年代初期艾滋病在美国被识别，随后在西方世界广泛流行，给大众造成了极大的震动。因为在此之前，世界已有半个多世纪没有见到大规模的瘟疫与疾病。大众在面对疾病时的社会心理引起了媒体的关注与兴趣。学者与大众传媒纷纷从史料中搜寻历史上能与艾滋病相提并论的瘟疫，许多研究成果相继面世。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卡罗·金斯伯格在其著作《迷醉：揭开巫师咒语之谜》中总结道：“鼠疫等瘟疫带来的巨大的创伤刺激了人们，他们加快了寻找替罪羊的脚步，好让自己的恐惧、偏见与绝望得以释放。”人类社会曾将神秘而灾难性的疾病怪罪于某个人或某个群体，仿佛这样就能理解世界的运行并让疫情得到控制。穿越时空，疾病与瘟疫还缺乏有效的治疗与预防方法而成了所有非理性的仇恨与偏见的导火线，这种非理性情绪的受害者通常是染上瘟疫的病人或主流精英眼中的穷人、流浪者、外族人。在古代，瘟疫曾是贫民与精英和解的粘合剂。最常被引用的一个例证就是公元前5世纪雅典爆发的瘟疫，修昔底德在其著作中提到“比塞埃夫斯城邦的居民声称是伯罗奔尼撒城邦的人在他们的蓄水池里投了毒”。瘟疫蔓延到人口稠密的雅典城邦后这种流言便销声匿迹了，但雅典城有近三分之一的人口在这次瘟疫中丧命，在修昔底德的著作中依然能看到这种非理性的声音。一年后瘟疫卷土重来，这一次雅典人没有让受害者或外来人口成为替罪羊，却指责他们的领袖伯里克利，称他冥顽不化，坚持与斯巴达人作战争才导致了如此深重的灾难。如果深挖上古史资料，会发现对瘟疫与社会情绪的记载层出不穷。尽管古罗马历史学家提图斯·李维的《罗马史》有超过四分之三的内容已散佚，但就在今人所能看到的不到四分之一的篇幅里，关于瘟疫的记载出现了57次。而且李维就疾病对社会心理的影响提供了与当今历史学家截然不同的描述。在李维的笔下，瘟疫非但没有分化社会，让某个阶层或群体歧视、仇恨其他人，反而常常让两个城邦之间的战争或精英与平民之间的对立暂时平息下来，社会凝聚力在这个过程中暂时得以加强。同情而非仇恨，成了瘟疫的副产品。例如，公元前399年的罗马城，夏日热浪刚过竟然又遭遇寒潮，极端天气引起了一次严重的疫情，人与动物都有可能染上这种瘟疫，且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元老院投票决定参考《西拉比预言书》，这在当时是很常见的做法，而随即出现的一种全新的宴饮形式名为“安天会”，“全城所有门户洞开，所有物品放在庭院里供众人取用，所有来宾无论生熟都受到主人家的款待。曾是敌人，如今也友好交谈。在这个时期，狱中犯人的镣铐也被松开，如若再行恶事，则必须重新戴上镣铐回到狱中。”公元前4世纪，安天会至少出现过三次，尤其是当罗马遭受到神秘致命瘟疫侵袭时。为了让这些天灾终结，政府将财富慷慨分與民众，甚至延长假期与民休息。瘟疫的发生也可能平息平民与特权阶级的纷争，由于害怕瘟疫过后就是饥荒，政府不惜花光国库里所有的金币，一船一船地购买外国的粮食。在“黑暗的中世纪”，瘟疫导致欧洲的患者遭到短暂的偏见与迫害。中世纪也是瘟疫横行。在黑死病肆虐的那段时期，疾病引起的社会问题反而固化了人们的刻板印象。在黑死病流行最广泛的14世纪，对纳博纳的犹太人与乞丐的仇恨以及对西西里岛的加泰罗尼亚人的指控在史料中如汗牛充栋。从1348年到1350年，欧洲超过1000个犹太社区被清除，犹太男人、女人与儿童被集中到犹太教堂里活活烧死，他们的罪名是“往水井里投毒，目的是终结基督教的统治”。黑死病造成的偏见及其带来的毁灭性影响不仅在中世纪，在整个欧洲史与世界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但历史学家鲜少提及这些极端而疯狂的敌意存在的时间是多么短暂。尽管对犹太人的迫害从中世纪一直持续到早期现代社会，但自近代以来，瘟疫或疾病越来越难引起对某个族群的杀戮。由瘟疫引起的第二波迫害在欧洲蔓延开来，但随后对“瘟疫传播者”的审判与刑罚在规模、人数与死刑数量上都无法与黑死病相提并论。瘟疫造成的影响也无法与19世纪与20世纪初期欧洲的霍乱、印度的流行病或北美洲的天花相比。而且，这次迫害没有遵循以往的模式，即政府、精英或乌合之众毫无理性地怀疑外国人、犹太人或穷人。米兰残存的庭审记录显示，提出指控的大多是贫穷女性，而受到指控的通常是米兰本地人，包括有财产的手工艺人、富裕的银行家与贵族。历史学家将梅毒而非瘟疫视为近代欧洲早期最大的恐惧与偏见。不仅因为梅毒是一种新的疾病，也因为它与艾滋病一样，能通过性行为传播。但并没有史料表明梅毒带来了大规模的社会暴力与迫害行为。我们顶多知道在命名这一疾病的过程中，那不勒斯人称之为“法国佬病”，法国人则称之为“那不勒斯人病”。除了此类恶作剧性质的歧视，没有找到任何将梅毒与社会动乱联系起来的证据。相反，意大利著名解剖学家加博瑞罗·法洛皮欧还表达过对染上梅毒的妓女的同情：“那不勒斯的漂亮姑娘，迫于生计不得不踏入肮脏的妓院。”直到17世纪，医学文献里对梅毒的称呼都是“高卢人病”，但其实没有人将梅毒怪罪到法国人头上。法洛皮欧还认为，梅毒泛滥要怪自己人的不当操作，比如那不勒斯的面包店主。他们在面包中掺杂了一些石膏，使得那不勒斯人的健康受损，从而加快疾病的流行。而在16世纪中期的威尼斯医生博纳迪诺·托米塔诺看来，16世纪30年代的梅毒流行，威尼斯商人难辞其咎，正是他们将梅毒带到了东欧。自近代以来，瘟疫激化的阴谋论与反阴谋论之争剪不断理还乱。瘟疫造成偏见的模式在19世纪霍乱出现的时期发生了大的变化。与此前包括黑死病在内的疾病不同，霍乱引起的仇恨与暴力超越了语言与政治的界限，影响到了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尽管文化、经济、政体迥异，但关于霍乱的“阴谋构建”、社会阶级的撕裂与愤怒的暴乱者的目标却惊人地一致。从美国到俄国都流传着同样的故事：信奉马尔萨斯的权力精英意欲消灭贫穷人口，而医生、药剂师、护士与政府官员就是中间人。但与中世纪发生的杀戮不同，19世纪与20世纪的霍乱引起的动乱针对的不是犹太人等边缘人群，他们控诉的是统治阶级，尤其是医学工作者、作为国家机器的警察与政府。1817年，霍乱从恒河上游向西蔓延到整个印度次大陆。1830年，瘟疫波及阿斯特拉罕并沿着伏尔加河及其支流传播到莫斯科，但这一时期未见任何关于阴谋论与动乱的历史记载。霍乱继续向西进入欧洲后社会暴力接踵而至，医学界发现霍乱的发病机制与传播途径后俄国与意大利依然流传着霍乱是医生与政府合谋灭绝穷人的谣言。19世纪90年代，霍乱在东欧与俄国境内的扩散速度加快，并殃及伊朗、叙利亚与埃及等小亚细亚地区。参与社会暴乱的人数也在这一时期达到顶峰。1892年，阿斯特拉罕居民听说患有霍乱的病人被送到医院后被活埋，约10000人包围了收治霍乱病人的医院。这些暴乱者没有攻击病员，而是试图将他们从医院这个“死亡集中营”里拯救出来。人群随后又游行至市政厅外，放火烧毁了大楼。霍乱引起的社会动乱在意大利呈现增长的趋势。霍乱爆发期西西里岛几乎没有发生任何暴力事件，最后一次霍乱爆发时死亡人数较此前已大大下降，但流言与暴力的发生频率远高于前。在普利亚的马萨伏哈，医院杀死霍乱病人的谣言广为流传。约3000名居民冲进医院“救出”病人，随后他们举着病人在大街上游行欢呼。暴乱者还屠戮政府官员与医生，将护士扔出窗外，砸毁医院器械并将医院付之一炬。其中被媒体报道最广泛的暴力事件发生在意大利的韦尔比卡罗，一个只有6000名居民的小镇。镇长在市政厅召开会议时遭到一千多个“暴乱者”的袭击，首个被俘获的人是一个普通书记员，几个月前参与了该镇的人口统计工作。一个女人用棍子猛击他的头部，另一个女人则对他开枪，最后他的头被暴徒用修枝刀割了下来。这次袭击不是随机的，而是霍乱阴谋论信奉者采取的一次“行动”。当地农民认为政府的人口统计别有深意，某些人将被挑选出来“成为牺牲品”，目的是为了缓解意大利的人口过剩。他们携带着铲子、砍刀、棍棒与其他农具，摧毁电线杆，切断电缆，烧毁市政厅、档案馆、法院、邮局与市长的住宅，冲进监狱将犯人全部释放。镇长、一个书记员与一个法官试图逃跑，包括三名女性在内的一群暴徒抓住那个书记员，“把他削成碎片”。镇长与法官好不容易抵达火车站时，法官竟然因为恐惧而猝死。成功逃走的镇长在两天后被上级勒令返回，他甫一抵达就死在暴民手上。可悲的是，他的祖父也曾当过韦尔比卡罗的镇长，在1857年霍乱导致的暴乱中丧生。天花也曾引起社会动乱，穷人与移民用暴力行为反抗卫生部门与地方政府。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瘟疫引发的暴乱有着更为复杂的内里机制，例如发生在印度的暴乱引发了全社会的罢工，参与人数甚至比霍乱在俄国引发的暴乱还多。1898年英国医生与士兵以检查瘟疫症状为借口强行对年轻的印度女性裸体搜查，码头工人、苦力、车夫、记者与知识分子纷纷斥责殖民政府设置不必要的隔离区、对年轻女性搜身、毁掉神庙与普通民众的家园等行径。1918年“大流感”的传播途径还没有被医学界发现，成千上万人在此次瘟疫中丧生却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暴力行动，也没有针对穷人或精英的指责。相反，流行病增强了社会的凝聚力而冲淡了彼此的种族、民族与阶级差异。1853年新奥尔良爆发黄热病，当时正值南北战争前夕，对黄热病有更强免疫力的黑人跨越了種族界限去照顾患病的白人，而白人中产阶级也表达了对他们勇气的敬佩。1918年流感高发期，艾尔帕索笼罩在反移民的社会情绪中，三K党的势力与日俱增，但中产阶级与上流社会的年轻女孩克服阶级差异走进墨西哥移民居住的街区，冒着生命危险为穷人提供食物与抚慰。

　　从1347年到1353年，席卷欧洲大陆的黑死病导致欧洲三分之一的人口丧生，但也为其后的文艺复兴、农民起义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埋下了萌芽，黑死病的传播堪称欧洲中世纪文明的转折点。黑死病的传播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看似毫无关联，实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黑死病导致大量人口死亡，直接导致欧洲劳动力锐减，幸存的农民借此要求提高劳动报酬，而掌权的贵族自然不愿多出工钱，因此出台了限制农民流动与禁止提高报酬的法案，这激起了农民的强烈反抗，欧洲各地兴起了大量农民起义运动，推动了欧洲农奴制改革的进程。农奴制的废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自由劳动力。大量贵族也在这场灾难中丧生，幸存的贵族从而掌握了大量财富，进而有能力革新技术扩大生产规模，直至大规模手工工场普及欧洲。人口的急剧减少也催生了诸如古腾堡印刷术这类节省人力成本的新技术的出现，为经济发展、文明传播奠定了基础。面对十室九空的惨烈景象，世人只能虔诚地求助上帝，祈求耶稣降世拯救众生。但身边人的不断死去、街头尸体越堆越高，面对日复一日的死亡，虔诚的教徒也像《圣经旧约》中约伯一样开始质疑，上帝为什么不来拯救世人?号称上帝与世人沟通桥梁的神父也难逃此劫，更是动摇了信徒对基督教的信仰，15世纪末农奴制的瓦解使得农民在获得人身自由的基础上有了追求思想自由的可能。马丁·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开启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其背景之一便是黑死病的蔓延。面对现实的悲惨景象，民众有的开始自发组织宗教运动以求精神慰藉，更多地走上了质疑教会权威性、挑战其精神独裁的道路，在残酷现实的冲击下，信徒们越来越怀疑“神圣的仪式”是否真能达到与上帝沟通的目的，这直接导致了教会权威的衰落，最终导致基督教世界的分裂。这场灾难不仅没有摧毁欧洲文明，反而为原本死气沉沉的欧洲世界注入了新鲜的充满活力的新元素，原本禁欲的社会重新发现了人的价值，现代西方文明开始萌芽。囿于医疗水平的限制，人们不知道为何会染病，亦不知道何时会染病、何时会死去，在这种随时都可能到来的死亡的威胁下，人们选择了追求现世幸福的享乐主义，这与教会提倡的禁欲主义以及人生就是苦难与受罪的邪说完全相反。对灾难的反思更激起了人们对生的渴望，珍惜眼前生活、及时享乐成为下层民众的人生宗旨。反映在上层社会与欧洲文坛，便是欧洲文明重大转向的文艺复兴运动。薄伽丘写出《十日谈》的背景是1348年发生在佛罗伦萨城的瘟疫，书中充斥着享受现实生活、追求物质享受的人性解放思想而开启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潮流。《哈姆雷特》、《坎特伯雷故事集》等人文主义作品成就了一批走在时代前列的文学巨匠，为欧洲文学乃至整个社会文明的发展开拓了思想、指明了道路。在这场解放思想的运动中，文学先锋们反对封建等级制度，提倡自由平等;反对愚昧落后，提倡追求知识探索自然的理性精神。黑死病的打击不但没有摧毁欧洲中世纪文明，反而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重新发现了人的价值，开启了欧洲现代文明进程，成为欧洲历史的转折点。欧罗巴人民，在经历了这场空前灾难的打击之后，重新发现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不再仅仅信仰神而是相信自我的拯救。毋庸讳言，对南宋久攻不下而转向西征的蒙古大军带去的黑死病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思想大解放、文明的勃发。

　　国产高分电视剧《大明劫》里的瘟疫与现在的新冠病毒颇有似曾相识的感觉：突如其来的瘟疫，体制外的江湖游医，临危受命的领导，瞒报死亡人数的中层干部，避责驱逐医生的地方官，死守教科书的权威专家，大发国难财的士绅……该剧没有非黑即白的俗套情节，每个人都是聪明人，每个角色都拼尽全力活着，一群聪明人到底能不能治好一场瘟疫?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围困开封，崇祯皇帝紧急从牢房里起复孙传庭，让他临危受命去剿灭农民军。他出任陕西巡抚组建秦军后伏杀闯王高迎祥、平定河南农民起义并差点荡平李自成，但孙传庭没料到剿匪也会撞上瘟疫这种“黑天鹅”，直至功败垂成而仰天悲叹。吴又可是一名体制外的游医，本来在太医院做官，也是大明朝医疗卫生行业认可的专家学者，受不了体制内的尔虞我诈，才回归到民间捡起本行。吴又可一出场就遇到一个医闹事件，行医用药大胆，不循常规，差点被病人家属栽赃“医疗事故”。这个地方官并不是个糊涂官，他能审问出医闹方偷换了药方才导致人命。但他还是选择了驱逐吴又可，因为吴又可行医用药过于大胆，容易引起是非。地方官不愿惹事，干脆把一个艺术精湛的体制外医生驱逐辖境。所以，僵化保守的体制不害怕“庸医害人”，因为庸医是明摆着的，按大明律例判决就行了，地方官做决策的风险不大;他么更怕吴又可这样不循常规的医生，因为吴又可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既有可能害人，也有可能治人，给地方官的决策增添了许多“不确定性”，要自己担责任。所以，面对吴又可这样的医生，最好的处理办法不是等出了事之后再考虑支持他还是打击他，而是把他赶走，压根不给他制造“不确定性”的机会。这也是一种地方官的智慧。指挥使在故事的设定中是军营里孙传庭手下的一个中层干部：孙传庭的指示要任指挥使去落实;基层的情况要任指挥使向孙传庭汇报;地方上的豪强势力长期与任指挥使交往;遇到难题任指挥使要向领导提出意见建议……任指挥使可不是一个无能猥琐的小喽啰，作为一名中层干部，他的能力是明摆着的。在军中有人暴病而亡时，属下汇报可能是水土不服死的。任指挥使当场骂娘：“净是屁话，哪有水土不服那么快死人的!”来看病的赵提领倒是不怎么在意，还是强调暴病而亡的人是“偶发时疾”，不要紧的。任指挥使收到赵提领作为医疗专家的鉴定后，处理的几个意见显示出一个老道官员的素养。他先是向赵提领强调，“眼下战事就在眼前，不敢大意”，让医疗专家保持警惕;然后让手下把病死之人快点抬出去埋了，并多给些抚恤，以免动摇军心。从哪里看，任指挥使都是一个精明强干、顾全大局的好官。孙传庭在检校军队时发现有兵士病倒了，询问怎么回事。一旁的任指挥使说：“四时不正，气候无常，他们前两天就病了，已找了大夫治疗。”这本来是大领导孙传庭第一次接触到疫情，但任指挥使如实说明情况并根据医疗专家赵提领的意思说了发病原因，还强调自己找医生看过后采取了救治措施。但正是这个看起来精明干练、值得倚重的中层干部，成了一块绊脚石。医疗专家赵提领的话不顶用，疫情开始在军营内传染起来。刚好吴又可被之前的地方官驱逐，不得已来投奔自己的师父赵提领，两个人一起到了军营里诊治。问题来了，师徒两个人看病后得出的结论大相径庭，而且是路线之争。师父觉得是普通的风寒感冒，吴又可推测是瘟疫，因为吸入了“邪气”，极有可能就是现代医学的病毒，可明朝的人哪懂得病毒啊。医学是一项神圣而严谨的工作，哪里容得你在这里靠推测来诊治。如果你现在去医院看病，一个年轻的大夫说你这个病不能按教科书教的来治疗，得靠我自己摸索的方法来试试，不收到投诉才怪!老专家的意思是《伤寒论》的权威性不容置疑，按经典教科书上教的来诊断就不会错。如果是教科书错了，责任也不在他们身上。一旁的任指挥使可不管两个人的学术争执。领导找专家是来要明确的意见的，不是挺专家们开学术会议的，学术上的争执必须得放一放，专家组必须得拿出个统一的意见。显然这个时代大家更相信老专家的，他地位更高，经验更丰富，更不容得质疑，吴又可的意见被压了下来。吴又可持保留意见，老专家一怒，接下来的诊治，吴医生就不用参与了。面对突发疫情，官员们的思维是先瞒着不报，自己想办法控制局势，真的等到疫情扩大到没招了，才上报。于是，就错过了控制疫情的最佳时机。没过几天，军营里死去的人越来越多，赵院长的治疗方法并未见效。官员怒了，你这办法不行啊!结果赵院长还拼命解释，我这都是祖宗传下里的经典方子，教科书里就是这么写的。作为未采取防护措施的救护人员，赵院长也不出意外染上疾病死了。打仗讲究的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充足的粮草供应是打仗胜败的关键。孙传庭到了陕西之后才发现，自己之前的预估过于乐观了。他手底下这支 5000 人的精锐部队武器缺少弹药、人员缺少补给、存粮都是泥沙、银子根本不够，根本没法形成战斗力。万历年间推行一条鞭法改革，朝廷的赋税结构高度依赖于白银，所有财政问题归根到底都是钱的问题，孙传庭哪来的钱粮供养自己的部队?第一招，向朝廷要钱。毕竟这是大明朝的军队，他是在替崇祯卖命去收拾李自成的农民军，但崇祯皇帝不是这样想的。你孙传庭当初不是拍胸脯保证过 5000 精兵就能荡平闯贼了，怎么现在出尔反尔，要钱要粮?开封的安危关系到北京城的安危，孙传庭的任务是去解开封之围的，现在驻守陕西要钱要粮要操练兵将，是不是找借口不去救援开封?这次答应了你划拨钱粮，会不会纵容你继续哭爹喊娘讲条件呢?崇祯皇帝在跟孙传庭扯皮，崇祯皇帝内心深处是不信任孙传庭的。问朝廷要钱要粮，没门。第二招，向地方士绅募饷。在饭局中孙传庭说：如果潼关保不住，你们的妻儿财产也都保不住，军饷所缺十万两白银要靠大家捐助。士绅们一面说着毁家纾难的漂亮话，一面向领导报告自己的困难，再咬咬牙捐个百十两银子，这事就算糊弄过去了。话里话外都在暗示孙传庭他们上面有人照顾，若强行从他们那里“募饷”则他们都会动用朝廷的关系。大家最好相互给面子。没想到，孙传庭是个狠人。这些招对付一些县官或许管用，但孙传庭是从地方干起来的封疆大吏，有办法通过官府的法子对付这些不肯吐钱的地方实力派人物。这一招的关键就是清丈田亩，让士绅补税。类似于现在倒查民营企业有没有侵吞国有资产，有没有偷税漏税。让你们主动捐款来帮助政府你们不干，那就查查你们的老底，公事公办。这些士绅想尽各种办法阻拦去清丈的官员，买通任指挥使一把火烧掉了登记造册的记录本。士绅的家底都不清楚，营业额、流水、固定资产这些关键数字都没有，官府连个征税的依据都没了，这税还怎么收?在这种国破家亡的生死存亡时刻依然有一心想着发国难财的，而士绅逃避赋税最好的方式是利用政府的政策漏洞，给自己不缴税找合法理由。孙传庭为了安抚军心，给了受灾病死的人户发了优待政策，“病死军户视同阵亡，所欠赋税一律免除”。陕西的李自成之所以闹起义，就是因为明末加征“三饷”，农民的赋税负担过于沉重。孙传庭的这个政策，就给了官员与士绅操作的空间。谁是病死军户?还得有人来认定。于是被懂得政策的官员来了一个瞒天过海之计谋，将乱坟岗埋葬的无主人户穿上军队的衣服冒充军户。本来当地的士绅想想就知道会逃避官府的赋役，现在把这些病死的军户算到当地士绅的头上，就成了这些士绅合理逃避赋役的机会。孙传庭本来作为大领导本来是给因病去世的军户的好政策，反过来成了庇护地方士绅不交税的武器，心中的怒火可想而知。这些士绅哪里会想什么国难当头，要齐心协力共渡难关?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想如何保全自己的利益，想尽办法钻政策的空子，不惜发国难财。这下彻底激怒了孙传庭，把 47 个士绅全部杀掉，家产充作军饷，这才算解决了十万两白银的缺口。吴又可的医术有悖于常理，多亏有孙传庭的信任。孙传庭说：“乱世难为，我能信你，可谁又能信我呢?”吴又可强调温疫非风非寒，非暑非湿，非六淫之邪外侵，而是由于天地间存在有“疠气”。不论从病因、病机到诊断、治疗均有区别，使其与伤寒病分开另论，为传染病学说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贡献。电影中也展示了吴又可的防控疫病的措施。比如，要将患病者隔离之后集中诊治;焚烧病死者以防病毒聚集;在军营里提倡带“面纱”(其实是简易的口罩);防止日常接触传染;保持空气流通……这些防治传染病的基本措施，今天依然在沿用。吴又可的方法控制住了疫情的蔓延扩散，一些患病的士兵在药物治疗下也渐渐好转，证明了吴又可这套治疗瘟疫的方法是成功的。从学术上来看，吴又可、孙传庭都成功了，大明朝似乎也成功了。但孙传庭失败了，大明朝亡了。吴又可能控制得住鼠疫在军队的蔓延，却控制不住大明疆域内扩散的疫情。所以，李自成的农民军兵临北京城下时城上平均五个城垛才有一个士兵。自鼠疫始至李自成攻破北京，约20万北京人殒命……崇祯非亡国之君，孙传庭非亡国之臣，吴又可非亡国之医，可大明怎么就亡了?其实，任何时代都不缺聪明人，总想着计算自己利益得失，人人都是聪明人。社会并不是一个个螺丝钉搭起来的，社会是一个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有机体。在防治疫情时，以今时今日的医疗条件、科研水平、组织能力、群众支持度、社会管理水平来论，都比古代强得太多太多了。但解决社会不得不面对的瘟疫等共同问题时更离不开不那么“聪明”的“逆行者”、敢于临危受命的负重者与敢于讲出事实真相的耿直者，尤其是官员应少想位子面子而多想百姓的疾苦，商人应少想发国难财而多想如何为国为民的情怀，医学权威应少一点教条而多一点救死扶伤的魄力……

　　1532年，西班牙文盲皮萨罗带着168人偷袭了4万印加帝国军队，屠杀了7000多名士兵。枪炮、钢铁、马匹是皮萨罗征服庞大印加帝国的工具，但瘟疫发挥了更强的破坏力。440年后美国生物地理学家贾雷德·戴蒙德在新几内亚岛散步时被当地人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你们白人制造了那么多的货物并将它们运到新几内亚来，而我们黑人却几乎没有属于我们自己的货物呢?”机械、钢铁、雨伞、服装等由外来者带来的东西一概被称为“货物”，戴蒙德由此写出《枪炮、病菌与钢铁》，结合对多个文明发展历程的考察从地理学视角出发得出“地理环境的差异，是地球上各个大陆文明差异的关键所在”。地理环境的差异使得欧洲大陆首先发展出了枪炮与钢铁并率先经历了病菌的洗礼，其中病菌带给人类社会的影响比其余两者更为深远。病菌成为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重要因子还得从农业文明形成之前说起，而地理环境的差异是地球上各个大陆文明差异的关键所在。智人刚刚来到美洲大陆时各个大陆上的民族几乎处在同一起跑线上，但其中一些地理环境比其他地方提供了更多起始资源与利于进化的条件。玩过诸如《文明》系列电子游戏的人，对这一点可能深有体会：玩家们打开巨幅地图后通常更倾向于从物产丰富、土地富饶或有许多动植物能驯养的地方开局，如果这片地区土地平坦且依山傍水就更好了。地球大体上能划分出四大大陆：欧亚大陆、美洲大陆、非洲大陆与澳大利亚大陆。其中欧亚大陆面积最大，美洲次之，非洲再次之，澳大利亚最小。当然，古人不可能看到他们身后历史发展的规律，自然也无法随心所欲地挑选自己的开局位置，即文明进程的快慢在一定程度上源于智人迁徙所在地理位置的偶然。在作者构建的文明链条里，一个关键拐点是定居农业的出现，农业的产生与传播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而欧亚大陆在发展农业上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作者以位于西南亚的“新月沃地”为例，这里是地球上最早的粮食发源地之一。距今一万多年前，新月沃地的人开始驯化动植物，相比之下南美安第斯山脉地区晚了5000年。此外，地区之间物种的丰富程度也决定着可驯化物种的丰富程度。因此，在农业产生的早期，人类社会就走上了分叉，新月沃地后来诞生了后来四大文明之一的“古巴比伦”。农业开始在少部分地区首先出现的结果是，定居取代了游牧，定居下来的族群随着农业不断地发展，更加有可能扩大聚集，人口趋于稠密，进而形成复杂的社会形态，发展出文字、技术、政治、宗教，同时也更有可能发展出凶恶的病菌与战争中的强大武器。地理位置决定了农业文明发展进程，而巨大的时间差异决定了不同的族群发展出枪炮、病菌与钢铁的时间先后，进而决定了穷与富。因此，“欧亚文明发展在很长一段时间高于其他地区”这个问题就在环境的要素上被解答了。在惯常认知中，一个民族征服另一个民族靠的是战争与武器，但事实上，看不见的病菌发挥了更为强大的影响力。病菌对人类社会的巨大影响与农业文明息息相关。进入定居农业阶段后，首先被人驯养的就是植物，制造出粮食。生产粮食是发展出枪炮、钢铁、文化、病菌等等之后一切要素的开端：由于有更加稳定的食物来源，定居能供养的人口比游牧时代多10到100倍。被驯养的牲畜要满足性情温顺、劳力充足等等特点。作者列举了世界上符合以上要求的14种大型陆生食草动物，其中南美仅有一种，北美、澳大利亚非洲撒哈拉以内地区完全没有，亚欧大陆却独占13种，可供驯养的候选物种比例远远高于其他大陆，亚欧大陆在动物驯养这块的优势也被拿捏得死死的。但凡事都有两面性，定居农业带来人类文明更加繁荣的同时，也带来风险：被驯化、圈养的动物们带来了疾病。农业比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维持了高得多的人口密度，同时狩猎采集族群常变换营地，留下了一堆堆排泄物，上面聚集了大量病菌与寄生虫的幼虫。但农民是定居的，他们生活在自己排放出来的污水之中，从而为病菌从一个人的身体进入另一个人的饮用水源提供了捷径。有些农业人口把自己的粪便收集起来当作肥料撒到人们劳动的田里，从而使粪便中的病菌与寄生虫去感染新的受害者变得甚至更加容易。病麻疹、肺结核、天花来自牛，流感来自猪与鸭，百日咳来自猪、狗，疟疾来自禽鸟，它们都是最先在亚欧大陆被驯养的。一个患病农夫因为与自家的羊发生了关系而感染了怪病，但多数人对他们驯养的动物并没有农夫这么强烈的爱意，多数感染可能来源于其他途径。有独特地理优势的欧亚大陆衍生出繁荣的农业文明，也滋生了诸多病菌，这些病菌在随后的种群扩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公元1000年，美洲新大陆上生活着至少2亿名印第安人，数量是同时期中国人的两倍，比全欧洲的人口还多。而在哥伦布于1492年踏上美洲大陆两个世纪后，印第安人口减少了95%。但杀死他们的并不主要是殖民者的刀剑与枪炮，印第安人在病床上死于欧亚大陆的病菌的比在战场上死于欧洲人的枪炮与刀剑下的多得多。这些病菌杀死了大多数印第安人与他们的领袖，消磨了幸存者的士气，从而削弱了对欧洲人的抵抗。文章开头提到的殖民历史，也是病菌对人类文明影响的重要证明之一。欧亚大陆的病菌在大量消灭世界上其他许多地方的土著民族方面起了关键的作用，这些民族包括太平洋诸岛居民、澳大利亚土著居民、非洲南部的科伊桑民族(霍屯督人与布须曼人)。这些以前没有接触过欧亚大陆病菌的民族的累计死亡率在50%与100%之间。人类的发展史其实也是一部病菌传播史。这是人类为解决温饱、发展文明而付出的代价。而正在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显示，进入21世纪，这个从潘多拉盒子中释放的幽灵，依然困扰着人类，有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力量。病毒的繁衍实际上与我们以及身边的其他动植物并没有什么不同，它们一样为了生存，会选择更适合繁衍的生活条件，只不过它们的宿主正是我们的身体。病原体在我们的身体里安家、演化，通过窃取人体的营养生存。相应的，人体死亡时病菌也将命不久矣!一个宿主吃掉带有病毒的宿主，待着不动就是病毒传播最简单的方式。第一，病毒从一个受感染的人迅速而高效地传给近旁健康的人，结果使整个人口在很短时间内受到感染。第二，它们都是“急性”病：在很短时间内，你要么死掉，要么完全康复。第三，我们当中的确获得康复的那些幸运的人产生了抗体，使我们在很长时间内，也可能是一辈子不用担心这种病会复发。第四，这些病往往只在人类中传播。这四个特点结合起来往往造成了某种疾病的流行。而为了应对这些疾病，人们一方面通过身体的演化获得免疫力，同时也在每一次灾难后积累医疗知识。于是，更多的牲畜养殖带来更丰富的传染病，而面对越多传染病的族群也就能获得更多在疾病面前生存的能力。牲畜驯化与对牲畜的亲近喜爱，以及定居农业的出现，是大多数传染病得以开始向人类传播的最直接原因。牲畜驯化让人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与机会与牲畜接触，牧人与农民们长期与牲畜以及各种它们的分泌排泄物接触，也就远远比狩猎采集四处游荡的人更容易受到感染。随后，世界贸易路线又将欧洲亚洲北非连成一个巨大的病毒场。这就是我们今天面对的这个巨大病毒场的雏形。现代世界人口流动速度前所未有的快，文明迅速融合，这也为病毒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显示出，面对这个古老的挑战，人类依然脆弱。瘟疫似乎是人类追求进步、改造自然必须付出的代价，灾难中逝去的生命永远无法被简略为一个个数字，因为抛开分析病毒与社会的工具理性，人性才是生而为人类最珍贵的东西。现代社会城市聚集度越来越高，发生传染性疾病的可能性也更高。当然，熬过灾难后人类也会获得更丰富的教训。现在各大文明的界限或许已不那么分明，但差距依然显而易见，现实里日渐发达的交通网与互联网铺展开触角后整个世界都会汇合成了密集的聚落，其中的挑战就近在眼前，新冠病毒“全球化”或许也会成为文明格局演变的催化剂。

　　中国特色被迫性的“闭关锁国”导致很多企业倒闭，很多人的生活质量受到了很大冲击，但这场疫情也有可能给中国带来好处。如果追溯至汉朝末年，黄巾起义爆发之前国内曾有大规模、长时间的饥荒与瘟疫，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关门而殪，或覆族而丧。这两者导致了经济崩溃，民不聊生。战乱与农民起义相互叠加，最终汉朝灭亡。我们再来看唐朝，安史之乱是个时间节点，是我国经济重心南移的重要节点，从中原过渡到了江南地区。唐朝末年依然是瘟疫肆虐：“近者江淮数道，因之以水旱，加之以疾疠，流亡转徙，十室九空。”自然灾害导致经济崩溃，人口骤降，紧接着就是黄巢起义、藩镇割据、朱温篡唐……华夏民族的文明，在宋朝登峰造极!但宋朝先是被由完颜阿骨打率领的边陲小国打的只剩半壁江山，之后被不会治理国家的蒙古人攻灭。宋朝的军队对外战争的胜率远高于汉唐，并且在很多时候根本不用武将出马，仅仅是文官率领军队就能吊打辽、金、蒙古。真正灭亡宋朝依然是瘟疫!对宋朝造成重创的两次瘟疫，一次发生在靖康之年而丢了半壁江山，一次发生在宋度宗在位时期而襄阳城破。中国最强大的汉、唐、宋三朝都亡于瘟疫，其它的朝代就更不用说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比如止痛药里含有少量的毒品，因此要少吃。国家长期的繁荣富强离不开循序渐进的体制改革，但这种改革最大的困难在于利益集团!他们会买通个别专家与高级官员以保住自己的利益，从而抑制改革进程。但天要亡你，你不得不亡!创造人类历史的微生物们将我们从这“世俗的枷锁”中解救了出来，强行打掉了这些利益集团。黑死病结束后失去利益集团的欧洲各国政府大刀阔斧除弊政，迎来了伟大的文艺复兴。中国也不例外，曹操改革东汉弊政，朱温轻徭薄赋养民生，赵构改革纸币、发展海洋贸易。新冠肺炎是一场灾难，却又是打开新时代的钥匙，疫期经济继续下行也是改革的阵痛期，黎明之前最黑暗。

　　卢周来认为地球上存在三类寄生关系：病毒作为人的寄生物、人作为自然的寄生物与统治阶层作为人类社会的寄生物。正常情况下寄生物与宿主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化后有可能达成某种平衡，三种寄生关系之间也可能达成某种平衡。但如果三种寄生关系出现失衡，比如新寄生物入侵或原寄生物在宿主体内过度扩张，无论病毒在人体内的扩张、人类在自然系统内的扩张还是统治阶层在剩余产品有限的人类社会内的扩张都会导致后者出现“疫病”并激活后者的“免疫”系统。其中瘟疫就是自然的免疫系统的一部分，人类以其扩张性行为对生态系统造成的破坏达到一定程度时，病毒这种寄生物就会以瘟疫的形式作为生态系统的武器对抗人类的无休止扩张，并以此强制性达成微寄生关系与巨寄生关系的再平衡。而统治制度及由此形成的文明则是作为整体的人类免疫系统的一部分，抵抗瘟疫及异族或自然灾害对共同体安全的威胁，其本身也是在与瘟疫对抗的历史中被形塑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可视为地球的一次自我拯救，因为人类借助由资本推动的全球化加速扩张，使生态系统受到极大破坏;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中不同文明的应对方式不同，这有可能进一步整合边缘文明，但主体文明之间的差异可能被强化;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为人们提供了反思大城市化对人类的宜居性以及生物技术发展的两面性的可能机会，但人类未必能抓住这个机会;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不仅无法促成人类的团结，反而可能使国家与国家之间更加疏离，甚至酝酿出冲突与对抗。中国如果能始终坚持探索一条有别于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并且在这一模式下能保持人与自然、城市与乡村、官僚阶层与普罗大众之间关系的和谐，就有可能给屡次重蹈历史性错误的世界带来意想不到的新希望。

　　“多难兴邦”，但若瘟疫等灾难的破坏力大到足以灭绝曾能称霸地球的恐龙的那种程度呢?抑或小到像“非典”那样有惊无险的程度呢?相比之下，新冠病毒“全球化”的“中庸”破坏力也许更能助推人类社会化“危”为“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