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后美国在对俄罗斯等“非我族类”国家四面出击之余仍未对中国“松绑”，美国霸权对中国改革开放的鲶鱼效应甚至在“提速”。

　　美国发动对华战略围堵后中国经济反而加速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拜登执政后越来越逼近产业升级的关键阶段而要靠产业升级切换赛道，通过加强改革优胜劣汰让经济内循环焕发更多的活力。“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俗”，开放倒逼改革，开放促进发展，二者并行不悖。通过扩大开放引来外部竞争，这就是能让强者更强的鲶鱼效应。试看中国的对外开放，从兴办经济特区、开放沿海港口城市、设立经济技术开发区到扩大内陆沿边开放，中国开放由点到线、由线到面逐步展开，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新格局加快形成。从实行“三来一补”发展加工贸易到开放一般制造业、减少服务业外资限制，外商投资领域越来越广泛，对外开放不断向深层次拓展。建设大亚湾核电站期间，从核心设备到电话、时钟、地砖，甚至连建厂房用的钢筋水泥都要进口，在运营水平与管理理念上更是小学生。受益于扩大开放，改革更要砥砺前行。中国汽车产业抓住世界汽车产业全球化的潮流把外资车企请进来，把先进经验学起来。在不断加快对外开放步伐的过程中，中国逐步成长为最具竞争力、充分市场化的全球第一大汽车市场。大道至简，谁能更好地为消费者提供产品与服务，谁就是产业与市场的主导者。中国汽车产业经过政府保护的起步阶段后形成了规范的运营机制与成熟的产品开发流程，传统技术方面逐渐追赶外资车企，具备了与外资车企在同一平台上竞争的底气，在新能源汽车、智能互联等新技术上甚至处于世界领先位置。产业竞争不充分，对消费者不利，通过开放推进市场竞争让消费者受益，有助于产业转型升级。中国品牌要经受进一步开放竞争的洗礼走向新一轮产业升级，扩大开放再出发以进一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更高层次的向往。包装精美的俄罗斯糖果，色泽纯正的法国葡萄酒，跨越大洋运来的澳洲龙虾……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食品与农产品展区是参展国家与企业最多、成交额突出的展区，不同的农业文明在这里交融，共同的丰收喜悦在这里分享，从而为全球观众呈现了一场饕餮大集。农业对外开放是符合中国农业发展方向的正确选择，中国农产品贸易的发展有效缓解了国内农业资源环境压力，保障了国内供应与市场平稳运行。十九大后中国主动扩大进口、鼓励出口，中国农产品贸易总额、出口总额与进口总额呈现“三增”，为国内保供稳价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食物消费结构一直在升级，农业发展的主要矛盾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要在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中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农业领域扩大开放是中国基于自身发展的刚需，进一步开放才能兼顾农业升级与农民增收。世界农业发展的实践与规律均显示，发展程度越高时科技进步起到的作用就会越来越强。通过开放合作，中国着力提升出口农产品质量、档次与技术含量，培育农产品出口竞争新优势，支持企业对接国际先进管理理念与技术标准，加大农业科技国际合作力度，立足核心技术创新提高国际竞争力，不断推进农产品出口由初级产品为主向高附加值产品、技术、服务等全产业链出口转变。中国电影的开放进程说明，闭关锁国不利于民族产业品质的提升，好的品质足以确保中国电影在本土市场上不必惧怕好莱坞的冲击并逐步建立起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坚持全方位开放，关键在于实现高水平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颁布后，中国的外商投资管理体制全面实现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并在准入后全面落实国民待遇，充分体现了高水平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要求。中国“入世”后外商投资企业不仅带来了资金，而且带来了先进技术、国际市场机遇、高素质人才与现代化管理经验，对中国成为工业制造大国发挥了关键作用。自习近平执政以来，中国秉持开放融通、互利共赢的发展理念，对内积极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对外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服务业成为吸引外资与对外投资的主要领域。中国的服务业不断迸发生机与活力，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层出不穷，服务业成了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与保增长的主要动力。

　　自特朗普发动对华贸易战以来，美国将中美两国之间“复杂的需求与迷宫般的供应链网络”强行切割。针对美国发动的对华科技战，中国应精准分析研发企业负责人与一线科研人员的深度需求，不断推出实事求是、公开透明、符合客观经济规律、鼓励长期核心创新的激励机制，靠社会集思广益在执行过程中不断完善。美国创新体系有几个重要特点：一是产学研用体系健全且全球布局，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国家主体与市场化主体分工明确;二是重视人才梯队，培养与引进并重，通过制度安排把最好的人才萃取出来并且留在美国;三是系统完备的基础研究放在国内，随时保持对外围国家断供的能力。中国应如何反制美国发动的对华科技战?第一，结成广泛的科创统一战线。美国不愿有其他的力量建立一套與之并行的科创体系，德国、法国、英国与日本等传统盟国如果老老实实跟在美国后面，美国出于不想四面树敌的考虑则有可能与其继续保持亲密合作关系，一旦这些国家想独立自主发展自己的科创体系，美国一样会出手打压。未来此类国家可能成为中国要广泛联盟的统一战线，特别是欧洲大陆国家意识形态多元且长期与美国存在比较多的矛盾，在空中客车研发、欧元体系的建立等很多方面都曾被美国狠狠打压。针对美国的战略围堵，中国首先要把自己的内生性体制建设好，然后拉一帮小兄弟互利共赢，甚至有必要把美国忌惮的英国、法国、德国这些国家也拉进来。中国拉拢，美国推开，长此以往，此类国家怎么选择就很难讲了。还有一种可能，中国拉拢，美国反应过来也拼命拉拢，那就意味着美国必须与这些国家分享很多核心竞争力，比如基础研究与人才队伍。这必然会伤害美国的全球科创霸主地位，因为这些国家在获得大量的研究能力加持之后会发展得更快而动摇美国作为世界单一技术霸权国家的地位。中国最佳的结果是全面超越美国，次佳的结果是促进形成全球多极体系，比如空中客车与波音，谁弱小中国就帮谁。第二，人才队伍培养内外兼修。人才队伍才是持续不断的核心竞争力，中国要高度重视人才培养的体制与机制的设计，尤其是科研人员研发激励机制的完善。要高度重视科研成果向应用的转化，否则只能烧钱而可持续性较差;要持续鼓励更多的科研人员走长期化、基础化研究的道路，比如华为在面临断供时已做了十多年准备，所以有足够的备胎。中国的原子弹与氢弹从来没有在战争中使用过，但又不能没有，这是战略意义上的备胎。为核武器研发作出巨大努力与牺牲的科研人员可能在有生之年看不到这些技术的使用，但终将是国家安稳的基石。不能让甘于为了国家坐冷板凳的流血、流汗又流泪，市场化的研发当然要支持，但其主要的激励机制应是来自市场的回报。甘愿做备胎而为国家奉献自己全部力量的那些基础科研人员不大可能获得市场化的巨大回报，中国现在也越来越有条件对得起这批人。美国现在试图从根源上掐断对在美华人华裔科学家的培养，朝鲜战争期间以钱学森为代表的大量中国科技人才辗转回国，美国担心华人科学家将来未必会为利益甚至意识形态驱使而留在美国，相反可能出于朴素的爱国心而返回中国跻身于中国科技研发的核心力量。美国现在甚至推而广之对在美华裔甚至亚裔二代长期技术封锁，不允许他们从事尖端科技研究，其中一些可否为我所用?华人华裔自然不在话下，伊朗裔、俄罗斯裔的呢?建议研究打造宽松的国际人才特区，大力吸引这些人才流入，引进与培养相结合，建立人才引进梯队。这些人可直接用于研发，也可在中国高校兼职培养下一代国内技术精英。第三，国家作为科创总协调人要用好各种科创主体。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事关综合国力提升，一定要汇聚社会之力。但国家不能全包，要充分发挥个人、企业与市场的作用。汇聚各种资源形成合力并把所有人变成利益相关方，更好地凝聚全社会的共识，在人力与资金资源上支持了国家的创新体系，未来这些创新体系的成果源源不断涌现出来时也能更好推进全社会去使用这些创新技术。比如，不能总是让政府投入大量资源研发技术提升华为、中兴，但老百姓都仍然使用苹果、三星手机。科创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国家应像乐队指挥一样把各位乐手的最佳水平发挥出来，而且要和谐以形成合力。高校、科研院所、行业协会、企业都是重要主体，但要更好地配合。政府要精心研究此类配合的方式方法，注意哪些领域还有欠缺而硬如何补足短板，哪些领域过度发展而有必要踩刹车。国家要经济引导，及时提供信息并尽可能设计机制，引导市场自己出清，尽量不用太多行政手段。国家资源有限，要慎重使用，不能洒胡椒面，要警惕运动式的科创大跃进以防钻空子的套利行为。第四，多措并举激活国家科技创新体系。民企搞研发只愿吃软柿子赚快钱，对长期研发兴趣低，因为民企面临的生存压力更大。中国中小企业平均寿命仅2.5年，集团企业只有7年，企业生存问题不解决则很难顾及长期发展。大型民企也有不安全感，主要来自政策的摇摆，打消企业家对国进民退的要担心有助于提升其长期研发投入的积极性。国企长期研发投入不足的深层原因是激励机制不对称，就像去赌场赌钱，如果老板说“赢了你拿走，输了算我的”，赌徒就敢豪赌。但现在的部分国企领导恰恰相反：输了算我的，赢了跟我没啥关系!企业负责人任期制、短期绩效考核压力、容错空间不足都使得很多国企领导觉得创新就该点到为止、中规中矩，只因多做就会多错。中国不属于美国主导的科技创新利益共同体的核心成员，即便中美关系缓和也将长期被美国保持至少2代的研发代差，还要面临随时被断供的风险。如何在现有制度下更加充分激发国有企业、科研院所以及高校的科技创新活力，如何多做原创性的创新而避免少做微创新、浅表性创新与伪创新?解决之道主要是持续深化全方位的科创激励机制改革。

　　美国霸权倒逼中国在制度上双向发力多措并举：第一，在科创体系建设中提倡所有制中立。要对国企与民企一视同仁，确保能者上庸者下。很多国内民营科创企业起点低，但机制灵活而生命力强，给点阳光就能灿烂。技术要求较低的项目可开放给他们，条件一旦成熟就能进军更高端的市场，还有可能成为好的备胎。马斯克的SpaceX作为民企承接美国官方卫星发射很有启示：美国在NASA时代的很多大型项目因为成本太高而不可持续，民营企业接手后性价比大大提升而得以出现新的转机。如果我们的国企没做好而任正非、马化腾与马云做得好，可否放手交给民企做?未来甚至有可能鼓励其兼并，国企可收购与投资民企，民企反过来也可收购与投资国企，这样就能更好地推进盘活科创资源。要适度放宽重大科研攻关项目招标的准入资格，不论国企还是民企，只要没有重大负面清单上的内容就实行同等待遇。第二，支持国企控股民营科创企业。民企(特别是中小微科创民企)被国企控股后可获得大量资源，能深度对接体制内丰富的研发力量与长期技术积累，如果同时保留其机制上的灵活性(比如不限制工资总额与分配机制)则可实现强强联合。比如，通过参股与控股在国企内设置一些主要从事科技研发的特区，给足宽松政策并把一批已被证明有能力的企业家科学家组合请来负责，更好地解决其生存危机与安全感问题;设计更合理的长效考核机制，既考核内生的经济效益又考虑其为社会带来技术进步的外溢效应，把民企的灵活机制嫁接到国企的坚实基础上就能充分发挥民企的活力并对接国有体系的资源与政策优势，从而更好地推进长期的科技创新。第三，试点民企控股国企与科研院所。国企由国家主导，国家至少有绝对控股地位，而民企控股是引入民企的管理机制，国家仍然是最重要的股权投资人，这是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一种重要形式。很多国有企业(包括上市公司甚至集团母公司)通过股份所有制改革允许社会部分持股，但在科创型的民企控股国企时应在政策上给予更大支持，比如把更重要的决定权交给企业的管理层而不是上级国资委。企业的管理层追求的目标不应是政治上的升迁，而是真正以企业家的心态考虑企业与社会的长期利益。国家应支持企业设计双向兼容的激励机制，既保证企业中短期利益不受损(企业首先要能活下去才能作为科创体系的可持续载体，而且最好不是只能靠国家不断输血才活下去)又能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与情怀。奉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西方国家也对环境、社会与公司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不再追求单纯的利益最大化。优秀的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内生性的评价来自于自身的利润与可持续现金流，其外生性的评价应更多汇聚在企业社会责任包括对支持国家发展的中长期科技研发的投入力度。这些社会责任指标应是企业评价的维度之一，足以影响未来政策支持力度并通过股价等因素直接影响企业的利益基本面。很多国有企业(包括其母公司)在逐步被推向公开股票市场而成为股份制的企业，实际上早已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混合所有制，比如“两桶油”与“四大行”。中国只是在其多维目标评估体系中更加清晰地界定对国家长期重大战略的支撑并把它提高到与环境保护、绿色发展、现代治理机制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地位上，通过各种指标影响市场而让针对有情怀有责任感的企业家的考核机制更加匹配国家与社会的资源支持，比如行政补贴、税收优惠、优惠贷款、优先上市、科技人才的落户指标与人才房提供与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的招投标资格，通过各种市场化手段全面提升企业获得感。国企领导退休后往往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没有人的连续性就很难有政策的连续性，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就很难做到。国企负责人当然关心收入待遇，但更关心职业发展特别是任期，其任期限制了长期研发投入。民企三一重工的梁稳根曾说：我研发二十多年的项目，可能一辈子也做不完，但我儿子能接着干!国企领导应提升任期延续性，籍此提升其中长期研发的积极性，比如对科创有巨大贡献的国企领导在其任期考核时可否适当延期退休。第四，改革重大科研攻关评价机制，大幅提升对重大原创性突破的事后奖励。科研攻关的国家支持力度很大但效果往往有限，很多项目在事前评价中极为诱人，但事后看效果平平，甚至有中介公司专门帮企业做项目评审“攻关”，由此带来的制度套利浪费了国家宝贵的研发资源，有必要改革事后评价体系，重奖事后长期产生可持续社会与经济效益的项目。上市公司也有可能造假，在上市之前为了把利润与发展前景搞得好看一点而不惜操纵报表，上市后往往会业绩变脸而股价暴跌。造假也有成本，长期捂不住。中国的很多项目在开题甚至结题时都很好看，但不出十年就会原形毕露，而到那时就无可奈何了。中国应在激励机制上深度改进，但考虑到人性的内在局限又不宜全部推翻现有体系，可在保持一定的连续性的基础上增加“事后评价重奖机制”。中标后的资源配置要采用更合理的事前、事中与事后评价机制，以防“事前看都是任正非，事后看都是贾跃亭”。事前、事中要让企业有足够的资源来启动与推进项目，但要通过机制改进确保绝大部分的回报是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市场充分验证之后。作为试点，可选几个几年前结题的重大项目重奖团队成员(包括退休的)且不限制奖金的使用。既要奖励当时的团队又要奖励现任领导，激励既要有企业层面又要有个人层面。在企业层次，社会责任与现代治理机制的改善能带来资本市场的重大利好并获得国家优惠政策，比如纳入到社保基金、国资委投资基金等的重点支持关注、国家银行未来的支持力度;在个人层次，给现有的企业管理团队留一定比例的奖励，这样的机制不用一下子全面铺开，可像商鞅变法那样重奖几个项目并广泛宣传，让所有企业家都觉得自己也能得!奖金发放的兑现让民企自主决定，国企也能在一定范围内自主决定。要形成干成大事有重奖的预期，但“干成”必须有科学的定义，不是自说自话，也不是仅靠评委说，更要看社会与市场的认可。一个可能指标是技术投入使用之后带来的全社会的经济与社会效益：有多少企业真金白银采购了你的技术与因此带来了多少的收入提升、就业增加与税收增加，具体的设计可交给技术部门与专业人士充分酝酿讨论完善细节。随着方案的试点实施，更多高招与改进意见会源源不断地出来。第五，改革国有企业科创分配制度，适当布设“闲棋冷子”。现在国企留不住人，要求增加国家对研发的支持力度但很多钱进来以后七转八转变得与研发没有关系，核心研发人员不受重视资源有限而国企整体待遇却能让走后门的趋之若鹜。此类分配机制不打破则即使投入再多的资源也难见效，国有科研体系应进一步改革收入分配机制，拉开差距倾斜到一线科研人员。精神因素也很重要，人人都想被尊重、被需要。为国家做事不能亏待，要让这种人及其子女衣食无忧、老有所养。完全市场化的人才要价太高则所在企业难以承受，那就不要放在国企的体制里。国企在现阶段对公平性、透明性、合规性各方面都有要求而不可能充分实行市场化的强激励，可把这部分人交给任正非、马云们更充分地发挥作用，“肉烂在了锅里”也能让国家乐见其成而不再设置各种障碍。如果不忿国企辛苦培养的人才流失则可收取“转会费”，国企与民企的多数研发人员做的是科研成果的市场化转化。不产生利润的创新责任企业没积极性，但在国家层面上应采取制度养少数“高级闲人”。很多最好的技术是备胎(比如“两弹一星”)也大多不用，而没有却不行。科技研发型大型国企与有条件的大型民企可借鉴日本机制养一批“闲人”，这种人对名利不那么敏感，但乐意潜心做长期的深度研究。科技人才去市场化民营企业很时髦，但很多人去了以后会发现很多问题，比如老板给你100万，你至少得给他挣200万，压力很大。很多民企急功近利，与你长期的研究志向未必吻合。离开强大的国有平台支持则只能做短平快的小修小补，有些人一段时间之后不适应又回流了。科研人才当然要维持有尊严体面的生活，但更要有稳定的就业保障、足够的经费支持与一定的研发自由度，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潜心做喜欢的研究，国企制度可保证他们不用太考虑短期市场压力而心无旁骛做深度长期研究。九三学社中央在全国政协大会的发言中提出科技工作者要“板凳甘坐十年冷”，比如不给已在前期做出巨大成绩且有巨大潜力的明星研发人员与团队太多束缚，给足钱让他们充分试错就要拉长考核期，给他们更长的跑道才能起飞“大飞机”。也许十个中有九个最终没做出来，但哪怕只有一个做出原创深度研究也值!国企制度(包括少数有雄心壮志的民企比如华为)提供的长期性、稳定性与清晰研究目标是很多研究人员看重的，要发挥好这种制度。国家鼓励创新，应多措并举，各种办法应出尽出。国企、民企甚至外企要一视同仁到底，谁能干就让谁上。

　　作为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领域，中国的金融业一直在美国的觊觎下砥砺前行。2018年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宣布中国将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确保放宽银行、证券、保险行业外资股比限制的重大措施落地，同时加大开放力度，加快保险行业开放进程，放宽外资金融机构设立限制，扩大外资金融机构在华业务范围，拓宽中外金融市场合作领域。此后，相关部门陆续公布金融开放具体措施与时间表。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总体部署加快落实推进对外开放政策，中国证监会着力支持境内企业跨境融资，便利境内外机构投资者跨境投资，不断拓展与优化资本市场互联互通，进一步深化与国际市场融合;四是推进证券基金服务业双向开放。作为金融业重要组成部分，资产管理行业走在对外开放前沿。“引进来”是资产管理行业对外开放的重要方面。中国基金行业充分吸收了国外基金业长期蓬勃发展的重要成果，包括信义义务理念、长期投资视角以及基金运作的基础性制度与模式，并在发展初期就不断引进海外人才、引入竞争机制。在政策支持下，外资机构亦纷纷进入中国。以外资私募为例，目前进入中国市场的15家外资私募中，已有13家机构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24只中国私募基金。中国的证券行业对外开放的各类举措同样加速落地。《外商投资证券公司管理办法》于4月28日发布实施后，证券行业对外开放大幅提速，新设合资券商全面开闸。5月，瑞银集团成为首家申请控股在华合资证券公司的国际投行。瑞银集团表示，希望通过抓住中国持续的财富创造、市场改革以及全球化进程带来的先机，扩展财富管理与资产管理业务。中国政府推出的金融业对外开放举措进一步增强了外资布局中国的信心。随着MSCI将A股纳入其中，预计大量海外资本将投资于中国。在双向开放不断深入的背景下，中国资本市场将日益国际化、规范化，效率性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展望未来，资管行业对外开放或出现三大趋势。首先，发力大资管。2007年“新一法两规”颁布后信托行业规模与营收平稳增长，信托牌照的股权溢价给外资机构带来较高投资性收益。未来，外资机构可能会更多从更长远、更综合的大资管视角投资中国信托公司。之前参股信托公司的外资主要以大型银行与综合性财团为主，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类型的金融机构参与进来，譬如有业务交叉协同的私募基金。其次，将自身特色融入中国需求。李少杰表示，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中国亟须建立完善的养老保障第三支柱，帮助缓解当前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与第二支柱企业年金及职业年金的给付压力。中国养老第三支柱多只养老目标基金面市，期待中国养老金第三支柱的不断完善与对外开放。再次，本土机构走出去。嘉实基金总经理经雷表示，下一块“蛋糕”很可能是基于亚太地区的整个大中华圈。未来嘉实基金将逐渐搭建一个基于亚太地区的大中华圈的投资版图。“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土资管机构与一批国际高水平的同行竞技也有助于自己将更多的外来压力转化为更大的内在动力。对于外商独资私募资管机构进入中国市场的影响，基金业协会指出，一方面，将丰富市场参与主体，进一步提升市场多元竞争局面。在已登记的外资私募基金管理人中，既有资产管理规模在全球名列前茅的国际知名机构，也包括各具特色的“精品店”式资产管理服务提供商。这些机构将对本土私募在投资者获得、投资策略与回报方面构成激烈竞争。外商独资私募资管机构也能推进中国资产管理行业不断发展，迫使本土私募不断提升专业能力与合规意识，完善内部治理与内部控制，平衡好投资与投机的关系，消除短期机会主义的投资思维与管理模式。优质外商独资私募资管机构进入中国，将带来成熟的资产管理模式、投资理念、投资策略与合规风控做法，不断推进本土资产管理行业从竞争中学习，在学习中发展。对于基金公司而言，外方股东成熟的投资管理经验、产品设计经验、投资者教育经验能帮助基金公司向规范化、专业化、国际化发展;对于投资者而言，外资机构的进入加速金融行业竞争格局形成，金融产品更丰富，投资者有了更为多元化的选择。外资机构在投资者教育方面，经验更为丰富，值得国内基金行业学习与借鉴。此外，金融对外开放有助于推进国内金融市场接轨相对公平的去美国化国际市场。

　　自二战以来，美国的教育取代欧洲吸引了全世界的优秀学生，但推崇应建立在真实了解的基础上，借鉴必须依赖于本国具体国情。单纯盲目的移植必然会导致南桔北枳，而且会丧失宝贵的时间与信心。曾有中国人去美国的中学转了一圈得出结论：美国的教育是快乐教育，学生不做作业，课业负担很轻!而中国的学生课业负担太重，每天睡眠严重不足，导致学生的创新能力下降。因此，中国的中小学应尽可能地减少学习时间，难度应尽可能低，课本应尽可能薄。“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在美国最好的私立学校，学生学习的辛苦程度一点也不比中国学生轻，每天只能睡五个多小时。学校里的竞争一样很激烈。但质量比较差的公立学校就完全不同。那里的学生是比较轻松的，竞争压力也不大。看来，有些人考察的可能只是美国的公立学校，就匆忙得出了片面的结论。此外，美国小学的课本并不薄。他们的文学、历史课本都很厚，有些也很难，但学生打下了非常坚实的人文基础。日本已中止“快乐教育”给小孩增压以增强他们的全球竞争力，特别是与中韩两国学生的竞争。美国大学招生不看重学生成绩，看重的是综合素质。有人为了证明这一点，举出哈佛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拒绝多位SAT、ACT成绩满分的申请者的例子，当然其中包括了许多中国学生。有人以耶鲁大学招收的中国学生成绩并不高为例，说明 “美国大学招生不看重学生成绩，看重的是综合素质”。这句话的后半句是对的，但美国大学招生时非常看重成绩，只不过看重的是学生在中学平时的多次学习成绩而不是SAT、ACT的一次性成绩。以美国最好的私立大学斯坦福大学与最好的公立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为例，他们录取时最重视的是申请者在中学的GPA以及AP课程的成绩，SAT、ACT的成绩只是作为其中的一项指标参考而已。这是因为，美国大学招生实行的是申请制。他们并没有一个与中国的高考制度相类似的全国性考试，也不会依据这一考试的成绩去录取学生。从历史上看，SAT与ACT是有人(而且是私人机构)先组织了一个考试，慢慢地各个大学开始认可这个成绩，逐步推广开的。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期，SAT与ACT几乎是无人问津的，它与中国的高考制度完全不同。中国实行的是全国高考下的统一录取制度。从形式上看，它特别像中国古代的科举——老百姓也是这么看待的——所以高考成绩在中国高校招生中才会成为唯一的录取依据。有人认为，美国的大学招生不分种族、民族、肤色，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也能获得高额奖学金完成学业，体现了公平与正义。这完全是不了解美国的历史文化与社会背景得出的片面认识。经过一百多年的抗争，美国的少数民族赢得了平等受教育的权利，这是美国教育史上的一个重要进步。但美国社会是一个金钱至上的社会，也是一个视不平等为当然的社会。在教育领域尤其如此。美国人认为，稀缺的优质教育资源应由那些社会地位高，家庭经济好的学生获得，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能支付得起高昂学费，另一方面，这些学生先天禀赋条件比较好，受教育程度高，毕业后有父母与家族的关照，也更容易在社会上取得成功，既能说明教育的质量也能更好地回馈母校。但这种家庭出生的孩子普遍都有一个毛病：缺乏欲望——因为他(她)已什么都有了。为了让他们有足够的动力迎接挑战，必须有另外一些家境贫寒的人来刺激他们。出于这个目的，私立大学在有限的招生计划中拿出一部分招生名额，并提供奖学金，为家境贫寒但非常优秀的学生提供财务资助。这些学生的智商很高，普遍有坚韧不拔的毅力与希望出人头地的决心，他们会非常珍惜上帝赐给他们的机会，将来也有机会取得巨大的成功。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存在会激起那些家庭条件好的学生的挑战欲望，迫使他们也加入到奋发向上的行列里来。家庭经济好的学生往往心胸与视野都较宽阔但又有失安逸，家庭经济差的学生视野较窄、容易急功近利但吃苦精神比较强，两类学生都能从对方身上学到自己所缺乏的东西。这才是美国大学特别强调生源多样性的根本原因。生源多样性固然有一定的科学道理，不同种族、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背景的学生之间相互学习相互砥砺，促进了跨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确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但生源多样性是为富裕阶层的教育提供服务的一种方式，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教育制度。自然，这样的教育制度培养出来的人，在价值观上也就符合美国有钱人的利益了。所以美国多位总统不尊重其他国家与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在世界上推行霸权主义自有其教育制度上的缘由。当然，这是美国私立大学的做法。公立大学在乎的主要是公平问题，力求让所有人有接受教育得机会。教育质量的问题就退居次要地位了。这也是为什么美国顶尖的一流大学主要是私立而不是公立的原因。从这个角度出发就很容易理解耶鲁大学在中国招收的学生成绩不一定最高的原因：耶鲁大学招收了美国本土成绩最好的学生。它到中国来选的十个也好八个人也靶，一定都是美国学生最缺乏的或最符合其需求的。成绩自然无须最好，何必不远万里来遥远的中国去找成绩最好的学生?当然，也不能低于耶鲁的入学要求。中国的教育问题是世界上最复杂、最棘手的问题。首先，它面临的受教育群体太庞大。其次，中国的教育体制在文革期间基本上都被摧毁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其他社会领域要么在改革，要么在开放，但教育领域面临的问题却是重建。当其他社会领域已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改得差不多时，教育的重建任务才基本完成(当然也在边重建边改革)。这时再去改革就太难了，所以民众现在对教育的意见很大。第三，中国人与美国人的教育观不一样。美国人的教育观是通过教育做一个合格的社会公民，是一种公民教育。中国人的教育观是通过教育改变命运，出人头地。他的目的性与功利性很强。所以中国人一方面特别强调受教育权利的公平——不患寡而患不均——这是中国传统文化里根深蒂固的东西;另一方面，又特别强调教育质量的差异与教育质量的竞争——只有我现在受的教育比你好才能保证我将来在社会上比你强。这是一种相互矛盾的思维，但都是客观存在的。这种历史与文化是任何一个国家所没有的。所以你看到，尽管教育部三令五申不许中小学假期补课，但中国的家长在假期给孩子补的课最多;尽管教育专家反复劝说不要拔苗助长，但中国的家长恨不得在胚胎形成之前就给肚皮注入最优质的教育资源，培养出世界上最完美的神童。重庆大学校长林建华认为，将来中国各领域的中坚与领导主要在中国大学接受教育并不能证明中国的教育是成功的，但至少是合格的;如果他们当中的多数是在国外大学接受的教育，中国的教育就是可悲的。实践证明，盲目照搬美国的教育体制往往会给中国教育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中国的教育问题必须由中国人站在中国的立场上用中国人的思维去提出有中国特色的解决办法。

　　随着中美关系加速恶化，印度、日本、澳大利亚乃至捷克这样的小国也想通过外交手段威胁中国，为了对中国讨价还价而心照不宣地打“台湾牌”，企图用否定“一个中国”的建交原则来倒逼中国谈判。过去与中国建交的国家都公开承认了台湾属于中国，但西方政权历来在不断更替中产生的规律就是“大战略没有，小想法不断”。日台私下开展“2+2”安全对话，美日暗示台湾加入CPTPP对抗大陆，澳大利亚扬言“协防台湾”后得到美国核潜艇等一系列情况，台湾问题越拖越容易产生变数。新中国曾不具备解放台湾的有利环境，但美军介入的鲶鱼效应的“提速”将迫使中国人民解放军加速升级国防备战能力。“打得一拳开，莫使百拳来”，中国的周边安全可从统一台湾起步。总结近代百年国耻的教训，“多难兴邦”在主观诉求上也要讲究“中庸之道”，敌人太强则有可能亡国而敌人太弱又有可能打不醒国人，毋庸讳言越来越外强中干的美国对于未来的中国而言将不失为一只“理想”的“鲶鱼”，因此中国有必要继续对美国“斗而不破”。

　　美国的凶残、霸道、蛮横等鲶鱼效早就该让中国人民警醒了，中国不可能一直像“睡狮”一样落后挨打。改革开放后中国越来越多的媒体歌功颂德“太平盛世”，似乎中国人民只要高枕无忧等着享福就是了，什么危险也都不必惦记了。但你越是为了享福而放松警惕，敌对势力就越是要在你身上啃下一块肉，这样好的时机他们是不可能放过的。本来虎狼就在身边，我们即使有所防范也未必躲得开。如果中国人民现在反而在敌对势力的眼皮子底下高枕而卧，那敌对势力还不会暗中沾沾自喜吗?如果中国人民是在这样的状态下看待自己的生活，看待虎视耽耽的对手，这就是一个词——作死。没有美国这个“鲶鱼”，中国还会有许多老百姓人云亦云崇洋媚外。现在已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能看懂美国原来美国是这么个不是玩意儿!中国没惹美国，但为什么美国一定要跟中国过不去?改革开放之前毛泽东讲了很多美国霸权的本性，但在改革开放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不再讲美国霸权的这些方面了。当然，现在中国不必天天大骂美国霸权，但中国的媒体讲到美国时往往只讲美国的发达而不太讲美国的丑恶，讲美国的罪恶，讲美国的本性。而且也不太讲美国的纸老虎的本性了。长期不讲美国霸权的丑恶，中国的年轻人就会对美国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甚至觉得美国像天堂一样。当然，天堂是没有的。与天堂对应的就是地狱。新冠病毒向全世界证明，美国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现在拜登针对中国的所作所为更提醒中国人民，美国远不是公知嘴里说的或心里想象的那个样子。在所谓的“岁月静好”的背后往往隐藏着很多肮脏、丑陋与无耻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其实是一直都存在着的。美国还要拿这些东西来毒害中国人民，伤害中国人民，损害中国人民的利益。对于这一点，中国人民本来就是不能容忍的。现在，美国的真面目总算暴露出来了，中国人民当然要坚决果断地站出来，与美国的这些恶行做坚决的斗争。美国教育了中国人民，这样的课堂与教员是不多见的，中国应充分利用其中的一系列鲶鱼效应。

　　展望后疫情时代，中美两国的冲突将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与科技等领域全方位、长时段展开，美国这只头号“鲶鱼”应被中国化压力为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