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底人教版小学教材插图风波愈演愈烈，相关争议越来越向道德虚无主义“反转”，道德虚无主义在“我朝”何等泛滥?窥靠《百家讲坛》走红的易中天直言宁做真小人不做伪君子而不承认世间还有真君子之一斑足矣，长期“流亡”海外且“不务正业”的画家陈丹青的道德虚无主义更是登峰造极。

　　陈丹青曾在云南大学的某次讲座上直言：“中国面子上是说话非常好听的一个民族，从古到今讲的都是仁义道德，讲的非常好听，非常斯文，非常崇高，都没有问题。你这样去理解中国，真是一个文化中国。但是真正的中国是另外一个中国，就是非常严厉的，非常残酷的一个中国，一个皇权统治非常强的一个国家，绝不留情，根本不听读书人的话。所以你不用真的相信中国。只是一个儒的传统，你应该很清楚，还有一个法的传统。而这个法的传统是真正起作用的在中国，儒往往是一张皮，面子。所以当我们学国学的时候可能在上当，国学可能在误导你，我们中国何等斯文。我们是一个一天到晚都在念书的国家，不是这样的，你去看孔子，就是丧家狗。”《文学与读书》讲座的宣传海报曾称“盛邀作家陈丹青”而被他痛批：“我就无耻到这个境界，我不是一个作家，更不是一个读书人。”陈丹青，1953年出生在上海的石库门弄堂，4岁时亦师亦父的陈兆炽因为爷爷与黄埔军校的关系而被划为“右派”，家里能让小朋友喜欢的画册、书籍都被销毁了。16岁时陈丹青刚毕业就被下放到农村当知青干农活。后来陈丹青承认，大都市的孩子突然被发配到农村成为农民是接受不了却不得不接受的。20岁时他被调到江西出版社画连环画，23岁之后被作为人才调到西藏采风。25岁时以同等学力考入中央美院研究生班深造。27岁是画出震惊中外的《西藏组画》，各路媒体广泛关注竞相报道，为其后来的写实现实主义画风奠定了基础。1982年陈丹青移居纽约，在一次偶然的场合下听到“木心”谈论文艺而“惊为天人”，直言“我写书，我出书，就是妄想建立一点点可疑的知名度，借此吸引大家有朝一日来读木心先生的书。”从1989年1月15日到1994年1月9日，陈丹青聆听了“木心”从古希腊神话到诗经楚辞、从欧洲文学到东方哲学、从尼采到萨特等天马行空的讲座。2000年陈丹青回国受聘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国内国外迥异的体制与国情让陈丹青极为不适应，尤其是对保守僵化的教育体制非常不满，直至请辞清华而舆论哗然。据同行们说，陈丹青个性“刚直”，还不怕得罪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从不矫揉造作。从教育体制到社会民生，陈丹青从不吝啬辞藻，而且常常一针见血直击本质，难得的是言辞优雅可爱而受到欢迎。当然，过于直接肯定会遭到非议，文学就成了合适的表达工具而不宜通过画画那种无字天书了。陈丹青犀利鲜明的观点吸引了一大批读者粉丝。曾有西方记者问毕加索“生命哪个时段的作品最能代表你自己?”答曰：“这是很难讲的，因为创作带着太多当时的意图，在那个时代那个状态，所有人与我都深陷其中，就像日记一样。”陈丹青做画家还是作家在某种程度上也不是自己决定的，对某种“时代潮流”的情绪反弹也许更能激发他的创作灵感，尤其是“文革”掀起的泛道德主义狂潮。

　　陈丹青在首届乌镇戏剧节上直言：“革命就是一群最无耻的人最后上来，然后继续来做革命者痛恨的事情，就是奴役别人，利用这个国家，然后糟蹋这个社会。”比如，“我们所有媒体都在误导，你不想误导你也在误导，因为这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不是一个诚实的空间，不是公正的空间，所以你随便说什么话，哪怕说很公正的话，你仍然在误导，更不要你在说一些伪新闻或者伪道德，一定在被误导。所以我比较沮丧的是在这么一个言论空间，一个讯息网络当中，我们不是完全无知，我们甚至知道很多情况，但是我们失去一个良性的态度。就是一个情况发生，你很自然地会调整你跟这个情况的关系，你在面对情况说话的时候，其实也在调整你自己，我对这件事情应该怎么看，误导就发生在这里。所以重要的不是这件事情是什么，谁是这个丑闻的主角，而是你跟这个事情的关系一直在被误导，所以很多人会幸灾乐祸或者甚至是乱骂，会很激愤或者是很冷漠种种，这些都不太对，太介入、太冷漠，我都不喜欢……”还有乌镇戏剧节，“我可能现在就是已经被误导的情况，因为我在纽约的时候，我的感觉不是这样的。虽然我从来没有见过美国任何公共事件，我连陪审团都没有去参加过，我也没有参加过选举，我其实是一个不够格的公民在那儿，公众义务我都没有尽到……”

　　陈丹青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直言：“上学就变成赤裸裸的一件功利的事情，就是我要拿学位，我要考试，我要谋利益。要不就做生意，要不就打工，就这点事情，没有教育了，现在。”陈丹青说这段话的语境是凤凰卫视主持人陈晓楠的开场白：“英国教育家怀德海曾经说，在中学阶段，学生应该伏案学习，而在大学，他该站起来四面张望……在那些年轻的面孔之上，她读到的是困惑与迷盲，贫乏与淡漠。12年的应试教育把他们压成了扁平状，他们缺乏常识、精明、现实，患得患失，而严峻的就业形势又压抑了他们的梦想，他们无力‘站力’，更谈不上‘四面张望’。”陈丹青强调：“我最可怜现在的大学生，就是一点都不自由。我前天到北大去讲演，整个的校舍崭新崭新，都是空的，学生不可以有任何自己的告示牌。所有校园都在提醒你，谁在管你们，你们应该听谁的话，你们应该怎么做。我们上学生时候不是这样，我们可以自己办化妆舞会，我们可以自己找各种人来讲演，然后通宵，每个宿舍都亮着灯在那儿辩论，大家互相赞美，互相不服，现在有吗?所以我有时候到大学去，人挤得满满的，我一点都不高兴，我知道他们有多无聊。”陈丹青的《羞耻与责任》一文认为：“我们与第一代海归的贡献无法相比。我们只是服务国家，完全谈不上创建。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政府先是开放留学，后是起用陆续回来的海归，当然，主要是理工、科技、管理、贸易、金融、外交这类专业的海归。这类海归在今天基本上是工具作用与工具人格。”陈丹青把人格分为工具人格与独立人格，有点看不起工具人格。他如果不是因为艺术成就转化成了商业价值则还会这么有底气重视独立吗?艺术成就转化成商业价值难道不是变成了商人的工具吗?海归也要吃饭，有工具人格很正常。并非每个海归都彻底工具化，其中也有坚守者落实到生活、工作的点点滴滴中，只是不如陈丹青那么高调而已。不能说像陈丹青这样有个性才叫独立，没名气、有个性只能叫撒野。陈丹青认为：“中国有着最现代化的种种器物与设施，富国强兵的理想实现了，但是人民没有灵魂，知识分子缺乏主见，社会失去了选择与判断的能力，只有消费意识与工具人格。社会实现了高层次的温饱，但这不是现代化。”如果灵魂、主见都有了，做个经济还有可能快速发展吗?西方企业家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害怕“打工人”有“灵魂”或“主见”才到发展中国家来办企业的，陈丹青暗示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包括制度、文化的改革，但解决问题只是实操层面，其中牵涉的细节错综复杂而离不开政治家的智慧，做个层次不是人文知识分子都能理解的。人文知识分子的职责是根据自己的价值观指出社会存在的问题，偏激一点也行，但至于听众怎么解决就不必考虑了，外行泛泛而谈制度改革等于什么也没说。陈丹青认为“现状很畸形”很难说说不是与西方模板对比的结论，如果与传统中国模板相比还会那么畸形吗?文学专业有所进步、考了80分的学生与物理专业的优等生不可比，但至少是能与以前的自己比一比的。心中只有一个理想模板则看什么都是畸形，与这种人谈论具体问题势必徒劳无功。陈丹青认为：“留学不值得骄傲，那是悲剧。胡适七十年前就写文章说留学是国耻。但国内我们不提供人格教育，这种教育不如五四时期，甚至不如旧式教育，旧式教育以儒学为主，伦理道德第一。”清朝的旧式教育培养了几个“硬骨头”?单靠教育就能培养出独立的人格吗?无论古今中外，有什么系统就有什么教育，陈丹青有独立人格不代表别人如此也能活得好。美术亦然，系统需要什么，教育就培养什么，执着于空中楼阁的“人格”反而会对学生造成实实在在的伤害。

　　陈丹青认为社会有教育、医疗与法律这三个底线行业：“无论社会多不堪，只要教育优秀公平，底层就会有上升希望;只要医疗不黑暗堕落，生命就会得到起码的尊重;只要法律秉持正义，社会不良现象就能被压缩到最小……如果三大底线全部洞穿，就是人间炼狱!那么，教师，医生与法官为何这么重要呢?原因，这三个是最为神圣的职业，是需要崇高信仰的，比如，教师教书育人，教给孩子识别善与恶、是与非、智与蠢、美与丑的能力，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神的位置。医生治疗人的躯体的病痛，驱走痛苦，带来健康。人们把希望与身体交给医生，医生也同等于心中的神。法官则是社会的手术刀，为生病的社会把脉用药，社会上邪恶的、正义的，交给他来裁决。也相当于神的位置。其实任何职业都有它本身的神圣性，人无贵贱之分，职业无高低区别，即使是一个外卖人员，他的付出也是值得尊重的。但是教师、法官与医生，分别守护的是一个社会道德底线、正义底线与生命底线。这是基础，如果这三类人员都没了起码道德，那这个社会就太可怕了……这时我想到一个笑话，一女去医院生孩子，老公听说要给医生、麻醉师等医务人员红包，而且每个人给的还挺多，这下老公放心了，坐下来慢慢的等结果，但是万万没想到的是，刚推进手术室就断电了!老公说到：‘我靠，忘给电工红包了!’真是百密一疏啊!这虽然是个笑话，但是我相信凡是去过医院的都有一种体会，哪怕是个小病，医院设备统统都要检查一遍，钱到了医院那是花花的流。辛苦奋斗几十年，一场大病回从前。所以，如果说拿社会公平、生命健康与孩子未来做交易，那么谁也没有这三种职业挣钱快，但这个社会就要在未来的某个时候遭到报应。就像美国法理学家德沃金说的：‘法院是法律帝国的首都，法官是帝国的王侯。’鱼的记忆只有7秒，而我们的记忆不应该只有7天。对于那些没有底线泯灭人性的企业，我们应该牢牢记住，永远抵制它们的产品，同时对贪腐、不作为的官员零容忍。集中人的力量，我们要坚持下去。让为众人抱薪者，不再冻死于风雪，让人间炼狱彻底消失。”陈丹青的《性命攸关的时候，教养是装不出来的》认为：“通常所谓‘教养’，第一条，总得有礼貌。可是我到现在遇到有些小关节，还是止不住地没礼貌。”比如，“现在大学的教育，大学培养人，是‘有知识、没文化，有专业、没理想’，或者说，你有地位、有学位，但你不一定有教养。我们随时看到很多很有地位的人，比方说教授、官员、社会名流……但你仔细去看，他们未必有教养。我本人的没教养，刚才已经是个例子。我有一次在厕所里正撒尿，一个仪表堂堂的青年，二十四五岁的样子，是个研究生，非常帅的小伙子，立刻跑过来站在我后面大声说：‘你是不是陈老师?我是从江西来的，你在江西插过队，我要跟你照个相。’我非常尴尬，因为我正在撒尿。他完全不懂应该在外面等我，那样没礼貌，不懂得不可以这样子对一个长辈说话。出了厕所，他早已准备好了照相机，把我像人质一样一把夹住，不由分说就拍照。这种情况我不止一次遇到——虽然并不是每次都在撒尿——但一上来就拍照，拍完就走，然后跟人说，你看!我跟陈老师合影。我们小时候，所有大人都不许我们这样对待人，可是如今变成大学里司空见惯的事情。不是对我一个人，所有他们认为有价值的或必须认识一下的，都这样，行话叫做‘混个脸熟’——这就是没教养。”在中国，“今天整个人文状况发生问题，有远因，有近因。远因是‘五四运动’，近因是十年大乱。造成什么后果呢?就是文化断层，伦理也好，道德也好，我们民族长期传递的核心价值观被中断了。中断以后，可以恢复，但伤口留着疤，无法回到原来的样子。诸位有些是学外科的，人遭了大伤害，一刀下去，缝起来，但缝口会留下，不容易愈合，是不是这样?文化断层比肉体破裂可怕得多，后果也严重得多。‘五四运动’把整个先秦诸子以来的大统，基本上给否掉了。但中国要现代化，要转型，不动这大刀子不行。可是，1919年不可能预见大统被反掉后，对中国是什么影响——我们亲眼看到了。这是大话题，我的学识承担不了，但我把我的认识说出来——近因，十年动乱把‘五四’传统也颠覆掉了。总之，那十年，人的问题、社会问题，并不是‘文革’结束就解决了，而是在最近几十年慢慢显示出来，在各种形态、各种人群中，由各种新的原因与旧的病根，处处显示出来——这是真正严峻的问题。”如何正本清源?“‘五四’破掉了孔孟老庄，什么是孔孟老庄?就是一整套办法、说法，仔仔细细教你怎么处理人与朝廷(当时就是国家)的关系，人与家庭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生命的关系……‘五四’以后，1949年以后，尤其‘文化大革命’以后，全面崩解。到了我们这几代人，很难把这些伦理变成我们血液生命里的东西。这些年有人提出来要重修国学、要读经。但是一个大伤疤，你很难恢复到原来的肌体的状态。但我们要对国家的历史有个大的体谅。为什么古老民族在当代遭遇现代化，必须转型，必须付出代价，甚至必须抛弃传统，因为那些传统不再适用新的国家形态，新的人际关系，新的社会结构——所谓‘人文’，所谓‘教养’，在一个巨变的时代就是这样作为代价牺牲掉的，直到国家富强到一定程度，我们又回到这个问题，回到‘人’的问题，没法回避。”写到这一步，陈丹青还像画家吗?

　　“知乎”网站有一问：“怎么理解陈丹青说‘活在今天必须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机会主义者才行，你得足够无耻’?”问者还引用了陈丹青说过的一段话：“以我的性格在这个时代，一败涂地，活在今天必须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机会主义者才行，你得足够无耻，足够勇敢，我不带贬义。我们的成功都不是靠我们的业务之外的人际关系做到的，可是今天太重要了，几乎是决定性的。”知友“榨菜”认为：陈丹青说的话太现实了，太接地气了，目前的社会百分之二百必须这样。知友“牧风”认为：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三种境界，在那一层?如果有没大格局大境界大情怀，人世做客，知耻近乎勇，就可以了，不知耻，耻从何来?而知耻而后勇者乃为丈夫。再说活着，很多人活着活的不是衣食足，而是欲望。致知者活着，活的是压抑，活的是希望。至于所谓的机会主义者，不过是小人的讨巧，大智者，自己就是机会。知友“聊以解忧”认为：好像很有道理，但也得有机会才行。知友“匿名用户”认为：陈大师太谦虚了，要论骑墙，要论机会主义，谁能比得过陈大师啊。拿dw护照，入米国国籍，还能跑大陆“传道”，这份骑墙的功力，真正的铁桥硬马啊。年轻时在大陆画牧之，中年去米国画麻子，中米之间穿梭的游刃有余。知友“lion wu”认为：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无耻起来真的连自己都骂的人，连他自己父母祖宗都被骂!这么无耻之人，还大言不惭的说教，树大旗，要建立陈派无齿教吗?知友“那南方海岸的风”认为：在这个魔幻的年代，不敢说实话的社会，陈丹青还敢说真话，活该被“猪”骂。突然想起曹操的一句话，“世人皆错看我曹操”。知友“文斐”认为：字面意思，说好听点就是：机会青睐有准备的人，非常优秀就是指准备的非常好。因为大家都在准备，所以一般的有准备是不够的。要想抓住机会需要非常优秀。足够无耻就更简单了，厚黑学，而且他认为要想抓住机会，就连非常优秀也不够了，为了得到机会必须不择手段了。引申一下就是，这年头抓住机会真tmd难。知友“知乎用户”认为：在这个时代，能够不知羞耻。比如抄袭，比如洗稿，比如拍马屁，比如跪舔，比如卖身被包养，比如欺骗。诸如此类，在上个年代的人以为羞耻的事情，在这个年代算不上什么羞耻，被比喻为做人想要成功的必然途径。道德成了时代变化而变化的产物，无耻、道德的变化也会变成无耻之人的挡箭牌。无耻之人会对有道德拘束的人说很多话，这些话如毒药，有缓慢的杀伤性。比如无耻之人会说，只要你放的开，只要你纯粹，那么没有什么不能做的。又甚至有的人会说，极致的纯粹是没有束缚的，那么我们所做的事情在别人看来是无耻，其实我们只是在做随心所欲纯粹的事情。把随心所欲不逾矩与无耻绑定在一起，这种逻辑会动摇人们的道德，让人们越来越无耻。无耻成了一种令人向往的方法与成功的捷径，比如小三养个孩子索要钱财，比如极致跪舔某个大佬拿到大项目，比如营销号拿着各种素材进行恶意剪辑，比如在直播间有剧本有计划的压低价格，比如广告上的那些引起我们焦虑的标语，等等。“无耻”一词已经充满了我们的周围。机会主义也称投机主义，有意识的策略或行为，利用形势来自利肥己。虽然人类投机主义常常带有强烈的负面(贬义)道德指代，除了损人利己以外，它也可以指代更加中性的，即当条件允许，或是灵活适应环境来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投机主义有时被定义为利用他人的错误与缺点来行事：通过对手的错误、弱点或失策来赚得自己的好处。机会主义，作为人类行为的一种风格，暗指不正直，或在做某事上一反常态(前后矛盾)。潜在的含义是行为前后矛盾暴露了肆无忌惮地追逐私利的本质。因此，投机主义包涵了对一些正常价值准则的妥协。然而，“合理的自利”与“可耻的(或反社会的)自私自利”有时难以区分。机会主义可以是随波逐流的，可以是拥有长远远见的，因为我们所面对的生命是拥有无尽的机会，在这个洪流当中，我们的选择可以是拥有矛盾冲突，可以是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或者是某种违反道德的自私自利的行为。我们大部分所说的“机会为有准备的人准备”、“当机会出现的时候我们要抓住他”，我们对于机会的反应是正向的。然而投机主义是隐含了不顾道德标准，不顾他人利益，违反先前达成的协定。对机会的渴望塑造了我们的行为准则，在这个时代已经很难用道德去束缚一个人。道德已经不具备这样的功能，机会、收益、回报、博弈恰恰代替了道德对于一个人的行为准则的判断。“无耻的”与“机会主义”组合在一起爆炸出这个时代的普遍现象，“为了抓住机会而不顾一切随心所欲的自私自利者”。这类人的出现也是因为技术的大爆炸、学术学科的普及化等一系列问题带来的结果，“酒香不怕巷子深”已经成为了过去。我们有的人有很强的专业性，但因为没有机会而被时代的各种信息淹没。技术大爆炸导致信息的广泛传播与不断的溢出，每个人都在产出相应的内容，但资源范围有一个恒定比，想让更多的人看到就要有一个又一个的机会。争夺机会时周围可能会有成百上千的竞争者。如何搏杀而出?但凡有一些姿色货有一些背景资源的都想抓住一个又一个的机会，在那里才有更多的钱、资源人脉与所谓的“破阶层”。“无耻的机会主义者”这个命题是一个哲学命题，对它的研究能产生诸多不可思议的效果，对整个中国社会与整个当下时代的描述也会越来越清晰可见。知友“达达”认为：陈丹青说的活在今天必须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机会主义者才行，其实也就是“天时”，也就是我们的大环境。后面还说你得足够无耻，足够勇敢，我不带贬义。我估计他也确实是站在不带贬义的角度上，只不过这几个形容词用的不太好，要是换几个含蓄一点的词，就不会招致太多的“非议”。纵管历史也是这样的，其实所有英雄豪杰、历史名家，都是相应时代的产物。没有乱世天下，哪来秦始皇一统江山;没有兵荒马乱的动荡，哪来的百家争鸣群发思想;没有炎黄帝制，哪有儒家思想的大道其行;没有大汉江山没落，哪来曹操称雄称霸;正所谓“乱世出英雄”，回到我们个人，我们也讲究一个“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即使你在有天赋，放错了位置，也只能错过，最后无声的消失在历史的车轮里。有时候连英雄只能感叹“生不逢时啊”。竞技体育，是一个最具有拼天赋的成年人游戏，即使你拥有者傲人的天赋，又站了职业的巅峰，可是如果你存活在错误的竞技时代，你的命运也只能是淘汰。就像现在的NBA,小球时代，就是不停的比着投篮，如果把姚明放到这个时代，估计多半的命运只能是回国发展，在NBA连立足的可能都没有，更不用成绩啦。斯蒂芬库里，已他的身材与这种飘逸的打法，放在当年那种中规中矩的比赛中，你可能连上场机会都没有，然而现在的他是超级明星。回到陈丹青的话中，我们确实是生在了这个非常优秀的机会主义者的社会氛围中，只要你拥有足够的高度，就是被万众瞩目，不管你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还是站在垃圾堆上面。只要你会挣钱、能挣钱，不管你是卖假货的，还是违法乱纪的，你都算站在“风口”上，被金融界人士称为挣到了“企业的第一桶金”。什么“道德节操”、“思想高度”，都必须等有钱了看心情之后再说。所以我们总是觉得有时候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感叹自己的才能不会被发现，并不能为此谋生，痛苦自己不能挣钱。这也可能是定数吧，“万般皆由命，半点不由人”!知友“米兰的小海盗”认为：如果不能具体定义，我感觉我们每个人似乎都是机会主义者的一面。比如：站在风口猪都能飞;选择大于努力;顺势而为，至少很多人都是认同的。不过话说回来，我重新又读了一遍这段话，我在想当时为什么我觉得挺有道理并点赞了呢，当时也有一些泛泛的理解与自我对照吧：以我的性格在这个时代，一败涂地，我自己性格也是有很大问题，经常觉得自己很失败。活在今天必须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机会主义者才行，你得足够无耻，足够勇敢，我不带贬义。似乎在说要懂得钻营取巧，脸皮要厚无所顾及，良心是财富的大敌。我们的成功都不是靠我们的业务之外的人际关系做到的，可是今天太重要了，几乎是决定性的。搞关系逢迎?但是说这是决定性的我似乎不敢苟同，我觉得无资源无关系无背景也不是不可能成功，互联网、新媒体、电商等等也给了很多年轻人机会。知友“清风白浪s”认为：“机会主义者”与“勇敢”没错，世界高度不平衡，充满价值泡沫与价值洼地，科学冒险可能有超额回报，“无耻”可能不一定。

　　陈丹青曾说：“所谓教养、所谓礼貌，全看小事情。”较之于其假大空的道德虚无主义倾向，这个视角还是能接地气的。比如，在开往北京南站的高铁G334次列车上，一个中年男子霸占了年轻女孩原本靠窗的位置，女孩拿着证件去与他交涉，这哥们直接瘫坐在椅子上耍起了无赖。他先是趾高气昂地对女孩说：“谁规定一定要对号入座?”进而蛮不讲理地给了女孩三个选择：“要么你自己站着，要么你坐我那个座位，要么你自己去餐车上坐去!”面对列车长与乘警的劝说他索性直接装起病来：“我站不起来啊，你给我找个轮椅呗!”最终，他在这位子上一直坐到北京才下车。但更让人意外的是，“知乎”网站有知友扒出这人竟然是某高校的在读博士，教养真的与学历无关!《人性的弱点》一书中有这么一段话：“只为自己着想的人是无可救药的，也是不会受到教育的。他们是没有教养的人，无论他受过什么样的教育。”一个人哪怕读了再多的书，只要没有教养就无异于空有一副皮囊而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陈丹青凭什么例外?还有那个靠怼郭德纲而走红的交大博士，一上台就盛气凌人地要将自己的书送给郭德纲并嘲讽他会看不懂，书中更是毫不客气地写着“看懂难，应用更难!咀嚼咀嚼!”没教养的人往往会完全以自己为中心，不会为别人着想而永远以自己的利益为重，甚至会把自己的没教养当做光明正大伤害别人的借口。比如，唐山几位民警在处理一件交通肇事案件时被一个女子拦住了。该女子指着民警大骂：“你们是人民公仆，是我XX养着你们……”民警反复解释：我是人民警察，我们在执行公务!但该女子继续大骂，还扇了民警足足9个耳光。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比如“电梯劝烟猝死案”：河南的杨先生在小区电梯里劝一个老汉不要抽烟，老人情绪激动而心脏病发作离世。老人的家属把他告上法院索赔40万巨款，一审时法院酌定杨先生赔偿1.5万。家属继续上告，但二审的结论是“劝烟者无责，不用赔钱”!判决一出，大快人心!“电梯内禁止吸烟”几个大字看不见吗?好人在维护社会秩序，破坏规矩的人却振振有词要“尊严”?!为了自己的“尊严”而猝死，家属居然有脸把好人告上法院，还恬不知耻的反问“凭什么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抨击他?”“我老我有理”、“我弱我有理”、“我死我有理”等“伪道德婊”祸害社会道德体系久矣!法律暂时遇到死角时，道德就是人与人之间唯一值得信任的纽带。2006年审判彭宇案的法官曾质疑：“不是你撞的，你为什么扶?”该案的重点不在于审判结果而在于此事后续的影响，网舆称之为“中国道德滑坡的里程碑事件”，甚至开启了中国老年群体最为畸形的“碰瓷业”。2018年江西某中学三位学生在路上扶起一个摔倒的老奶奶却被索要10万元住院，幸亏路过的两名大学生帮忙查看监控才避免了狮子大开口的讹诈。问题的要害不是好学生受到了表扬，而是坏人除了被批评就不必再付出任何代价了。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学雷锋教育被一个彭宇案一夜打回解放前，国人从此被迫变得越来越冷漠，整个神州大地的教育风向都变了，所有的父母都不得不叮嘱孩子不要扶人，所有的老师都不得不叮嘱学生不要做好事。“好人没好报反而受惩罚”的悲剧一再重演，中国公共社会道德倒退何止三十年?文明的标志是道德而不是法律，孔子以道德立儒学何罪之有?毛泽东倡导学习雷锋何罪之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毛泽东打倒的是孔子还是被董仲舒阉割的“孔家店”?!古圣先贤在前，史笔千秋在后，重塑中国近五千年的社会公共道德迫在眉睫，陈丹青等“饱学之士”率先垂范了吗?

　　雨果曾说：“普遍的道德是社会的基础，普遍的良心是法律的基础。”陈丹青认为：“如果你没有背景，还要选择做一个好人，几乎肯定会落入社会底层，哪怕你才华横溢，哪怕你有真知灼见，社会的筛子会把你筛落掉。越是循规蹈矩，刚正不阿，天性善良的人，越容易被淘汰，你所有的优点会成为竞争中的劣势。”陈丹青认为“奴才心态永远只知道顺从、奉迎、巴结而不懂得反抗”，所以曾发微博自称是“资深奴才”，而且字里行间里都充斥着他的满足与自豪。陈丹青的博文《闲话“资深奴才”》的评论下有一段话：“如果说他‘看到的都是奴才’及他说的‘一眼望不到边的奴才’是一种怒其不争的愤世嫉俗，那我想即便他言词激烈也算得上是性情中人。但当他说‘我本人是资深奴才’之时，那种愤世嫉俗就犬儒化了——‘资深奴才’已不再是对奴性的批判而是一种身份的认同与宣示了。”陈丹青的这段话存在至少两方面问题：一是把社会丑恶现象绝对化而失去了客观性，从而引起一些靠自己努力的成功者的反感，中国也是有很多人凭自己努力成功的，比如全国人民都曾在乎高考那种独木桥;二是面对一种社会丑恶现象时评论者应该告诉大众反抗丑恶之道：只有大家都坚持善良不向邪恶屈服，社会才能和谐安定。陈丹青此论则是在宣扬做恶人的必要性，国人常说“坏人猖獗是因为好人的退缩”，而陈丹青此论则是告诉世人遇到坏人要退缩甚至同流合污!如果国人都对坏人退避三舍，神州大地会变得多么可怕?!陈丹青连自己都没搞清楚是该批判社会丑恶现象还是该宣扬颠覆社会基础、扰乱人心、制造社会矛盾的歪理邪说。陈丹青的演讲充斥着故作深沉的卖弄，十分浅薄且缺乏自信，根本不像是一个有学问、有教养的饱学之士。懦弱、奴性的读书人有可能将他的这种歪理邪说奉为圭臬，但这恰恰是陈丹青式无耻的最大危害。当今中国越来越多的“成功人士”不再爱惜自己的名声而以公然抖机灵编荤段子为荣，直至不负责任的看似深刻而实则有毒的“笑话”也能登上“成功学”的“大雅之堂”!“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孔子这句话错了吗?“公知”在当今中国变成贬义词也与其最风光时散布的很多去道德甚至反道德的歪理邪说有关，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汶川大地震后“范跑跑”激化的社会公德之争。经过“公知”们的“争鸣”，“自由”变成了“自私”且被其视为最大的“人性”，而“责任”却变成了“枷锁”、逃跑者变成了打脸伪君子的“英雄”，为保护孩子而牺牲的老师是不仅傻，而且违背了最大的“人性”……“人性恶”由此而被展示得淋漓尽致并被以“公知”们果然灌输给国人，于是反道德成了“时尚”，学者“秋风”的《反道德的道德优越感》一文专门批判这种现象但应者寥寥。现在国人常说的“道德绑架”一词也是从那时起被陈丹青等“公知”炒作的，反对“道德绑架”或反对挥舞“道德绑架”这根大棒的攻击者都没错，谁敢说“占领道德洼地”不是反文明的?!

　　我的一个博士同学曾拉群帮另一个博士同学炒房，聊天过程中提及2017年他的老家驻马店的一起交通事故，尤其是那个被碾死的女青年暴尸街头却无人敢扶。关键是我的这个博士同学接着提及的另一个段子：某男青年当街扶起一个跌倒的老人并送去医院，老人的女儿闻讯赶来，这个亲爹当面让她以后多向这位男青年学习，但这位男青年离开后老人又对女儿骂他是“傻X”，让女儿以后离他远点!我的这个博士同学曾“坦言”农村来的女大学生不谙世事而容易被骗上床，然后煽动别的同学一起去找她们“钓鱼”，我因此而与其交恶。多年后我被别的同学拉群炒房，但我的这个博士同学的这段话让我彻底将其拉黑了。我是不是像我的这个博士同学后来到处宣传的那样有“假惺惺”?我曾举报某大学老师以党员的身份对党团员师生募捐却又以基督徒的名义“布施”给弱势群体，到底该信仰有神论还是无神论姑且不论，如此在共产党与基督教之间首鼠两端至少是有道德问题吧?!但某党委书记曾为此而反讥我有“假惺惺”之嫌且逼我出局，“假惺惺”的到底是谁?归根结底，道德虚无主义在当今中国还是个别现象吗?

　　“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包括粉饰道德虚无主义的陈丹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