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全球化”能否迫使国内外各种版本的内卷者摁下暂停键?

　　在现代社会，每当有全局性、高风险的灾难爆发，人们总是会关注国家政府的行为。德国学者扬库认为：如果一个政权没有行之有效的赈灾政策，便会直接影响其政权的合法性与持久性。但这首先就意味着人们要对政府抱有这样的期望，而在很多传统社会，普通百姓大抵都是以宿命论的态度来对待降临到自己头上的灾荒。即便在欧洲，也是直到近代，频繁出现的重大灾难与逐步高涨的纳税人权利意识同步，才迫使政府承担起越来越多的公共职责。在这个方面，中国政治显得相当早熟。尽管传统中国社会在遇到一般性灾情时也通常以基层社会的自我施救为主，除非特大灾情消弭了民间所有的救灾能力，但国家从极早的年代起就在赈灾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这对应着中国人对“天”的伦理期待：国家与天子作为“天”的代表，应当也必须扮演好拯救者的角色。这些国家层面的实践经验，甚至比近代欧洲更早，乍看起来似乎是相当“现代”的，也因此使法国学者魏丕信深感兴趣。清代官员方观承撰写的《赈纪》一书对1743年至1744年直隶大饥荒官方施救活动的翔实记录，清楚地证明了清代官僚体制在赈灾活动中的效率与有效协调能力。在这里，重要的不是这些灾难本身，而是如何应对灾难。正是在这样的极端事件中充分体现了政府对自身角色的认定及其能否展现出组织、效率、灵活性与稳定性，直至充分暴露政府的治理能力的固有局限。对中国这样一个农业文明悠久的国度威胁最大的两种灾害就是洪灾与旱灾。洪灾有爆发的突然性与破坏性，但在水土流失尚不严重的年代，它的持续时间通常不长，范围也不会太广，要担心的常常倒是灾后的疫病流行;旱灾则相反，对水利之外的基础设施破坏有限，也并不突然，但有可能持续长达数年，波及数省乃至更广的范围，而等到人们陷入困境时，甚至已来不及施救，造成的社会影响之深远往往大大超过洪灾。这就是为什么历来的官府都更注重对旱灾的救援，相关的组织活动也远为精细、有效。魏丕信已相当清晰、理性地梳理了清代官僚体制在救荒时的种种举措：如何阻止跨地域的流民潮、如何组织粮食救援，而在发放食物时，又如何按需求水平来划分灾民的受灾程度，尽可能地分配给最急需的人。他也清楚地意识到，这样的国家干预，势必对原有的社会结构产生影响，因为直接干预就意味着国家成了底层农民的庇护人，而这就会潜在地鼓励佃农的抗租行为，损害当地士绅的利益;与此同时，国家又不得不鼓励这些“士绅”救济灾民的善举，因为在没有足够的财力、物力与警力的情况下，低成本的有限干预才是可取的做法。这种士绅与国家合作也是最可取的，因为如果社会的秩序崩塌，他们将比国家遭到更快更致命的冲击。这些都折射出中国作为一个庞大政治体的复杂处境：虽然国家权力在理论上是全能的，但妥协是现实中明智的做法，因为承担起所有职责是不堪重负的，而且民间的自救因为不靠那么多官僚层级则更为迅速及时。另一方面，虽然士绅看上去代表着社会力量，但其实他们也同样“习惯于从国家角度思考问题”。这既可能是因为儒家观念深入人心，也可能是因为在中国的传统中，只有从“公”的名义出发，才能将自己的“私”利予以合法化。国家则要保持两者的微妙平衡与整体一致以确保社会自组织的施救力量被纳入官方的轨道，而不至于成为挑战自身的自发组织。在这个方面，清代政府相当成功。尽管1820年后国家财政恶化、治理水平下降，直接干预能力也转弱，但它仍然成功地让士绅承担起了职责，而无须向他们让渡权利。不仅如此，事实上是国家力量在救灾中更进一步向下渗透，逐渐接管了地方精英的乡村控制权。通常情况下朝廷的做法是授予功名爵位后承认民间的救灾举措并将其纳入制度化的轨道。典型的如1671年的赈灾中嘉定、宝山等县在乡镇一级设立20多个粥厂救济灾民，这本来是基层出于赈灾管理的需要而自发产生的组织，但随着救灾成为经常性的社会事务，这些组织也常态化了。到了乾隆末年，越来越多的乡镇公务被“厂”接管，逐渐演变成了事实上的地方行政区划，直至1900年的江浙士绅的庚子救援仍可看出这种社会自救依赖于官方承认并随时会被把控干预的力度与范围的自由裁量权。作为一个官吏数量、财政收入与动员资源都有限的前现代政府，它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魏丕信认为，这是因为康乾时代的清朝体现出： “一整套严密的规章制度为基础，经有关官僚机构付诸实践的相当复杂、技术性相当强的运作”。既然如此，他很自然地认为，1820年后国家的赈灾能力每况愈下，是因为放弃了这一套一度让它成功的制度，无论官员素质还是组织经验均出现下降，而让位给地方精英与市场机制，却未能控制其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从表面上看，似乎历史的发展的确如此，但其病因却不在此。政治学家邹谠在分析近代中国政治时，曾有一个发人深思的断言：正是那些曾带来成功的因素，造成了后来的失败。这话在清代救灾史上也适用，当社会还相对简单时，那一套看似精密复杂的官僚体制，确实能应对好出现的灾难;但当社会越来越复杂时，这套静态的制度就会逐渐难以应对不断涌现的问题，而此时，正因为它原先太成功了，反而更难以动态调整，实现新的范式变革。要理解这一点，恐怕有必要先超出清代的范畴，来理解下“救灾”对国家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此首先应明确的一点是：传统中国对“救灾”的看法与现代人习以为常的理念有着相当微妙而重大的差异。现代人也许会想当然地认为，救灾最重要的当然是人民的生命财产。但余新忠的《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书通过对1823年水灾的研究发现：“国家的荒政重济而轻救，国家对灾后赈济的规定至纤至悉，而对灾患发生时人民生命与财产的抢救则既无规定，也少行动。”这似乎很奇怪，但其实却不难理解，因为传统中国对灾荒的重视，其根本目的并不在于“拯救生民”，而在于担忧灾荒导致的社会动荡。正因此，在具体举措上，也未必着眼于迅速有组织的施救，而注重维持社会安定，让活下来的人有活路，避免激变灾民。这就是为什么清代历代帝王都无不强调“省刑为荒政之要著”，而沈括《梦溪笔谈》中谈到1050年吴中大饥期间范仲淹还敢宴游湖上，因为这给贫民创造了数万生计，甚至美谈为“荒政之施莫此为大”。在传统宗法社会，因灾荒而大范围迁出的流民，与户籍制度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一旦暴力求食，“流民”转变为“流寇”，将对统治造成极大威胁，这才是清代官僚体系极为关注救灾的真正动因。平心而论，这样的政治考虑自有其合理性。1845年至1849年爱尔兰大饥荒时英国财政部官员屈维廉下令停止救济，理由是“避免人民习惯于依赖政府”，他在期间辩称：“政府没有任何责任来保证粮食供应或是提高土地生产力。”结果是灾难性的，最终80万人饿死，在爱尔兰人心目中播撒了对英国政府不满的火种。但政府应承担什么职责?能承担到什么程度为止?如果当时英国的问题在于政府只愿承担有限责任，那么清代的问题却是官府承担起了无限责任。看起来矛盾的是，国家的行为最终造成了自己的困境。在很多国家，宗教组织都在灾荒时扮演重要角色，但邓云特《中国救灾史》、冯柳堂《中国食粮政策史》等，却都对佛教参与的救济只字不提，中国人早已习惯了把政府视为最终的、乃至唯一的靠山。台湾学者黄敏枝指出，宋代因为高度集权于中央，地方财赋收入全部解送朝廷，不像唐代地方财政还有留州、送使、上供之别，其结果，从宋代起，地方政府在度支经费不足的情况下，“很多建设皆因地方财政窘迫需要责成本地之士绅或宗教团体来担任其事”。不难设想，这本身就削弱了地方社会的自救能力，迫使人们在面临灾荒时更依赖官府出面。在各地相对自足的年代里，这还不至于造成大问题，但到明清时代，就越来越积重难返。一方面，随着人口的增长与多余的荒地减少，整个生态环境的缓冲余地不断缩减，灾害的发生频次与范围都在升级。在宋代以前，每当灾荒时，有时朝廷还会组织灾民去异地“就食”，但明清时往往是他处也不宽裕，而户籍制度更严，受灾人口更多，大规模灾民流动的政治风险也就更高了，只有像东北这样的少数地方还能收容难民。在这些复杂因素的交互作用下，系统压力逐渐累加到难以承受的地步，再加上吏治的腐化，因而明代自1449年后国家荒政而同样渐显不力，“天下多事，民始觉困”。清代重蹈覆辙绝不是偶然的，《天有凶年》一书认为清政府“特意提倡民用仓储与大众福利自有其特殊原因”，因为它作为一个征服王朝，更注意将抚恤民众的“仁政”作为自己统治合法性的来源。在“永不加赋”的祖制下，清代人口增长更快、土地开发更深入，社会经济环境的缓冲余地更小，如果政府还不注重培育民间的自发自救力量，就更加剧了自身的困境。晚清时《北华捷报》就发现，灾荒常常发生在“政府忘记了自身所属的正当行动范围，从而与自己的民众竞争的地方”，这恐怕是因为，在这些地方，民众往往都“站在齐脖深的水中”，连一阵细浪都无法抵御，这反过来又使他们更依赖国家。这样，救灾政治最终造成了一种无法摆脱的“内卷化”态势：不断地密集投入，效用却在递减，无法实现顺利转型。再精明有效的官僚组织都无法抵挡这样不断的累积效应，一旦这累积到超出政府处置能力时，溃烂就开始了。一定的放权与市场化已不可避免，但这往往来得太迟、做得又太少、改动又太难。到了晚清，多灾多难的年代开始了。1876年至1879年的大灾荒造成华北950万死亡。西方观察家保罗·波尔认为：“中国政府认为饥荒是不可避免的事，是自然界运动的必然结果……政府只是考虑一旦饥荒发生了如何赈灾，而没有考虑如何铲除产生饥荒的原因。”确实，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要做到这一点则意味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整体变革。

　　随着新冠病毒“全球化”，有关“内卷”的口水文越来越令人反胃。关键是在搞清何为“内卷”的基础上，区分“好内卷”、“坏内卷”。如若不然，再有人似是而非地谈“内卷”，可让TA“卷回去”。“内卷”成为热词，出现了许多似是而非的解读。比如，农民精耕细作、学生发奋读书，提高了粮食单位产出，学到扎实的本领，属于经济学意义上的“帕累托改进”，但从社会学的角度上看，精耕细作提高了粮食生产的劳动力成本，发奋读书让大家为有限的录取名额拼命，都属于“内卷”。不妨这样假设：符合帕累托改进的“内卷”都是“好内卷”。否则，农民广种薄收、学生比赛无知，人类社会将滑向何处?除了帕累托改进，还有一种有积极意义的资源配置方式，而且还是“外卷”的，其效果是得者所得大于失者所失，整个社会或人类全体受益。比如欧洲人占了印第安人家园，让欧洲、北美率先实现工业化，又通过上百年的殖民、侵略打破其它国家民族的内卷。再如中国制造崛起，增加了劳动力成本高的国家的就业压力。总体而言，欧洲人殖民美洲、中国崛起属“得者所得大于失者所失”，但前者是血腥的，后者是和平的。总之，“内卷”“外卷”与是否帕累托改进没有关系。爱丁顿爵士认为，熵增原则是自然界所有定律中至高无上的。薛定谔则认为：“人活着就是在对抗熵增定律，生命以负熵为生”。大肠杆菌包含数百亿个原子。这些碳、氢、氧、氮原子有机地组成一个可新陈代谢、可繁衍后代的小生命，在局部实现了熵减。动物群落、人类社会的本质也是熵减。人类社会的演化是按熵减方向“逆天而行”的，从洞穴里小小的一群到部落，从封建小国到大帝国，从民族国家到全球一体化……生命是一种“自组织耗散结构”，即在开放的、远离平衡条件下，通过耗散从外界获得的能量而形成的有序结构。狼要吃肉才能活下去，不然就会死，组成其身体的分子、原子将从有序变为无序，重新分散到大自然当中。在狼的追逐下，羊一代比一代跑得快。同时，狼的数量也在增加。结果，狼累死累活吃到的羊肉越来越少，这就是所谓的“内卷”。狼希望别的狼不要做“奋斗逼”，别把羊刺激得越跑越快，睡醒伸个懒腰，抬爪就能摁住一只大肥羊才好。言下之意，宇宙欠它一条安逸的狼命。实际上，狼逆熵增而生，它欠着宇宙一条狼命。在中国有文字可查的历史中，造成半数以上人口非正常死亡的灾难有八十多次。离我们最近的一次是一战乱结束时，侥幸活下来的10后、20后、30后们大喜过望;他们的后代，40后、50后、60后几乎没经历过战火，会觉得活着是理所当然的事;后代的后代(70后、80后、90后……)发现只要奋斗就有很大概率过上好日子……渐渐地，开始有人认为没有必要奋斗，宇宙欠TA富足的生活。讨伐内卷的口水，至少有一半是这些人吐的。近代西方二百多年经历代价惨重的战争，但总体上呈现的是持续性的、累进性的、长期复利性的经济增长。从地理大发现、殖民，到资本输出、美元霸权，这些因素难以再现。中国改开四十多年也呈现了长期复利性增长，人口红利、环境红利、全球一体化红利，还有城镇化、教育普及，这些因素能否再推动中国四十多年的高速发展?经济发展可分为“内涵式发展”与“外延式发展”，前者大概率伴随所谓的“内卷”，后者常被认为粗放、摊大饼、发展质量低、不可持续。“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中国文化推崇内涵式发展。公司主要靠外延式发展就是不成熟的，尚且处于外延式发展的个人要么是学生要么是职场新人要么刚换跑道或另起炉灶。在外界输入的物质、能量、信息趋于枯竭的情况下，先内卷再找出路才是理性的。“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内卷不可避免，唯有区别“好内卷”与“坏内卷”，发扬好的、摒弃坏的。农业文明是摊大饼，只要地盘能不断扩大就能避免内卷。工商文明以内卷为目标，人力、技术、资本向中心城市聚集，纽约、巴黎、伦敦、东京、首尔……这些巨型城市经商、生存成本高，空气质量差，拥挤、喧嚣，凭什么令人 趋之若鹜?周其仁教授总结了四点：需求聚集导致分工深化;人口集聚降低信息成本，节约基础设施投资;知识生产依赖多样化人才集聚;集聚还降低高度分工与技术进步带来的风险。按周教授的意思，现在内卷得还不够。城市不能比赛“摊大”，要先建设好一块地方再扩展，先把一个杯子装满再溢出。曾高喊“逃离北上广”的“打工人”不知有多少又回到北上广重新加入“内卷”。“好内卷”大致有三类，标签分别为：天、地、人，即对自然资源极致利用、对精益求精极致追求与对更高、更快、更强的追求。“天字号内卷”指充分利用大自然赐予的资源。随着中国成为制造业大国，石油、煤炭，水、木材、铁矿石……各项资源全面吃紧。2020年中国煤炭产量达38.4亿吨，还是不够烧，又进口了3亿多吨;原油产量1.95亿吨，远远不够烧，进口5.4亿吨;2020年中国钢产量达13.25亿吨，进口铁矿石11.7亿吨。所以，在节能减排领域要狠狠地内卷。“地字号内卷”指高效利用生存/生产活动的载体，即土地资源或高度内卷化是发达国家/地区的标配。从江浙农户的精耕细作到以色列的设施农业，都极大提高了单产，让有限土地承载更多人口。日本国土面积37.8万平方公里，2020年GDP为4.9万亿美元;德国国土面积只有35万平方公里，2020年DGP为3.8万亿美元;俄罗斯面积1710万平方公里，2020年GDP约为1.6万亿美元。中国历史上内卷最严重的地方无疑是江、浙。今天的苏州，面积0.87万平方公里，2020年GDP为2.02万亿;吉林、黑龙江面积分别为18.7万平方公里、47.3万平方公里，两省GDP分别为1.23万亿、1.37万亿。日本内卷化程度高于俄罗斯，江浙高于东三省，看看各自的经济发展程度，还有多少人认为内卷是贬义词?江、浙、日本农业以精耕细作驰名天下，以色列更是做到极致;日本、德国的“工匠精神”的故事听到耳朵起茧子。粗放从来不是成功之道，要练就螺蛳壳里做道场的内卷功夫。欧洲人内卷了一千多年，从经商、务农、放牧、打仗到组织能力全面领先不内卷的美洲原住民，结果大家都看到了。“人字号内卷”指人类的自我完善。奥运会、世界杯，没有一个项目、一块赛场不是内卷的。跑100米，为了比你快百分之一秒，多少辛劳与汗水都可付出。与“好内卷”相反，“坏内卷”不能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不能提高产品/服务品质、不能让人类自身更加完善，是形式主义无用功，往往令人隐入“囚徒困境”。商业竞争中，疯狂的广告战、价格战、补贴战，人人都打的结果等于白打。职场竞争中，特别是学术圈，出现比学历、比发表论文数的过度竞争、无序竞争。以上种种“坏内卷”，靠外力才能摆脱。好内卷要狠狠鼓励，坏内卷要坚决抵制，不能“好内卷”与“坏内卷”一起反，不能让“反内卷”变成懒惰的遮羞布。

　　“知乎”网站有一问：“如果社会停止内卷，会发生什么?”知友“张继”认为：社会内卷是一个中性的现象，社会本身会自行内卷，但只要阶级存在，人为的过度内卷就永远不会停止;如果社会不发生内卷就会出现浪费或过度消耗。适当内卷反而符合社会发展。知友“天方夜谭”认为：社会停止内卷就是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了。知友“我问问”认为：回到原始社会，灾荒年人食人之类。“知乎”网站还有一问：“如果停止内卷社会真的会变好么?”问者如是提示：“我知道对于个人来说确实剥夺了太多的自由与健康，但对社会企业而言不是真真正正的促进了发展吗?科技创新快速发展到外卖快递的速度越来越快都与内卷没有关系吗?对于学生来说如果自由时间更多了那不会拉大贫富的差距么?”知友“为谁零落为谁开”认为：主要看谁内卷。如果是工厂内卷，工厂之间比更好的管理，优胜劣汰，把厂子做起来，就是好的内卷。如果是资本家内卷，资本家攀比谁给消费者的商品、服务最好，就是好的内卷。如果是企业管理者、hr之间的内卷，为了招到人不断的提高工人的福利待遇，就是好的内卷。如果是候选人之间的内卷，为了获得代表的支持，争取做的最好，否则就落选，就是好的内卷。他们之间的内卷，能让底层获得更多的优待，并且为了获得底层的认可，不断优胜劣汰，变得更棒更好。知友“Sican Tsou”认为：内卷只是进步方向错，但不进步就大错特错。知友“撕乎撕出你的故事”认为：个人感觉这是一个悖论，停止内卷意味着无数的事物同时会停滞，从而让社会发展脱轨或急刹车，大概率是坏事。知友“云淡风轻”认为：这个事挺简单。草原上一群羊，这里很不和谐，群里的公羊，见面就干架，没见面找着去干架，某个时间段，不吃饭拚命干架，这里延续了很久。有一天有个天使路过，觉得不好，告诉群羊，公羊不要干架，找一头母羊一夫一妻，和谐生活多好，群羊觉得天使说得对，于是羊群和谐了，没有内卷。公主与王子结婚后日子也会有难度，王子要挣钱还房贷，公主要照看两个孩子，还要生三胎。同样，那个和谐的羊群好日子没多长，就发现问题了，公羊不干架结果没有头羊了，羊群也不团队了，一遭狼攻击就溃散，公羊不干架，体质也不行，小羊羔也大多病死了，小羊羔出生成活率急降，没多少年，羊群就没了。一天，头狼看看没有羊群大草原，再看看由于使劲吃羊而急剧扩大的狼群，只能沉默。几天以后，狼群就互相干架了，不干死别的狼，自已就饿死，时间不长，除掉几头出国的，狼群也没了。后来那个天使路过，看到美丽的草原多么宁静。知友“哈里斯”认为：内卷是走向繁荣还是走向毁灭，这是一个社会综合实力的结果，一个社会缺乏足够的进步能力与必要的条件，内卷是负面的，反之，一定程度的内卷也可促进发展，早年的华为不就是为了避免内卷才奋力开拓新市场发展新技术吗?当然，字面意义上的内卷一定是负面的，但这个东西到底是对社会有怎样的意义，只有站在上帝视角才能看清。知友“知乎用户”认为：社会企业发展实际上与你关系不大，权贵资本家吃香喝辣不代表你能跟着吃香喝辣，实际上你跟着喝口汤都够呛。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人们也很有激情，为了国家而战，但上了战场，在泥泞的战壕里摸爬滚打久了才玩明白，自己到底为了谁在玩命。内卷与社会发展其实是不能划等号的，内卷往往是经济走下坡路的信号。日本的内卷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而日本经济在20世纪60年代末就有泡沫了，日本第一次人口爆发那一批人很努力，没人说他们内卷，因为努力就能得到回报，所以是值得的，后面变内卷，因为大家努力没有成正比的回报。这里还是想吐槽下，日本与奥运会真是八字不合，一次因为打仗中止，一次奥运会结束后经济出现停滞，还有一次蹦出来个科罗娜……下次申奥麻烦吧日本人踢出去靴靴，说的就是1964年东京奥运会与它带来的不良后果。日本为了筹办奥运会投入了大量资金在公共事务上，建筑业，服务业等行业迎来发展春天，大量投资铸就了“奥林匹克繁荣”，但奥林匹克结束后迅速进入了经济萧条期，用工缺口与企业倒闭比比皆是，就这时泡沫就出现了。随着大量企业倒闭与赶上第二次人口爆发，日本从用工荒变成了工作荒，那时的日本人还是20世纪60年代老思路，努力就有回报，于是他们为了“不输在起跑线”上而从小就在努力，跟现在的衡水中学似的。这批人毕业后正好是用工荒结束时，工作开始变得难找，从小就努力的他们自然也觉得自己“不够努力”，开始恶补业务能力，结果就是你努力我也努力就等于大家都没努力。最后大家都有目共睹，日本在泡沫经济中轰然倒塌，那批最努力的人变成了“失落的一代”，努力就能得到回报?那得分情况。这时可能有人会说，这样的例子不就正好说明停止内卷的危害性吗?实际上内卷与日本经济泡沫息息相关，内卷就像一台刹不住的车，而泡沫则是阻止他停车的路障，只有内卷这台车把泡沫的路障砸的稀碎，它才会停止，因此是泡沫破裂导致的内卷停止。中国最初了解的“日本经济奇迹”大多是日本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有多么自负，谁会在乎那些整天在大楼里加班到深夜的社畜呢?当他们在凌晨陪中年领导灌下一瓶又一瓶啤酒后，独自走在无人的街道吹着清凉的晚风抬头看着这灯红酒绿的街道，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自豪感是否能为他赶走应酬的疲惫与生活的迷茫呢?很多人吹捧一个时代的强大总喜欢拿特权阶级说事，无非就是他们生活有多么奢侈。有人吹捧他的朋友有多厉害，好像自己也很厉害似的。有人吹捧他们老板开劳斯莱斯，好像自己骑的共享单车也是劳斯莱斯似的。但与你有半毛钱关系吗?日本当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国家强大了为什么人民反而虚弱了?再把历史书往前翻翻，那些帝国主义国家，它们有强大的军队，有殖民地持续输血，日不落帝国全球殖民地吸血，他们劳工的生活条件貌似也没提升多少。内卷代表泡沫，你只要知道一点，只要是泡沫，它就必定会爆破，只是时间问题，内卷程度越高就说明泡沫越大，企业与社会发展的前景只剩下压榨这些社畜了，如同饮鸩止渴，哪天压榨这些社畜的血汗都无法阻止泡沫破裂时，泡沫就会真的破裂了。发展快也是好事，但发展太快则会野蛮生长，靠什么发展这么快的不必说破，某些累死人的企业发展是挺快的。“步子大了容易扯到蛋”，既然泡沫迟早会破裂，早破总比晚破好，因为泡沫越大，破裂的威力就越大，你可选择无视它，但不代表它不存在。“知乎”网站还有一问：“能否避免内卷，或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能停止内卷?”问者如是提示：“最近总是在各个平台看到内卷的身影，感觉好像内卷是一个不可逆的恶性循环。”知友“我问问”反问：你想回到灾荒年易子而食?知友“说实话有罪吗”认为：内卷从人类社会诞生便有了，只是我们现在完全能终止内卷。优质资源太少，但人人都想当“人上人”。优质资源为什么少?因为生产力做不到人人躺平的地步。但现代科技生产力已完全可让每个人舒舒服服的躺平了，吃穿出行这种工业产品，你要多少给你造多少出来。那怎么还有内卷?因为优质资源被垄断了，非得让大家平民内卷竞争把能把原本该是你的东西拿回来，就是这么简单。知友“书生”认为：除了自已其他的都控制不了。

　　“打工人”如何在疫期避免被内卷?第一，反内卷前，先学会自我分化。家庭治疗师鲍恩提出的“自我分化”一词，指的是将理智与情感区分开的能力。反内卷前，首先要学会自我分化，跟随理智而非情感。避免将“不加班=不努力”的观念带入到自身行动中。不去评判他人，也不要在意别人对你的评判。第二，明确目标，了解自己该要什么。很多时候“打工人”被内卷是由于自己没有明确的目标，导致盲目跟风，别人做什么你也跟着做。因此，在这之前，首先要明确个人目标，并在下次“跟风”前，停下来问一问自己：这是实现目标必需的吗?第三，保持能随时“暂停”的能力。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很多人习惯将时间排得满满当当，无限压缩休息时间，认为这才是高效的表现。但实际恰恰相反，如果没有暂停的能力，工作长期超出个人能承受的强度，不仅对身心危害极大，对工作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将“休息”写进待办列表，保持能随时“暂停”的能力很重要。第四，掌握“智慧摸鱼”的小技巧。身处内卷的大环境中，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本与底气向内卷说“不”。因此，“智慧摸鱼”是介于“积极内卷”与“消极躺平”之间的中庸之道。当然，不是真的让你在上班时间摸鱼，而是在不得不“演戏”时，调整心态，战略性放弃无意义的追逐。第五，左手工作，右手副业，斜杠人生可以有。内卷日趋严重的当下，即便将所有时间与精力用于工作，但等过了35岁的职场枯荣线，遭遇工资缩水，被企业裁员的人不在少数。因此，多个选择傍身，多份收入来源，既是反内卷人的底气，也是不稳定环境下的积极自救方式。第六，减少机械性工作，做有复利的事。“复利”指的是“利上有利”的现象。用在工作中，是指让现在做的工作，在今后可形成复利积累。比如通过有意识地钻研技能、收集自身成功案例等方式，获取重复收益，进而推动今后的事业发展。第七，跳出内卷怪圈，尽快在换道超车。当今社会，蓝海并非没有，不一定非要与一群人在一片红海中死磕。熬不住前公司的996，辞职回家乡创业，日子未必不会风生水起。另一方面，像收纳整理师、直播运营师等各种新职业的兴起，同样也多了不少的选择。因此，与其在内卷大军中血拼，不妨尝试从固有思维中跳出，寻找新兴赛道的产业或市场，让自己有更多的就业选择与生活方式。第八，拓展人脉，尤其非功利链接。工作与生活中的朋友，常常是有利益交集的朋友。长期处于功利关系下，可能每天做的事大致相同，想法也是大同小异，很难得到真正有料的信息。而非功利的链接可让个人生活有更多的意义，同时也能接触到新的讯息与发展机会。因为它连接了不同圈子、不同领域，也是获取其他领域信息最直接的通道。第九，越是反内卷，越要保持学习。在“内卷”的竞赛中按下暂停键，通过阅读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既是认识自己也是认知世界，这不失为一个好办法。首先，读书可打破眼界局限，让人获得更加豁达与平和的心态。现代社会的健康发展，有赖于健康向上的精神状态，个体的劳作奋斗也离不开精神世界的安顿。日益增速的工作与生活节奏或许会让人感到压力，但人们的精神心态却不应就此内卷。读书对心理素质的培养与三观的矫正都有很大的影响，让人对社会事件与文化多样性有更丰富的认知，让人在陷入泥潭，备受挫折时，内心不会决堤，可安静从容地去面对，从而避免或减少受到内卷的困惑，以更加热情、饱满的状态面向未来。其次，读书可开阔眼界，让人提升能力增长智慧。“内卷”背后的原因，离不开一个词：竞争。社会不断进步，竞争变得异常激烈，大家都采取奔跑的姿态奋力向前。在齐头并进的赛场上，要想获得一个理想化的排名，我们的能力必须与时俱进。人类的文明与智慧，很多时候是从书籍中获取的。毛泽东同志一生都爱读书，他逝世后，保存在菊香书屋的书，有9万多册;习近平曾说：“我爱好挺多，最大的爱好是读书，读书已成为我的一种生活方式。”高尔基认为：“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在这不进则退的内卷时代，坚持长期读书会让我们在追求自己的“小确幸”时更有底气与实力。面对客观存在的“内卷”现象，全民渴望“反卷”也很正常，但大可不必谈“卷”色变，更不能将其作为自我推脱的保护色，借机抨击竞争，逃避奋斗。为了避免“内卷”与“躺平”，除了国家与社会要创造更多发展机遇，重视人们对意义感与公正感的追求外更要求每一个个体接续奋斗，读好有字之书与无字之书，不断提升自己。内卷≠努力，但反内卷也绝非摸鱼或躺平。越像反内卷就越要保持终身学习，不只是为了加入反内卷的竞争，也是为了提升个人竞争力。通过修炼高超的技术，达到哪怕不主动参与内卷也仍有可能变成反内卷的赢家。说到底，你的成功几乎只取决于你的努力，别人的评判无法让你加速成功，也无法阻止你进步。比起加入内卷，你最宝贵的时间花在哪里，这才是你更该在乎与精进的。

　　无意义的精益求精是内卷，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是内卷，为了免责而被动的应付工作也是内卷，与预期的目标严重偏离的工作也是内卷，限制创造力的内部竞争是制度性的内卷，在同一个问题上无休止的挖掘研究是内卷……为国家的前途努力，并且放弃自己的利益是奉献，为自己的前途拼搏是努力，为其他人或者事物(比如为公司前途努力的过程中免费加班)则是内卷，但如果遇到没完没了的瘟疫呢?对于日渐“内卷”的工作我们更该学会，了解自身的价值观、思考自身的优势、提升自我的思维层次、确立目标、多学习、多试错、多反思。

　　“不要走得太快，请等一等你的灵魂”，这句话曾被批为“公知”言论，但新冠病毒“全球化”让这句话的正反两个方面的连锁反应都加速放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