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维迎妄自菲薄的民族自卑到张维为妄自尊大的民族自负，后起大国的现代化道路必然经历纳粹式征程的浴火重生吗?民族自信的尺度当如何界定?

　　张维为曾振臂高呼：“中国震撼着世界，并触动着全球”，甚至有点霸气地扬言“我们是要给美国人立规矩，让他们习惯我们的强大”，进而是“我们要给西方启蒙，而不是我们的公知要给中国启蒙。”张维迎则认为中国直到现在还没经过真正的启蒙，这个“半拉子工程”在中国被做成了“夹生饭”。中国人对基本的权利，对自由这些东西都是非常模糊的，也包括对民主的看法。张维为是政治学者，张维为是经济学这，二人的很多观点截然相反。张维为最喜欢讲“中国模式”，认为“崛起的中国”较之于“华盛顿共识”更能“重新界定着现代化的含义”，进而“实现了一个五千年文明与现代国家重叠的‘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张维迎认为杜金中国有两种错误思潮：一是认为中国特色改革开放失败了，各种社会问题都是市场化的恶果;二是认为中国的崛起靠的是“中国模式”，比如政府管得多、国有企业大。张维迎认为这两个思潮都错了：“改革失败论”不该全盘否定过去的市场化而“中国模式论”不该全盘否定未来的市场化。张维为强调“中国模式”的独特性，张维迎却认为“中国发展的方向和原则并没有任何独特之处”。张维迎在北大2017年毕业典礼演讲中直言：中国经济在过去三十多年取得的成就建立在西方世界过去三百多年的发明创造积累的技术的基础之上，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每一项技术与产品都是西方国家发明的，中国是套利者而不是创新者。“中国模式论”本身也不是张维为的理论创造，在学术界最早是由美国学者雷默提出的。学术界对“中国模式”的争论一直不绝于耳，迄今为止还没有形成任何共识而足以抗衡“华盛顿共识”，国内学术界绝大多数学者认为用“中国道路”概括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的经验更靠谱。张维为强调中国的特殊性，尤其是独特的政治文化观，认为中国有独立的思想体系与文化内源性，在人类主要知识领域都有自成体系的内容，比如政治、哲学、宗教、语言、建筑、文学、美术、音乐、军事、教育、体育、医学与饮食，等等。张维迎则强调共同的价值观而认为中国不可能孤立进步：“我们老在强调中国特色，但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所有的进步都是合作导致的进步。什么是中国的?如果从起源讲，很少有什么东西是纯粹中国的”，尤其是“我们没创造什么新的技术，没创造什么新的管理方式，但我们的经济成为世界第二，这就是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东西。”张维为的比较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贡献是在普及大众，张维迎的博弈论、产业经济学、企业理论与有关企业改革方面的理论成果在学术界、政府有关部门与企业界都有广泛影响。张维为的主要理论是提出“文明型国家”这一新概念的八个特征，即“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辽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与“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政治、独特的社会、独特的经济”，简称“四超四特”。葛兆光则认为，“这八大特征都无法证明中国在历史上就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只能说明现在的中国是一个特别的国家。”张维为眼里的“文明国家八大特征”用在大清帝国似乎更恰当，完全不能解释中国为什么要发展到今天这一步。张维为没有人文主义思想，停留在儒家所谓的“过去两千多年大都是统一的儒家执政集团主导”，浑然不觉“阳儒阴法”是大一统的本质而不可能只靠儒家“一统天下”。哈佛大学教授麦克法夸认为，儒家文明的崛起会对西方文明形成全方位的挑战。张维为非常赞同这个观点：“我一直看好中国模式，因为中国人善于学习与超越，这跟儒家的传统有关，三人行必有我师，西方则是三人行我必为师，故步自封得厉害。”张维为式新儒家要拯救全人类，张维迎则认为征服世界要靠理性思考与自由意志的西式人文主义。张维为认为，“人心向背”与“选贤任能”是中国在绝大部分时间远远领先西方国家的关键，张维迎则认为儒家没有民主的制度架构而寄希望于“圣君贤相”而不可能找到制约君主不作为、假作为、慢作为或乱作为的“倚天剑”。梁启超早在1902年就与儒家传统的“旧中国”决裂了，年轻的毛泽东熟读梁启超等启蒙学者的著作后立志改造旧社会而不做迂腐的学者，晚年曾对德国的施密特直言自己世界观的形成要归功于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与海克尔。毛泽东的成功足以证明，没有人文主义与启蒙思想就没有中国革命的成功。当年无数热血青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喊着“科学与民主”的口号走上救国救民之路，张维为却抱着三寸金莲甘之如饴自以为是战胜世界的秘密武器，这不是在嘲讽中国近百年的革命史吗?尤其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张维为等假左派都该好好读一读。张维迎认为西式启蒙在中国还没完工：“理念是非常有力量的，而只有自由的思想市场，才能为我们的改革创造新的思想和理念。”张维为强调传统的良政善治而忘了邓小平的名言：“好的制度能让坏人干不了坏事，不好的制度，能让好人变坏。”张维迎认为：“人类需要有一个制度，这个制度可以避免因为少数人的无知或无耻导致社会的灾难。目前来看，这个制度就是市场经济，就是自由，就是民主。”学者不是民意代表，不能用公众投票的办法评价谁是真正的学者。号称自己能代表中国人民利益的学者往往是最不独立的学者，芮成钢那种爱说“我的朋友克林顿”的投机分子更被学术界所不齿。

　　张维为曾呼吁：“中国人，你要自信。”但儒家也承认凡事“过犹不及”，列宁更强调“真理哪怕是向前迈出一小步也会变成谬误”，“自信”向前迈出一小步会不会变成“自负”?杨洁篪曾在2021年中美战略对话中直言：“我们把你们想得太好了，我们认为你们会遵守基本的外交礼节，所以我们刚才必须阐明我们的立场。我现在讲一句，你们没有资格在中国的面前说，你们是从实力的地位出发同中国谈话”。张维为认为，这番话“再一次展现了什么叫做给美国立规矩”。杨洁篪如是说：“我认为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不承认美国所说的普遍价值，不承认美国的言论就是国际舆论，不承认少数人制定的规则就是所谓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如果这种“三不主义”就是张维为认为的中国给美国立规矩的前提，希特勒是不是也曾讲过类似的话?张维为环游世界后说：“中国全面小康了，14亿人脱贫了。而美国有4000万人生活贫困，也就是说8个美国人就有1个是贫困穷人，1850万人极度贫困，占美国人口的20分之一。更可悲是，美国还有55万人无家可归，他们的真实状况只能用‘恐怖’两个字来形容。”所以张维为得出结论：“中国老百姓比美国人富裕，生活更好。”人一到群体中就会智商垂直落体，个体为了获得集体的认同而甚至不得不不问是非，用智商换取那份能让人备感安全的归属感。拿温铁军的相关学术成果与张维为对比也许有以温之长比张之短之嫌，但任何985高校刚入职的任课教师都能达到张维为被知网公开的文字的规模也有争议吗?学术水平末流，与知名度严重倒挂，仗着“白天吹，晚上黑，带你装B带你飞，带你扎进垃圾堆”的“特色跪舔派”秘籍投机于摄像头前，张维为在“韭洲”市场长期固守的“学术韭菜地”迟早会被中国特色“韭菜”下一代集体唾弃!当过邓小平的“翻译官”的张维为教授堪称“根正苗红”，但不承认其所谓的“中国人民的幸福指数高于美国五百倍”有不合情理、不合逻辑的反智主义倾向则是狡辩。张维为的此类说法遭到吐糟最多，而真正自信的学者主要是受不了张维为在其中的论证方式，尤其是用惯性思维逻辑对中美两国社会制度下的民众生活衡量利害。张维为犯的一个常识性错误是幸福指数的高低不能让逻辑推理与数据算法来决定，广大民众的实际感受与切身体验最有号召力。即便能用数据算法衡量幸福指数也应从社会福利、价格对比、消费能力、生活质量与人口负担等全要素权衡对比，如果中国人民的幸福指数真的高于美国五百倍，我们岂不是能常年累月坐享其成，不再拼命挣钱也能花天酒地?网民对这样的说法吐槽是理所当然的，计算机也有发生故障的纪录，何况张维为是个有情绪波动的大活人呢?张维为再精明严谨也难免百密一疏或顾此失彼，尤其是忽视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生活现状而犯了这种常识性错误。张维为被打的谣言足以折射老百姓对这种“特色跪舔派”的反感，无论在任何场合发表言论都要以“为人民服务”为基本宗旨，只有尊重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与切身利益才有可能受到广泛的爱戴与拥护，纳粹德国发动世界大战前夕的“崛起”悲剧就还有可能上演。

　　张维迎认为，真正崛起的国家一定有不计成本繁荣三种付出。一是为弱者付出：人人平等互助。社会学意义上的强弱不是单纯用经济地位与能力衡量的，社会保障、社会认可也有重要影响。资产阶级的逐利性催生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强势者不会真正同情弱者，而是尽一切可能牟取私利以聚敛欲壑难填的财富。但社会稳定的前提是不同的阶级通过互助实现社会和谐友善，而强者为弱者付出不是简单的散点钱或递出孔子眼里的“嗟来之食”。共情也是强者对弱者的一种付出，强者只要换位思考就能切实体会弱者的感受与弱者的需求。比如快要破产的鸿星尔克对河南灾区的捐款，吴荣照说自己体验过大雨淹了仓库的绝望，所以想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他人撑一把伞。要为弱者付出，除了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更全社会拧成一股绳的相互体谅、尊重与理解也很重要。二是为细节付出：深入群众落在实践。张维迎所说的这种细节包括社会中最微小却又对老百姓的幸福指数影响深远的一切事物，比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工匠精神”。人文与自然的和谐要靠人类在各种细节上各有呵护，偏离这个轨道则再发达的文明也避免不了难以预料的危机。每一个规定、政策的颁布与实施都要经过实践的考察与摸索，真正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才能不辜负群众的期望。细节更注重内在的表现与满足，往往隐藏在难以察觉的角落，但绝不能因为怕麻烦、办事难而放弃对细节的洞察。三是为未来付出：牺牲短期利益换取万世福祉。瘟疫是工业化涸泽而渔的恶果之一，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中国人都有责任为新一代留下一笔财富，包括精神、物质等层面。其中，基础设施建设是重中之重，尤其是老百姓常说的教育、医疗、住房、养老这“四座大山”。为未来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可持续发展投资就要放弃当下的诸多短期利益，只要换来的是功在千秋。比如环保方面的消费看似丝毫无经济理性，但任何文明若想实现永续的传承都必须在当下有所付出。如果有钱了就是发达国家抑或成了发达国家就能高枕无忧了，为什么沙特很难吸引中国移民?发达不能只拿张维为眼里的高楼大厦衡量，更重要的是人人自由平等、友善和谐、衣食无忧、老有所养、病有所医、无畏无惧而重视尊严!这就要求全体国人携手扶持弱小、关注细节、放眼未来，共同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甘于付出。

　　张维迎曾在2020年发文指出，官本位社会的绝大多数决策需要的信息是不完备的，越是重大的、一次性的决策则信息缺失越严重，任何个人或机构得到的信息都难免分散化、主观化乃至个体化。尤其是在哈耶克式“无知”(ignorance)的官本位决策模式里，任何决策者都要依赖个体的想象力与判断力，即使两个人有完全相同的信息也会因为想象力与判断力不同而做出完全不同的决策。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强调不同决策的相互兼容，即所有人的预期能同时实现，官本位式无知导致决策非常不容易，更大的麻烦是“一霸手”往往会认为自己无所不知，此即“致命的自负”(fatal conceit)。这种自负往往能导致灾难性的决策，比如右翼官本位决策模式的集大成者希特勒上台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因果关系。20世纪30年代初的德国社会依然非常注重家庭背景与学历结构，但希特勒这个体制外的无业游民没有受过良好教育与政府工作经验何以能被选举为总理?兴登堡总统等德国精英的“致命的自负”责无旁贷。德国的传统精英曾普遍认为希特勒“成不了气候”，其中的保守派把希特勒扶正本来是为了让他出丑而没想到会引狼入室。当时的德国政府内阁由国家元首任命而无须征求国会多数派意见，兴登堡总统及其幕僚以为给希特勒一个总理头衔相当于把这个“麻烦制造者”关进笼子里了，用不了多久就会被迫出局。当时的德国内阁里除了希特勒本人，纳粹党只有威廉·弗兰克一人入阁执掌内政部，帕彭(曾任总理)及其保守派同僚属于多数派。帕彭改任副总理后内阁几乎都是他的朋友，兴登堡总统对其言听计从而认为希特勒孤掌难鸣。与军方关系密切的前总理施莱谢尔认为：“如果希特勒打算在德国建立独裁体制，军方将是独裁体制内部的独裁集团。”但希特勒上任不久就利用“国会纵火案”迫使总统签署紧急状态法，停止实施魏玛宪法里的言论、出版、集会与结社自由。进而通过《总统授权法》获得不经国会与总统同意的任意立法权，直至解散工会与除纳粹党之外的其他政党。希特勒建立事实上的独裁统治后年迈多病的总统兴登堡成了摆设，兴登堡去世后希特勒干脆把总理与总统的职能合二为一，由此催生的“国家元首”成了名副其实的独裁者而权力不受任何限制，为所欲为一路狂飙而直到柏林陷落前自杀“殉国”。1932年选举成立的德国议会中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分别是第二、第三大党，二者的合计席位大于纳粹党。两党手自称“马克思主义政党”却水火不容，如果共产党当初不是将社会民主党当作“头号敌人”，而是与其联手对付纳粹党，希特勒也不可能有机会上台，共产党也不会变成“非法组织”而被团灭。进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则是希特勒自己的自负所致。希特勒在选举前承诺的高福利在其上台后很快就“不可持续”了，由此导致其最初设想的最大规模的对外掠夺战争只是局部战争，即使入侵波兰后英、法等大国发出最后通牒，希特勒仍然不认为他们真的会向德国宣战。从莱茵兰非军事区到奥地利再到苏台德地区，希特勒得陇望蜀的军事冒险一再得逞，所以认为英、法两国都是胆小鬼。但苏联在波兰抢到“缓冲地带”后英、法两国迅速向德国宣战，因为希特勒与斯大林对波兰的瓜分越过了他们的反共红线。希特勒偷袭苏联时斯大林毫无准备而惊慌失措，苏联一度损失惨重也是官本位决策模式的“致命的自负”所致。斯大林明知纳粹德国与苏联必有一战，但又认为苏联至少还有一年时间备战，因为希特勒不会同时在两条战线作战而重蹈第一次世界大战之覆辙，希特勒至少不会在德国与英国签订停战协定前就对苏联开战。因此，斯大林把丘吉尔的警告解读为一种“离间计”而置之不理，对自己的情报人员的反复警告也不屑一顾。希特勒确实希望与英国签订停战协议，但屡屡被丘吉尔拒绝。希特勒认为德国不对英法联军赶尽杀绝就能换来停战协议，而丘吉尔的拒绝仗的是有苏联暗中支持。所以，只要德国打垮了苏联，丘吉尔就会乖乖地来找希特勒签订停战协议。所以，希特勒先对苏联开战则是一种偶然的手段，德国与英国及其背后休戚与共的美国等海权国和解则是其更大的目的。显然，斯大林的预期与希特勒的预期并不兼容，在战略并不是一个纳什均衡，其结果对双方而言都是一种灾难。据说斯大林事后得出的一个教训是：大国领袖做决策时不要把自己放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但把自己放在对方的角度思考恰恰是理性决策模型的基本要求，而这也是纳什均衡的最大理论死角。

　　当然，张维迎并不反共，甚至对官本位有所期许。张维迎认为，改革的基本前提是尊重既得利益，做大蛋糕之后才谈得上补偿，而补偿现有利益群体硬针对改革相对利益受损者的中国特色排序，即领导干部、工人与农民。张维迎的精英主义立场导致的领导干部相对利益受损最大化逻辑难免会拉仇恨，但过去领导干部的确是特权很大，比如只有处级以上干部家里能安电话、出门能坐软卧。改革后特权受到的削弱或限制自然很大，老百姓没什么特权也就没什么损失。考虑到权力的基尼系数，领导干部相对利益受损的确道出了实情。但公众对张维迎的误解也由此而来：既然你主张补偿既得利益，而领导干部又是相对利益受损最大的群体，那岂不是改革先要补偿领导干部?张维迎强调改革要尊重与补偿既得利益，在这一前提下通过权利与财产关系的重新安排而不断调整利益存量与生成利益增量就能实现帕累托改进式利益均衡，包括为减少改革阻力而对改革中受损的既得利益集团的赎买政策。尤其是城市的改革，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通过提价并给予补贴、取消若干福利项目与暗补改明补等形式实现的，所以早期的改革相对顺利。但国企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减员增效与责任改制而与其稳定社会与维护公平的责任有所抵牾，牺牲下岗工人的利益而又没办法把事实上的失业者全部养起来，所以只能通过保障就业保住公民的生存底线。国企改革应尽可能扩大生产规模而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以履行公有资产的社会就业责任，政府则应大力推进非公经济以吸纳更多的下岗工人。更重要的是提高工人的补偿标准，而不是几万块钱甚至几千块钱就打发了事。领导干部掌握了社会绝大部分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舆论资源，不尊重他们的利益也不现实。比如公车改革一直在原地踏步，这种特权当然不正当，但改革不是在真空中喊口号，事实上对公车改革的城市采取的还是赎买政策。改革不可能是既得利益(存量)的重新分配，充其量只能做到对增量利益重新分配。但改革对现有利益群体的补偿只能是补偿下岗工人这样的绝对利益受损者且必须是一次性补偿，而不是对领导干部这样的相对利益受损者的无止境的补偿。以为张维迎的补偿利益群体就是首先补偿领导干部的误解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只根据新闻报道断章取义，对张维迎的观点没有完整的了解;二是从理想的角度看待改革，看不到改革必须脚踏实地。张维迎在感情上并不亲近劳工大众，但这并不妨碍他从学者理性的逻辑力量出发而主张的政策思路在客观上对大众有益。比如，若按其补偿思路推进国企改革，今天的工人处境至少能比改革之前好一点。较之于革命，改革的渐进性体现在此类细节里。

　　张维迎基于纳什均衡理论提出的中国下一步改革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领导力与理念。张维迎似乎将两者视为能随意组合的面团而不是有规律性的内在联系，但历史一再证明任何正确的思想理念都隐含着不可战胜的历史与逻辑的力量，即使起初很弱小也能越来越取得人民的拥护而发展为强大的实践领导力量。错误的思想理念即使暂时强大也无法掩盖其实际上的怯弱而不可能有强大的领导力，张维迎先生将企业管理学的个别因素脱离实际抽象出来后像和面条一样随意参合而得出“强的领导力”、“弱的领导力”、“正确的理念”与“错误的理念”，进而形成“强与正确”、“强与错误”、“弱与正确”、“弱与错误”的四种口味搭配，这样的历史观纯粹岂能没有夹带个人偏好的主观随意性?张维迎进而列举的清朝的例子本身也是一个生动的例子，清朝失去历史必然性后即使领导力貌似强大也挡不住武昌起义的几杆破枪。当今中国的改革开放理念即使一度极其弱小，只要符合中国的国情就能发展为举国一致的历史潮流，理念与领导力的关系有内在的必然性联系而不是随意参合的面粉。张维迎还提到儒家学说等传统文化，但道家“柔弱胜刚强”等辩证法理念是不是其中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张维迎信口开河制造新闻事件的表演艺术对于“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与“真理必然在发展中展开自己的合理性”等黑格尔辩证法格格不入，其非此即彼的机械论历史观催生了“中国模式论”是“第一个理念陷阱”的粗鄙嘲讽。张维迎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都是抄别人的，中国的西化学者也的确曾靠这一套名利双收，但这并不妨碍张维迎轻蔑地说中国崛起的是“寄生经济”，用这种带有侮辱性质的言辞评价中国近十年的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难免有失体统。张维迎曾举例说：“看看现在所有的技术成就，我们中国人在用在电脑、手机，在开汽车，在上网络……抄别人的作业得高分，并不证明自己聪明。”但“中国模式”的推广总该有一个从局部到全部、从复制到升级的过程，比如模仿“中国模式”的埃塞俄比亚在非洲国家的示范效应。尤其是其中的混合经济局面也有列宁首创的“新经济政策”的影子，早期的人类文明都曾相互学习，“学而时习之”，继而创新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李约瑟早已证明，西方国家曾借鉴中国“四大发明”，张维迎看不起的“劳什子”恰恰是中国人民在过去创造的。当然，中国也要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但也不能因此而自卑，甚至对自己的东西全盘否定。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确实落伍了，所以不得不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改革开放堪称最近一百多年来人类最伟大的现代化进程，虽然其中也有不少失误，但成绩更为壮观。当然，任何大国都会发展属于自己的特色而很难被抄袭，张维迎难道不觉得“双轨制”也是存在于其中的“中国模式”的一部分?企图籍此证明“抄别人的作业得高分，并不证明自己聪明”是不是有点刻薄?中国这种后起的东方人口大国不可能抄袭瑞士等西方小国的发展道路，美国亦然。比如，通过产权制度改革实现市场化与民营化，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提升传统产业而大力发展服务业，实行科教优先发展与内外双向协调发展战略，走跨越式的、由高新技术产业引导的新型现代化道路，而不是先工业化再现代化，将工业化与现代化结合起来实现新型工业化是不是一种创新?人口数以十亿计的中国的生产潜力很大，其进出口足以影响国际市场价格，所以难免遭到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抵制而只能走双向协调发展模式。中国在对外开放的同时还要注意沿海与内地的经济循环以扩大内需，尤其是在出口受阻的环境里更要强调国内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中国有世界上最优秀的人力资源，在经济建设中可开发智力资源比例较低但总量硕大无朋，而人力资源是可复制、可持续发展的，因此中国能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直接利用掌握了现代科技的人才发展以知识、技术为本的高技术产业，籍此就能迅速积累资本并通过技术进步改进国内现有企业而在国际市场争得一席之地。中国改革开放后采用的外向型发展模式使其廉价劳动力能与国外资本迅速结合而催生中国特色“世界工厂”，对外贸易与引进外资由此而迅速增长。西方国家向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进发，高新技术产业的垄断利润远远超过传统制造业，而昂贵的劳动力成本又进一步压缩了利润空间，所以不得不将传统制造业向有大量廉价劳动力的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转移。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能持续发展到进入与西方国家同一水平的高新技术产业平等竞争，西方国家感受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先进技术领域的压力则以“技术壁垒”与“贸易保护主义”自保，直至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重蹈西方国家内卷式“增长陷阱”之覆辙。目前远未接近西方国家的发展水平的中国的巨大需求与供给能力还在不断释放，西方国家的“反倾销”与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由此而来，资本主义的自由贸易理论信仰在世界各国民族利益的制约下有点动摇了。其实后起大国发展的市场壁垒与技术壁垒一直都有，西方国家只愿对中国转让其夕阳产业，中国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迟早会遭到西方国家的限制。所以，中国越来越想挣脱传统制造业大国的“世界工厂”身份，何况国内左派认为其真相是“血汗工厂”?!特朗普主义导致的国际市场连锁反应早已证明，西方国家教给中国的贸易自由化原则失灵了，以国家利益为借口的政府干预与技术壁垒将是中国追赶西方国家的最大障碍。所以，“中国模式”不宜固化而必须不断深化改革，尤其是要实行土地产权制度改革，而改革的方向与实质问题是民营化问题，解决推进工业化的市场问题是其要害。现状则是中国经济的内需不足而外需有限，尽管搭上西方国家后工业社会的末班车而靠传统制造业外移机遇而赢得外向型战略，但国内市场与巨大人口的巨大生产能力仍不匹配。中国在“后特朗普时代”面对的头号经济问题是如何以扩大内需为主而以保住外需为辅，面对这种问题张维迎还要自卑而张维为还敢自负吗?

　　吴波认为，与中国正在强起来却尚未达到顶峰的现实状态相联系的是中国人民的焦虑与浮躁交织的自负与自卑，纷繁复杂的各种社会心态纠缠在一起折射了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所处的关键历史阶段的特殊表征与后起大国崛起的情感历程。理性客观、不卑不亢、积极奋进才应是当下中国社会心态的主旋律，因为中国一直是大国且有比较完整的民族发展历史，这种基因深深根植在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民的脑海心田。中华民族近代以前的历史中从来不存在民族自卑问题，即使自近代以来民族危机深重也未曾完全丧失民族自信心，儒家强调的“自强不息”才是中华民族浸入骨髓的民族精神。鲁迅的《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认为：“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而“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焦虑与浮躁是所有大国的现代化进程的必经阶段，自负与自卑心态则都属于特殊状态，尤其是在中国历史上的复现。“天朝上国”、“地大物博”等大国思维定式曾令中华民族在近代中国陷入屈辱境地后依然盲目自负，更多的“公知”面对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等发达科技深陷自卑。在新中国一步步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而比历史上视为任何阶段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今天，民族自负与民族自卑两种心态在国内社会意识空间中居然还有张维为与张维迎等或“土”或“洋”的“跪舔派”的一系列强劲的表演。自负与自卑其实是两极相通的“一体两面”，集中体现为外部反思的样式，这种思维方式在脱离中国的社会现实这个前提的同时也注定难逃走向真理的反面的历史命运。民族自卑与民族自负的涂抹都不可能冲淡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底色，更不可能对中国挺进世界舞台中心的节奏带来实质性影响。中国人民的绝大多数(无论草根还是精英)能以实际行动默默热爱着自己的国家与脚下的土地，能切身体会中华民族一路走到现在的甘甜与艰辛而深知由此取得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所以也能以海纳百川的“百家争鸣”传统从容应对这个联系与交往越来越频繁的“地球村”。鲁迅笔下“沉默的大多数”才是审视杜金中国社会心态最需关注的群体，中华民族精神世界的力量一直是中国软实力的重要来源。随着中国现代化水平的进一步提升，这种主流力量也会越来越壮大并在崛起的过程中与中国同步走向成熟。相比之下，以投机心理高喊“中国已是第一”或“中国只会模仿”都只能是一时的喧嚣与躁动，像恶意满满的“高级黑”或“低级红”一样都是存在于大国精神图谱某个角落的不和谐色调或爱国主旋律中偶尔刺耳的杂音。

　　马国川认为，对内能给自己的人民带来富裕与幸福，对外能给世界带去和平与安全，知友这样的“大国崛起”能为整个民族带来真正的自信。比如曹延中认为，中美两国的2022年香格里拉对话对各自立场的阐述、沟通交流的程度与管控危机的共识足以让有关各方形成“中美关系目前不会发生根本性颠覆”的基本判断，也将为亚太地区的和平发展注入一定的信心，“中美保持战略沟通，一方面释放了双方都不愿发生冲突对抗、需要加强危机管控的积极信号;另一方面，对于全球特别是亚太地区的安全稳定，也起到了一个‘减压器’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