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打人事件持续发酵，引发了近期最大的一个舆情事件。相关评论主要集中在唐山黑社会团伙猖狂、警方出警慢、旁观民众是否不够“见义勇为”等问题上。罗翔在短视频中认为“愤怒是正义的感性基础”，然后讲了一大堆法条和相信法律之类的话。但这种说法无法回答，为何相信法律的数名群众在2点多报案，到了6点多才出警，而公安局和派出所都距离事发地只有几百米的距离。这个比处理“网络不当言论”的速度都要慢很多。而且，几个嫌犯最后居然跑到了江苏盐城才被抓捕，而且组织抓捕的是公安部而不是唐山警方，在经过三年的扫黑除恶斗争之后，黑恶势力还如此猖獗，令人匪夷所思。

　　跳出法律至上主义的思维定式，正视黑恶势力产生的土壤和条件，才能提出正确的解决办法。

　　旧中国也存在大量的黑恶势力，青红帮想必大家都听说过，新中国政权除暴安良，让每个人都要劳动，铲除了黑社会的土壤，黑老大黄金荣扫大街的照片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毛时代采取了有别于警察专政的群众专政的做法，把老百姓武装起来，依靠群众来管理社会，那个时候没有所谓的“治安”问题，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成了人们对那个时代的记忆。官方媒体在批评了暴力犯罪后，还补充强调了“中国是世界上最具安全感的国家之一”[1]，可是中国很多人存在对毛时代的记忆，所以对社会治安的要求不会跟美国相比，而是跟毛时代相比。

　　总之，毛泽东时代，群众专政，人人劳动制度下流氓受到有效的约束，几乎消失。

　　八十年代后公社解体，企业改制，劳动者地位下降，游手好闲的人开始增加，弱势群体失去了集体保护，出去流浪的人也开始增加，导致各种犯罪激增。上层建筑领域，群众专政回归警察专政。所谓“社会治安”开始恶化，政府采取严打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严打的实质就是单纯地依靠暴力机器而抛弃了群众路线的做法。经过1983、1996、2001、2010四次严打以及2018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每次都是打了一段时间，好了一些，过一段时间之后又恶化，效果并不尽如人意。云南省原公安厅厅长江普生在公安部主办的《公安研究》2004年第7期上发文反思：综观20多年“严打整治”斗争的历程，出现了这样一个怪圈，发案、破案、抓人;发案多、破案多、抓人多，发案更多;破案更多，抓人更多。

　　“简而言之，就是打不胜打，防不胜防。周期性、过度性地采取‘严打’，造成是一项政治任务的错觉。也让一些老练的违法、犯罪人员学会了避风头。”[2]

　　这次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前的孙小果案说明了这一点。孙小果是屡次犯下强奸重罪的死刑犯，居然在一个担任城管局长的继父的运作下，从死刑改判死缓，从死缓改判无期，从无期改判20年有期徒刑，再伪造发明专利减刑，最后只坐了不到13年牢就走出了监狱，一个科级干部用请托和金额不算太大的行贿就把从云南高院到下面公检法司各大政法系统全部攻陷。

　　持续了三年的2018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呢?不说其他地方，唐山等不少地方就存在走过场的嫌疑，网络上对黑恶势力的举报不断。央视拍摄了六集电视纪录片《扫黑除恶——为了国泰民安》里面有个赌场案的处理过程让人觉得匪夷所思。

　　王三庆在开封长期开设多家赌场，900多人次的群众举报被视若罔闻，唐国章老人向警方举报其中一个赌场，被王三庆手下人打断了右臂，但并未被立案，老人向三家报社举报，被媒体公开报道后仍未处理，最后老人抑郁而终。扫黑除恶斗争开始后，王三庆被抓，但未发现有保护伞，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在多次提级、异地审查之后，才最终查明保护伞，但令人意外的是，罪恶累累的王三庆在2019年仅被判23年有期徒刑，纪录片的画外音紧接着说：王三庆的“保护伞被彻底击穿，河南省委原秘书长陈江河、商丘市公安局原局长许大刚被依法惩处”。好奇心驱使笔者去查这两个保护伞究竟是何方神圣，结果却让笔者目瞪口呆!他们居然都是在扫黑除恶之前就早已落马的官员，陈江河落马于2012年，许大刚落马于2016年，也就是保护伞早已落马，被保护的黑社会却还在作恶，拿两只死老虎来充数，这怎能让人信服?(见央视纪录片《扫黑除恶——为了国泰民安》)

　　黑恶势力在一些领域已经非常猖獗，群众忍无可忍，但却没有发声渠道，各种表达被压制。这次严重暴力事件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 唐山本地和其他地方相当多的类似案件根本没有引起关注，打人事件发生后唐山市公安局信访接待大厅门口现在排起了长队，数百名唐山人手持身份证网络检举，就是例证。

　　这次事件中，正义是缺位的，警察迟迟不到现场，当场也无人敢管。如何使社会如何能充满正义?是来自愤怒吗?这是唯心主义的道德观。

　　唯物史观认为，在私有制社会中，群众成为一个个分散的个人，面对有组织的犯罪，是无力反抗的，就算反抗了，还有可能被法律制裁，比如昆山反杀案，在舆论强大压力下才得以认定为正当防卫，女性在原子化的社会下因为体力较弱就更容易受到伤害。

　　警察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国家的职能包括专政职能和公共管理职能，前者是主要的，后者是服从于前者的，这是“不当言论”甚至比打人事件都更能引起警察重视的真正原因。举个例子，在当前这种对唐山警方来说空前规模的群众压力下，唐山第一次公布的举报电话仍然是打不通的!在6月13号更换号码后，笔者6月14日上午试着多次拨打两个电话，固定电话连响铃都没有就挂了，另外一个手机始终是忙音状态。但一些公众号反映删帖电话倒是如约而至[3]。官老爷的不作为、乱作为到了如此程度，怎能让人相信呢?

　　毛泽东曾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 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4]工厂有没有偷工减料，工人拿手一掂量就知道，哪里有赌场和卖淫场所，问下群众就知道。开封王三庆案发前有900多次群众举报，唐山事件曝光后，信访局门口来访群众络绎不绝，这些都是送上门来的证据。当恶性事件发生后，民兵巡逻、周围人的直接支持、群众的怒吼都比警察更重要。正如毛泽东同志1927年春考察湖南农民群众运动时发现的“什么盗匪，在农会势盛地方，连影子都不见了。”[5]

　　为什么不能依靠群众呢?因为地下赌场等涉淫涉盗场所，如果没有保护伞，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而保护伞都是手握实权的干警，他们会依靠群众吗?山西就曾发生过警察下岗导致犯罪率大幅度下降的事情，因为没有了保护伞，犯罪分子也不敢出来。

　　因此，出路并不在于政府严打，而在于保护群众发声渠道，保障言论自由，警察由压制言论变为压制坏人，在这基础上要减少警察数量，以群众专政来代替警察专政，犯罪才能被有效遏制。
 

参考文献

　　[1] 中纪委评论，2022年6月12日

　　[2] http://www.hybsl.cn/beijingcankao/beijingfenxi/2011-02-18/25046.html

　　[3] 《唐山的保护伞着急了》，《陆家嘴2号观察手》，2022年6月13日

　　[4] 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1月27日

　　[5]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