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内的季羡林坦言自己“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胡锡进对形式主义背后的官僚主义体制敲边鼓也不难理解，但其春秋笔法的力度不如季羡林。

　　胡锡进注意到，现在很多上级行政机构向管辖的下级行政机构借调工作人员，被借调工作人员的工资奖金当然是原下属单位支付。这种情况相当普遍，上行下效，全国很多地方都有，在有的机关里，借调工作人员的总数甚至大于正式在编的工作人员。至于原因也似乎很合理：机关在编工作人员太少，工作太多，实在忙不过来，只好靠下级行政机构支援了。下级单位不敢得罪上级机关，只好有求必应。结果就是，从下级借调工作人员成了不成文的规则，政府机构名义上精简了规模，又通过借调重新庞大起来，甚至隐性地越来越庞大，当初机构改革的成果实际上化为乌有。中国特色治理模式常被比喻成“大政府、小社会”，但大要有一定限度，不能真的什么都抓，什么都管，把社会的一切都搞得妥妥的，方方面面确保不出事。政府不能真搞成“无限责任政府”，那样社会的很多能力就会退化，容易出现恶性循环，管得越多，纰漏越多。还是要给社会留下必要的弹性空间，让上下对不规则、出点小问题有适应力与包容度。其实精简机构就包含了限制政府规模与权力的考量。每个机构都定编了工作人员规模，大家肯定忙不过来，那就抓最主要的管，不必管的则不妨放下，让管不过来的小事由社会自行消化。现在各级行政机构都通过借调工作人员实际扩编，管事的能力就大幅扩张了，国家的治理思路与逻辑都会因此而突破原来的设计规划。而且更重要的是，机关的人手多了，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东西很容易增加。胡锡进认为，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治不住与很多机关大量借调工作人员有很大关系。斩断了这条路，机关里人手真不够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会被釜底抽薪，有限的人力就会更多用到真正紧迫的事上去。比如有的地方编制个计划要借调工作人员，评奖、搞专项活动也要借调工作人员。过去正常运行，如今要处处“5+2”、“白加黑”，忙成这样，当然也要“借人”了。其实其中有很多是履职过度了。如今很多地方的公务人员累的不得了，为了“不出事”就搞得事无巨细，其实没必要。国家好好的，能出多大事?有点小事，出就出了，社会承受力慢慢高了，与“不出事”同等重要。胡锡进认为，从限制上级机关向下级单位无偿摊派借调工作人员做起，这对控制政府权力与责任的惯性扩张与整治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也许都能起作用。

　　网友们对胡锡进此论有何争议?“辰也”认为：这是个两难的问题。要完全破除形式主义，除非去掉形式，而去掉形式，就去掉了标准、模式以及规范，去掉了统一协调。从这个意义上讲，根治形式主义的关键在管理层，要害是去除官僚主义。单纯强调反形式主义，就容易陷入用形式主义反形式主义的死循环。“fuhao3503”认为：是的，官僚与官僚主义，形式与形式主义，我们应该反对的都是这些从原本派生出来的“主义”而不是反对原本。“芭娜娜小魔仙”认为：工作做的好不好，可否由人民来评判呢?而不是资料是不是完备，上级检查是否满意?“HALF LIFE”认为：这就是矫枉过正了，去掉形式不等于去掉实质与标准，否则咋干事不就是胡来么?!“彩虹之月”认为：问题关键讲出来了：“留痕”本身就是一项工作，本身就是要消耗大量资源的。而且，未必和实用性相符合。问题还是在官僚。“太阳神鸟”认为：老胡说反了，不是因为有大量借调人员才造成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而是因为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才造成有大量借调人员。深层次原因是政绩观和官员考核出了问题。由于现实中不是问题导向而是搞“政绩工程”、“面子工程”，要创特色，有创亮，创品牌，不管人民群众是否切实需要，这就要大量人力物力，人手不够就要从下属单位借人，浪费大量社会资源，反而人民群众真正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胡锡进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看法只触及了中国特色官本位体制的表象，或是具体操作的主要缘由之一，但根本不敢触及根本，可能是他想抛砖引玉?第一，根治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最重要的是建立服务人民的体系及阶层利益推动体系，即为人民服务的本质，真正愿为人民服务的官员永远是来自普通人民群体的推进，而不是完全依赖官吏体系成长，如今，却完全相信自古以来的封建官僚升降的自我循环体系，现在的官场就是层层爬格子，阶层圈子稳定而固化，当然会官僚了。对比建国初期，公务员的比例有现在大吗?当时处理的问题难道比现在少?我为当时出现的陈永贵、倪志福、李瑞环等下层突击上来且有一定能力的官员进入体系高层保持相对流动性及错位性而喝彩，现在的社会上有类似能力的官员少吗?我只会相信来自本阶层群体的工作人员直接参与管理、监督的有效性，毕竟他们是自己人，但现在官场中这种立法机构中的这种人比例有多少呢?我从来不寄希望于其他阶层工作人员的良心或恩赐而更相信流动性的渗沙子及维持比例的重要性。第二，官僚主义存在根源还有这个温床，即与社会矛盾的根源与社会信仰的矛盾现实相关。前两天看了东南卫视的《中国正在说》的创新节目，即四川藏区某地扶贫的专题，现在已存在的基层干部们洋溢着信仰的自信及奉献的精神，中国的基层治理正在重回以前的良性时代，而且是知识型的升级版，成果自然逐步涌现，而且更有稳固及健康成长的基础。但不可否认，现场的言论仍体现了一定的官僚体制形态的影响，但更主要的问题是--还是比较担心随着青春激情的时光流逝，在信仰与社会现实的矛盾冲突，精神与物质至上社会理念的冲突，他们的精神还能在整个官僚体系中保存多久?可能有人会说“大浪淘沙”，但能保留绝大部分的成长与初心为什么不更好呢?第三，传统文化的副作用，改革开放后对港台文化的自由引入，文化宣传领域形成的资本控制局面，加上最近强化的传统文化复兴缺乏正确引导，官僚、金钱、金权等等级文化不断渗透到社会生活圈内，对官僚主义及形式主义的做大起到助推的作用，以至形成尾大不掉、阶层圈固化的现状。因此，根除官僚主义及形式主义要从文化宣传再回归人民大众，平民民主、平等思想导入大众宣传，实现广泛宣传人民才是历史创造者的社会环境;同时要加强文化宣传平台的国家力量发展，占好宣传制高点，实现思想主导与文化丰富并行发展的权力基础。其他还有唯文凭论体系而忽视社会知识能力的现状(要知道毛主席只是中专学历)，晋升机制的改革，能上能下的体制，唯薪酬福利水平论加固群体的固化(看看国考录用比例就知道不正常)，不知道秘书党还存在否?可否更大幅度的引入退伍军人及权责?随着互联网信息圈层逐步分隔固化导致官僚体系与各层民意存在更多的差异化思维，相关改革已有不少进步，如一站式的行政服务平台，但我希望更加科学的良性机制的运行。坊间对官僚主义、决策效率及如何建立不受利益集团左右等问题的争论大多体现在效率与正视社会现实等基本点上，也体现了不同生活圈子的格式化成果。面对社会上的此类常见思维，效率致胜论就一定正确?正反向作用难道一定是相反的?恰巧有胡锡进的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的主题浮出水面，体制外加点观点很正常，但也不准写得太深。

　　胡锡进坦言自己的朋友里不少是各行业一线的主力，工作很繁重。他们经常要开各种会，其中不少是很重要的会，上传下达重要精神之后还要解决实际问题。但他们也总是抱怨自己经常要不得不参加没什么用或效率低下的会，做形式主义的表面文章。这种情况在中国特色官本位社会里有普遍性，各级行政机构的公职人员没日没夜地工作，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时间的确被形式主义的东西占用了，他们的时间本应得到更合理的分配使用。中国特色官本位社会里至少有一部分重要岗位上的“一霸手”的工作不全是以实际效果为导向的，很多情况下政策的形式主义异化的过程变成了目的本身。形式主义势必影响这个国家运行的质量，给国家实现各项战略目标造成严重的拖累。世界各国都有各自低效的环节与缘由，没有一个社会能完全避免无用功。胡锡进认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人类社会的通病，是克服不了的，不同国家是在竞赛谁的此类问题相对轻一点，相对更能一边身负着它们一边实现前进。面对形式主义造成的实际空耗与对宝贵资源的占用，中国应解决或至少减轻这个问题。中美两国转向严峻的战略竞争后，中国更有实现这方面改进的紧迫性。中国要赢得这场竞争，说到底就是要不断提高中国特色官本位社会运转的质量与有效性。中国不能与对方比烂，而要努力把自己做得更好。战胜美国容易，战胜自己难!以会议传达会议，以会议落实会议，多少干部整天泡在文山会海中!胡锡进认为，新冠病毒“全球化”彻底颠覆了中国人民对美国固有的看法，原来美国社会也有官僚主义问题，竟然有那么多老大难题常年原地不动，政客们也是光说不练。胡锡进认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中国的体制性通病。毛泽东对党内盛行的官僚主义深恶痛绝：“官僚主义，是共产党人队伍的大敌，是中国社会的大敌，更是中国民族解放的大敌。”为此，毛泽东主席在1941年与1957年两次在整个中共党内大规模“整风”，运动最主要的宗旨之一就是“反对官僚主义，以整顿党风”。过去的历史经验充分证明，什么时候中共克服了自身的官僚主义，什么时候中共的事业就会大踏步地进步。同样，什么时候中共党内官僚主义盛行或官僚主义占据了上风，什么时候中共的事业将会失败或遭遇史无前例的挫折。形式主义发展到今天这一步，尤其是在拜登“拉帮结派遏制中国”的今天，中国的有关部门必须正视弥漫在中国社会各个角落的官僚主义或官僚主义思想，以“刮骨疗毒”的勇气自我防范与自我治疗。

　　武汉刚爆发瘟疫时中央指导组到武汉市一个叫开元公馆的小区考察社区防控与群众生活保障的情况，有业主从自家窗户向正在考察的中央指导组喊“假的、假的”。主要反映的是社区物业假装让志愿者送菜给业主，有老百姓从窗户里喊“我们吃的是高价菜”。正在视察的中央指导组领导当即指示，省市领导深入调查，不回避矛盾，杜绝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瘟疫都火烧眉毛了，武汉何以发生基层专门做给视察领导看的“摆拍”?!视频中回荡的“假的、假的”本该引起广泛的警觉。应付领导视察的“摆拍”，把本来应即时发生的场景做提前彩排，甚至插入平时没有的细节，最后给领导看到的不是原汁原味的即时场景，而是经过了导演加工、美化的表演，这样的情况在各地可不是孤立的。这种情况在各级行政机构的“合法化”有两大坏处，一是造成上级视察工作的效果被打了折扣，上级领导看到的情况是掺了水的。这无疑增加了上级领导机构掌握实际情况的难度。二是这种做法的蔓延会严重侵蚀各级行政机构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还会误导基层干部的注意力，使得他们把“给上级领导留下好印象”看得比做好实际工作更重要，形成基层工作价值导向上的偏差。这种情况逐渐处在了一种半公开的状态，这是对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一种潜规则式的鼓舞。武汉市民通过自家窗口喊出“假的、假的”，反映的是老百姓对形式主义的深恶痛绝，进而就会在意识形态舆论场上回响。其实基层都很不容易，没有一个地方能把工作做得十全十美。假装追求十全十美，这是中国特色朝野上下从各个方向加以告别的集体偏好。很多行政机构的官员做事不实事求是，问题摆在那里却不正视，而是喜欢唱高调，光琢磨怎么“政治正确”而不求客观效果，大家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所以影响了很多官员的信心。比如，有的地方一季度GDP增长都快成负的了，形势很严峻，但总结中夸夸其谈。另外，很多地方把防疫说成“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似乎只要在防疫，别的什么都能不管不顾。加上其他相关问题的持续发酵，如围绕民企的争议等，舆论场上又总有极左分子上纲上线，使得各种担心逐渐叠加，社会信心受到侵蚀。作为一名老的新闻舆论工作者，社会信心不是单靠舆论鼓劲就能实质提振的，它首先是社会现实面的自然反映与折射。社会信心更多是靠干出来的，仅靠宣传鼓劲远远不够。国家的各项事业顺利， 虽存在问题，但解决途径清晰，效果的可预期性强，社会的信心就容易高。所以，国家的工作方针从来都是解决问题为导向的，解决舆论问题也总是首先对准舆论针对的事本身。面对疫期各级行政机构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新套路，只要民众确认此类问题被国家正视了，解决它们的努力都在路上了，大家就会安心的。因为中国老百姓总体上还是很信党与政府的，相信中国没有迈不过去的坎。但现在老百姓在身边与公共视野内看到了很多官僚主义问题，看到各级行政机构的官员在构筑有利于个人与小班子安全的“政治正确”，把为了公共利益实质解决问题一再往后排，很多民众因此而产生了问题可能会越来越严重的不好预期。疫期很多行政机构的官员不敢担当，不敢根据实际情况强有力决策，遇事扯皮、往上推也是问题。自然会社会中的一系列有害因素能透过此类问题的缝隙发生难以意料的叠加与触发。希望这次灾难对中国特色官本位社会的动员力形成新的洗礼，中国能因此而化“危”为“机”而变得更加强大且更有施政韧度。中国特色官本位社会在所有层面上都不能再有支持失职与空转的歪理，都不能再有不作为也能混、甚至以“政治正确”自居的趾高气昂。体制内本身的鞭策有必要更加严厉，激励要更加合理到位。形式主义背后的官僚主义体制“自己的刀砍不了自己的把”，靠官员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往往会适得其反，全社会的舆论监督应是额外的更有力的再保险。

　　胡锡进认为，中国是个很有政治凝聚力的国家，中国政府的决策机制挺科学的，调研一般很充分，也会广泛征求意见。国家重大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力度也很大，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但把国家的决定与政策在各个层级都落实好，这一任务没有止境。在实际工作中，也会发现若干好的政策真正落地时，发生某种程度的变形的情况，很值得注意。本来很多政策能因地制宜加以落实，实现正面效果的最大化，但有的可能搞成了“一刀切”。还有的政策本身就包含了“度”的把握，但在执行过程中会出现层层加码的情况，造成过犹不及的反作用。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胡锡进根据自己的观察了解提供一个粗浅的探讨角度：中国是超大社会，大部分决策性决定即使不是国家层面做出的，是区域性或行业性的，也都有相当大的辐射面，要经过若干中间环节的加力推动。而此类中间环节在“坚决落实上级指示”时其实都有一定的“自主裁量空间”。就像开汽车，真正的直行是手握方向盘不断左右调整的结果，到达目的地时要对前方目标的锁定与根据实时路况高度负责任的驾驶。如果对准一个目标后两手离开方向盘或两手死握方向盘而不做一点调整，用不了多久车就跑歪了。问题出在各级行政机构对待“自主裁量空间”的态度是不正确的。他们坐在驾驶员位置上，本应想的是如何平稳到达目的地，但他们想的最多的却是如何最大化地保证自己的个人安全。更糟糕的情况是，很多官员的选择不是盯紧路况，而是把安全带尽量系紧，这样即使发生一点刮蹭甚至出更严重的事故，他们自己也能做到安全无恙。很多官员错误地把搞形式主义与肤浅的“政治正确”或机械、过度地执行上级某项指示当成了这条安全带。他们往往是“高度重视”宣传过程却并不真心对工作的效果与结果负责，这样的政策接力执行过程链条越长、环节越多则有害性就越可能积累放大。所以，各级行政机构的各项工作在重视考核过程的同时要更多注重以结果为导向。比如“一霸手”的政治立场如何，不能仅仅通过他的表态来衡量，还要通过他负责工作的实际效果来检验。如果过程在评价体系中占据过大比重，老百姓常说的“左”的意识形态言行就会卷土重来，那会大大增加各级行政机构推动相关事业前进的成本，使很多不负责任的表现有空子可钻。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伟大成就是全党与全国人民的共同事业，不应允许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总是想着如何保个人平安或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并不惜为此而损害公共利益。

　　中央曾将2019年作为“基层减负年”，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有其历史的积淀、现实的积累，要想毕其功于一役可能不太现实，要彻底根除还要假以时日。疫期会议减了、文件少了、检查也整合了，的确能切实为基层减负，但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方面，那就是在很多行政机构的很多工作要求印制海报、展板、宣传册，等等。这会催生一大笔经费，不仅造成了工作压力，而且增加了资金负担。利用海报、展板、宣传册汇报工作、交流经验，形象直观，很多地方普遍采用。但同时，此类问题无处不在且不断过滥，尤其是相互攀比的问题让很多基层干部苦不堪言。正如兰州一位社区干部发出如此感叹：“现在报表少了，展板多了，形式主义上‘墙’了。”在各级行政机构，各项负担正在“频繁转场”、形式主义“套路很深”，这一现象值得警惕与正视。究其原因，还是很多行政机构不肯转变官念、改变工作作风，宁要形式不要内容，死抱形式主义不放。形式主义是绊脚石，官僚主义是拦路虎，不利于激发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热情与激情。

　　据2021年新加坡《海峡时报》网络客户端报道，李显龙在新加坡政府的一次国务会议上谈起中美战略竞争态势时说，战略上中国战胜美国的唯一前提，就是必须根治自身体制内的官僚主义顽疾，否则中国超越美国就会变成一句空话。李显龙认为，“随着中国的高速发展，以及炫目成就的取得，最近几年以来，中国执政党内部的非传统的官僚主义，开始逐渐抬头，并在一些地区甚至蔓延开来。”李显龙认为官僚主义在中国最主要的表现为：要么口号震天响，极端重视形象工程;要么人浮于事，得过且过;要么浑浑噩噩，不思进取……它们的存在，不但严重影响了政府运作效率，而且败坏了社会的风气，对执政党的形象也是一种极大的重创!官僚主义对中国软实力的提升有摧枯拉朽式的毁灭效果，极大地阻碍中国社会在新时代的整体进步，更使得中国在与美国的战略对抗中自我侵蚀文化优势，直至中国陷入越来越不利的地位。“作为同样处于东亚儒家文化圈的新加坡，必须警惕中国式的官僚主义，在新加坡死灰复燃。否则，我们先辈创下的千秋大业，也必将毁于一旦!”“旁观者清”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乎?

　　意识形态立场偏左的“乌有之乡”网站将胡锡进定性为“对内盲目维稳、对外投降屈膝的伪共产党人”，甚至汇总了“这位伪共产党人、集反毛/传教/右倾投降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官僚主义/老爷主义于一身的胡锡进先生”的相关事例，认为还原“一位执掌党媒二十余年的司局级高官”的真实面目也能还原“他所处的时代、所崛起的时代其舆论氛围”。比如，胡锡进将社会主义公有制污蔑为“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这是老套生硬的恶辞，直到今天胡锡进为首的资改派竟然还在使用!在一个记公分的年代、一个学赶帮超的年代、一个革命热情红火的年代、一个如若偷懒分毫或偷拿巧取就会被指责的年代，“大锅饭养懒汉”养出了红旗渠?养出了王进喜?养出了成百上千在罗布泊隐姓埋名搞原子弹的革命知识分子?倒是官僚政治实现反攻倒算之后养出了真正的懒汉：不事劳动、只要会无病呻吟就能成“学者”的“伤痕文痞”们一波又一波只会写“屎尿屁”就能成“诗人”的贾浅浅们，成批成批空腹无物、不学无术却能混迹于体制内人模狗样当“叫兽”的冯玮、喻国明、张鸣、方方们……毛主席时代有出尽反动文人、媚洋公知的作协吗?毛主席时代有培育蔡霞、刘玉瑛之流的党校吗?毛主席时代有行投降主义之风与媚美之风的《环球时报》以及您这位到了年纪还抱着体制津贴转岗啃老直至2021年底退休的胡锡进吗?此类魑魅魍魉、妖魔鬼怪在毛主席时代全数没有。谁给了胡锡进的勇气污蔑“前三十年”是“大锅饭”误国误民了?“后三十年”有没有高高在上、享受阶层分化利益的“红色大锅饭”?胡锡进作为体制内的“成功人士”岂能心中没数?!工农阶级一旦失去了“大锅饭”，社会制度一旦朝着私有制的方向剧变，苏联(俄罗斯)已然给出了历史的答案。所谓的“大锅饭”其实是一种全民参与劳动生产与全民参与产生分配的公有体制，这个词的原意是正面的。但在执行层面，比如人民公社的建设时期、大跃进的具体操作过程中，遭遇了高层与基层不同程度的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使得“大锅饭”的形象与含义都遭受了后世的泼污与黑化定性，从此褒义成贬义，也成了众多历史谣言的所谓“依据”。比如他胡锡进自己都是给谣言推波助澜、给境外轮子势力与美帝国主义势力递刀子的主力军，但这绝不是胡锡进之流以此就能污蔑公有制分配、进而对中央当下“共同富裕”政策展开一种“先下手为强”味道的恶性曲解的理由!中央“共同富裕”是增量性质的第三次分配方针，而胡锡进用以当做反公有制抓手的所谓“大锅饭”则是存量性质的分配手法，二者不可混为一谈。不论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还是实现公平分配的角度，公有制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唯一道路，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因而，像胡锡进这种长长久久为私有制、私有化、极端市场经济体制摇旗呐喊的御用文人在“联想舆论争端”中为柳传志站队也就不足为奇了。“我很担心，如果反过来追究，甚至形成一个运动，将会对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积极性造成打击，增加他们的不安全感”，胡锡进这样的“市场派”、“自由经济派”竟然至今还能端坐钓鱼台，这实在是讽刺。动辄以“不要运动”的颤抖姿态大刮翻案风，胡锡进难道是不在不打自招吗?那么“帝资修反”，您主动往哪个坑对号入座呢?胡锡进津津乐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了“新时代”;你挂在嘴边的“两个毫不动摇”，在十九届六中全会与第三份历史决议中均没有出现;最新的未来指示“十个坚持”里也没有“坚持改革开放”，属于你等右倾投降分子、顽固派掌权大众舆论的历史也确实该退场了。永远不要再强调胡锡进是“骑墙派”了，他从来就没有骑过墙，他从来就是立场鲜明地站在泉柜、布尔乔亚知识分子与精英买办的一边，他从来稳坐于人民群众与工农阶级的对立面。中华民族想要真正地迈入“新时代”，不论落地内循环格局下的共同富裕政策还是建设疫情之下愈发有现实意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首要之举就是将胡锡进之流清逐出中国主流舆论的队伍。对于胡锡进退休之前经年累月在舆论场上鼓吹“革命过时论”、“去阶级斗争论”、“历史旧账无需清算论”等反动论调的舆论形象，毛泽东的三段话足以对此类御用文人反对言论精准反击。一是“一切国家机关、一切部队、一切企业、一切文化教育事业掌握在哪一派手里，对于保证人民的权利问题，关系极大。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里，绝大多数人民的权利就有保证了;掌握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右派分子手里，它们就可能变质，人民的权利就不能保证。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二是“有些是假共产党之名，行国民党之实。国民党统治那么久，土改只不过几个月，就搞得那么干净?国民党是不容易消灭干净的”;三是“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自己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

　　习近平在2020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要求把主题教育同落实“基层减负年”的各项要求结合起来，总结推广一批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为基层减负的好经验、好做法，把基层干部干实事的手脚从形式主义的束缚中解脱出来，防止重“形”不重“效”。用轰轰烈烈的形式代替扎扎实实地落实或用光亮丽的外表来掩盖真实存在的问题，基层负担由此加重并衍生更多的矛盾或问题。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统一起来，真正把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落实才能真正做到讲实话、鼓实劲、办实事、求实效。反对形式主义，首先要深化体制改革。基层党组织建设比较薄弱，群众机制还不够健全完善，深化制度改革就是要进一步提高服务水平，将党组织建设落实到基层，只有深化制度改革。反对形式主义，要求上级对下级的工作要起到带头与模范的作用。不做表面工作，充分发动群众，通过实地地接触与调查来判断情况是否真实。反对形式主义，要以身作则。党员干部要坚持以身作则纠正形式主义，在工作上扎实稳干，面对突出矛盾与问题，要积极找寻解决方法而不是拒绝拖延推脱具体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