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号宇宙”实验堪称是对当代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內爆的社会学隐喻，2023年中国人口将被印度超过只是这种內爆激化于资本主义全球化内卷的一环。

　　表面上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祸根是希特勒的法西斯军国化政策，以至于整个欧洲都受到了战争危害，其实这只是一方面，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其实是德国民众自身的生存利益得到了破坏，所以才向外部扩张，以求更多的生存资源。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人普遍认为《凡尔赛和约》的条款过于限制德国民众的生存了，比如规定德国在海外的殖民地由战胜国通过委任统治的方式瓜分，对德国领土的重新界定导致德国国内大部分的重工业区无法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德国将丧失65%的铁矿和45%的煤炭。在军事上，德国陆军人数不得超过十万、不准发展潜水艇、主力舰、飞机与坦克等重型进攻性武器。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后统治者对劳苦大众征收到更多的赋税，但这加深了社会矛盾，很多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解决危机而将国内的矛盾嫁接给了其他国家，德国人民为了获取更好的生存资源而选择了法西斯道路。日本受到经济危机冲击的力度也是非常巨大的，面对困局，日本高层便策划建立起一个军国化的政府，于是以陆军为主的法西斯势力开始在日本蔓延开来，并趁欧美在治理危机期间大肆侵略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背后其实是相关国家人民对生存资源的需求及其想对外谋取更多的利益所致的。19世纪的社会学家认为，地球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下变得越来越小了，而且渐渐的快要成了一个整体，但学术界对世界的认识更加分裂与散乱了。社会学家们想寻求到一种方法使得社会团体能聚集起来，从而了解社会瓦解的经过。社会学这个名词其实由社会学家孔德首创的，他想用物理学的方法来统一所有的人文学科，所以社会学里面包含的内容是非常广泛的，要想明白一个社会现象产生的原因，必须深究其背后的历史学、心理学乃至是经济学。孔德认为人类社会能经历不同的阶段，但只要在某个社会时期掌握了当下的社会规律就能领导人类走向美好的未来。世界上第一本以社会学命名的书是19世纪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写作的，之后在世界上的很多大学中都设置了社会学课程。“25号宇宙”实验表明，老鼠变得“佛系”不是因为数量过多而导致的，而是因为在生存资源的分配上存在缺漏。当然，人类在正常情况下不会像老鼠那样野蛮，但生物的生存空间被占据时，那么在社会中的个体便很难继续为自我奋斗下去。《躺平即正义》一文认为，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恶性竞争，例如在教育领域发生的内卷，都将教育看成是跨越阶级的唯一途径会刺激家长们对“鸡娃”的培养而导致课外补课机构大行于市场之上。家长们为了不让孩子在学习上落后，不惜花费重金也非去不可，甚至有家长的孩子还要一对一的辅导，这样恶性的竞争下只会让孩子们的学习负担更加沉重。年轻更感受到了人生规划的压力，广泛焦虑成了社会的通病。在内卷的大环境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放弃了努力，而选择在家躺平。其实在上个世纪的日本，也曾发生过年轻人躺平的事，而那个群体则被称为“平成废宅”。年轻人不愿投入到激烈的社会竞争中，以“咸鱼”心态对待世界，但后来日本政府通过整顿教育，增加就业等举措，使得年轻人能在岗位上实现自己的价值。中国大力整顿教育机构后孩子们不再花费大量的时间去课外补习了，音乐、美术与绘画教育的缺失便能填补上来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总是由曲折走向光明的，年轻人遭到严峻的竞争时即便暂时选择躺平也要长期厚积薄发，学习好对自己有用的技能。“时势造英雄”，暂时不得志者一旦有了机遇就要把握住，但如果真的自以为是一条咸鱼而坐以待毙，那么最后即便有机会翻盘也很难养活自己了。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化垄断为一个整合的体系，资本主义垄断集团紧紧控制一切生产体系，普遍化垄断正主宰全球经济。所谓的“全球化”其实是指发达国家对资本主义边缘地带的生产体系施以控制的一系列要求。这无异于帝国主义的新阶段。普遍化与全球化垄断的资本主义体系，确保这种垄断集团能从资本剥削劳动榨取的巨量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征收垄断租。在垄断集团的控制下，资本累积要持续，惟一选择是把这种过剩的剩余用作金融投资。金融化是收入及财富分配日益不平等的原因，金融资本给发展中国家放高利贷，从中获利，这也是剩余资本得以消化的渠道之一。因为金融化垄断集团的策略要求通过债务增长来消纳垄断的剩余利润，所以它们在追逐债务而不是减债，为了“减债”而强加的紧缩措施其实是用来增加债务的。此即“新自由主义”，其实质是垄断资本主义体系的全球化(帝国主义)与金融化(资本主义自我再生产之所必需)。该体系明显不能克服其愈益严重的内部矛盾，注定要继续如脱缰野马到处践踏。

　　发展中国家的崛起通常伴随着不平等的加剧，这不平等的受益者是一小撮的少数还是相对较多的少数(中产阶级)，以及在不平等的背景下造成绝大多数劳动者的贫穷化，抑或伴随着大多数劳动者生活条件的改善，即使劳动收入的增长远低于体系受益者的利益。换言之，政治的选择会决定兴起是否带来普遍的贫穷化。一个国家的兴起并不会依循既定的规律，兴起的过程一步接一步地走，前一步可能为下一步铺下成功之路，却也可能朝向死胡同。同样，新兴经济体与世界经济之间的关系处于恒常的变动状态。这两个不同层面导致的政策可能会强化也可能会削弱国家主权;同时，可能会强化或相反地弱化社会的团结。因此，兴起并不等同于出口增长，也不等同于据此来衡量的力量增强。出口增长与内部市场(大众消费)的增长紧密扣连，前者可能支撑后者，也可能造成障碍。出口增长因此可能强化，也可能弱化新兴经济体相对于世界市场的自主性。有必要在个别案例中具体地检视兴起国家发展的前后路径，辨明它们的强项以及弱点，分析它们在推行发展中的复杂动态，以及伴随的各种矛盾。兴起不仅只是经济的、而且是政治计划。从传统经济的角度来看，不少崛起中国家的确已取得一定的经济成果，但资本主义中心地带仍在不择手段维系其世界经济主宰地位。因此，要衡量一个兴起国家的成就，就要看它是否有能力抗衡这种手段，减低其影响力。控制手段针对的是主宰性强权对以下领域的控制：科技发展、自然资源的取用权、全球金融与货币体系、信息传播以及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帝国主义三巨头联盟(美国、欧洲、日本)始终试图透过各种手段维系它们主宰地球的优势，并且禁止新兴国家质疑其主宰地位。新兴国家的发展雄图会抵触帝国主义三巨头的战略目标。至于冲突过程导致的暴力程度，视乎新兴国家在挑战霸权中心上述的特权时究竟会有多激进与彻底。经济上的兴起因此与外交政策不可分割。究竟新兴经济体是要选择站在帝国主义三巨头政治-军事联盟的一边，接受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战略目标?或是相反，选择反对它们?没有社会集团作为稳固基础并赋予其合法性的国家政治，就谈不上兴起。政府要有能力建立一套连贯的计划，建构面向本国的国民生产体系。它们应同时保证大多数社会阶级能参与并分享增长的成果。相对于上面描述的这种高品质的真正兴起，其反面是那种单向顺从资本主义体系及普遍性垄断战略的推行。它带来的只有一种结果，即“破落流氓发展”，这种发展方式是社会加速解体的后果，与此相关的是那套帝国主义中心垄断集团强加于其主宰的边缘社会的发展模式根本不是真正的发展。这种破落式发展表现出来的是“赖活”经济活动(非正式部门)的惊人增长，也就是内化于资本累积单向逻辑的贫穷化现象。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往往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互动互补以及冲突激荡的过程：一边是资本主义经济管理逻辑，另一方是“非资本主义”(因此有社会主义潜能)社会管理与政治管理逻辑。在当前的兴起经验当中，有几个经济体没有破落式发展的现象。普罗阶级没有受到贫穷化的冲击，而是生活条件获得或大或小的改善。案例包括资本主义阵营的经济体韩国、台湾(这里不讨论有助于它们成功的特殊历史条件)与承袭了以社会主义为名的遗产的中国、越南(古巴加入后者行列的前提是克服当前国内的种种矛盾)与印度，有利于强化工业生产体系的国家政策是其共性。结果是中间阶级扩大，科技与教育能力有所增长。它在国际政治棋盘上有一定的自主性。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却是加速贫困化。印度因此是一个混杂的案例，既有兴起也有破落式发展，中国应偏重于这两个社会现实之间互动互补的关系。其他被视为新兴国家的大多归属于这个混合的类型，包括巴西、南非等，这不算是过于宽泛的概括。但也还有其他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整体社会中看不到兴起的要素，而破落式发展却几乎就是现实的全部。土耳其、伊朗与埃及这三个国家就属于这个类型，这种“非兴起计划”全盘落空了。阿明认为资本主义体系将內爆于三大争议，即形式民主抑或伴随社会进步的民主化之争、发展中国家耕地的市场化之争、伪环保与社会主义使用价值视角之争。

　　当代资本主义体系内爆的历史处境迫使南北方的激进左派大胆构想替代方案：第一种回应：市场调控(金融及其他市场)。垄断集团及各国政府声称它们正在寻求这个方向的倡议方案。事实上这只是空谈，目的是误导舆论。这种倡议无法阻止对金融回报的疯狂追逐，而这正是垄断集团控制资本累积逻辑的结果。第二种回应：回归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模式。这种反应满足了三重怀旧：在西方重建真正的“社会民主”;基于支配20世纪社会主义的原则复兴“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体系边缘地带回归民众国家主义。此类怀旧心态想象人类有可能让资本主义体系退回1945年的模样，此类想象仍然盘踞在世界上大部分左派的脑海里。第三种回应：找到“人道”的共识。妄想根本上对立冲突的利益有可能达成一个共识，现在的生态运动都有这种幻想。第四种回应：昔日的幻象。这种幻象祈求“特殊性”与“差异的权利”，却不费神去理解这种概念的范畴与念义。过去已解答未来的问题。这种“文化主义”能表现为很多种近似宗教或民族的形式。神权与民族政权是替代民主社会斗争的便利之选。它们的纲领早已把后者排除出议程之外。第五种回应：“个人自由”优先。个人自由优先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价值”，基于这个原则的回应将拥护“代议制选举民主”的铁杆支持者视为同路人，将“代议民主”视为民主本身。这套原则把社会的民主化与社会进步割裂分开。为了不否定他们那种民主，他们甚至容忍实质上的社会退步。但这种民主现在已沦为悲情的闹剧。这种立场还有更危险的形式。后现代主义者想象个体升级为历史的主体，仿佛共产主义(让个体从异化中解放出来并真正变成历史的主体)就在眼前!右派(例如诉诸不触动私有产权垄断的“调控监管”)的主张在左翼阵营广泛回响。六是面对当代帝国主义的普遍化垄断资本主义的宣战，对上述的错误替代方案而言，不值得恐惧。回应当代资本主义体系内爆的历史时刻，南北世界的激进左派要大胆提出替代这个体系的政治构想，尤其是能推动工人与人民奋起反抗诉诸战争的策略。建基于对当代真实资本主义的分析，这种构想要直面我们要塑造的未来，舍弃对过去的眷恋，打破身份认同或共识的幻象。

　　阿明反对通过某一次起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但又认可为了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多样性，私有资本、甚至国际资本的介入都是有必要的，重点在于尺度的把握。出于同样的原因，阿明认为人类社会还要经过“一条漫长的道路来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社会主义运动不是没有取得过显著的胜利。但有趣的是，阿明对拉丁美洲的发展没有什么兴趣，他认为拉美模式有可能是在重蹈冷战期间许多民族解放运动的覆辙，建立一种“正流行的国家主义”。阿明对尼泊尔更感兴趣，他认为尼泊尔模式是一条可行之路。他还高度认可了中国革命的历史地位，它直接动摇了资本主义体系的根基，在民主社会主义的斗争道路上，尤其是在“废除土地私有制”与建立强大的公社与集体组织方面意义非凡。阿明对中国革命的热忱无疑戳中了西方社会的敏感点，但他的基本观点是，民主不应仅体现在政治这一个方面，农民、妇女都应通过集体组织有话语权。相比于西方的个人主义来说，阿明的设想更符合一个真正进步的民主社会愿景。阿明的中心论点很明确：真正的革命必须以被剥削的穷人阶级为基础。他还推翻了这样的假设：任何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想法都缺乏启蒙精神，这种启蒙精神的缺乏是能原谅的。将人类从上帝创世纪的观念中解放出来，他认为启蒙运动是人类迈向民主的第一步。他对“政治伊斯兰”的彻底否定引发了很大争议，这一观念早已深深根植在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之中，模糊了社会的真实本质。在这一观念的助长下，人们会倾向于认为世界上不同的文化群体之间是相互冲突的，中心国家也更易于控制外围国家。阿明认为，“从马克思开始，但不在他自己、列宁或毛泽东这里结束”。他将各种批判性思维方式整合到了一起，甚至包括“被过去的马克思主义史观教条误认为是‘异类’的思维方式”。今天，阿明的这种观点肯定比诞生之初更为重要。一个有创造力的马克思主义能考虑到世界上真正受到剥削的群体，他们有着怎样的观点与愿望，也能打破历史的教条，不再去按图索骥已失败的模式。要能看到未来推翻这个模式的可能性，尤其是对看重“四个自信”的当今中国而言。

　　阿明在2018年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上对坐在旁边的林毅夫直言：“中国朋友们，不要幼稚，就算变成资本主义国家，西方也不会放过中国的!”他强调中国直到今天还没有加入到金融全球化，只要没有加入到金融全球化进程中去，就能避免目前资本主义危机带来的震荡。如果加入了，那么不可避免地，中国的成就就会付诸东流，并且像俄国那样受到掠夺。他指出，西方对朝鲜、伊朗的攻击是因为它们离中国很近，并且要使西藏与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这是“集体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地缘政治战略，西方列强就是要拆除所有中国能自我成长为大国的潜力。但“中国的朋友们”没把阿明当回事，“中美国”的锣鼓敲得震天价响，《中国改革——三十年》的蓝图委托前美国国务卿佐利克绘就并由他代言。接着中美两国高级别谈判的新代表登场，一见面，中国首席代表发言，今天，双方都是“新人”，按中国的习俗就是新婚之人，这象征着中美两国的夫妻关系。曾参加高级会谈的中国财长忙添油加醋地说：“这个夫妻关系是命中注定的”。按中国的习俗，“命中注定”就是生辰八字相投。中央党报系的《环球时报》呼吁“不要把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当成前苏联共产党”，意思是今天的共产党不是以反帝为主要目标的，这是“命中注定”的么?主持马克思主义者大会的厉以宁人称“厉股份”，是带领中国改革的国师级人物。那时他正忙着“让国企走完最后一公里”，把仅存的央企完成混合所有制改造。某国资委负责人扬言：“从此，国企的概念进入历史”。这位“中国朋友”能听得进阿明的话么?是阿明对还是“中国的朋友们”对呢?还是让形势的发展对证吧!中美贸易战爆发后中方代表认为：“中美贸易合作是双赢而非零与博弈”，所以“合作是处理中美贸易摩擦唯一正确选择”，而“中美关系是所有关系中的关键与核心，有一万个理由可证明搞好中美关系的重要性”。阿明的《新帝国主义的结构》一文认为：“当代资本主义是广义的垄断资本主义，这种广义的垄断企业统治着世界经济体系，‘全球化’是他们赋予这种体系的名称，通过这种体系，它们控制着处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外围(‘三合会’国家及其伙伴之外的整个世界)的所有生产体系，这无非是帝国主义的新阶段”。纵观中美马拉松式的高级会谈，美方的目的很明确，巩固与扩大帝国主义的垄断生产体系，要中国进一步敞开国门，特别是金融领域。“中国的朋友们”从“中美国”梦醒了么?没有，有的还在梦呓，有的还在梦游。自由贸易区由一个一个的市区扩大到一个省区，欢迎光临!中国的大门已大大打开：中国金融的门槛已一降又降，欢迎光临!中国的国防企业，已不是禁区，欢迎光临!中国的民生企业，也不属国家要害，欢迎光临!中国的营商环境巳大大改变：党政部门的官员都当店小二，创业更自由，到2025年将培育一百万能人去当市场主体……凡此种种不都是在为资本注意全球化开拓前进的道路么?阿明的《新帝国主义的结构》一文特别推荐毛泽东思想对新帝国主义结构论作出的决定性贡献：“毛泽东思想对全面评估全球化资本主义扩张问题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它让我们能将中心-外围模式与固有的帝国主义扩张导致两极分化的‘真正的’资本主义作为分析中心充分对比，并从这一分析中得出所有支配性中的国家与被支配性外围国家中的社会主义斗争带来的隐含性教训，这种研究的中国式表达是‘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毛泽东曾强调“中国属于第三世界”，直到今天这个格局也没改变，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与独联体国家沦为第三世界而让中国的国际处境更坏了。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实行的其实是“跟着美国走的都富起来了”的路线，搞“中美国”就是不以意识形态来划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脱离第三世界而与第一世界联姻。有两件大事让第三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一是帮美国“教训”越南，二是在美国的督促下制裁朝鲜，这两个国家是“同饮一江水同志加兄弟”的“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的国家!国务委员戴秉国扬言“抗美援朝的历史意义早已过时，现在放映《抗美援朝》会影响与友好国家的关系”。不讲意识形态，只是不讲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而讲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讲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一直在宣扬的建立“中国学派”、新时代新思想是什么呢?北京大学一位资深的经济学教授在一次“新学派新思想座谈会”上扬言：“我们不再用阶级、阶级斗争的眼光看世界;我们不再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分看世界;我们不再用三个世界的划分来看世界;我们不再用南、北对立的矛盾来看世界”。徐景安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不是公有制而是公共利益至上，资本主义所有制交的税收多就是公共利益至上。“三个代表”的推论是共产党取得政权后要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即“共产党是领导市场经济的党”。接着又将资产阶级视为党的社会基础，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声音的杂志被封杀，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真共产党人的领军人士被监视、看管、批判、流放。此类怪象决不是一时一地一事，中国社科院大学首席教授、中国经济学会会长程恩富认为：“政府及有关党组织开的一系列经济问题座谈会，或经济专家座谈会，基本上是一派意见，就是赞成政府工作思路与基调的，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没有一个被邀请。”改革开放后讲马克思主义的中央党校的常务校长们有一个是马克思主义者吗?阿明对“中国朋友”的提醒应验了，他对“新帝国主义结构”的论断已活生生地摆在全人类面前。把“中美国”梦打破，把“夫妻梦”打破，把“双赢梦”打破。中国的舆论场出现了大变化：被压抑的马克思主义者出手了，被打击的毛泽东思想者反攻了。李樊的《中美关系进入新时代》一文认为：“最为根本的还是要共产党清醒自觉起来，明白了与美国合作不可能共赢只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之后还得明白‘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大问题，明白自己的根本属性与历史使命”。“这就要求明确共产党的阶级属性，在各项工作中坚持实行阶级路线，发展公有制，将工农阶级劳动人民组织起来”。但中国无产者联合起来了么?

　　阿明认为没有将与主流资本主义体制对抗的各种社会力量串联起来的统一战略行动不可能有社会主义运动的革命性推进，资本主义体制下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有雇佣工人、小资产者、大企业家以及大寡头等等。根据所处社会的不同，基本阶级的差异也极其不同。边缘地带国家的阶级构成远不同于核心地带，而发展中国家各自的农民阶级结构也不尽相同。按资本积累的逻辑将社会结构简单化有几个错误观念：认为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对抗会消除其他社会力量的政治表达，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会融入有微小内部差异的同类阵营，资本的全球扩展会使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的社会结构趋同。基于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垄断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传播导致普遍但又呈碎片化的无产阶级化，资本主义的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都被压制或削减独立于垄断之外的经济行为，抽象的资本统治形式替代了传统的资本主义组织。此后资产阶级变成了由金融寡头雇佣、持有高额薪水的雇佣工人组成的阶级，垄断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反而招来更广泛的反抗与冲突的升级。帝国主义中心不再能维持它们对全球的统治而只能对全球强化军事控制，新兴国家与民族伸张主权而导致南北冲突升级。在边缘国家，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与缺乏民族与民众合法性的国家权力机构结盟，进而控制这种国家则会激化各民族的抵抗。22世纪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正在以多种形式内爆，新的革命模式正在展开。行动上的战略统一与参与运动的各民族在社会、政治构成上的差异，过去只要对统一、差异这对辩证矛盾关系做出具体的回应，社会主义革命就会有所前进，二者的对立是能转化为互补的。成功处理二者关系的最突出的案例是的俄十月国革命，列宁向参与暴动的各派民众靠两个共同的战略目标(和平与土地)将各股势力统一起来。毛泽东早在20世纪30年代靠联合贫农重振中国共产党，直至新中国诞生。俄中两个案例对挑战做出具体的回应都抓住了上述关键性差异，但解决这种矛盾不存在统一的公式，当代各国的关键性差异也各不相同。在帝国主义中心，激进左翼必须勇于提出将垄断性财产通过民族化、国有化充公，同时制定措施将这种财产的管理民主化、社会化，这就要在每个阶段找出共同的阶段性目标以构建统一行动。在资本主义边缘地带，激进左翼必须能认清组成社会联盟的不同成分，为此首先必须知道这个联盟的共同阶段性目标。只有满足了这种条件，社会主义运动才能稳步、渐进地改变现有社会。现在边缘地带的国家、人民与民族到了第二波崛起时了，社会主义运动的目标应是在与资本主义不同的基础之上重建人类社会，更高阶段的人类文明应是更正义更高效的，杜绝毁灭性的竞争而强调统一的利益、与平等紧密关联的自由并照顾到地球生态的再生?社会主义当然是民主的，否则也不可能影响至今。但社会的民主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而非将多党选举代议制的公式作为一劳永逸的“真正的民主”。西方媒体向发展中国家宣称“民主第一”，意即其所强调的立刻举行多党制选举，而许多发展中国家也认可了这个提议。但实践反复表明，这只是帝国主义国家操纵全世界的手段。在帝国主义的核心地带，代议制选举一直只是阻止劳工运动激进化的武器，西方国家公众想不出代替这种政治管理体制的方案，甚至有的共产党现在也被它说服了。社会主义运动有责任开辟阵地实验更高级的政治民主管理方式，同时也有责任发明经济管理的新方式，将社会关系的民主社会化与人类生存空间的再生产相结合，将人类的共同遗产一代接一代地传下去。现在各种革命或社会主义运动面临的关键问题是现代经济管理的社会化夹带的资本主义私货的传播已打下基础，资本主义的边缘地带为了发展生产力与建设社会主义更要从根本上处理好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建设“国家社会主义”还是“国家资本主义”，两者之间的界限是模糊不定的。现在的社会主义政党的理论阐释中经济管理的社会化与政治管理的民主化都被视为不可分割，19世纪乌托邦社会主义老路回不去了。

　　阿明主张的从外部加速资本主义体系瓦解的要点有三个：第一，社会化垄断产业产权。另类替代方案必需质疑垄断资本的私有产权原则，“调控”金融操作，回归市场“透明度”，令市场参与者的期待更理性，界定达成这种共识的细项条件却不提废除垄断产业的私有产权，这种建议要求垄断集团“管理”针对它们自己的改革却无视于其仍有各式各样的方法绕过这种改革的目标。另类替代社会计划应扭转垄断集团的策略导致当前社会失控的洪流，确保稳定雇用及极大雇用机会，并确保随着社会劳动生产力改进工资亦有合理相应的增长。不取回垄断集团手握的权力，是没有可能达到这个目标的，这种“预期”的经济理论企图把民主从经济决策的管理里驱逐出去。要彻底改革教育，不仅是对经济学家的教育，还包括所有出任管理位置的人的教育。垄断产业的体制要根据民主的原则来管理。这恰好与神圣化私有产权的人直接冲突。“公共品”是从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移植过来的概念，它本身因为常常与有关社会冲突的含义的辩论割裂而变得含糊不清(盎格鲁-撒克逊语言往往故意忽略社会阶级的现实)。虽然如此，“公共品”一词针对的就是丝绸之路垄断问题。废除垄断产业的私有产权要通过国有化，这第一步法律行动无可避免。但还要超越这一步，提出计划以社会化国有化后的垄断产业的管理，并在这条漫长的道路上推动民主社会抗争。以下提供一个具体的社会化计划例子。发达国家的农民与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小农都是两边的囚徒：一边是上游的垄断集团，它们提供农需品与信贷;另一边是下游垄断集团，农民要依赖它们来加工、运输与销售自己生产的农产品。因此，他们没有真正自主的“决策权”，从生产力所得的利润被垄断集团榨干的生产者沦为“分包人”。另类替代的要害是以公共机构取代垄断，在法律的框架下确立管治方式。代表要包括三方：农民(主要利益者);生产链上游的单位(农需品生产者、银行)与下游单位(食品产业、分销链);消费者;本地公共部门(涉及自然及社会环境的)：学校、医院、城市规划与住房、运输;国家(公民)。以上各部门的代表根据与其社会化管理相配合的规定程序自我推举出来，例如农需品生产部门的单位由董事会管理，董事会的组成包括单位直接雇用的工人以及有关分包商雇用的员工。管理结构的设计应结合管理人员及各层次的员工，例如开发独立及适当技术的科研中心，必要时甚至还包括在国有化过程中产生的资本提供者(“小股东”)，这比“自我指导”的“合作社”更复杂。以新的工作方式在经济管理上实现真正的民主要建基于涉及利益的各方公开协商，这种方式讲求把社会的民主化与社会进步系统地连结起来，与资本主义把民主与社会环境割裂开来不同。现实中的民主被化约为政治的形式化管理，而社会环境则被遗弃给“市场”，而市场本身却被垄断资本生产出来的东西主宰着。惟有经济管理民主化，我们才能谈论真正的市场透明度。透明的市场是由社会化管理的制度形式调控。以上的例子似乎只是资本主义体系边缘地带的问题，因为在那里农民只占工人总数的非常小部分(3%-7%)，但这是发展中国家的核心问题。在未来一段长时间里，发展中国家的农业人口仍将占很大比重。在发展中国家，保证所有人均可获得耕地使用权(尽可能最少不公平条件)是推进小农农业的基本原则。小农农业不应被视为“落后(传统劳动力密集型)农业”。小农农业所需的进步的确离不开某种程度的“现代化”(这个词很容易被中国人混淆于“补课”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改善小农劳动的生产率离不开更有效率的农需品投入、信贷与生产供应链。这里提出的方案是为了推动在方式与精神上皆非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对垄断部门(工业、运输、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的国有化/社会化也应以相同的精神来构想。在董事会的构成方面，应考虑其特殊的经济及社会功能。同样，这种董事会应包括企业的工人，以及分包人、上游产业代表、银行、研究机构、消费者与市民。在当代普遍化垄断资本主义的挑战这条主轴下，垄断产业的国有化/社会化是关键。垄断集团靠剥夺人民累积资本推动经济管理方式，国有化/社会化垄断产业是惟一可行的破局之道。延续“市场管理”的领域不断扩张，垄断集团主宰的积累才能自我再生产。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推动过度的公共服务私有化(把市民剥夺得一无所有)与自然资源使用权私有化(把人民剥夺得一无所有)。垄断集团从“独立”经济单位榨取利润，甚至连一般资本家也给金融寡头剥夺得一无所有!第二，通过去金融化塑造一个没有华尔街的世界。国有化/社会化垄断产业这种做法本身，并且因此将会废除“股东价值”的原则。这个原则只是资本累积策略为了垄断租而强加于社会之上。实行垄断产业国有化/社会化，终止经济管理金融化。我们有否必要回到凯恩斯提出的“食租者的安乐死”呢?用不着，而且肯定不尽如此。我们能通过金融回报来鼓励储蓄，条件是它们的来源(工人的家庭储蓄、商业与社区的储备)以及其赚取条件要界定清楚。一般经济学中有关宏观储蓄的论调掩盖了垄断集团排他地占据资本市场的组织方式，所谓的“市场推动的回报”只是用来保证垄断租的增长。当然，国有化/社会化垄断也适用于银行，起码包括主要的银行。但社会银行切入经济的方式(“信贷政策”)有其特殊性，它们的董事会解构要有适当的设计。传统意义上的国有化只是以国家来取代由私人股东组成的董事会。原则上，这样做能实施国家制定的银行信贷政策。这本身已不是一件小事。但仅限于此还不够，这种社会化要让有关的社会伙伴直接参与银行的管理，切忌让银行职员“自我管理”。当然，银行员工的工作条件肯定要由员工来参与决策，但除此之外便不能仅由银行员工参与，因为信贷政策并不能只由他们来决定。如果董事会要决定涉及利益冲突的问题(提供信贷的银行与接受信贷的企业双方)，设计董事会的组成方式时也要考虑企业的需求。过去两个多世纪形成的对银行业的监管架构被废除了，银行体系因此变得过度集中化，我们有充分而有力的理论依据支持以专门化的方式来重组银行业。银行业应根据信贷接受者的需求以及其经济功能(提供短期流动性、为中短期投资提供融资)重组。例如，我们能创建“农业银行”(抑或由多所农业银行组成的协调集体)。它们的顾客不仅限于农民或小农，还包括上述的农业产业链“下游”。银行董事会将一方面包括银行家(由董事会招募的银行职员)与其他客户(农民或小农，及其他上下游单位)，其他组成方式的银行体系各自配合不同的产业部门的董事局包括产业客户与确保该产业的生态影响受监控的技术及服务研究中心以尽量降低风险，但没有任何人类行为是完全没有风险的，它们也要接受透明公开的民主辩论监察。经济管理的去金融化要靠两个方面的立法：首先是主权国家禁止境内的投机基金(对冲基金)活动，其次涉及退休基金(目前经济体系金融化的主要操作者)。这种基金的设计者(首先在美国)把资本一般引致的风险转嫁给员工来承担，而承担风险恰恰是合理化资本回报的理论依据!这甚至违背了替资本主义辩护的意识形态论据，而对垄断集团主宰的累积策略而言却是理想的工具。为了分配性退休体系的利益，废除退休基金是必需的。在估定应偿付金额的数额与期限，还有退休金额与支付报酬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上，退休体系的本质就是要容许民主辩论的。在尊重社会权利的民主体系里，这种退休体系应为所有工作者普遍共享。但必要时为了不压制某种人想设立补充性退休基金，也能容许这类基金的存在。在一个没有华尔街的世界里，经济仍然主要由“市场”控制，但这种市场将会第一次真正透明公开。它们将由正直的社会伙伴经民主协商而调控，这种人将第一次不再是对手而不再像资本主义限定的那样。被废除的是金融“市场”(性质不透明且服务于垄断利益)。我们甚至要探讨有否必要关闭股票市场，前题是财产权(包括私有及社会形式的)将会以不同的方式而存在。我们还要考虑是有否必要为此而重建股票市场。但不管怎样，“一个没有华尔街的世界”仍会是有力的象征。去金融化肯定并非意味废除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宏观信贷管理;相反，宏观政策得以从寻租垄断的策略中解放出来，它将重拾其效能。国有中央银行将不再是“独立”的，而是同时附属于国家与市场，它们受社会伙伴之间的民主商讨调控。这样的中央银行将恢复其力量，使宏观信贷政策的规划行之有效并服务于社会化的经济管理。第三，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去依附。“去依附”这个概念似乎正在被“去全球化”这个词取代，但前者不是与世隔绝、自给自足而无非是面对内外势力时为了回应自主发展无可避免的需求而采取的策略性扭转。“去依附”推动重建全球化要建基于协商而不是屈从于帝国主义垄断的排他性利益，要能减少国际不平等关系。去依附是必需的，因为前两节提倡的措施目前不可能在全球的层面或甚至在区域(例如欧洲)上真正实施，它们只可能在具备发达的激进基层社会政治抗争的国家的背景下推行。这种国家要坚定推动其经济管理的社会化进程。两次大战前后那种形式的帝国主义，打造了工业化的帝国主义核心与被宰制、工业被压抑的边缘地带之间的对立。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通过推行去依附政策，选择走自主发展的道路，打开了边缘地带工业化的进程。这种去依附运动伴随间或激进的社会改革创造了条件，让那种在这方向走得更远的国家最终能“兴起”，中国当然是其中的佼佼者。但当代帝国主义三巨头被迫退让并自我“调节”以适应这新时代条件，在新的基础上重建自己，基于自身的“传统优势”保住其排他性的特权。具体可分为五方面的控制：技术;挪用地球资源;全球货币与金融体系的整合;通信及信息体系;大毁灭性武器。因此，今天去依附的主要方式正是要挑战当代帝国主义的这五大特权。新兴国家正在这五方面实行去依附，不同国家在不同领域达到不同程度的控制与自决，对资本主义体系去依附的成功让它们加速发展，尤其是在全球化“新自由主义”体系里以“资本主义”的方式推动工业化而取得成功。这方面的成功让它们觉得自己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就能雄起为新的“平等资本主义伙伴”，而尝试把此类国家中较突出的几个纳入新创的G20集团助长了这种幻象。但当代帝国主义的渐进内爆式“全球化”打破了这个幻象，后特朗普时代三巨头帝国主义强权与新兴国家之间的矛盾正在激化。如果新兴国家想向前走，它们的社会便惟有通过民族计划及强化南南合作，朝向更自主的发展模式。这一激进化有三重目标：社会民主化、接着实现的社会进步，以及反帝国主义立场。不仅是新兴国家，遭到“遗弃”或“注销”的发展中国家皆有可能致力于朝着这个方向迈进。这种国家在冷战后期受制于结构调整计划之下实际上已被再殖民化。它们的人民现在奋起反抗，不管是否已取得一定战果(例如南美)抑或即将取得(例如阿拉伯国家)局部战果。在这方面，大胆创新意味着这种社会里的激进左派要有勇气采取行动，投身他们面对的挑战，支持所需的斗争持续下去且激进深化。发展中国家的去依附铺下了帝国主义体系的解体之路，在受全球货币及金融体系影响的地区尤其明显，这是美元霸权的必然产物。但试图以另一个“更平衡、更有利于边缘地带发展的世界货币与金融体系”取代现行体系只是妄想，试图由上而下在国际上寻求共识推行改革无异于在坐等奇迹。现在已提上议程的是现行体系的内爆以及重建国际另类替代体系(在国家或区域的层面)。去依附/解除互相关联，对欧洲一样有意义。欧洲也是附属于垄断集团主宰的全球化的一个子集。欧洲一体化打从一开始便是设计与建构来剥夺其人民实践民主的能力。欧盟的建立是作为垄断集团的保护领地。欧元区内爆后屈从于垄断集团的意志，结果是民主体制被废除。现在民主已沦为一场闹剧，并且走向极端的形式，只关心“市场”及其“评级机构”(其实都是垄断集团)会有什么反应?他们现在会提的就只这个问题。至于人民有什么反应，他们一概漠不关心。不再听命于欧盟宪法以及想象出来的欧元中央银行，除了解构欧盟体制及欧元区外别无选择。要最终重新建立另一个属于欧洲人民与国家的欧洲，这是无可避免的先决条件。帝国主义三巨头社会里的激进左派应投身于建设另类替代的反垄断社会联盟，边缘地带的激进左派应投身建设另类替代的反买办社会联盟。要建立这种社会联盟，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看到进展。但如果激进左派决心承担运动，投身于推动社会主义的漫长道路，这个进程是能加速的。因此，我们要提出不只是为了“解救资本主义”危机的策略，而是“走出已陷入危机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惟一的合法性是创造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后者是文明的更高级阶段。一如既往，文明之间的冲突带来的后果是不确定的。不是激进左派通过大胆创新成功推动革命的进步就是反革命的胜利，这两种对挑战的回应是无法达致任何有效的折中妥协的。所有非激进左派的策略实际上都是非政策，它们只是随着资本主义体系内爆的事态而走一步看一步地调整。掌权者试图像猎豹那样“改变所有的事，好让所有的事改变不了”，左翼的政治候选人则相信能“改变生活而不用触及垄断权力”!非激进左派无法阻挡资本主义野蛮状态的胜利，他们缺乏投身战斗的意愿，早已在斗争中输了。发展中国家的第一波崛起结束于冷战导致的苏东剧变，当前既定的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里没有社会主义运动施展的空间，因此必须制定能走出这个框架的短期与长期目标。“问题是世界性的，因此解决方案也必须是从世界着手”，这句话只有前半句是对的。自上而下地，比如通过在联合国的框架下解决全球化就绝对行不通。全球体制向来不能自上而下地解决，而必须自下而上地解决，即先从地方、国家层面上着手。不再服从全球化扩展的需求，而是优先发展“主权建设”，迫使全球体制适应国家项目的建设需求，从事主权建设可为社会主义运动开启发展空间。有效的主权建设能顺利展开，首先必须真正让大众受益而得到广泛的支持，现在在还有主权建设的发展中国家主要有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与南非。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取决于其对全球自然资源的抢夺程度，而美国对资源的依赖与中国日益增长的资源需求对南美、非洲与中东都是挑战。可否将中国利用这种资源与对相关国家的工业化的支持联系起来考虑?社会主义运动应支持什么样的主权建设?经济层面应首先走出金融全球化，涉及美元作为通用货币的问题、美元的未来、美国日益增长的外债而强调实行人民币、卢布、卢比的完全可兑换性原则，等等。在政治层面，首先应执行一种能遏制美国及其盟友的地缘政治与策略的战略方案，应达成什么样的国际政治联盟以迫使美国放松对全球的军事控制?在这一点上取得进展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现在，金砖四国以及支持它们的发展中国家已不愿支持美国的军事冒险，并且敢于利用否决权来对抗华盛顿了，我们有必要以一种更开放、更系统的方式继续推进这种行动。

　　中美贸易战爆发后中国还有不少患了“爱资病”的精英人士比较亲美，将中美关系的恶化归罪于中国的强硬外交路线，对阿明的衷告则当然会嗤之以鼻。阿明强调，为了避免毛泽东追求的“一大二公”倒向改革开放的另一个极端，中国至今尚未彻底融入“金融全球化”是其规避资本主义危机冲击波的关键，中国更要坚持土地不是商品的原则(即土地不宜彻底私有化)而让“耕地红线”不可逾越，否则中国也会像俄罗斯那样陷入“25号宇宙”那种资本主义体系内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