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教条化是意识形态原则性激进化,意识形态自由化是意识形态灵活性激进化,意识形态成熟的国家有能力避免意识形态两种激进化恶性循环。
“知乎”网站有一问:“为什么网上一谈到普世价值、公民权利、党的历史错误等话题,就会出现相当激进的言论?”问者如是提示:“这是否属于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作用?”“林先生”答:你都知道这叫“敏感问题”,你还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激进问题吗?“知乎用户”答:意识形态渗透?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有时候看着初高中政治教科书有种强烈的违与感撕裂感。你先问自己你有宪法规定的投票选举代表的活动没?别激动这个是宪法规定的给的权利。书上都有,你翻翻政治课本也有些。我打出来不敏感(我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个是敏感的?且去B站说教科书上的东西是无法发出去的理由是政治敏感?)真的不骗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当然,你可以说,你没投票是因为你没有去了解怎么投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投票。是是是。那我问你见过人大代表拉票吗?有见过他们跑到某个地方或是网上也行啊。宣传自己干了啥,为啥要支持他云云。很奇怪的发现没有了对吧?因为他们知道没有这个必要。怎么造成的这里不讨论了懂的都懂(看看书历史书有关农业与工业的历史书自己去想)你发现问题了吗?还没有?民主不好……民主会带来扯皮内耗……首先,我们是一个民主的民主集中制国家。无论怎么说归根结底是一个民主国家。(我很难理解的是我这么个老粉红与某些小粉红说这个对方还与急眼甚至直接拉黑,很离谱不是吗?)你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头也有民主。且我们是一党执政多党协作的民主政府已经解决了其他民主国家所遇到的扯皮问题。剩下的就是完善民主监督制度以确保长治久安。与你想的想到民主反而是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的。甚至可以说民主发明的目的是为了长治久安。苏联的解体悲剧很大程度就是因为民主监督渠道失效导致的。没有人没有任何力量能监督苏联高层发生腐化叛变决定分裂苏联的这种情况。要知道同一时期的调查显示百分之七十的苏联民众支持保留苏联如果有完善的民主监督渠道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之流根本无法让苏联解体。可以说一个完善的民主监督制度对于国家是有利于的。作为一个爱国者应该支持修复这样的制度漏洞以求国家运行稳定千秋万代。总结这种激进是教学与现实撕裂。(怎么与书上说的不一样啊?)。实用主义与现实反常(明明这样更好偏不)造成的。最后,你开心就好。“傻瓜乐力”答:敏感话题,不同意见互相辩论,很正常,因为话题本身就容易引起激烈争论,言论过激没什么了不起。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才有利于明辨是非,没有什么西方也一样有争论,这是正常的。什么叫相当激进言论?弄一些敏感词不让人说话反而令人生厌,是典型的缺乏自信。“重上井冈山”答: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的产生、发展与灭亡,总是内因与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外因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当某方面出问题的时候,不要总把锅甩给境外势力,毕竟一颗石头再怎么悉心照料也孵不出鸡子出来。回到问题上,是否这几个方面有一些逻辑不能自洽的地方,能够引起人们的讨论呢?比如说:宪法第三十五条,公民具有游行示威的自由,但好像必须得经过许可才行。再比如:四人帮铁证如山的罪行。“oxw20”答:很多问题就是争议颇多,比如明史,按理说现代人没有什么利益冲突,总该得到一个公正客观的答案了吧?结果得到了吗?不还是吵翻天?“农村卖油翁”答:因为大部分人以为你学习历史是想翻案,虽然可能你自己是想寻找原因,对历史发展有个正确的认知。但是以前在转向时,用力过猛,把对的说成错的,而这些害怕你翻案的人,就是从转向获得的权力与利益,当然害怕,肯定要按你,不激进是不可能的。要是你开始谈权利了,剥削就很难了,无法肆无忌惮的使用权力,等于受限了,他们肯定不想这样,只有激进的抹黑你,普通人又无法分辨对错,自然就可以继续过封建资产阶级地主的美好生活了。“ZuZwei Zwei”答:《共产党宣言》:德国的特别是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与专制王朝的斗争,一句话,自由主义运动,越来越严重了。于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就得到了一个好机会,把社会主义的要求同政治运动对立起来,用诅咒异端邪说的传统办法诅咒自由主义,诅咒代议制国家,诅咒资产阶级的竞争、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法、资产阶级的自由与平等,并且向人民群众大肆宣扬,说什么在这个资产阶级运动中,人民群众非但一无所得,反而会失去一切。德国的社会主义恰好忘记了,法国的批判(德国的社会主义是这种批判的可怜的回声)是以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与相当的政治制度为前提的,而这一切前提当时在德国正是尚待争取的。这种社会主义成了德意志各邦专制政府及其随从——僧侣、教员、容克与官僚求之不得的、吓唬来势汹汹的资产阶级的稻草人。这种社会主义是这些政府用来镇压德国工人起义的毒辣的皮鞭与枪弹的甜蜜的补充。《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虚伪自由主义的手法通常总是这样的:在被迫让步时,它就牺牲人这个工具,而保全事物本身,即制度。这样就会转移从表面看问题的公众的注意力……一片灰色就是这种自由所许可的唯一色彩。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现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精神的最主要形式是欢乐、光明,但你们却要使阴暗成为精神的唯一合适的表现;精神只准穿着黑色的衣服,可是花丛中却没有一枝黑色的花朵……有这样一种法律,哪里还存在新闻出版自由,它就取消这种自由,哪里应当实行新闻出版自由,它就通过书报检查使这种自由变成多余的东西。“吟诗作乱”答:教员曾经与民主人士谈到过历史的周期律,并且深谋远虑的指出民主是可以帮助我们跳出这个循环的。而现在很多现象表明,我们似乎也跳不出去了。阶级固化的严重,贫富差距的扩大,生活难度增加。原因就在于后来的人们没有按照教员当初的想法一步步的实践民主,真正的把权力还给大众。所以激进的言论实际上是给溜车的马儿一剂狠狠的鞭子罢了,属于但凡智力正常的人就能理解的。“intplusplus”答:如果要说底层逻辑的话,因为激进(冒险)是有收益的……“云悠水澈”答:因为有人真的害怕,所以刻意激动、控制人们对反对者攻击、谩骂……以压制人们这样的意识。“全校第一我就改名”答:你为什么会觉得是相当激进的言论,这又是谁的意识形态渗透?“冷溪术士”答:全盘否定普世价值,公然漠视公民权利,将人民所经历的苦难合理解释为必要代价、曲折弯路、艰难探索。您的做法比谁都激进,您的言论比谁都敏感,马恩牌连您自己都不打了,形而上与形而下您都要争做急先锋,这与意识形态领域又有什么关系?!纠结辩经岂不是更容易展露破绽了。“沧海一声笑”答:越描越黑!“云锋”答:不是言论激进,是有人害怕真相被掀开被更多人知道,还有人惧怕真相因为这会导致其整个世界观与思维完全崩塌。越恐惧就越觉得激进。“陈志刚”答:激进的定义就是因为有些**很敏感,相当敏感,目光所及都能让其高潮澎湃,所以说点啥都是激进的。“等待被榨油的花生”答:激进言论的产生分两种:一种是想让更多人关注自己,更在意自己看问题的角度,标新立异罢了。另一种就是无人理会,然后造成暴怒,变成泼妇。就拿当年南海撞机事件来说,好多人也主张跟美国开战,特别是喝了点酒的退休老大爷们。说到政策,本质上就是指导方针与行动准则。这东西具有实效性。特别是现代社会,发展日新月异,你总不能拿着十年前的标准来指导现在的工作吧?普世价值是什么?这种东西应该是信教(特别是基督教)的国家才更应该接纳的。什么自由平等博爱,这不就是宗教宣扬的那一套嘛!然后换个外套,就成了普世价值。我要是说“尽形寿不杀生”,你还敢做妇科医生吗?遇到要堕胎的,你怎么办?所以引申出来,不管是什么普世价值,公民权利,这都是基本常识,之所以能完成激烈的碰撞,主要还是因为实际操作的缘故。这就像美国不加入很多国际公约,却经常拿着公约去指责制裁别人一样。这就是双标,你没什么办法。朝鲜表示它很激进,还有萨达姆,卡扎菲,又如何呢?激进言论真的能解决实际操作问题吗?显然不能!不过就是图个嘴上痛快。至于党的历史错误问题,确实是历史问题。不能用现在人的视角去解读秦朝人野蛮,好战,没有基本公民权利,缺乏普世价值。你又没生活在那个时代,最关键的是你没有处于国家政策决策的制定阶层,你知道个啥?大多数人只是知道或者看到那个时期有人被整了,甚至很惨,很冤。这也是实际操作问题,被具体化了。上山下乡运动,从政策本身来说没有什么问题,就是要让知识分子接受改造,说白了就是让这些“富孩子”去过过苦日子。结果在实际操作上被一些人搞偏了,扩大化了。没什么大不了的,人生在世几十年,一晃而过。那些被关进牛棚,划为黑五类牛鬼蛇神的,照样为国做贡献,搞科研。你激进个毛啊!“wutong”答:有没有一种可能,这不是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就是单纯是你义务教育所学到的宪法跟现实完全是两个玩意?“提伯斯”答:一句话:现在中国的权力监管体系已经完全失控。以前经济高速增长,大家苦一苦起码还有个盼头。现在驴子们眼罩拿下来,发现前面挂的胡萝卜早就没了。而要盘的磨越来越大,辛辛苦苦干一天活只能混个温饱。晚上回驴棚还发现自己贷款30年买的驴棚漏水漏风还烂尾。这时候还有人怪驴子有怨言。不是既得利益者就是脑瘫小粉红。“雨眠”答:因为我们被教育的应有权利、现代价值体系,与很多现实、过去的事件,是相互冲突的,由此产生了巨大的割裂感,产生了一个个精神病人(包括我)。不能指望精神病人与正常人相同表现,有时候说话疯癫了些也可以理解。“sghaiy”答:一个社会中本就会存在意识形态的对立,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与西方渗不渗透没什么关系。就拿美国来说,冷战之后苏联倒下了,再也没人与他们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竞争了,也没人对他们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了,那美国实现意识形态的统一了吗?当然没有,美国国内的左派与右派,也就是所谓自由派与保守派之间依然形成了不可跨越的意识形态鸿沟,且这种分歧越来越大,直到今天这种无法挽回的地步。就算是朝鲜这样高压专制的国家,不也照样有人偷偷往外跑吗?“cvvvvvvvvv”答:你认为的激进言论是什么?从清末开始的中国民主化运动,无论是梁启超,还是孙中山都强调人民主权。在抗日战争之后,国统区有过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民普选,你知道嘛?虽然贿选严重,但毕竟是唯一一次的全中国的议员直选。这些记忆估计现在只有80岁以上的老人才有了。普世价值,民主权利一直是普通民众本来就拥有的,并不是激进言论,被赐予的。“一抓到底正风纪”答:因为这这些话题在过去讨论都是要打成反革命的,今天说的时候难免要激动一些,算是条件反射吧!“匿名用户”答:wg后国内的意识形态就是割裂的。阶级斗争还搞不搞?他们被搞怕了,不敢搞了。再没有人用自己的粉身碎骨去博一个不可能了。敢不敢全面否定教员,否定他们的贡献?不敢。那是立国之本,否定了他们也没好果子吃。怎么办?往酒里掺水。酒还是酒吗?还是的,只是味道越来越不对了。时间一长,到底是酒多还是水多,谁说的清?虽然说不管是黑猫白猫,能抓得住老鼠的才是好猫。但你说说,咱到底是什么颜色的猫呢?“匿名用户”答:啥是普世价值?如果普世价值指的是民主与自由。除了小将在叫嚣,没见party否定这些内容。至于公民权利,现在连公民都不提何谈公民权利?不提公民是出于现实考虑。说穿了就是不利于稳定。比如这次疫情,如果事事谈权利,这些防疫措施能否顺利进行下去?坏处也是有的。比如红码事件,比如现在有些地区发手环。问题是普通人有选择权么?如果是为了长期利益牺牲短期利益也不是不行。比如房价,比如996。问题是牺牲了谁的短期利益?这些人愿不愿意牺牲?“旧城以西”答:我就想问问,为什么一个国家聊到政党问题就敏感,就被封禁,这正常吗?“大道无门”答:可以互相渗透看看效果,能被随意渗透的意识形态,好像也不怎么牢固啊?“立志做大清九千岁”答:教育、现实、意识形态、政治思想共同参与的车裂之刑。“天放晴了”答:都敏感了,还怪人激进,这不是双重标准吗?“匿名用户”答:碰到什么东西都过敏的家伙不能说明刺激到它的人有多坏多恶劣,是因为它自己就是纯纯的贵物。身正不怕影子斜,因为自己做的一塌糊涂又不允许人家骂,那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异见者妖魔化,大家就会聚焦在异见者身上被它泼的大粪,而不是它刀上的血。“星系”答:心想事成,干一行,爱一行,为什么要胡思乱想呢?党的历史问题管你什么事?“强哥”答:这是软肋。毕竟欧美意识形态领域,认为一人一票才是民主。精英治国体制,他们不认可。80年代末,90年代初,毫不夸张的说,都准备做好与苏联一样的准备了。现在回头看看,那些分裂后的前苏联哪个国家过好了?也只有反苏最激烈,也最先纳投名状的波罗的海三小,凭借体量小,勉强踏入了发达国家末尾。“Michael”答:别颠倒黑白了,带上“敏感词汇”,就算你想歌功颂德也会被删帖……还激进言论,不阴阳怪气都发不出来帖子……“知乎用户”答:温与的言论不让说了呗,谁温与谁就是50万。众所周知,敏感问题一发出来就会被删除,所以看不到任何敏感问题,因此什么都可以谈,自由得狠!“学习使我快乐”答:今夕是何年?下面是哪个平行时空的中国?
强调原则性的通常是规章制度、法律法规与基本规律,而灵活性是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的艺术性。两者貌似矛盾,但有可能且有必要有机结合起来。原则是基础,灵活是发展;原则性是灵活变化的度,灵活性在原则限制范围内但又能反作用于原则。大事讲原则,小事讲方法,将组织的灵活性与原则性处理好则更有利于工作的开展。原则性名言拾零: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终了的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而是从自然界与人类历史中抽象出来;并不是自然界与人类要适合于原则,而是相反地,原则只有在其适合的自然界与历史时才是正确的(恩格斯)如果在原则上发生错误,那就不只是会发生个别的错误,而会发生系统的、一贯的、一系列实际问题上的错误(刘少奇)原则本身都具有预言的性质(柯尔律治)原则是我的信条而不我的权术(迪斯累利)即使遵循正确的原则,也未必能事事顺利;如果这样,请不要退缩,不要气馁,不可失望(奥勒利乌斯)即使有了原则,原则也未必起多大作用;我们口口声声谈论原则,可实际却还是惯于凭兴趣行事(兰多)世界上没有原则,只有世故,没有法律,只有时势,高明的人同世故跟时事打成一片,任意支配(巴尔扎克)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则圆,则必规矩(吕不韦)欲审曲直,莫如引绳,欲审是非,莫如引名(董仲舒)目失镜,则无以正须眉;身失道,则无以知迷惑(韩非)灵活性名言拾零:变革给人以慰藉,哪怕是变得更坏,就像我坐马车旅行时发现的那样,换个姿势后即使碰伤了,我也常常觉得舒服。(欧文)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苏轼)理智——对欲望盲从的可怜人,与对理性倾耳的认真的人同样正确。(福楼拜)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李清照)理智的人面临危险,会急中生智,可以说,比平时更聪明。(司汤达)共同的事业,共同的斗争,可以使人们产生忍受一切的力量。(奥斯特洛夫斯基)治民无常,唯治为法。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韩非)变法之难,在去其旧染矣,而能别择其故所善者葆而存之。(严复)明白事理的人使自己适应世界;不明事理的人想使世界适应自己。(萧伯纳)在语言交际中要善于找到一种分寸,使之既直爽又不失礼。这是最难又是最好的。(培根)理智是最高的才能,但是如果不克制感情,它就不可能获胜。(果戈里)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吕不韦)自我控制是最强者的本能。(萧伯纳)有理智的教育与培养能带来益处,而失去理智将带来危害。(苏)格拉底)如果有人知道,我们总是多么易于误解别人,他就不愿在人前信口开河了。(歌德)治国之有法,犹治病之有方也,病变则方亦变。(康有为)孩子是要别人教的,毛病是要别人医的,即使自己是教员或医生。但做人处事的法子,却恐怕要自己斟酌,许多人开来的良方,往往不过是废纸。(鲁迅)每次改革都会出现一批偏激的狂人。(罗斯福)既然不能驾驭外界,我就驾驭自己;如果外界不适应我,那么我就去适应他们。(蒙田)守法度,有高出法度外之眼光;循法度,有超出法度外之道力。(林纾)老子认为水之德是避高而趋下,这也是其原则性,这里的高与下未必是位置的高与下,更确切的说是某种趋势的高或低。这就是水的生存之道,违背了这个道则水机会随处运动而不可能团结起来“有容乃大”,更不可能将其力量发挥至极致。这种貌似有点“怂”的道恰恰赋予了水无穷的力量:“天下莫柔弱于水,而坚强者莫之能胜。”离开这个道,水也不可能创造“水滴石穿”的神话。但水也不失灵活性,在遵循道的前提下又能以多种形态存在。温度高于一百度时会变成气体,低于0度时会以固态的形式而存在,三种形态让水能在不同的气候里存在,从热带到寒冷的两极都能看到水在运动。水在运动过程中遇到强大的阻碍物时不会与硬拼到底,而是会暂时饶行,但随着时间的积累就能慢慢的软化障碍物而最终将其征服,这就是“以柔克刚”的必然性。
毛泽东是怎样兼顾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领导者的聪明不在懂得灵活使用兵力的重要,而在按照具体情况善于及时地实行分散、集中与转移兵力。这种善观风色与善择时机的聪明是不容易的,惟有虚心研究,勤于考察与思索的人们可以获得。为使灵活不变为妄动,慎重地考虑情况是必要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我们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我们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与必需的灵活性。——《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原则性要灵活执行。——《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在座的各位与广大积极分子为什么拥护这个宪法草案呢?为什么觉得它是好的呢?主要有两条:一条是总结了经验,一条是结合了原则性与灵活性。——《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宪法中规定,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原则性。要实行社会主义原则,是不是在全国范围内一天早晨一切都实行社会主义呢?这样形式上很革命,但是缺乏灵活性,就行不通,就会遭到反对,就会失败。因此,一时办不到的事,必须允许逐步去办。——《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对犯错误的同志,一只手跟他作斗争,一只手跟他讲团结。斗争的目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这叫原则性,这是一只手。另一只手讲团结。团结的目的是给他一条出路,跟他讲妥协,这叫做灵活性。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这是一种对立面的统一。——《党内团结的辩证方法》根据辩证法,在适当的时机、适当的地点、适当的人物或适当的事件上,原则性与灵活性是有可能相互转化的。原则是人定的,是底线;底线外的事要有灵活的策略。大事强调原则性而始终清醒,小事强调灵活性而难得糊涂。
原则坚定而策略灵活,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而在策略问题上游刃有余是邓小平的一贯风格。在涉及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或民族尊严等大是大非问题上,邓小平强调爱国主义与维护国权、国格,坚决反击来自国外的压力而绝不示弱,不怕孤立不怕制裁,坚决维护中国的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在涉及社会主义前途与人民根本利益的问题上,邓小平强调中国要坚持社会主义,要沿着我们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强调要为人民谋利益,以人民是否拥护、是否高兴为制订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与归宿;在危及社会主义前途与人民根本利益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强调要维护大局,坚决捍卫社会主义与人民的利益。邓小平曾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与人民。”在涉及马克思主义与党的基本路线的原则问题上,邓小平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革命的胜利与建设的成功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强调“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党的基本路线要坚持一百年不动摇。邓小平也善于把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有机结合起来,在为实现各项重要原则而奋斗的过程中十分重视运用切合实际的策略,在处理具体问题时表现出了高度的政治勇气与政治智慧。事物的发展是呈螺旋式、波浪式的,实现原则或实现目标往往不可能走笔直的路,而是随时要走迂回曲折的路。邓小平指导革命与建设都能从实际情况出发分析主观与客观条件既要讲必要性又要讲可能性,制定策略能充分尊重与考虑历史与现实的情况采取各种灵活的政策与措施,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而顺利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处理具体问题的暂时让步是必要的,这不是丧失原则,而是为了减少阻力克服困难,最终有利于更好地贯彻原则、坚持原则或维护原则。邓小平认为,离开原则性讲灵活性就会偏离正确的方向,离开灵活性讲原则性则会增加解决问题的难度,生存靠原则性发展靠灵活性。
意识形态教条化而一条道跑到黑或自由化而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国家上层建筑就会左倾或右倾而弱不禁风,苏共意识形态左右倾之恶性循环殷鉴不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