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类登陆火星，未来的地缘政治研究势必向“天缘政治”过渡。人类这种低端智慧生命将长期被困在视觉可及的三维空间里，理论上某种外星人若能抢先找到人类且能让人类发现不了，而不是人类抢先找到某种外星人且能让这种外星人发现不了，那么这种外星人的现身形式就可能是意识的波粒二象运动的若干途径，这也是未来人类科技期待摆脱“必然王国”的时空条件限制的曙光。

　　多维(三维以上)度是随着人类科技的发展而推理的概念，现在人类能理解零维空间、一维空间、二维空间、三维空间甚至四维空间，但再多就很难理解了，截止目前顶多能建立十一维数学模型。零维空间是一个点，比如宇宙大爆炸以前的客观世界是个无限接近于虚无的奇点，宇宙大爆炸以后的若干黑洞则都是质量很大的反物质“盲点”;一维空间是一条无限细长的线，能随着空间结构的变化而扭曲，比如伽马射线;二维空间是一个平面，比如以波的形式存在的光子;三维空间就是人类视觉可及的客观世界，包括长宽高三个维度;多维空间折叠了各种低维空间，可借助意识还原为某种立体，比如以波粒二象还原于视觉，但只有理论上的高端智慧生命能自由穿梭于其间，比如人类至今依然一知半解的UFO与平行宇宙。理论上与物质相对的意识也有波粒二象性，波粒二象相异但又互补。将物质视为波或粒子都行，将粒子视为波结合成的波包或将波视为粒子的概率云也行。观测离不开意识的参与，意识能辨明波粒二象性，而意识本身也有波粒二象性，所以才有可能量身定做于智慧生命之外的客观世界。将意识视为波就是意识波，简称识波;将意识视为粒子就是意识粒子，简称识子。物质的波粒二象性在宏观领域主要体现粒子性，在微观领域主要体现波动性。意识主要体现为意识波，其次是粒子流。脑电波是意识波的物质化，但属于电磁波而不是意识波。脑电波是意识波的物质反映，二者是形影不离的共生关系。通过脑电波可证实意识的运动形式，甚至能据此解读意识的内部结构。意识波能与脑电波共振，前提是频率趋同。意识波的波长为负，甚至偶尔是虚数，描述物质波的数学公式将其波长值由正改为负后涉及的范畴就是意识波了。意识作为粒子或识子的大小为负，数值可无穷小。识子可聚合成球，进而塑造形体，比如按人类的肉身塑造。意识的运动离不开能量支撑，所以也要“进食”或“补脑”，而“熵”是最基本的食材。“熵增”会导致客观世界失序，熵减则相反，所以智慧生命渴望负熵而主动或被动地自律。每个意识体的每一份识子都掌握了该意识体的全部信息，包括已有的一切记忆;每个识子都相当于一颗种子，藏有该意识体的一切信息。即使意识体消散了，种子仍有机会发芽、开花乃至结果。意识有波粒二象性，潜意识也有，甚至能在无意识中传播，但只有高端智慧生命有这种能力。意识的波粒二象性与物质的波粒二象性不是相互对应而是两两对应的，即意识的波既能对应于物质的波也能对应于物质的粒子，意识的粒子既能对应物质的粒子也能对应物质的波。物质与意识是一体的，波粒二象性体现二者的互补性。理论上高端智慧生命能有意识地自由穿梭，由此损耗的能量的补充方式如道家的“天人合一”。

　　牛顿经典力学明确区分了波粒二象，将粒子细分为物质而将波动细分为光波，从而导致科学与宗教、唯物与唯心的长期对立，以至于人类对越来越多的超自然现象无法解释而不得不一概否定其客观实在性。量子力学研究则发现波粒子与光粒子不仅存在于同一场景，而且有时表为粒子或有时表现为光波，波粒相互依存且相互转化。比如，人类的肉身(物质)是粒子而灵魂(意识)是光波动。正如粒子的资料能储存为波的形态，人类的大脑就像有形的磁碟片，能储存人类经历的各种信息，人类死后此类信息传播到量子(精神)领域。人类的肉身(物理碟片)消失后，人类的意识与储存于大脑的信息都以粒子形态转化为光波形态了，人类新一代借助光波形态诞生后又将其转化为粒(物质)形态，所以肉身消亡后人类灵魂存在于量子精神领域，那是一个与客观世界平行但人类肉眼不可见的意识世界。人类关注自己的灵魂最早借助的是宗教平台，现代物理学则借助量子力学的成果宣称波粒二象性可证明灵魂是永恒的，人类肉身消亡后以粒子的形式继续存在于某种维度空间，相关推测最先出自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意识研究所的哈梅罗夫教授。美国生物细胞技术科学家罗伯特认为，量子物理世界里有人类消亡后灵魂并未消失的证据，此类观点截止目前既未被证实也未被证伪。根据能力守恒定律，人类肉身的消亡其实是转换成其他形式的能量了，医学界证实的人类弥留之际的肉身的重量会减少21克似乎能间接地佐证这一点。根据量子力学，灵魂抑或意识也有波粒二象性，二者相互转换而导致量子纠缠。其中一个方向的粒子变化了，另一个方向的粒子就会做出相应的反应，比如双胞胎的“心有灵犀一点通”。当然，高端智慧生命之间的量子纠缠是能彻底摆脱一切时空条件的限制的。比如刘慈欣笔下的外星人：镜面一样的音乐家用恒星谱曲;云雾一样的低温艺术家用海洋结成冰在地球轨道上雕刻;细菌大小的微纪元外星人在小草里唱歌……智慧生命的形态有多种且能相互自由切换，交流方式非低端智慧生命所能想象，全系宇宙是其终点而不是起点。超弦理论认为，宇宙至少有十一个维度，能不断卷曲到一维化再向高端智慧生命展开。科幻片《超体》里的教授拿一辆快进的车打比方，时间足够快时汽车就会消失到多维空间里。时间本身不是一维，但能借助意识运动折叠低维空间。平行宇宙理论认为时间是无数平行线组成的面，时间旅行相当于进入了一条连接两条平行时间线的切线，造成的改变只作用于另一条时间线而与原来的时间线无关。量子力学则认为，时间旅行导致历史扭曲并以波浪的形式一层层的覆盖原有的现在而形成一个新世界，旅行者本身则不受时间旅行的影响。薛定谔认为，“一旦观测者介入，后混沌状态坍塌将是唯一状态。”说回《超体》，在某个时间节点上本该是“有车”的，但由于某种偶然原因，时间流速被加快或放缓，造成这个相对的时间节点上“有车”与“无车”的叠加状态，观测者一旦介入这个叠加状态的混沌系统，两种状态的或然性就会消失而坍塌成“有车”或“无车”二选一的观测状态。传统的时间机器理论里的时间流速都是均等的，《超体》则认为时间的流速不可能均等，在某个绝对的时间节点上会有多个不同流速的相对时间节点叠加状态的混沌系统，对时间机器的描述应更新为在某个绝对的时间节点上若能观测到另一个时间流速不同的世界，该节点本身所处的时间流速A的世界的或然性消失而思维介入另一个时间流速B，时间流速B慢过A时从A观测到的B就相当于回到了过去。人类更容易观测到更慢的时间流速而很难抓住更快的时间流速，所以穿越到未来的概率无限接近于零。相比之下，基因记忆导致的人类文明进步(集体)与心灵感应(个体)不胜枚举。

　　宇宙之大至少超出了人类目前的想象力极限，天文学界的主流看法是即便概率再低也不能排除其他智慧生命存在的可能性。只要某个智慧物种有更多的时间积累历史经验而掌握宇宙的终极规律，从而有可能像设计动物园或实验室那样俯视人类文明。但高端智慧生命不可能再繁殖肉身，否则只要时间够长就会塞满宇宙。寿命太短则不利于高端智慧生命的科技进步，否则人类早就遨游太空无死角了。高端智慧生命也不可能自觉绝育，而肉身永生意味着文明停滞，宇宙的沧桑巨变则会让这种文明幸存的概率无限递减。唯一的可能是高端智慧生命不再以实体的生命形态延续文明，所以也不可能让人类肉眼可见。低端智慧生命有可能孤芳自赏于某种历史经验而故步自封，高端智慧生命则有可能打破时间限制设计与控制宇宙伸缩。人类的缺点之一是寿命太短，尤其是较之于恒星、行星等天体。但在科学家眼里，无论生命多么神秘复杂都逃脱不了科学的范畴，科学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能解开生命的奥秘而实现永生。人类研发的宇宙飞船在宇宙中航行数千年将被航天科技的门外汉们司空见惯，而芸芸众生要实现这么长的星际航行又有必要延长寿命。科学家在探索基因奥秘的过程中意外发现了生命问世的偶然性与局限性，人类与香蕉的基因有80%的相似度，通过基因技术实现人类永生的难度太大。因此，科学家在不断探索基因奥秘的同时也将人类永生的目标转向了意识的数据化。但意识到底是什么?目前还不清楚，生物学界只是认为意识有可能不会随着人类肉身的消亡而消亡。未来人类有可能在自然科学领域创造意识生存的虚拟宇宙，放弃肉身后将意识进入虚拟世界，但这种替代的生命形式未必有利于人类本身的进化，除非宇宙此后沧桑巨变的节奏恰好能迫使未来的人类主动而持续地设计与控制宇宙伸缩，直至人类升级为高端智慧生命而无恐龙之虞。

　　涌现交互作用论创始人里贝特曾为此而设问：“脑中神经细胞的物理活动是如何产生非物理的现象的?如何才能沟通物理与心智之间的鸿沟?”其所谓的“有意识的心智场”由脑活动产生，但在现象学上是一个不同于脑活动的独立范畴。这个“场”(CMF)的首要特性是有统一的主观体验的品质与改变神经活动的能力，有意识的心与物质的身-脑之间的差别是实实在在的，无论这种差别来自本体二元论、属性二元论还是视角二元论。有意识体验不可还原的第一人称本质意味着意识能涌现自像脑这样的物理系统，但不可还原为脑神经的第三人称描述，非物理的、涌现的意识体验对脑活动存在因果关系。内省报告是相关实验的首要操作标准，不宜预设任何心-脑关系的先验法则。里贝特将最初的实验限定在非常简单而不包含情绪内容的体验报告中，尽量在不诉诸被试的言语报告的前提下揭示被试的有意识体验，比如以敲击键盘表示某种感觉是否被被试者感觉到。探索有意识的体验与脑活动的相关性规则，第三人称可观察的“脑神经”事件与第一人称体验的“意识”事件要同时检查，以便确立脑神经的结构及其活动模式与有意识体验的对应关系。里贝特期望通过CMF理论解决意识体验的统一性问题：第一，意识作为人性的核心条件，“我们有自由意志这样一个我们对自身的深刻感受”是奠定人类社会交往的道德法律责任的基础;第二，意识体验的第一人称通达性，“我们不得不将有意识的主观体验看作以某种方式从脑神经细胞活动的适当系统中涌现的现象……涌现的主观体验展现出独特的不可预测的特征”;第三，意识体验对脑活动的依赖性与相关性，“心智能力甚至是人格的本性依赖于并且有可能是受控于脑的具体结构与功能的各种方式”，而有意识的体验又与脑神经活动存在相关性;第四，作为涌现的意识体验的不可还原性，意识体验是适当的脑功能的涌现属性，但心智能展示在产生它的脑神经中并不明显的现象，“单凭物理证据并不能直接地描述或解释主观觉知”，而“在对接收来自身体感觉信息的脑皮层施加电刺激以后，被试并没有感受到位于脑中的任何感觉”;第五，心-身或心-脑的交互作用是双向的，自由意志不是错觉。涌现交互作用论强调：只要该物理系统达到一定的复杂层次，意识就能涌现自像脑的物理系统;涌现的宏观属性是非物理的，不可还原为脑神经的微观属性，唯有第一人称才可通达;涌现的非物理的意识体验对脑活动有因果作用。里贝特认为有意识的主观体验可视为一种“场”：CMF涌现自适当的皮层功能，有意识体验的属性，足以解释意识体验的统一性，尽管意识体验涌现自大量的神经元及其突触的与非突触的交互作用;CMF能反向作用于某种神经活动，因此能影响行为输出，但无法用任何外部可观测的物理事件或用任何已知的物理理论描述，只能由第一人称检测，外部观测者只能从个体主体的内省报告中获得CMF的直接有效的证据。CMF是非物理的，但“CMF理论产生的重要预测至少在原则上可经实验检验。”里贝特认为心智现象不必都有直接的神经基础而有意识的意志有可能不总是遵循物质世界的自然律，“有证据表明一个完全的相关性也许不会出现;可能存在一些有意识的心智事件，它们的出现似乎没有关联神经事件或以神经事件为基础”。神经科学家多蒂认为，如果CMF理论能被实验毫无争议地证明，那么这将是一般科学领域的伽利略式革命，物理世界的因果闭合原则就会被彻底打破。

　　人类永生的可能性截止目前已有两种实验：第一，意识的转移。薛定谔认为，人类只能“以负熵为生”，即从环境中抽取“序”以维持人类社会各级组织，而意识的延续离不开信息的负熵。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孤立系统的熵永不自动减少，在可逆过程中不变而在不可逆过程中增加。意识系统无法接收外界的能量而获取负熵时，意识系统就会崩溃为一种平均的无序混乱的状态，这时人类意识就会消失。假定意识是一个被外部维持的稳定系统，维持意识存在要靠大脑这个器官不断获取外界的信息与能量。进而将大脑设想成冰箱，其制冷机通过获得的电能转化为机械能而维持系统内外的温差就是一个熵减过程。在冰箱内相对稳定的系统中，意识可被视为一个结构高度复杂且在不断地建构与解构的动态体。大脑这个维持意识的制冷机本身无法使自己熵减，只能通过节能运行抑制熵增延长寿命，这就是大脑的睡眠。大脑完全老化后意识也会递减，为了确保制冷机本身也能熵减，修理工定期维修或更换制冷机期间都要迅速转移意识。由于这个动态结构体高度复杂，无论这个转移的速度多么快，人类的意识都会因为脱离系统而进入混乱的状态，直至造成不可避免的损坏，这种损坏又可能是感官的、记忆的或喜好的、人格的。意识要持续获取信息负熵，整个人体都应是意识延续的环境，维修更换大脑以维持意识延续的环境则会不可避免地损坏意识。第二，意识伪转移。通过电脑这个人工环境延续意识，问题在于意识从原生的环境(人体“冰箱”)到机械“冰箱”的转移是否可行。假定机械作为观测者可得到所有意识的信息，无论是结构的还是动态的过程。为了获取意识延续的那个稳定系统的信息，观测者必须放置接收器，而接收器在获得信息的同时也会最低限度地阻断或改变“意识粒子”本身携带的信息，所以观测本身有会重新塑造意识。假定人类能用最靠限度的干扰获取最全面的动态结构，但“记录意识”实际上是在复制意识，因为原初的意识系统停止运行后你也不可能记录其动态信息。意识体若能复制则也能无限复制，所以意识不可能通过这种方式完成转移，而是像细胞一样不断分裂，原初的细胞并未消失，只是变成了更多的原初细胞，单独的细胞偶然的无法分裂对细胞整体的影响可忽略不计。细胞在分裂复制的过程中有可能变异，你或许会为了维持意识的独特性而虚假地禁止意识的复制，但实际上接种时意识就已完成复制了，概率更大的是意识的每一次变动赛博系统都为你做备份以增加系统的可能性，所以只要放弃意识的独特性就能让人类的意识数据化。意识的连续性、完整性与独特性是不是都不可或缺?抑或我们干脆也允许意识的“波粒二象性”，让意识离散化而只有统计学意义上的大概率可行。谷歌工程部主管格雷格博士领导的科研团队已计划在四十年之内将人类的意识转移到计算机中，即通过人机结合将人类的意识脱离肉身而实现永生。该工程不仅要提前了解人脑结构及其意识的本质，而且要在分子与细胞水平上模拟量化每一个生理机制后制造出同样复杂精密的意识储存移植机器，还要能让意识在其中完成能量交换与自主活动。人机结合将是人类升级换代的第一步，人类变成高端智慧生命还要破解意识能量化难题，即如何让智慧体以能量的形式存在于多维空间。以灵魂能量存在的智慧时代将不再是“人”的时代，那时反观“人”的形式则有可能数典忘祖，至少会对这种生老病死的存在方式以及为一点点利益而尔虞我诈的生活常态不堪回首。那时的深空远航再也用不着大型星舰了，或许一个花生米大小的“能量之母”就能贮存数以亿计的“灵魂”能量，在折叠空间或更多维空间中自由穿梭。到达目的地后，此类“灵魂”又能通过对未知能量的控制随心所欲地改良宇宙生态。

　　也许宇宙在人类变成高端智慧生命之前已有一个强大的智慧联盟初具雏形了，即宇宙中进步较快的若干智慧生命率先建立纯粹的意识形式的政治联盟。尽管《星球大战》系列里的外星人的肉身与武器有点滑稽，但其编年史至少能参考于未来的天缘政治研究要演绎的高端智慧生命史，相比之下徐能武的《天缘政治学》与杰维亚托夫的《天缘政治学：供决策者阅》都只是穿着“天”字号马甲的地缘政治学。假定宇宙中已有的智慧联盟还在持续发展科技且封死了所有后继文明的科技发展天花板，以免宇宙级别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被低端智慧生命引爆，除非后继文明的低端智慧生命还有机会与能力以纯意识形式跻身于该联盟。从人类等低端文明能向宇宙发射电磁波到以纯意识形式跻身于该联盟势必经过长期的努力，但其窗口期更有可能非常短。低端智慧生命以肉体形式存在的阶段不会被该联盟主动联系，派UFO监测其危险系数就够了。一旦低端智慧生命达到宇宙智慧联盟的入门标准，这时UFO才有可能与之有效沟通并将其纳入该联盟。人类个体加入该联盟系统的方式也有可能特别简单，因为意识上传与否只取决于人类个体的心理取向。为了根除人类意识的负面因素，比如残暴与狡诈，该联盟有可能强制修改人类的意识。随着相关科技不断进步，该联盟可共用的资源越来越多且生产效率越来越高而有可能在分工上无限精细化，相比之下对物质(尤其是能源)的消耗则越来越少。人类进入该联盟的入门标准至少会包括人类科技达到某种程度、人类组织管理达到某种程度两个方面，比如马克思推测的生产力高度发达、劳动只是人类的一种审美需求与按需分配井井有条。此前人类有必要在UFO与外星文明的客观性上达成最广泛的共识并提出更多的星际移民科学猜想。人类现在不得不面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局部战争、全球变暖、环境污染、瘟疫泛滥、人口暴增、能源枯竭等越来越多的严峻挑战，在科技事业上故步自封或如蜗牛爬行则都将难逃恐龙式团灭之虞。科技进步对人类的政治、文化、经济、军事等很多领域都会造成颠覆式影响，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极有可能越来越接近于上述联盟。UFO的科技水平显然远远高于人类，将科研事业聚焦到UFO上将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门槛，跨过这个门槛则人类更有可能加速变成高端智慧生命。一旦人类科技发展到UFO的水平，国家、民族、阶级、政党乃至公司等利益群体之间的恶性竞争就会显得面目可憎而不可持续了。至少截止目前，人类观察到的UFO都是无害的，而人类之间却充斥着各种随时有可能导致人类团灭的互害现象，而更能导致人类团灭的各种天灾却不是人类关注的重点且完全不在人类有能力战胜的级别之内。要向加快向高端智慧生命进化，人类就必须摆脱存量思维与零和思维的束缚，尤其是为数不多的航天科技大国要避免在航天事业上低水平的重复建设而积极合作共赢，更要共谋全球统一协调的利益分配机制，集中全人类的力量与智慧同心同德应对天灾人祸的威胁。戈尔巴乔夫提出“全人类利益优先”而以一己之失换来全人类避免暂时的核大战威胁，但在核武器还是大国“定海神针”的时代急于求成而响应者寥寥。随着人类自身的科技破坏力越来越大，将人类未来的命运与整个宇宙的发展规律联系起来就有可能变成大势所趋。对照之下，“历史终结论”的鼓吹者福山无疑是有“三季人”之嫌的。质疑乃至否定人类永生于上述联盟的症结则是地缘政治的存量思维乃至零和思维，马斯克则有可能成就太空版哥伦布的探险伟业。相比之下，低调的俄罗斯传媒大亨伊茨科夫与孤立的中国未来学家王江火就有点前途堪忧了。同样是投资航天科技，马斯克看重的是遥远的太空，世界各地的绝大多数同行却只看重地上的钞票。秦始皇求“长生不老药”劳民伤财且竹篮打水一场空，但所谓的“现代医疗”何尝不是对漏洞百出的人类基因小修小补而不可能从根本上避免人类团灭的可能性?如果上述联盟尚不成熟，人类甚至有可能不得不主动充当建构这种联盟的率先垂范者。只要推动更多的精英、更多的资本、更多的企业投入尽可能多的资源攻克人类眼下的各种科技难题，这种前途就不是绝对不可能变成现实的某种狭隘的民族梦。

　　恩格斯曾致信保尔·拉法格：“德国党内……许多大学生、文学家与其他没落的资产者纷纷涌入党内……所有这些先生们都在搞马克思主义……‘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比如张建平用物理学的波粒二象性类比“人类生物有机系统的物质运动的本(粒)”是‘身’，而人类的意识就是这身体(粒)物质与环境的相互(波动)的运动”。如此让物质与意识的关系与时俱进更有可能符合马克思的心愿，尤其是在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方面。林汉扬认为，人体在物质“核心”(大脑)及其网络触角(神经系统)在感受与调控下对环境的适应或选择能更充分地适应或更优化地选择时，身与心就都为“正”，而“正”态的“我”就是“真我”，这个“正态”在“本我”与“自我”的符合和谐时就是生理健康，在“超我”与“自我”的符合和谐时就是社会健康，在“宇我”与“自我”的符合和谐时就是生态健康，而从“自我”与“本我”这个“小我”的符合到“宇我”的符合这个“大我”发展的和谐统一的进程就是“真我”进化的过程。个人的追求应带动整个社会的进步，直至全人类都能由超出生理的“我”向社会的“我”乃至宇宙生态的“我”发展，这时的主体就能从意识对生理的“身”的可控性与确定性发展到生理的“身”与社会关系乃至整个宇宙的关系定位中的可控性与确定性的优化发展，而人人健康幸福、人人合理共享资源的与生态万物和谐的共产才是自然的共产共享，那时“世界大同”或“共产主义”就都不是问题了。此类方法论的具体应用要结合“科学”的“先验”依据与自我感知经验判断的“自验”。在这个方面中国古代道家学派的“天人合一”思想不可不谓过于超前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更不该在西方国家声名远播而让所思、所言、所行与所著脱节的中国同行相形见绌了。里贝特在哲学领域的努力本该已为中国同行的跨学科研究敲响警钟，尤其是中国古代哲学成果正在让波粒二象性研究如虎添翼，将唯物主义教条化甚至宗教化的中国特色哲学研究早就该闭门思过了。中国古代哲学曾走过一段玄学歧途，但当今中国哲学界何尝不在或有意或无意的将马克思主义玄学化?走过哲学界若想避免意识的波粒二象性也被玄学化，相关的跨学科研究就有必要呼唤更多的跨学科复合型人才长江后浪推前浪，否则炎黄子孙就不仅要落后挨打了。进一步强调航天事业的重要性，持续加大航天科技投入，加快系统化天文学的研究、教育与科普，鼓励科幻创作等未来学研究……这都是建构中国特色天缘政治学的必由之路。

　　量子力学论证的波粒二象性表明，除了个别偶然比较固定的事物，宏观意义上的宇宙中存在的多数事物(比如暗物质)的常态是没有规律可循的。截止目前，人类找到的“规律”越多则反而意味着人类其实是在承认马克思眼里的“必然王国”越大，相比之下高端智慧生命的“自由王国”也会越大。人类认识宇宙的水平不应止步于“眼见为实”的初级阶段，尤其是不应对人类像恐龙一样团灭于地球麻木不仁或口诛笔伐为杞人忧天。物理学意义上的“天”未必不可能是被尼采憧憬的“自由意志”支配的，人类也未必不可能是高端智慧生命的优选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