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钦定的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号称“印太沙皇”，曾在亚美尼亚进修音乐与哲学，在克林顿政府负责财政工作后又在希拉里担任国务卿期间负责亚洲事务，因为“转向亚洲”的政策导向而被号称“华盛顿的亚洲先生”。这种履历似乎让坎贝尔成了“亚洲通”，但对特朗普的“印太战略”有何不同见解?

　　坎贝尔思维敏捷、口才流利，是担任过政策、经贸、情报、军事等不同职位的工作的“多面手”，习惯将政治、经济、军事、国内政治等多领域议题联合起来思考，这就为其构建复杂的“印太战略”打下了基础。坎贝尔的职业生涯颇不顺利，但一直在为推动美国重视印太、塑造印太、掌控印太与限制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而努力。克林顿时期，他从事亚太研究工作。小布什执政期间，他建议“跳出中东看印太”无果后转入学界商界并利用亚太人脉游说挣钱。他在奥巴马时期提出“重返亚太”，但因自己并非嫡系、奥巴马认为亚太“重要但不紧急”而虎头蛇尾。2016年坎贝尔再次押宝希拉里竞选总统失败后黯然淡出政界，直到拜登参选才以年过60的老将之姿卷土重来。2016年坎贝尔出版的《转向：美国亚洲国策的未来》一书明确阐释了他眼里的“印太战略”：美国通过调动其他“盟国棋子”限制“中国棋子”在“印太棋盘”的路径选择与活动范围。这一时期他对华尚且相对温和，但特朗普上台后不再承认中美关系相互依赖状态、不再提气候领域合作而只说要在印太地区团结盟友与中国竞争。不断上台后坎贝尔的建议可畅通无阻地被送到白宫，诸如所谓民主峰会、四边机制扩大等动作都能看到他的影子。坎贝尔设计的“印太战略”能否执行是个大问题，比如无法插手商务部长雷蒙多与贸易代表戴琪的政策落实“印太经济框架”(IPEF);美国保护主义力量影响巨大的政治背景导致该“框架”失去对印太国家吸引力;拜登政府内部强硬反华的拉特纳、对华温和的克里以及希望撤销特朗普对华加征关税的财政部长耶伦等人意见不统一。2022年5月20日拜登访问韩国与日本期间正式启动“印太经济框架”，作为拜登政府整个“印太战略”的幕后设计者之一，看到自己参与构建的“印太战略”体系全面付诸运行，坎贝尔也许是拜登政府中最得意的政客了。坎贝尔于1957年生于加州，本科毕业于加州圣迭戈分校，后来在牛津大学拿到国际关系博士学位。在克林顿政府工作期间，坎贝尔先后在国安委担任负责亚洲事务的国际问题专家，以总统贸易顾问的身份协助克林顿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进入国防部担任副助理国防部长，被调往财政部担任白宫驻财政部专员，被调往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办公室担任助手，最后在海军部情报部门工作。如果没有在外交、经济、军事等政府部门的工作经历，坎贝尔不可能在2007年创立新美国安全中心这个后来影响力很大的智库时拉拢多位政府人员，也不可能在未来构建复杂的“印太战略”时将政治、经济、军事、国内政治等多领域议题联合起来思考。小布什上台后，作为民主党人的坎贝尔不得不离开政府转入学术界。丰富的政府履历与优秀的研究能力让坎贝尔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谋得教职并对中国崛起对美国印太优势的挑战表现出担忧。随着美国在阿富汗与伊拉克战场的颓势越来越明显，坎贝尔判定他的好友希拉里极有可能冲击总统宝座，所以拉拢曾在国防部、国务院的好友如弗洛努瓦、纽兰建立注重军事安全研究的智库“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希拉里被奥巴马任命为国务卿后任命他担任国务院负责东亚与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在“印太战略”上属于权力很大的“技术官僚”。坎贝尔从上任第一天起就积极通过他的直系上司希拉里推动美国尽快提出“转向(Pivot)印太”战略，强调美国对中东的战略执念已使美国耗费太多战略资源，同时也为中国在印太地区迅速扩展影响力的机会。坎贝尔向美国国内民众明确美国未来的战略重心不再是中东，尤其是在中国的印太地区影响力快速扩展的背景下继续巩固美国对印太地区的领导地位。希拉里于2011年专门在《外交政策》网站发表阐述美国正式回归印太地区的《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一文，坎贝尔是其主要观点的提出者。奥巴马政府至少在战略层面接受了“转向印太”的提法，比如加强在印太地区针对中国的军事部署，通过频繁外交出访加强美日、美韩联盟关系，提升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级别，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谈判成功。在具体议题的政策影响力方面，坎贝尔在2010年半岛危机以及2012年中日钓鱼岛争端过程中引起国际关系界前所未有的关注。朝韩2010年炮战后，坎贝尔支持希拉里要求派航母编队开进黄海军演以向中国支持朝鲜发出明确的施压信号。2012年爆发中日钓鱼岛争端后，坎贝尔参与制定美国“承认日本管辖权、不对主权归属站立场”的原则，明确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偏袒日本的基本态度。但奥巴马政府在宣布“重返亚太”后并没有彻底贯彻“印太优先”的战略原则，而是继续将外交重心放在中东这个烂摊子上。奥巴马的国安委里中东问题专家依然占多数，“阿拉伯之春”、阿富汗战争、巴以问题、伊核问题依然是其外交重点。奥巴马认为印太地区确实重要，但似乎没有坎贝尔所想的那样紧急。坎贝尔、希拉里都不是“奥巴马党人”，奥巴马所执行的“转向”距离坎贝尔心中的“转向印太”难免有差距。希拉里为准备2016年的总统选举而提前离开奥巴马政府后坎贝尔离开国务院后利用自己工作时积攒的政府人脉资源成立游说公司“亚洲集团”。从商后坎贝尔充分利用自己担任助理国务卿期间跟随奥巴马出访东南亚国家所积累的政府关系，为美国博彩、军工与基建企业在东南亚的投资游说并从中分红。例如，坎贝尔利用2012年美国与缅甸改善关系时他与缅甸领导人建立的工作关系游说缅甸政府将仰光国际机场的建设合同给予美国企业。就此而言，坎贝尔与他的公司“亚洲集团”从他积极推动的“转向印太”战略中受益匪浅。2015年希拉里宣布参选总统后美国媒体竞相预测坎贝尔将是国务卿人选。坎贝尔在2016年出版的《转向：美国亚洲国策的未来》一书首次以体系化的方式详细阐述“转向印太”的主要原因、战略目标与政策建议，在涉及中国的论述中表述相对温和。坎贝尔认为，中美应在气候、核扩散、全球经济治理等方面建立合作关系。因此，美国在布局“印太战略”时必须增加与中国的交流以增信释疑。坎贝尔强调，对华政策必须改变“中国优先”思路，对华政策必须被放在美国的“印太战略”框架中考虑。但坎贝尔涉及的“印太战略”并未能付诸实施，特朗普赢得2016年大选再次黯然淡出政界。拜登于2019年宣布参选后，年过60的坎贝尔拉拢其在政策界的专家朋友协助拜登制定竞选期间对特朗普外交政策的攻击点。对于特朗普时期的“印太战略”，坎贝尔认为美国从中东地区收缩而加速转向印太地区的战略方向是对的。但坎贝尔认为特朗普的政策终归还是“以中国为导向”的，即美国在印太地区只专注于与中国“对弈”而不是通过塑造印太格局来规制中国。特朗普在与中国“对弈”的过程中不仅没有拉上美国的印太盟友，而且恶化了联盟关系，这曾让坎贝尔“痛心疾首”。在特朗普上台后坎贝尔不再提中美既有竞争又有合作，不承认中美经济的相互依赖状态，不提中美在气候领域的合作，而只是说要在印太地区团结盟友与中国全面竞争。拜登赢得大选后上任第一天就宣布任命坎贝尔担任国安委负责印太事务的“政策协调人”，主管国安委所有负责中国事务、台湾事务与其他印太事务的“主任”们在印太地区以及涉华议题的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真正的技术领导作用，坎贝尔则谋到了他最擅长、最感兴趣以及影响力最大的岗位。拜登政府中到处都有他曾经共事过的朋友，他的好友兼同事沙利文、拉特纳、纽兰与罗森博格都在国务院、国防部或国安委担任负责落实“印太战略”的要职，坎贝尔的“印太战略”方案可畅通无阻地被送到拜登那里并且得到总统的认可。2021年5月坎贝尔在斯坦福大学发表演讲，首次明确美国对华接触战略已失败，进而提出基于美式民主价值观建立孤立中国的D10高科技联盟设想则在被拜登政府付诸实践。2021年12月拜登主持“全球民主峰会”，在坎贝尔的建议下继续扩展美日澳印四边机制的合作范围，将供应链、军事安全与新兴产业布局纳入四边机制的合作范畴。在坎贝尔的建议下，美国利用技术扩散提速中国周边国家的军备发展，试图通过低成本的投入方式最大限度地实现周边对中国的安全牵制。拜登政府2022年3月公布的“新印太战略”文本明显体现出坎贝尔本人的影响：“我们的目标并非改变中国，而是塑造(shape)中国在印太的战略环境，营造各国影响力平衡状态下最有利于美国与盟友伙伴共同利益与价值观的世界。”拜登高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后坎贝尔参与设计的整个“印太战略”框架基本落地：联盟体系、军事部署、四边机制、民主峰会、疫苗外交以及与之交叉融合的“印太经济框架”。坎贝尔推进“印太经济框架”之前要克服许多他本人难以改变的阻力：第一，“印太经济框架”的政策执行是由商务部长雷蒙多与贸易代表戴琪负责的，坎贝尔在劳工标准与电子贸易规则的谈判中只能旁观;在芯片联盟、跨国基建合作与供应链安全领域，权力欲极强的雷蒙多不会允许快被人染指商务部。看到戴琪与雷蒙多在执行“印太经济框架”时违背“印太战略”原则的偏差，坎贝尔何等焦虑与无奈?!第二，坎贝尔参与设计的“印太经济框架”在落实过程中肯定有不符合“印太战略”预期的结果。在坎贝尔构想的“印太战略”中，加强美国与东南亚国家、南亚地区的经济关系不可或缺。但在美国保护主义力量影响巨大的政治背景下，拜登的“印太经济框架”不可能像2016年奥巴马的TPP那样奢谈降低关税与市场开放。这意味着美国无法将降低关税与市场开放纳入“印太经济框架”的执行议程中，但对于产业水平相对落后、希望寻找出口市场的东南亚与南亚国家而言，不包含关税与市场开放的“经济框架”对它们没有多大吸引力，坎贝尔的失望是在所难免的。坎贝尔对拜登的影响力局限于“印太战略”的政策设计环节，但在政策执行方面国务院、国防部、商务部、财政部与白宫其他官员则未必与坎贝尔真正“同心同德”。比他小19岁的拉特纳在国防部领导“中国工作小组”拟定反华战略时比坎贝尔强硬很多，克里则主张美国在其他对华政策领域采取更加温和的态度以换取中国在气候治理方面更加积极的合作，财政部长耶伦则对拜登政府不撤销特朗普时期对华关税的政策表示质疑。这在全面推进“印太战略”与确定对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拜登政府内部在“印太战略”与对华政策的具体权衡方面存在微妙的分歧与隐秘的杂音，身为国安委“印太战略协调人”的坎贝尔很难协调。随着拜登政府全面开展对“新印太战略”的落实推进，他的失意也许才刚刚开始。

　　坎贝尔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内仅次于沙利文的“美国对华政策二号人物”，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权力主要体现在可跨政府部门、跨军政及情报机关的协调并负责与总统直接相关的元首外交工作。《联合早报》曾指出，国家安全委员会这种广泛协调、参与元首外交的职能，使其更适合执行两国关系陷入低谷时的管控分歧、避免擦枪走火、重建互信的任务;而国务院则负责更常规的外交对话。在美国国务院系统的对华团队中，舍曼还需要负责全球其他地区事务。11月15日，她已安排了会见德国国务部长及以色列副外长的行程。曾任驻越南大使的克里滕布林克长期以来主要关注“南海航行自由”问题，中情局情报官出身的朴正鉉负责推进朝鲜半岛事务，而哈特负责协调的是中美经贸、能源与环境合作事宜。无论是考虑本次会晤的主要议题，还是中方官员的对等性，他们都不适合出席。与美国国务院不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坎贝尔手下的三名中国事务主任均以能处理广泛的涉华议题而著称。罗森伯格主要撰写中国“对民主世界的威胁”相关的报告与论文，但早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就是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中国与韩国事务主任。前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多西的学术方向是“大战略”，“更广泛地关注美中之间的地区与全球关系，而不是专注于某一领域”。另一位中国事务主任格维兹此前是哥伦比亚大学与哈佛大学中国史专业的“明星讲师”，被誉为“能将对中国近现代史的深入理解贯彻于其政策分析中”，容易让人想到著名的知华派驻华大使洪博培。国务院内有较广战略眼光的政策规划部中国政策高级顾问拉普-胡珀也是坎贝尔带出来的徒弟，二人曾在《外交事务》等权威期刊共同发表文章。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三名中国事务主任，则都是坎贝尔长期的合作者与下属。坎贝尔担任亚洲集团首席执行官时，多西就是他的顾问。但坎贝尔熟悉的专家此前从未进入过白宫甚至政府工作，只有拉普-胡珀在希拉里失败的总统选举期间担任过外交政策团队成员。而中国事务高级主任罗森伯格凭借奥巴马政府时期对华工作的经验，远远超过了这些级别相近的同僚。罗森伯格得以作为美方代表出席元首线上会晤，也是因为在同级别的“大战略”官员中最接近偏鹰派的坎贝尔。多西从战略角度出发，一直支持“中美接触说”，而格维兹近期也公开表示，中美之间有共同利益，“必须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新冠疫情、核扩散等深刻挑战，没有协调和联合就无法应对这些挑战”。相比之下，罗森伯格也最为激进。2018年前她主要针对“俄罗斯干预美国选举”引申到对俄罗斯的全面遏制，在中国问题上升为华盛顿最热门的话题后又重拾自己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的专业却不复当时相对温和、理性的对华观。她以拜登的中国事务顾问的身份大谈“努力扩大台湾国际空间，推动台湾参与国际机构”，从而得以与布林肯、沙利文、坎贝尔一起坐在拜登身旁。拜登在发言中向中方再次确认坚持“一个中国”原则，遵守三个联合公报，但美国鹰派认为无需遵守。被打上“鹰派”标签的坎贝尔以及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会一直主导着拜登的对华政策团队吗?未必。首先，坎贝尔主张的整体强硬的对华政策，与拜登在元首会晤中与中方达成的共识不符。中方一再强调的“以台制中”点出了坎贝尔的立场。另一方面，在拜登对华政策团队中地位不输坎贝尔的哈佛大学教授、前副国务卿尼古拉斯·伯恩斯即将正式就任美国驻华大使。自去年10月特朗普任命的布兰斯塔德大使回国后美方始终未派大使的情况，至此也会结束。考虑到伯恩斯的地位，分析人士认为他将扩大美国驻华大使馆在拜登对华决策中的重要性，这也意味着国务院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力量将更加平衡。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将负责协调美国各部门对接中国，但等两国的对话机制畅通，绝大多数问题完全可通过一般外交渠道解决了。即使坎贝尔、罗森伯格等“鹰派”依然活跃于白宫，外界也不必过度担心。这些原奥巴马政府的旧人，在过去四年从“接触派”走向“鹰派”，为的是主动适应华盛顿“遏制中国”的总体氛围。一些与他们熟识的学者，始终不相信他们真的迅速转变了个人观点。如今，随着拜登本人在对华政策上走向更实用主义的道路，他身边的坎贝尔等“鹰派”是否会有限回归“接触派”也是有可能的。

　　2021年11月19日，坎贝尔到美国国际和平研究所与小布什时期的国安顾问哈德利对谈美国的“印太战略”。坎贝尔认为，“四方(美日印澳)”在促进疫苗、基础设施、公共健康、教育等共同利益，而不是针对任何特定问题。“这不是一个正式的联盟，这是一个非正式的聚会。这四个国家都认识到在这个关键时刻很重要……我们都认识到我们必须缓慢地，有目的地，小心地前进，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做的。”至于东盟对“四方”的作用感到担忧，坎贝尔安抚道，“四方”承认并支持“以东盟为中心”的概念，这两个机构有相辅相成的目标与雄心。比如最近“四方”推动的疫苗供应，东南亚地区就是重点。他承认要让东盟理解“四方”不会挑战东盟的作用，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坎贝尔表示，四国现阶段的共识是，将“四方”视为非正式会议是合适的。“我不认为我们将在短期内采取措施使之机制化，这并不意味着不会有更深入的合作。”他透露，四国正在就一系列问题深入合作，包括疫苗、基础设施、教育、技术等领域，甚至在网络、太空、海洋感知等方面有进一步的合作。“四方”之中唯一的非美国盟友就是印度，但坎贝尔表示，非常看好美印关系的未来。他称，四方中至关重要的成员是印度，它在所有国际会议中都有深刻的意义。“我们尊重这一点”。美方决心在双边框架内尽力建立关系，在外交、国防、商业等领域有更多合作。坎贝尔表示，需要创造性地、战略性地思考美印关系。他认为，对印太地区未来有决定性影响的亚洲重要国家，印度可能是最重要的，也许还有越南。美国不管谁当选，都会重视与他们发展关系。谈到美越关系，坎贝尔认为越南是东盟中最关键的国家。许多公司正将技术产业链转移到越南，越南在东盟中发挥更加活跃作用。美越之间有强劲的双边关系，日本、澳大利亚、印度与越南的接触也在增加。坎贝尔称，越南在战略上、经济上、技术上是“关键的摇摆国家”，虽然两国有不同的政府与不同的总体价值观，但与越南更密切的合作，对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未来有决定性影响。要进一步发展美越关系，坎贝尔认为，两国领导人要更加熟悉，要有共同战略目标;越南因为其邻居(指中国)而在战略上比较谨慎，但越南要更深地参与机制化的聚会;美越应建立更强劲的国防关系，有更多的合作训练与舰只访问;美越之间还要有更加密切的经济贸易接触。哈德利问起“澳克斯”除了帮助澳大利亚建造核动力潜艇，还有别的什么战略意涵?坎贝尔不讳言：美国、英国、澳大利亚这三个最亲密的盟友组成这一集团背后的“战略理由是不容置疑的”。他认为这些国家都有充分的理由在太平洋联系与合作，这个集团试图用许多复杂的方式来做到这一点。拜登的国安顾问沙利文刚宣布，将组成一个团队为三国在未来几年更广泛的合作提供路线图架构。坎贝尔介绍团队的目标有三个：第一，设计架构，关于三国如何在国防与外交上更有效地工作，如何在日常工作的基础上，国防、外交与其他官员定期会晤，分享对印太地区的立场观点：这个架构主要就是要加强英国对于印太地区的参与，作为就亚洲问题与欧洲国家有更密切接触的第一步;第二，三国在创新方面各有长处，要相互学习，从中收获更有效的安全与威慑方法。要建立开放的架构，长远看欢迎亚洲与欧洲的其它国家加入;第三，尽可能为澳大利亚皇家海军提供选择，尽可能快地建造核动力潜艇，虽然这个过程这会面临不少挑战。坎贝尔强调，通过“澳克斯”，英国海军舰只将更多地与美国与澳大利亚海军舰只并肩航行，以建立更深层次的相互联系，许多行动几乎已融合，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工作，这是5年或10年前不敢梦想的。这将是印太地区有效战略的最基本特征，即盟友与伙伴的更深层次合作。坎贝尔透露，美国已开始着手与“理念相近国家与有效伙伴”探讨围绕21世纪的关键问题，像数字贸易、脱碳、工人权利、以及与技术、投资、供应链等，建立新的“印太经济框架”。此前沙利文透露，这将是新的框架，而不是美国重返CPTPP。在阐述美国“印太战略”的过程中，坎贝尔很少提到中国，但针对中国的意向昭然若揭。其中有一次坎贝尔直言：“澳克斯”是对中国军力快速增长的反应之一。

　　2022年1月10日，坎贝尔预测太平洋地区未来或是全球最有可能出现“战略意外”的地方，判断依据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建立基地的野心”。在位于华盛顿的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坎贝尔声称美国在该地区有“巨大的道德、战略与历史利益”，但与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不同，美对该地区的援助力度还是“不够”。“如果你观察并且问我，我们最有可能在(全球)哪个地方看到某种战略意外——(建立)基地或某种协议与安排，(那)很可能是在太平洋。”据报道，坎贝尔扬言要与盟友在太平洋地区“抗击疫情”、“渔业争端”、“清洁能源投资”方面合作。坎贝尔没有详细阐述他做出判断的依据，但路透社在报道中联系到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建设港口、跑道等事项，而坎贝尔在会上炫耀美英澳的AUKUS协议以及美日澳印之间的四国峰会足以令中国“烧心”。一面四处挑拨、拉帮结伙，一面还自鸣得意、炫耀炒作，美方一些人现在真是有点走火入魔。坎贝尔在2022年美澳联席安全会议上详细分享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思考：一是加强联盟的重要性，二是通过武器销售来对抗中国。第三，提升东南亚国家联盟的中心地位，以及让中美关系应有竞争力与稳定性，但他的观点曝光了最致命的一块短板，那就是美国并没有针对印太地区的经济政策，军事与政治其都提到了，但偏偏没有提到经济，杰克逊表示，坎贝尔的表态是中规中矩的，放在其他任何时代似乎都非常正确，这样的演讲可能是对区域专家与政策制定者的一个安慰，但在发展才是主题的新时代，美国缺少政治经济学的任何有意义的声明，也就是没有任何经济框架，从而让他的讲话看起来毫无吸引力。坎贝尔承认美国仅仅推出国防措施不够的，但坎贝尔又没有提到任何新的概念、政策或是行动方针，那从中不难看出，经济问题不过是其演讲中的一个幌子，这也意味着拜登政府没有拿出一个对东南亚国家与其他亚洲国家有吸引力的发展规划，美国现在已变成一个毫无远见的国家。杰克逊指出，坎贝尔的言论反映了美国对亚洲的看法，令人放心的方面是坎贝尔平平无奇的言辞与特朗普政府的动荡与好斗相比，令人耳目一新，但让人不安的是，拜登政府的亚洲政策所依赖的思想与言辞同本身一样，平淡无奇。特朗普的亚洲政策是军事优先，奥巴马曾提出重返亚太，拜登政府现在仍旧在使用特朗普的亚洲政策残渣，没有完全沿袭奥巴马的政策，相比较而言，中国已加入了RCEP，正在不断推进，一带一路还准备加入CPTPP，这些经济战略都已让东南亚国家与整个亚太地区紧密相连，在取代美国方面，中国做的工作更多也更有效。如何来理解杰克逊的评论呢?第一，美国老调重弹继续炮制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并且将武器销售当成工具，但在东南亚，已没有办法去拉拢更多的国家，过去，美国靠军事霸权来获取经济利益，现在这套恐怕行不通了，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等国都不愿在中美之间选边站，而且都在极力避免与美国在军事方面走得更近，并且也不可能会进一步加强所谓的军事同盟，东盟国家都明白，谁跳出来挑衅中国，谁就会遭到中国的严厉反击，如果这样的情况出现，这些跳出的国家也得不到任何好处，反而会便宜美国。第二，美国就算不高举制裁大棒，其也没有胡萝卜，对亚洲国家其没有多少吸引力，美国为什么要退出TPP?就是因为其害怕在开放的过程中，本国经济受损，而中国正在变得更加开放，以东南亚国家与地区的经济联系也更为紧密，双边贸易额已远远超过中美之间的贸易额，对大多数国家而言，发展经济才是最主要的任务，但美国人看起来，就像是经济发展圈的圈外人。第三，美国的亚洲政策目前正陷入迷茫期，事实已证明美国无法遏制中国的崛起，但也可能会存在变数，拜登政府先后派出副国务卿、国务卿、国防部长与副总统走访东南亚国家，但这些人转了一圈下来，几乎都没有收到任何外交成就，反而被印尼、新加坡与越南等国上了一课。接下来菲律宾面临大选，哪怕出现一个亲美政权，南海的局势都有可能发生突变，甚至还会影响的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因此，我们要抓紧机会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的签署，以免美国破坏我国发展崛起的周边环境。美国在东南亚地区搞的这些活动显的软弱无力，也从侧面证明了中国的区域政策非常正确。经济决定上层建筑，只要中国不断扩大开放，加强与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美国的势力就自然会被进一步压缩，想要继续靠着军事霸权维护自己的经济霸权，这样的方针是不可持续的。现在坎贝尔关心的不应是印太地区，而是国内民众每况愈下的生计问题。

　　2022年4月18日，白宫宣布坎贝尔将率团访问包括所罗门群岛在内三个太平洋岛国。“这是一次罕见的美国高级代表团访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自1993年关闭所罗门群岛使馆后，时隔29年，美国正计划重新开设驻所罗门群岛大使馆。坎贝尔此次访问“旨在恢复接触”。所罗门群岛由太平洋上的近千个岛屿组成，位于澳大利亚东北约1600公里处。人口71万，主要是农民与渔民。《金融时报》称，自从所罗门群岛2019年与台湾省“断交”并与中国大陆建立外交关系以来，美国对所罗门群岛的担忧日益加剧。中所草签两国安全合作框架协议的消息，又再次触动美国的敏感神经。据VOA报道，坎贝尔出访所罗门群岛的目的是“力争废止已草签的中所安全协议”。澳大利亚与美国一直盯着此项协议不放，澳秘密情报局局长、澳国际发展与太平洋事务部长等官员轮番访问所罗门群岛表达“担忧”。事实上，澳大利亚在太平洋岛国中一直是很有影响力的存在，以至于将太平洋岛国当作自己的地缘政治“后花园”。在中所的安全协议合作刚爆出来时，美国与澳大利亚等西方媒体就开始夸大事实的宣扬“中国即将在所罗门建立军事基地，将会引起太平洋地区的局势动荡”;“中国并不对澳大利亚构成威胁。”据《澳大利亚人报》报道，澳大利亚绿党的和平与裁军事务发言人斯蒂尔·约翰表示，澳大利亚对中所协议的担忧是“家长式的，实际上是种族主义的”，“澳大利亚绿党对所罗门群岛与北京建立安全伙伴关系的决定没有异议。”面对美澳的轮番施压，所罗门群岛政府也连续回怼，谴责“幕后黑手为自己的利益而在南太平洋制造不稳定”;有关外媒与“匿名人士”散布错误消息“玷污了所罗门群岛与中国之间的良好关系”。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瓦雷表示，所罗门群岛“没有受到新朋友的任何压力”。中国与所罗门群岛签署安全合作协议后所罗门方面认为这符合该国的最大利益，树立投资者的信心能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但在美国一些充满冷战思维的政客眼中，中国与所罗门群岛签署安全协议，与威胁美国本土安全的古巴导弹危机毫无二致。对此，白宫方面发出强烈的警告信号。在最近的一份声明中，美方表示如果中国采取措施，在所罗门群岛建立永久的军事存在，力量投送能力或军事设施。美方将严重关切并作出相应回应。此前有美国媒体披露，白宫内部有一个反华小集团，前台人物是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但真正发挥决策力与影响力的却是坎贝尔。因此，坎贝尔是白宫内部的头号鹰派人物，他的反华思维与反华政策对拜登政府在处理中国问题上的影响力十分巨大。如果他将中国在所罗门群岛的活动与古巴导弹危机划等号，美国肯定要出手干预。但这只是美国干预此事的表面借口，因为所罗门群岛距离澳大利亚东海岸，最近处也有1700多公里，而距离美国与澳大利亚军事合作的达尔文港有3200多公里。因此，将中国在所罗门开展的正常安全合作活动比喻为古巴导弹危机，明显是夸大其词。美方之所以如此着急上火，上蹿下跳，根本原因其实在于中国在南太平洋拓展影响力，等于是跳出了美国的“印太反华包围圈”，而美国又没有更多的实力去应对这种新的变化。为了构建针对中国的巨大的C字形包围圈，美国现在已掏空了家底，穷兵黩武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初见成效。如果此时让中国在南太或是在其他地方随意拓展影响力，就像中国发展高超音速导弹，令美国的反导系统瞬间作废一样，美国二十多年的努力可能在一夜之间付诸东流。

　　2021年7月6日坎贝尔在智库亚洲协会上宣称：“中美之间可和平共存，印太地区也可容下两个强国，不过将面临挑战。”但此前坎贝尔曾提出美国与中国现在正处于竞争关系，拜登政府到底隐藏着什么阴谋?坎贝尔在“亚洲协会”上指出：“近年来中国越来越强硬，对此美国将会制订一系列措施，来回应中国，两国之间将可能在特殊时间内出现紧张局势，但中国与美国也是能和平共处的，只是任重而道远。”坎贝尔还称希望中国承认印太地区可容纳两个大国，在言语中坎贝尔污蔑中国有野心。其实我国早在几年前就向美国提出：“太平洋这么大，是可容纳中国与美国的，中国方面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中国也一直希望与美国能和平共处、互利双赢的关系，但美国将中国一直视为最大的威胁，一直争锋相对。当时美国的奥巴马总统、特朗普总统对于中国的要求置若未闻，就算拜登上台以后，也是沿袭了特朗普对华一贯的强硬反华作风，称呼中国是竞争对手，拉拢盟友甚至离间中国与俄罗斯的友好关系，最终没有得逞。美国一方面拉拢盟友对付中国，另一方面美国的一些高级官员则不停地给中国外交部打电话，称美国政府国务卿官员，将要访问中国。6月17日，美国白宫安全顾问沙利文就称：“美国正在考虑安排拜登与中方领导人在今年10月的G20峰会上会晤，”但中国并未做出回应。美国总统拜登为何急于与中国领导人会晤呢?美国总统拜登一上台就渲染中国威胁论并表示不会让中国超越美国，但中美博弈之后，美国很快看到中国的GDP不仅已超越美国，还成为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对此，为了压制中国，拜登开始了一系列抗华措施，在G7峰会、北约峰会上竭尽全力拉拢盟友对付中国，但这遭到了多数盟友们的反对，这也许让美国认识到了自己老大哥地位不再那么牢不可摧。另外，拜登回到美国后，刚与拜登开完G7峰会的法国与德国，在7月5日晚间，便又与中国举行了一次视频会议。在这次视频会议上，中法德领导人就扩大互利共赢、维护多边主义等问题深入讨论，同时三国领导人达成了一致，支持中欧投资协定继续开展合作，这一消息对于推进中欧贸易，为双方的企业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提供了广泛的基础。据德国企业的一些负责人表示：“2020年的疫情扩散，已使欧盟经济持续下滑，GDP萎缩了6.2%，这时候中国的合作将会使欧洲经济带来一片生机，一旦中欧投资协定早日实施，那么极有可能带动欧洲的一些企业复苏。”早在2020年12月30日，中国领导人与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马克龙、欧盟委会员主席冯德莱恩、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在视频会议上，宣布中欧投资协定谈判。近年来，由于欧盟响应美国对华号召，不时干涉中国内政，在中美战略对话上突然对中国实施制裁，因此，也遭到了中国的竭力反制，欧盟进而冻结了中欧投资协定，以此来要挟中国，致使中欧关系恶化。但疫情在欧洲的扩散，使欧洲的GDP出现急速下滑，尤其德国的GDP更是下降了3.3%，而中国在2020年7个月在欧洲的贸易额达到了3287亿欧元，成了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在自身的危机关头，欧盟只好转向中国，重新回到了中欧投资协定上，法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也宣布要与中国开展多边合作。中国领导人的提议得到马克龙与默克尔的高度赞同，指欧盟等国家不可能始终依附美国。美国拱火俄乌战争而离间了俄欧关系，但离间中欧关系谈何容易?

　　2022年8月2日佩洛西武装“访台”后，坎贝尔出席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组织的一场线上研讨会期间再次为拜登政府在台海问题上的不正当立场展开诡辩。美国长期以来都在台海推行所谓的“战略模糊”，坎贝尔本人表面上也是这一理论的忠实拥趸，即美国应尽最大努力让台海两岸陷入“不统不独”的僵局，从而为美国介入台海局势创造空间与抓手。随着中国大陆的实力不断提升，有学者指出，为了对抗两岸之间的“不平衡”，美方正在单方面地想要深化对台海的介入，甚至妄想掏空“一中原则”。在会议中，卡内基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米勒指出，拜登正在事实上不断“强化”台美关系，除了大笔的军售之外，从五角大楼的动向来看，美台之间围绕军事领域展开的对话也正变得越来越频繁。美国的这种动向，无疑与中国大陆近年来的迅速发展有关。随着中国大陆实力的不断提升，如果大陆想要武力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那么在没有外部干涉的情况下，台湾地区的民进党当局其实根本没有任何抵挡的能力。因此，美国只能不断在“一中原则”上玩试探中国大陆红线的危险游戏以保持两岸当前的分裂状态。米勒还犀利地质问坎贝尔，拜登反复强调美国要保持对台海局势的所谓“威慑”让该地区“和平稳定”，但如两岸真的和平统一了，那美国真的愿接受吗?米勒指出，拜登政府在国会的一次发言当中，称台湾地区是美国在亚洲构筑的“第一岛链”的关键节点，这样的战略，本身就是把“两岸无法实现统一”作为一个前提来设计的。在这样的前提下，如果美国想要维持自己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保卫所谓的“战略节点”，那么白宫就不可能乐见两岸统一，无论这种统一是以和平的方式到来，还是以中国大陆动用军事力量的方式到来。米勒的问题明显将了坎贝尔一军。坎贝尔在发言中拒绝正面回应米勒的问题，只是再一次重申了美国支持“一中原则”的立场，并且尝试将美国干扰两岸统一进程的做法美化为所谓的维持台海局势的“和平稳定”。美国不断炒作台海局势，归根结底还是想要通过政治操弄让中国无法实现统一，在“第一岛链”上构筑“不沉的航空母舰”，为美国的全球霸权服务。美国政客重复的空洞的口号只会折损美国的国家信用，让美国成为一个大号的国际笑话。德国、法国两位领导人在响应的同时，也希望中国能尽快批准中欧投资协定。中国与德国、法国的这次视频会议对于美国来说实在是个坏消息，这对前期在欧洲使尽挑拨手段的美国总统拜登，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众盟友的离开，也使美国意识到自己世界霸主的力量已非昔日可比。美国著名的媒体《国会山》就称：“西方国家如今只是做些表面的嘴上功夫，拿不出一点实际行动，美国以及盟友们现在失去了一些优势。”同时，由于疫情在美国扩散，而前总统特朗普抗疫不力，致使美国企业停工停产，大批工人失业。美国国内经济受其影响急速下滑，截止到美国2021年6月24日止，美国的债务已达到了28.4万亿美元，为了挽救美国的经济危机，美联储开始大放水，前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更是大量印钞以将美国危机转嫁其它国家，但后果自然会使美国国内经济膨胀。为了挽救美国国内的经济危机，美国又盯上了中国，想效仿当年的奥巴马政府让中国购买国债，挽救于美国于危难之中。但现在的中国做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这几年一直在缓慢地抛售美债。到了今年2月份，中国开始大量抛售美债，最终这几年抛售的美债达到了2206亿美元，这让美国有点胆战心惊，如果中国继续抛售下去，对于美国而言不是什么好消息。这时美国开始意识到只有调整策略来缓和中国的关系，才能使美国走出如今的困境。为了达到自身的利益，美国只好暂时向中国示弱，但美国毕竟是世界第一强国，其霸权本质并未得到改变，美国即使对中国示弱，也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在向中国频频示好，而中国并无多大反应之后，坎贝尔宣称美国希望中国有一种认识，印太地区可有中国与美国两个大国共存，美国企图诱惑中国一起来收割世界。同时，日本、德国也相继抛售部分美国国债，美元已遭到贬值，所以拜登急于与中国改善关系。

　　美国“政治”网站的《杰克的‘对华鹰派’巢穴》一文认为，罗森伯格的上司坎贝尔“可能是他们中最大的对华鹰派”。毋庸置疑，坎贝尔与拜登的关系将是中美关系的反向风向标，中国要关注拜登的对华政策就要关注坎贝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