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尤其是统一资本市场的逐步形成，制定一套全球通行的会计准则的要求日益迫切。但该由谁负责制定这套准则呢?众所周知，会计准则除了有专业性与技术性外还有经济后果，关系到资源的配置与财富的分配。因此，会计准则制定权的竞争通常也反映了不同利益集团与政治势力的利益之争，G20成员等大型经济体围绕会计准则制定权的竞争更是如此。

　　新兴经济体升级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后在当前的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进程中积极主张与维护自身权益，在国际会计规则的发展领域，亦积极参与国际会计规则的制定来维护利益。《会计改革与发展“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全面参与企业会计准则国际治理体系建设，实现在企业会计准则国际治理体系各个层级中有中方代表参与、在双边多边会计交流合作国际场合中反映中国声音、在支撑参与国际治理的各项基础能力建设工作中夯实制度基础;持续深化多边双边会计交流合作，积极发展全球会计领域伙伴关系，不断扩大会计国际交流合作范围等。这一目标顺应了国际会计发展趋势与中国会计改革发展实际，既是中国持续深化改革开放与促进资本市场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不断提升中国在国际会计领域话语权与影响力的内在要求。“十四五”期间中国参与会计国际治理面临新的形势。随着全球经贸关系发展、资本市场互相开放以及跨境资本流动加速，会计作为国际通用商业语言的基础性作用日益重要，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与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持续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同时，也必然要求更广泛深入地参与全球会计治理。未来中国将全面深度参与会计国际治理：一是中国是制定全球统一高质量会计准则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随着全球经济与资本市场融合的不断加深，会计信息作为公共信息资源与国际通用商业语言的基础性作用更加凸显，建立全球统一高质量会计准则的需求更加迫切。截至目前，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已被144个国家或地区强制要求在上市公司或金融机构中采用，13个国家或地区允许其国内企业采用，美国允许境外在美上市公司采用，中国企业会计准则自2006年以来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保持持续趋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成为商业领域的重要基础设施，在促进全球经济健康发展与金融稳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作为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重要利益相关方，过去多年来全方位参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制定，为全球统一高质量会计准则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当前，新一轮科技与产业革命方兴未艾，新经济、新模式、新业态层出不穷，数据资源、碳排放权等新型交易与事项引发了新的会计问题，需要各国共同研究解决，中国在数字经济、碳交易等方面的领先发展经验将为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修订完善提供有益参考。二是参与会计国际治理是平衡国际趋同与中国国情的迫切需要。2006年，中国建成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全面趋同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并自此保持持续趋同。在此基础上，中国先后与香港、欧盟、俄罗斯、英国实现会计准则等效互认。企业会计准则国际趋同与等效互认大大降低了中国企业赴境外上市与融资的成本，极大地促进了双边贸易与资本流动，进一步优化了中国的投资环境，推动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国际化。然而，作为在全球应用的会计标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需要兼顾与平衡不同国家或地区、不同利益相关方的诉求，未必完全符合中国的国情实际。因此，一方面，中国要坚持“趋同不是简单地等同”、“趋同是一种互动”等原则，把握中国会计准则的制定权，保留中国会计准则的灵活性;另一方面，中国要全面深度参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制定，立足中国国情，提出中方主张，推动国际准则修订有利于我，减少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保持持续趋同的障碍，继续为中国扩大双向开放提供会计技术支撑。三是参与会计国际治理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改革的重要内容。在当前的国际竞争格局中，以“制度规则”协调关系与利益已成为主要方式。推动国际规则重塑、更加公平合理地反映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是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目标。会计标准作为国际商业领域的基础性规则，侧重从技术角度切入与解决问题，为各国加强协调合作、共同应对挑战、促进全球经贸发展与资本流动提供了重要平台。全面深度参与会计国际治理面临两大挑战：一是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最早由欧美国家主导制定，相关会计处理规定主要针对西方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法律环境下的相关交易与事项，会计准则的规范形式及语言表达也更契合西方的思维模式，对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缺乏充分考虑。由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需兼顾各国的实际情况及利益诉求，而且目前其体系已经基本成熟，中国能够积极施加影响的主要是新制定或正在修订的准则项目，并受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概念框架、体系体例等约束，因此，如何推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制定有利于我需要运用更高智慧，作出更多努力。二是全面参与会计国际治理需要人才、机制等多方面支撑。参与会计国际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诸多基础能力与机制建设。当前，中国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与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已经建立了多种沟通机制，可以多渠道、多方式、多层面参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制定，但也存在一些短板与不足，如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项目研究不够深入、缺乏前瞻性，熟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具有全球视野、能够熟练运用外语且精通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及制定规则的专业人才储备不足，企业、行业协会、中介机构、学术界等自主参与国际准则意见反馈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不高，涉外专家之间的沟通协同不够等，需要从人才培养、机制建设等方面加大力度，全面提升系统性支撑参与会计国际治理的能力。“十四五”期间中国将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要求，继续加强对国际国内新形势的研判，统筹协调各方面力量，加强前瞻性研究，增强参与会计国际治理的主动性与系统性，切实提升中国在会计国际治理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第一，深化重点准则项目前瞻性研究，提高参与会计国际治理的主动性。扎根国内实务，加强前瞻性与高质量研究，靠前参与国际准则制定，及时提出反映中国实际、代表中方诉求、含金量高的意见建议。一是对于国内会计实务中存在的较为普遍与突出的问题，充分利用联系点制度、会计准则实施快速反应机制、会计准则咨询专家等收集意见，有针对性地向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理事会提供与反馈，影响国际准则的制定修订，变被动应答为提早谋划。二是对于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理事会发布的讨论稿、征求意见稿等咨询文件，深化前期研究，通过座谈研讨、实地调研等方式广泛听取国内相关方的意见，形成中方意见并及时反馈。三是密切跟踪国际会计动态，加大对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及其解释委员会、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理事会等对国际准则相关技术问题研究讨论情况的宣传力度，提早关注国际准则制定动向并加强相关研究。第二，广泛动员利用各方面技术力量，提高参与会计国际治理的协同性。在维护与巩固中国在会计国际治理各层级现有代表的基础上，继续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积极参与国际准则制定。一是密切跟踪相关国际职位空缺，鼓励动员更多中方学术界、实务界专家竞聘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咨询委员会、解释委员会、全球报表编制者论坛、资本市场咨询委员会以及各具体准则项目组等职位，进一步丰富中方参与国际准则制定的渠道。二是积极引导国内利益相关方关注与研究国际准则制定的前沿与热点问题，动员相关企业、行业协会、监管机构、会计师事务所等以自身名义向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反馈意见，鼓励学者、专家等对国际准则制定的理论问题、实施效果等开展研究，壮大中方参与会计国际治理的力量。第三，加强人才培养与完善制度机制，增强参与会计国际治理的支撑力。全面深度参与会计国际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强有力的人才支撑与机制保障。一是大力推进国际化高端会计人才培养工程，优化人才选拔、完善培训机制，积极拓展境外研习渠道，助力学员积累参与国际会计标准制定的实践经验。加强财政部会计司与会计准则委员会人才队伍建设与岗位锻炼，提升参与会计国际事务的经验与能力。二是健全完善涉外工作沟通协调与保障机制，鼓励涉外专家组建工作团队，广泛收集国内相关企业、行业的意见，动员涉外专家所在单位对其履职给予有力支持;加强我部与涉外专家以及涉外专家之间的沟通联系，分享相关经验与最新情况，形成中方参与会计国际治理的合力。第四，持续推进多双边会计交流合作，提升参与会计国际治理的影响力。一是继续深化“一带一路”国家会计交流合作，维护好、举办好每年一度的合作论坛，不断增加论坛吸引力，为“一带一路”国家会计准则制定机构搭建互通、共享、交流建设与实施能力，更好地参与全球统一高质量会计准则的制定。二是充分利用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新兴经济体工作组这一平台，就新兴经济体特有会计问题开展研究，力争形成协调一致的意见并向理事会反馈，推动其更多考虑新兴经济体的实际情况。三是积极参与并引领亚洲-大洋洲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组等区域机制的政策性与技术性工作，以整合的声音表达主张与关切，增强对国际准则制定的影响力。四是继续巩固与美国、欧盟、法国、俄罗斯、英国等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及监管机构的沟通机制，就全球统一高质量会计准则建设、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制定实施等交流经验与交换观点。五是配合中国持续深化对外开放与促进境内外资本市场互联互通的需要，稳步推进会计准则等效互认磋商，探索扩大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会计交流合作。第五，积极参与国际可持续准则制定，抓住参与会计国际治理新机遇。2021年11月初，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在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期间宣布新成立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旨在制定一套全球普遍认可的高质量可持续披露准则，助力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可持续发展问题。基金会的这一决定对会计国际治理带来深远而重大的影响。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筹建、治理与准则制定工作，有利于推动基金会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与新兴经济体的实际情况，确保其制定的可持续披露准则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与认可度，并为全球统一的高质量可持续披露准则的制定贡献中国力量。“十四五”期间中国将全面参与国际可持续准则治理体系，充分发挥中方代表作用，加强我方参与国际可持续披露准则制定的影响力。中国将深入研究国际可持续披露准则，密切跟踪国际可持续披露准则各阶段文稿，组织国内公开征求意见并形成中方反馈意见。中国将根据国际可持续准则制定相关工作进展研究制定相关因应策略，构建中国可持续准则体系的实现路径。当前国际会计格局正面临重大调整，《会计改革与发展“十四五”规划纲要》对指导中国全面深度参与国际会计治理、持续深化扩大对外开放指明了方向、目标与任务。“十四五”期间中国将继续坚持国际趋同的策略，立足国内实际情况深度参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与可持续披露准则的制定，持续深化会计国际交流合作，以便全面提升中国参与会计算法规则国际治理的相关能力。

　　张为国认为，世界各国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复杂与成熟程度、文化传统、监管体制等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在此背景下，建立高质量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并非易事。在此过程中主要国家与地区的影响不可否认。但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理事们以及IFRS的利益攸关者们争论的基础是IASB的概念框架，这一点也不容忽视。自20世纪80年代起，主要西方国家以及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颁发的概念框架，是由财务报表或报告的目标，有用财务报告信息的质量特征，财务报表要素及其确认、计量、列报或披露的基本概念与原则所组成的概念与基本原则体系。第一个提出基于会计目标来研究基本会计理论与原则的是美国著名会计学家乔治·斯朵伯斯。1953年，他在博士论文中详细分析了各类财务报表使用者的信息需求，以及会计人员对这些需求可能做出的反应。在比较各种使用者信息需求的重要性及其确保自身愿望实现的能力后，斯朵伯斯得出如下结论：公众公司财务报表应重视的是包括债权人在内的广大投资者的信息需求。他指出，如果同意将提供投资者决策有用的信息视为会计的首要目标，接着应当完成的任务则是确定为实现这一目标所需的信息种类以及提供这些信息的可能性。1958年，美国第一个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美注协)下属的会计程序委员会(CAP)由于对会计基本理论研究不足等原因，而被该协会新成立的会计原则委员会(APB)取代。成立不久，APB就在以默里士·穆尼兹为主任的协会新成立的会计研究部的努力下，先后出版了有关会计假设与企业会计基本原则的两个研究报告，尝试以会计假设为起点研究会计准则相关的基本会计理论。但这一尝试骤然而止，原因是美国会计实务界认为后一个报告提出了过于激进的改革主张，不可接受。协会任命来自普华永道的技术合伙人保罗·格雷迪为研究部主任。在他的领导下，协会于1965年出版类似大会计师事务所技术手册的美国公认会计准则总汇。至此，由演绎法建立会计准则相关基本理论的努力以失败告终。1966年，美国会计学会出版由其任命的专家组所撰写的《论基本会计理论》，勾画出概念框架的雏形。为回应公众对公司财务报表及其所依据的会计准则的严厉批评，以及财务信息相关者对一套会计概念体系的强烈企求，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于1971年成立了两个委员会：一是惠特委员会(Wheat Committee)，该委员会的报告导致相对独立于注册会计师行业的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的成立;二是特鲁布拉特委员会(Trueblood Committee)，该委员会于1973年发布名为《财务报表的目标》的专题报告，全面阐述了财务报表的目标及其应具备的质量特征。1973年，FASB成立伊始即投入极大精力于概念框架的研究与制定。1974年起，先后颁发8个讨论备忘录、7个研究报告、8个征求意见稿，最终形成7个概念框架公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主导此项工作的是来自伯克利加洲大学的罗伯特·斯普劳斯与上文提到的乔治·斯朵伯斯，前者为成立之初的FASB副主席，后者为FASB的技术总监。与此同时，其他主要西方国家的会计准则制定机构以及国际组织也颁发了类似的文件，包括：英国会计准则筹划指导委员会于1976年颁发的《公司报告》;加拿大特许会计师公会于1980年颁发的《公司报告：前景瞩望》;联合国跨国公司委员会国际会计与报告准则政府间专家组于1988年颁发的《编制财务报告的目标与概念》;IASC于1989年颁发的《编报财务报表的框架》;澳大利亚会计准则委员会在1990年至1995年颁发的系列《会计概念公告》;英国会计准则委员会于1999年颁发的《财务报告原则公告》。早年中国相关研究并不以概念框架为名，这与西方国家相似。概念框架涉及的内容在中国会计实务中同样存在，相关研究可能存在不同的名称，如：对会计或财务报告目标的研究，在中国一般称会计职能、作用、任务研究;对会计要素的研究，在中国一般称会计对象、账户或会计科目体系及分类研究等。改革开放后，中国也逐渐展开对概念框架的全面系统研究，一个重要体现是早期中国会计学博士论文陆续以概念框架为选题对象。事实上，财政部于1992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一定程度上也是一个概念框架。财政部颁发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是中国会计准则的组成部分，这与一些国家相似。但在另一些国家及IASB，概念框架本身并非会计准则。如IASC概念框架前言所述，此文件的作用包括：协助IASB制定未来的IFRS及审核现存的IFRS;协助IASB推动财务报表编报准则间的协调;协助各国准则制定机构制定本国的准则;协助财务报表编制者执行IFRS，解决IFRS尚未涉及的问题;协助审计者就财务报表是否符合IFRS表示意见;协助财务报表使用者解读基于IFRS的财务报表信息;向对IASB的工作感兴趣者提供有关IASB是如何制定IFRS的信息。以上各项作用中，第一个作用无疑是最重要的，这可以IASB在2018年出版的新概念框架为证。在制定IFRS过程中，主要国家与地区的影响不可否认。但制定IFRS的程序是公开透明的，IASB每一项技术决定都由理事们投票决定，每项准则及其征求意见稿都需经三分之二以上理事投票同意，持反对票理事的意见也包括在这些文件中一起出版，永载史册。可见，准则制定首先是一个讲道理的过程。各项准则的基本原则以及每一个细小规则，都可能经历不同观点的激烈争论，任何理事在其任期内很难完全基于本国政府或背后利益集团的立场在制定IFRS这样的国际游戏规则中扮演重要角色。IASB理事们以及IFRS的利益攸关者争论的基础是IASB的概念框架。若所制定的IFRS不符合概念框架，IASB会因此而备受利益攸关者的质疑。因此，IASB尽力避免出现此种情况。准则与概念框架一再出现不一致或许也表明：概念框架本身需要做出修订。概念框架是宪法性质的文献，不宜经常修改。2002年IASB与FASB开始启动双方准则趋同工程，修订概念框架是重要项目之一，且在2010年完成了财务报告目标与有用财务信息质量特征章的修订，颁布了有关报告主体的征求意见稿，还就如何修改财务报表要素及其计量章进行了约三年的研究。2012年美国决定放弃与IFRS趋同并最终采用IFRS的目标。同年，IASB根据全球利益攸关者的强烈要求，将修改概念框架作为优先项目纳入工作计划。这样做的原因主要有三：第一，算法过时。如会计界一直存在财务信息决策有用观与经管责任观关系之争，修改前的概念框架基于决策有用观，而置经管责任观于次要地位。人们希望通过修订概念框架，重新厘定两者的关系，以正确指引会计准则的制定，并由此提供更有用的信息。第二，原则性不足。如会计的核心是计量，修改前的概念框架计量章仅罗列若干计量属性，而没有如何确定计量属性的基本原则。此后几十年，相关争议层出不穷。人们希望通过修订概念框架，给各种计量属性以更明确的定义，并提供如何确定计量属性的基本原则，以指导IASB在未来制定更恰当的IFRS，并由此提供更有用的信息。又如，尽管近半个世纪以来会计准则制定主要基于资产负债表观，但信息使用者最关心的依然是业绩信息。IASB与FASB在约20年前取消非常项目，以后又逐步增加了其他综合收益(OCI)项目。每一项相关准则的出台都经历了激烈的争论，反对者的一个重要理由是修改前的概念框架没有任何有关OCI的表述。人们希望通过修订概念框架，明确有关OCI的基本原则，以指导IASB制定IFRS，并由此提供更有用的业绩信息。第三，不清晰。社会经济生活充满不确定性，会计反映的对象也是如此。修改前的概念框架在质量特征、财务报表要素与确认章明确了“可能经济资源流入与流出”以及“可靠性”等基本概念与原则，它们长期被视为确认资产、负债的门槛，但各IFRS的门槛又不统一。人们希望通过修订概念框架，指导IASB解决源自不确定性的一系列确认、计量与报告问题，并由此提供更有用的信息。2002年至2010年、2012年至2018年，IASB两次修改概念框架。它们间的区别主要有二：一是前一次是IASB与FASB合作的趋同项目，后一次是IASB单独开展的项目。在此过程中，FASB会以IASB的会计准则咨询论坛(ASAF)成员身份，提供技术意见。另外，FASB也在展开自己的概念框架修订项目。二是前一次分章修订、分章颁发;后一次所有章节一次修订，一起颁发，理由是概念框架各章间关系紧密，有些内容放在哪章也一时难定。概念框架是IASB制定会计准则的根本大法，是IASB理事们就大量棘手的确认、计量、列报、披露问题展开激烈争论的基准。作为根本大法，概念框架需要一定的稳定性，而不宜经常修改。IASC在1989年颁发的概念框架经过约20年的使用，已充分发挥了其积极作用，但也已突显出不少缺陷，从而使IFRS的制定遭遇种种困难，进行适当修订确有必要，中国作为世界二号经济体理应积极参与并争取规则制定权。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改组为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后，IASB制定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成为全球公认与普遍采用的高质量会计准则;IASB经历了与美国全面展开趋同合作以使美国最终采用IFRS，到美国最终放弃趋同目标的转变;在基本理论上经历了由资产负债表观与现时价值至上，到兼顾资产负债表与损益表观及兼顾多重计量基础的转变。IASC成立之初，美国对制定IFRS并不那么热心。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开始积极地支持会计准则的国际协调与趋同，并成为2001年IASC改组为IASB的主要推动者。一个重要原因是：自20世纪80年代初，全球资本自由流动加速，美国成为全球金融中心，各国公司纷纷去往美国上市，而美国的业界人士与监管机构也无法面对外国公司基于本国准则的财务信息。IASB成立后的第一个十年，其工作目标是双重的：一是不断制定、修订IFRS，使之成为被主要利益相关方广泛认可，并被各国普遍采用的全球统一高质量会计准则;二是推动与美国准则的逐步趋同，促使美国最终采用IFRS。这十年，IASB的准则制定工作重点在于与美国准则的趋同。为此，IASB与美国的会计准则制定机构——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于2002年签订双方准则趋同工作的协议，以协调双方的工作计划，实现IFRS与美国公认会计准则(US GAAP)的趋同。2006年，IASB与FASB又签订了备忘录，主要基于两个目标：目标之一是在IFRS与US GAAP充分趋同的前提下，美国允许外国公司在美国市场上向美国的投资者提供按IFRS编制的财务报表，且这些公司不再需要提供US GAAP与本国会计准则间差异的调节表;目标之二是长远而言，需制定一套共同的高质量会计准则。这十年中，IASB与FASB几乎每个月都会轮流在IASB或FASB办公地点召开联席会议。IFRS与US GAAP的趋同过程，可被简单比喻为全球各国(采用IFRS)与美国(采用US GAAP)间的谈判过程。不可否认的是，与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相比，美国制定会计准则的历史最长，美国的准则体系相对更完备、详尽。总体而言，IFRS向US GAAP趋同更多。同时，由于IFRS要为世界各国所采用，US GAAP中许多行业特征明显的、有明确数量界限的以及明显受美国特定环境影响的具体规则难以吸收到IFRS中。在IASB与FASB积极推进双方准则趋同工作的同时，美国证监会(SEC)也在考虑是否以及如何要求或允许国内外公司向美国市场的投资者提供以IFRS为基础的财务报表问题。SEC在2007年11月15日做出决定，若外国公司向美国市场的投资者提供基于IFRS的财务报表，就不再需要提供IFRS与US GAAP所导致财务数据差异的调节表。有关美国本国公司向美国市场的投资者提供基于IFRS的财务报表，SEC曾考虑过以下四种方案。第一种方案要求美国公司向美国市场的投资者提供按IFRS编制的财务报表，这是SEC最初的想法。与有些国家一步到位的做法不同的是，SEC曾设想从2014年起分三年逐步让美国公司过渡到这一制度。但这一方案很快被SEC放弃。第二种方案允许而非强制要求美国公司向美国市场的投资者提供按IFRS编制的财务报表，SEC曾在2008年11月提出允许美国公司从2010年起这样做的设想，但此方案普遍不受欢迎，因为部分美国公司这样做会有损美国资本市场财务信息的可比性。而美国公司也不愿主动这样做，有公司担心SEC以后改变想法，公司因此浪费大量人力与财力，甚至可能得罪SEC与其他不赞成这样做的机构或人。第三种方，将IFRS吸收进美国的财务报告体系，SEC在2008年11月发布了美国证券发行者按IFRS编制财务报表的路线图。这一文件生不逢时。一方面美国及其他西方主要国家的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各方都将精力集中于应对这一危机;另一方面，总统轮换导致美国整个行政当局改朝换代，包括SEC主席及其他委员也被替换。在此背景下，美国从上到下对采用IFRS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SEC也放弃了“全面采纳”IFRS的目标，代之以“将IFRS纳入美国的财务报告体系”(incorporateIFRS into US financial reporting system)的思想。这一思想更像中国至今采用的保留自身准则结构、体例、表述特色的趋同模式。可惜的是，2012年7月13日SEC颁布了将IFRS纳入美国证券发行者财务报告体系工作计划的最终报告。此文件既标志着美国终止了与IFRS趋同的工作，也标志着美国不再考虑要求本国公司向美国市场的投资者提供基于IFRS的财务报表。此后，FASB与IASB逐步减少联席会议并最终取消了联席会议制度，美国也不再将建立全球统一高质量会计准则作为长期目标，而一再强调以保护本国投资者为首要目标，致力于提高US GAAP与IFRS间的可比性。第四种方案允许美国公司提供基于IFRS的补充财务信息，SEC决定终止与IFRS趋同的工作后，时任SEC首席会计师James Schnurr提出了第四个方案，即允许美国公司在提供基于US GAAP的法定财务报表的同时，提供基于IFRS的补充财务信息。但这一建议因普遍不受欢迎而很快销声匿迹。美国产官学界之所以不再热衷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也不再考虑采用IFRS，理由主要有：仍认为在世界上唯有美国应该被优待，哪怕是美国制定或要求其他国家采用的国际规则，美国也可以不采用;仍认为美国应是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者，而非接受者;仍认为美国准则优于国际准则;美国整个社会依赖于规则导向的US GAAP，而难以接受相对原则导向的IFRS;US GAAP的很多内容都是政治妥协的产物，美国许多利益相关者担心转移准则制定权后将丧失这种影响力;有人试图从竞争理论角度证明，若全球只存在一套准则，可能导致因垄断产生的一系列弊端;2008年爆发金融与经济危机后，美国出台了许多重大改革措施与法规，亟待落实，会计准则国际化工作的重要性明显下降。随着美国与IFRS渐行渐远的是美国对IASB的贡献与影响的逐步减弱：第一，美国在IASB的重要岗位逐渐减少;第二，全球与美国谈判演变为美国仅是向IASB提供技术意见者之一;第三，美国从IASB的最大捐款户转变为难以保证每年的捐款数。自2001年IASB成立起，欧盟始终是影响IASB的重要力量之一。美国在2012年完全放弃趋同与采用IFRS的目标后，欧盟对IASB的影响稳中有升，且一直居于首要影响者的地位。欧盟这一影响与地位的取得归功于如下四大因素：政策保障、组织保障、财务保障与技术保障。谈到欧盟对IASB的影响，还应单独讨论一下曾为欧盟成员的英国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以及英国脱欧的影响。第一，在近五十年的会计准则国际协调与趋同，以及建立全球统一高质量会计准则的过程中，IASC与IASB的办公地点一直在伦敦，英国政府与民间组织都为这两个机构创造了良好的运行条件。第二，随着国际会计准则的协调与趋同，现在的IFRS已充分吸收了来自世界各国的意见。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起，IFRS受到US GAAP的严重影响，变得更为全面、具体。但不得不承认，IFRS在基本理念、内容、结构、体例、用词等方面均继承了英国的传统。第三，英国人始终在IASC与IASB中占据重要位置。曾任英国影响最大的会计师组织英格兰与威尔士会计师公会(Institute of Chartered Accountantsin England and Wales，ICAEW)会长的亨利·本森(Henry Benson)被公认为是对创立IASC贡献最大者。任职时间较长且贡献较大的IASC两位秘书长戴维·凯恩斯(David Cairns)、布兰·卡斯伯格(Bryan Carsberg)，以及IASB第一个十年的主席特威迪，都是英国人。IFRS基金会受托人、IFRS解释委员会、IFRS咨询委员会、ASAF等机构，报表编制者与使用者的咨询团体，以及IASB为重点准则项目设立的工作组中始终都有英国的代表。尽管IASB现已成为一个国际大家庭，工作人员来自二三十个国家，但IASB高级技术与行政人员大多数都是英国人。第四，与IFRS密切相关的英国企业或专业团体都积极参与制定与修订IFRS的工作。这些团队不仅包括会计界的，也包括报表使用者、公司治理等各方面的。以会计界为例，ICAEW、苏格兰特许会计师公会等都曾出版大量有关IFRS的研究报告，多次举办有关IFRS的研讨会，召开与IASB成员的对话会等，以在保持与IASB间充分沟通的基础上，使IASB所制定或修订的IFRS既能反映英国各方的诉求，又能被各方所接受并有效使用。第五，IASC与IASB办公地点一直在伦敦，因此国际大会计师事务所基本都在其伦敦办公室设立了IFRS技术总部，以集中全球各地的问题与意见，形成所内执行IFRS的统一规范，并成为与IASB沟通的中枢。第六，英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在推动会计准则国际协调与趋同以及建立全球统一高质量会计准则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特威迪在1990年至2000年任英国会计准则委员会(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ASB)主席期间，对推动IASC在1990年至1994年完成提高IAS可比性项目、1995年完成制定核心准则项目，以及推动IASC改组为IASB都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正因如此，他成为IASB第一个任期十年的主席。2004年原澳大利亚证监会首席会计师英·麦肯托什(Ian Mackintosh)开始任ASB主席，直至2011年被任命为IASB副主席。此间他还担任论坛性的各国准则制定机构组织(National Standards Setters，NSS)的主席。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开始振兴后，日本一直在各种国际组织中投入大量资源，努力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对会计准则的国际协调与趋同工作也一样。主要表现如下：第一，在IASC与IASB组织中占据重要位置;第二，始终如一慷慨资助IFRS基金会;第三，积极参与IASB的各种会议;第四，努力促使日本准则与IFRS间的趋同;第五，全面采纳IFRS的路线图计划;第六，走出在本国市场采用IFRS的独特道路;第七，努力推动亚大地区会计准则国际协调与趋同工作。2005年中国确立制定与IFRS实质趋同的会计准则的方针。2006年2月，财政部颁布了整套新的与IFRS实质趋同的企业会计准则，并要求在2007年起在所有上市公司与部分大型企业中采用。伴随着中国会计准则与IFRS的持续趋同，中国在IASB中的影响也在稳步提升。中国的努力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第一，巩固与提升在IASB各级组织与准则制定过程的参与度与影响力;第二，推动多边会计准则交流与合作;第三，确保中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持续趋同;第四，寻求等效地位;第五，施加严厉的监管。当然，中国参与相关规则制定期间有必要适度融入社会主义原则，但相关诉求的文字表述要委婉。

　　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会计模式的构建，颉茂华、王娇、翟晓芳(2021)的《中国会计学发展创新与成长路径——基于1949—2019年的回顾与展望》一文研究说明新中国成立的70年，不仅是中国经济体制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70年，也是中国的会计改革与会计理论不断成长发展的70年。曾广红(2013)的《构建完善的企业会计模式探析》一文研究指明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形势下，市场竞争愈发的激烈，对于企业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挑战。在企业经营发展的过程中，会计工作全程控制企业的经济活动，对于一些与经济来往有关的事项都参与其中。如何构建完善的企业会计模式，对于企业的发展来讲具有重要的意义，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形势的发展，企业需要不断的调整会计模式，为企业的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环境。孙玉甫(2011)的《公共信息会计研究》一文提出传统会计信息生产模式将会计系统建立于微观会计主体内部，试图通过内部个体会计系统的对外职能满足社会经济系统的信息需求。市场失灵、政府失灵、会计信息造假等现实表明，这种模式在微观会计主体需要承担广泛社会责任的今天必须做出改变。因为任何一个微观会计主体都是社会经济大系统的组成部分，都必须适应社会经济大系统的要求，与社会经济大系统的其他部分或全部子系统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流。其中信息的交流就是通过向相关用户发布信息与从各个方面获取信息实现的。信息一经发布，对于有权获取的用户来说，就成为了公开的信息。公开会计信息的特殊公共产品属性对组织其社会化生产提出了要求，信息社会的到来为会计信息的社会化生产提供了实现条件，并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会计理论与会计信息生产模式。在信息化条件下，会计信息的生产必须形成建立于微观会计主体内部的个体会计系统与建立于微观会计主体外部的公共信息会计系统有机衔接的模式，以便为社会经济的微观决策与宏观调控提供充分可靠的信息支持，实现社会经济的总体协调发展。公共信息会计系统就是从社会经济大系统的角度在微观会计主体外部对其进行会计管理的工作系统。个体会计系统与公共信息会计系统在不同层次上的协调运行，既保证了微观会计主体的内部管理需要，又保证了社会经济大系统的高效运行。公共信息会计理论从理论设计基点、基础理论内容、基本概念框架与具体概念内容、基本程序与方法等几乎所有方面对现行会计理论进行改造创新，从而形成了建立在现代信息社会与知识经济条件下的会计理论体系。公共信息会计理论以信息社会的政治技术经济条件为依托，确立了服务于社会经济大系统的公共信息会计系统应建立于微观会计主体外部、提供应能获取信息并由多元化信息使用者自行析取所需信息、多种计量属性同时应用的新的理论构建基点。在此基础上，明确了其立体全息电视直播、全面信息资源整合、行为价值创造管理与公开会计信息析取的本质，界定了其终极对象(微观会计主体的经济活动)与直接对象(具有客观经济联系的经济活动信息)，说明了其全息动态反映、信息资源整合、过程监管控制与价值创造管理的四位一体的职能体系。依据公共信息会计的本质与职能，确定其目标是向社会经济大系统实时提供反映微观会计主体经济活动的全息动态信息，其主要信息质量特征是充分与可靠，其基本工作原则是合法、公正、一致、及时，其会计要素包括货币性要素与非货币性要素，并以权利与义务为核心全面修订了具体会计要素的概念，使之能够满足会计对象扩展的要求。基于上述概念框架建立的公共信息会计系统的工作过程是：微观会计主体将其从事经济活动的信息及时提交公共信息会计系统，由公共信息会计系统对收集到的信息进行比对验证，通过验证的信息进行后续确认、计量、记录、报告，不能通过验证的信息提交社会监管部门进行查处。公共信息会计系统是一个覆盖全社会的经济活动监管与反映系统，能够依法获得社会各个微观会计主体的全部经济活动信息，就可以通过联合信息认证判定主体间交易的真实性、合法性、合理性、有效性;也可以通过一个主体进出交易的信息判定主体内部事项信息的可靠性、合法性、合理性、有效性，从而保证公共信息会计系统的信息质量，也促使社会经济活动的不断优化。为了证明公共信息会计系统的现实性，还从信息系统开发技术上说明了公共信息会计理论的实现方式，为进一步实施公共信息会计做好准备;并在回答可能存在的疑问的基础上，说明了公共信息会计系统建立运行的技术、经济与具体实施的可行性，完成了公共信息会计系统的完整论证过程。总之，公共信息会计研究首次提出了全新的知识经济时代的会计信息生产模式与会计理论，并为信息对称条件下的经济学、管理学研究开辟了道路。黄晓波、向能超(2010)的《改革开放30年与会计准则国际化》一文提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推动了中国会计理论创新与会计制度变革，推动了中国会计准则的国际化。改革开放30年中国会计制度创新也经历了会计准则的探讨与介绍阶段、会计准则的研究与制定阶段、会计制度的完善与国际协调阶段、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与等效阶段。经济体制改革是孕育新的会计理论与会计制度的沃土，会计制度的创新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与会计准则建设都是为了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要，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推动了中国与世界的融合。黄晓波、刘佳(2009)的《经济体制改革与会计制度创新》一文指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推动了中国会计理论创新与会计制度变革，推动了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的研究、制定、实施与完善。30年改革开放的历程，大致上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即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改革开放的展开阶段、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与此相适应，中国会计制度创新也经历了四个阶段，即会计制度创新的起步阶段、会计准则的研究与制定阶段、会计制度的完善与国际协调阶段、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与等效阶段。经济体制改革是孕育新的会计理论与会计制度的沃土，会计制度的创新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体制改革与会计制度创新都是为了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要，都是为了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都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推动了中国与世界的融合。许家林、朱廷辉、李朝芳、杨孙蕾(2009)的《新中国六十年会计变迁——基于会计流行语的视角》一文研究说明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随着不同时期政治、经济与文化等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会计地位与角色也在不断地转换，会计制度的适时变迁与会计理论研究的与时俱进，不仅主导了不同时期会计发展的主旋律，同时也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会计流行语"，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中国会计随会计环境变化而在波折中前进、在摸索中创新的历程，所折射出的客观规律是经济越发展，会计越重要。宋智勇(2009)的《体制转型中国有企业产权制度与会计模式变迁》一文指出产权是一个经济体系基础性的制度安排，它决定着经济体系的效率与人们的福利水平。关于产权的经济学理论研究集中在产权的本质、内涵、效率及其变革规律等方面，而很少涉及产权运行的技术条件。事实上，如果没有这种技术条件，产权就无法运作起来，其界定、交易、流转与重组等都无法实现。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产权的运行都是通过契约(明示的或默认的)的方式来组织的，但要达成产权契约，就必须对契约各方的权利与义务、贡献与报酬等做出明确的界定与计量，这个任务一般是由会计来完成的。企业是产权契约的联结体，它远比单个的产权契约更为复杂，涉及了众多的产权主体与利益相关者，他们之间既有合作生产的一面，又有利益博弈的一面，因此，会计在企业中的作用也就更为重要。产权从进入企业到退出企业，以及在企业内部存在形态的变化与周转，都离不开会计的计量与控制，会计实际上成为组织企业各种资源、协调各方利益的基本工具，是产权运行的技术手段。会计与产权具有天然的联系，从产权角度看，会计的本质可以界定为“在法律产权制度的约束下，对经济产权的价值计量与利益分配制度”。一个国家的财税法律制度与民商法律制度构成了会计活动的基本约束，会计就是在这些法律框架下完成对产权经济价值及其运行结果的确认、计量、记录、核算，并向相关的产权主体进行报告等工作的。最大限度地使产权在会计账面上的价值接近其真实的经济价值、使产权运行的会计收益接近其真实的经济收益，是会计技术进步的内在要求。从这个方面看，会计技术进步主要是人们会计知识积累的结果。但是，会计的发展总体上又是反应性的，它主要是为了适应一个社会一定时期的经济发展状况与产权制度状况而发展变化的，产权制度决定了会计的核算内容与价值取向。因此，会计又深深打上了产权制度的烙印，比较、研究不同的会计制度就应该联系相应的产权制度。同时，会计又是非中性的，具有经济后果，它能够影响不同产权主体的决策，影响企业的价值，因此，在考虑产权制度改革时也应该充分考虑到会计制度的影响。产权与会计的关系在企业层面，就表现为企业产权制度对企业会计模式的决定作用，企业会计模式又会影响企业产权制度的运行与绩效。转型过程中，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是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的。传统计划体制下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在政企关系方面政府处于主导地位，政府对企业高度侵权，表现为统得过多、管得过死;在企业与职工关系方面，企业处于主导地位，企业对职工高度侵权，表现为职工没有就业、择岗、薪筹谈判等各种权利。同时，企业之间没有直接的横向经济联系，企业与企业之间的横向联系服从于政府与企业的纵向联系。其结果就是造成了企业吃国家大锅饭、职工吃企业大锅饭的格局。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中心是政企关系的调整，通过放权让利等一系列的措施，政府的行政权力逐渐从企业退出，最终保留了企业出资人与公共物品提供者的身份，企业最终获得了独立的法人财产权与独立的财务主体地位。与此相适应，企业与职工的劳动关系、企业与银行的借贷关系、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商业债权债务关系都建立起来，企业真正成为各利益相关者的契约的联结体。与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历程相适应，中国企业会计模式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会计模式逐渐转变成了适应市场经济的企业会计模式，会计核算的基本结构、会计规则的制定方式、会计目标以及会计运行机制等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会计对产权的核算是以价值形式来进行的，不能够价值化的产权就不能够进入会计系统中，即使进入也不能够在会计核算中得到准确的计量与保护。因为计划经济的影响，中国国有产权以实物运营为主，计划价格不反映国有产权的真实价值，这造成了国有产权在会计账面上的价值与实际价值差距过大，会计核算对国有产权的保护作用被严重削弱，国有产权的运营也困难重重。因此，中国国有产权制度的优化路径就应该是要实现价值化的管理，并在此基础上实现资本化的运营。中国企业会计模式的优化，也应与企业产权制度的变革相适应，在充分考虑技术进步的同时，对各种不同性质的产权实行平等的核算与保护。为此，企业会计模式的优化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一是要努力与法律产权制度相协调，采取综合平衡的目标导向，优化会计规则的制定模式;二是要严格会计规则执行，大力发展会计职业化体系，重构企业会计运行机制;三是要积极应对世界经济一体化潮流，审慎推进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袁媛、刘文朝(2008)的《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制度》一文认为衍生金融工具的迅猛发展有利于投资者实现套期保值、转移风险，但同时也在更高层面上放大了金融风险。衍生金融工具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如何最大程度地降低与防范风险的冲击显得至关重要。完善与重塑中国现有会计理论，尽早制定适合中国现实经济环境的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准则是应对风险的明智选择。肖正再(2008)的《经济机制视角下的对外会计报告模式研究》一文提出，历史地看会计研究方法论的思想与观点，要一个由点到面、由浅入深的认识过程。目前，“信息系统论”已获得了会计界的广泛认可。然而，据此构建的会计目标理论仍然是“归纳法的产物”，缺乏演绎前提;特别是会计信息披露边界，虽在目标理论中暗涵了三大市场体系，但会计实务中主要以证券虚拟资本市场为出发点。从历史来看，经济机制体系模式变迁决定了会计模式变迁的历史轨迹;从现实来看，任何经济机制都固有“信息质量”特征;从而，会计模式可以理解为经济机制范畴内的一种相对独立的信息处理方式，并以会计信息的经济机制属性作为会计模式研究之逻辑起点，进而构建会计信息的价值模式。市场机制导向模式的对外会计目标可以界定为:其基本目标是提供有助于资本定价的会计信息;其具体目标是通过提供资本定价信息，有助于筹资决策、投资决策、实现对企业行为与企业控制者行为中的道德风险行为与逆向选择行为的治理目标，更有助于提高自资本的配置效率与生产效率;其最终目标是有助于实现市场机制的效率目标。基于对外会计信息的市场机制属性，其首要质量特征是“公允性”，在此框架下，可进一步推导出对外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体系结构。基于现代企业理论，“两权”不完全分离的企业组织机制，固有更大的低能激励成本，这正是薪酬报表信息披露的理论依据。依据市场价格机制理论，垄断市场价格机制固有企业组织机制特征，同样存在“信息含量”严重不足的现实问题，这正是成本报表信息披露理论依据。周琦(2007)的《农业科研单位会计模式的创新》一文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会计是对经济的反映与监督，并服务于一定社会经济环境之下的经济主体。会计模式是会计实践的标准的、定型化的形式。从科研单位的知识经济与会计的关系入手，分析了农业科研单位传统会计模式遇到的挑战，从会计目标、会计计量、会计报表、会计教育等方面提出创新会计模式的看法。

　　围绕中国企业会计规则制定权合约安排的变迁史，盖瑞等(Gary et al.，1994)讨论了中国由于经济改革而推动的会计规则变化。刘峰(1996)、杨时展(1998)、曲晓辉(1999)等讨论了企业会计规则本身的变迁。蒋义宏(1998)讨论了1985年-1997年中国股市发展对会计规则本身的影响，冯淑萍(1998)概括了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20年会计的改革与发展。项兵(Xiang，1998)分析了中国会计制度改革的趋向，提出依中国企业制度的主要特征与缺乏独立审计的会计环境，国际会计准则并不适用。肖泽忠(Xiao et al.，2000)描述与分析了中国独立审计准则的制定。希尔密(Hilmy，1999)分析了中国1993年会计制度改革中的一些概念，他将分析置于中国1949年-1993年会计环境的变迁之中。项怀诚等(1999)对1949年-1999年五十年间中国会计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描述，总结了会计工作改革与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刘峰(2000)对中国会计准则的制订进行了较综合的分析。汤云为(Tang，2000)分析了中国会计走向国际化过程中存在的困难与问题。林毅夫(1992)、孔泾源(1992)、杨瑞龙(1994，1998)、段晓锋(1998)、黄少安(1999)等曾对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加以分析，各有其较独到的见解。综合上个世纪中国的会计规则制定权合约安排，若以时间维为横轴，以产权主体的多元化程度、市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与会计规则制定权合约安排的离散度这三维为纵轴，不难发现中国国有企业会计规则制定权合约安排变迁中两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即国家审计机关在国有企业会计规则制定权合约安排中应处的位置及应有的责权利与企业会计主管的性质与“会计人员委派制”问题。谢德仁认为，国家审计机关不具备外部审计监督应有的独立性，企业会计主管的性质是由企业经营者任命的，帮助企业经营者更好地履行诚实报告责任，行使好剩余会计规则制定权工作中最重要的助手职责，会计人员委派制在现代企业逻辑上难以成立，应当坚定地将国有企业会计规则制定权合约安排向现代企业会计规则制定权合约安排的一般范式推进。

　　国际经济数据会计算法规则制定权之争归根结底都是大国综合国力之争，相关规则很在短期内改进，中国有必要另辟蹊径，采用平行策略，通过新型多边主义、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中国的话语权，广泛统战其他国家影响相关规则议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