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本位是以官为本、以官为贵、以官为尊为主要内容的价值观，商鞅认为上古爱私、中世上贤而近代尊官是民道弊而所重易的结果。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政府主导经济活动，尊官文化有了低级红倾向。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文化致使这种思想意识深入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改革开放后民间开始反思这种文化，比如大学去行政化。人情世故是中国特色为人处世的方法、道理与经验，如文天祥《送僧了敬序》里的“姑与之委曲于人情世故之内”，冯梦龙《醒世恒言》里的“可惜你满腹文章，看不出人情世故”，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里的“我说你到底没有经练，所以这些人情世故一点也不懂”。中国特色官本位社会最大的人情世故是什么?《戴圣礼记》曰：“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

　　官本位意识是封建官僚制度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并维护与服务于官僚集权体制，与社会主义性质南辕北辙，既会阻碍改革创新而制约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又会影响政府公信力而动摇党的执政基础。第一，官本位阻碍改革创新。存有官本位意识的干部看中的是能给自己带来种种好处的权力，牵挂的是高高在上的职位，他们不愿因为改革创新使他们受益的体制与权力动摇，总是想方设法阻挠改革创新。由于以官为荣，大量的科技人才放弃自己的专业特长，投奔官场，造成企事业单位、生产第一线人才不足，而机关叠床架屋，人浮于事，人才大量闲置浪费，无人改革创新;由于以官为上，官大一级压死人，人人唯上是听，唯官是从，民主气氛淡薄，人人循规蹈矩，遵守官场习俗，唯上、唯书气息浓厚，不敢改革创新;由于以官为本，一切行为围绕官级晋升转，必然导致社会浮躁，追逐官位名利，无法沉下心干事创业，严重抑制了人们创业创新的积极性。第二，官本位制约科学发展。有官本位意识的干部以当官为毕生追求，干事创业不是为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改善与提高，而是为了一己之私的乌纱帽，在这样的思想意识支配下，追求政绩难免陷入误区。有的重近轻远，注重多出政绩、快出政绩，对长远发展缺乏统筹谋划;有的重表轻里，习惯于做表面文章，对一些实质性的问题不够重视;有的重显轻“潜”，热衷于干看得见、摸得着的工作，忽视短时间内无法显现成效的工作;有的重物轻人，一味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较少顾及人民群众的生活环境与生活质量;有的重局部轻全局，只从局部利益出发，不从全局考虑问题，甚至为了追求局部利益不惜牺牲全局利益，等等，这都是官本位意识的具体体现。在这些情况下，上一届的“政绩”就会变成后几届的包袱而沦为“政疾”，必然会对发展带来无穷后患。第三，官本位损害群众利益。官本位意识的要害是对人民的利益不负责任，只对自己或小团体负责。存有官本位意识的干部想升官的目的，无非是随着自己的社会地位与权势的提高可获得更多的利益。因此他们往往不能正确履行职责或不履行职责，甚至滥用权力，从而会给社会、群众与国家带来极为严重的危害。现实中，一些党员干部当官只为求升迁，为捞取“政绩”不惜损害群众利益;当官只想做老爷，对群众的冷暖疾苦漠不关心;当官只管谋私利，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受贿、以权谋私;当官只图享清闲，不了解群众愿望，不愿做、不敢做、不会做群众工作，等等，都是执政为民的意识不强，官本位意识在从政行为中的现实表现。第四，官本位助长用人腐败。官本位作为以官为本、以权为纲、以仕途为个人事业选择导向的一种意识与价值取向，强调的是一切服从于官级地位、一切为了做官与升官、把做官升官看作人生最高价值追求与评判人生价值大小的标尺，而且当官可享受到一般群众难以企及的特权。正因为官本位有这么多的功能，在一定社会层面形成了对权力、官位、官员的崇拜与敬畏，使官位有着强劲的买方市场，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盛行。一些干部本身不够资格条件，却相信“有钱能使鬼推磨”而花钱买官;有的是想为仕途加砝码，通过买官走“捷径”;有的是怕不跑不送会吃亏而加入买官行列。买官者情况各异，但都是企图以钱换权，谋取更大的私利。尤其是党员干部，一旦掌握某个部门“肥缺”就会反过来以权换钱“回收成本”而岂能再为老百姓谋利?

　　西方中世纪的权力之斗很大程度上是基于骑士精神，集体主义下的中国特色官本位社会却把这种“Power Game”玩到了骨子里而人情世故泛滥成灾。相比之下，“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的渔夫态度倒更能让我们在这个世道如鱼在水而惬然自如。黄光国基于自己对中国特色人情社会的深刻观察提出“人情和面子的理论模型”，强调权力是社会交往中一方以社会道德的说服或群体的压力加诸另一方而使其改变态度、动机或行为而表现出顺从的力量。社会交易或分配资源的法则有三：公平法则：依贡献比例的大小，获得相当的报酬。(经济生产力为主要目标，利益导向)，互动双方不把对方当个人，只要考虑彼此扮演的角色关系;均等法则：一律平等分摊利润及损失。(重视分工合作、团结协作)，个人视对方为人，而不是某一社会地位之占有者;需求法则：利润、成果或其他利益的分配满足接受者的合理需求，而不管个别的贡献大小。(亲密，促进团体的福利与发展)，个人与他人间感情深厚而有亲密的“同一关系”。但这三种法则并不足以解释所有文化中令人疑惑的现象，在集体主义文化中还有一种“人情法则”尤为明显。像过年过节的亲戚拜年、送礼;亲戚、朋友甚至朋友的朋友的请求尽管不合规章总是难以拒绝;还有社会上的走后门、托关系、内定种种现象似乎都在告诉我们，人情有时竟是极大的power，极大的资源，可做，可积累，可利用!传统中国人非常讲究社会关系中的“差序格局”，也就是常常要用不同的标准来对待与自已关系不同的身边人。你跟我关系近，我就各方面照着你，有好的东西想着你，什么生活、工作上的便利好处那也是自然的，你跟我什么三大姑八大姨的邻居家的表舅的关系，那谁管你呀!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既有的人情关系，我知道我帮了你，以后不管是情感上的回报还是经济上的回报，这些都是可预期的，跑不掉的。要是无关的陌生人，我费心费力地帮你，哪天你翻脸不认帐或人跑了，那我不亏大发了。即使帮你费不了我什么资源，甚至举手之劳，但我为啥不帮“有利可图”的而给自已带来额外的收益呢?所以这实际上很好理解，因为资源是有限的，而人是活在经济中的，趋利避害是人之常情。他人(请托者)向你(作为资源支配者)寻求帮助求取某种资源时，势必会损及自身已有的一些利益，还可能遭致利益相关者的非议，甚至法律惩处(掌握的只是资源的使用权，并非所有权时)。这时如果有人向你要求(作有利于他的资源分配)：你就会想，对方与自已的关系有多密切呢?也就是这些“人情”有多大的分量足以使自已甘冒可能的损失与风险而作出这种利他行为呢?显然，这要基于受者回报之预期。所以，不要觉得不公平，寻求资源时要想清楚我们拿什么作为资本作为“谈资”?黄老将人情分为三类：情绪反应;人与人交易时用来馈赠对方的资源(用来交易的资源，既包含具体的金钱、财货或服务，还包含抽象的情感);中国特色官本位社会中人与人应如何相处的社会规范。(平常：馈赠礼物、互相问好、拜会访问等方式，保持联系与良好的人际关系;贫病困厄或生活上遇到重大难题时，“不忍人之心”，同情、体谅、尽力帮助、做人情给他)。显然，人情社会更强调第二点、第三点。人情法则作为普遍性均等法则之一例，强调在差序性结构的社会关系内，维持人际和谐与社会秩序的重要性。既是规范社会交易的准则也是个体在稳定及结构性的社会环境中用来争取可用性资源的社会机制。关系户彼此都会预期将来还会继续交往，以“人情法则”这种均等性分配资源可避免人际冲突，同时也可对回报有所预期，这种预期与中国文化的核心“报的规范”息息相关。关系判断：支配者在权力游戏中的第一步。“人情和面子的理论模型”把中国特色官本位社会的人际关系分为三种：情感性关系：长久而稳定，满足个人在关爱、温情、安全感、归属感等情感需求;家庭、密友、朋侪团体间;使用需求法则;工具性关系：短暂而不稳定，作为获得其他物质目标的一种手段或一种工具;普遍性、非个人性;生活与家庭外的其他人;使用公平法则(比较能依据客观的标准，做对自已有利的决策);混合性关系：交往双方彼此认识而且有一定程度的感情关系，但又不像主要社会团体那样，深厚到可随意表现出真诚行为;;亲戚、邻居、师生、同学、同事、同乡;使用人情法则。这一关系在中国特色官本位社会中更为常见，它有时间上延续性，必须借人与人之间的礼尚往来加以维系;同时有特殊性与个人化。关系户会预期将来彼此还会有情感性的交往的可能性，也会考虑到其共同关系网内的其他人也可能了解到他们交往的情形，并根据社会规范的标准加以评判。因此，这一关系是个体最有可能以“人情和面子”影响他人的人际关系的范畴。无论是哪一种关系或用哪一种交往法则，人们对交往中的对方都有“回报”的预期，甚至成为一种社会规范，制约着社会行为。工具性关系：最直接的是在工具性关系中，因为交易双方没有情感连接，可更好地摒除其他因素的干扰(如预期将来不会有情感性交易)，根据比较客观的标准，估计双方掌握的资源价值，在彼此认为公平的情况下交易。一方交付，另一方必须立即给予回报;若有拖延，也必须明确约定回报日期。也就是“合则来，不合则去”的酷辣与人际间的果断脆爽!情感性关系：而我们以为最无怨无悔，最没有计较的情感性关系实际上也是“有所求有所报的”。“养儿防老，积谷防饥”是最能体现这一隐含的“报之规范”，父母抚养子女大都竭尽所能，呕心沥血，极少考虑自已付出资源的代价，是“需求法则”发挥了作用。但这一付出并不是单向的，社会约定成俗的道德要求着子女在成人后，一样的尽自已能承担赡养的义务。混合性关系：兼具了情感与工具性，它的人情法则更是如此。“投之以桃，报之以李”，个人不顾人情法则而开罪他人则双方在心理上都会陷入尴尬的境地，甚至在将来某时予以报复。所以，如果一方寻求有资源支配权的另一方帮忙，考虑对方可能做的各种回报，给予了特别帮助。受恩者便欠下资源支配者一份人情，必须在将来俟机回报。这时，情感关系便发挥了工具性的作用。在恋人关系中也是如此，如果一方总是在强调“我都这么好了，为什么你还XXX”，想着你应如何如何，这种感情上的东西很大程度上就有了工具性的成分了。如此以来，你还能指责对方没有拿真心对你，抱怨你们之间的让你不舒服的工具性关系吗?公益常常沦为作秀的原因也就在于此，报之规范作为中国文化下的一种文化惯性，甚至成为集体潜意识。公益秀泛滥成灾，原因除了当今国人对自身价值追求的潮流就是国人潜意识的“预期回报”了。促使中国人“做人情”(人情法则)的主要动机之一，是他对别人回报的预期。“施人慎勿念”，“施恩拒报”，但作为一般人的我们则是“受施慎勿忘”，“人有德于我，虽小不可忘也”。报之规范的道德律即是一般人实际行动的准绳，基于此种回报的预期，资源支配者也才愿对别人“做人情”。面子工夫：印象整饰。凭什么要做这份人情给对方?这就要看看对方(请托者)在我们(资源支配者)心目中权力与地位的大小了。面子在这里就发挥了一个大大的作用，不是一般认为的脸皮，而是指个人在社会上有所成就而获得的社会地位或声望。它是社会地位或声望的函数，由三个因素组成：归属的地位而获得，性别、家世、祖籍等;个人的努力而获得：基于个人素质获得的地位，比如学识、美貌、能力;得自非个人因素的地位，比如财富、权威、社会关系。面子工夫作为一种印象整饰的行为是个人为了让别人对自已产生某些特定印象，而故意做给别人看的行为。就像在舞台上演戏一样，通过刻意安排与别人交往时的情况背景，修饰他在别人面前的服装仪表与举止动作，期望在别人心目中塑造出某种特定的形象。因此，面子越大，你所有的社会地位与声望也就越大，你可能的回报也就越有价值。我们有时会觉得“做面子”特别虚伪，但这种行为既是对对方的尊重，也可为自已增加价值，获得收益。像“女为悦己者容”，像心理咨询师是西装笔挺还是一副菜市场大妈的样好呢，很显然两者的精气神就是不一样，给你带来的感觉(尊重，权威感，连带着自身的价值)都不一样，“面子”当然是给别人看的!所以你有的一定要把它拿到台面上展示，你没有的也可虚张声势一下，做点“面子工程”。我们常常拿“打肿脸充胖子”讽刺别人不自量力，但在人情社会里，你的情境背景、服装仪容、举止动作无不在一一展现你的财富、学问、身份与美貌。因此，我们看到一个社会地位高的、有的社会资源多的、权力大的、或学识丰厚的、出手阔绰的就会不由自主地想去亲近他。国人各种自拍炫富、政府机构的“形象工程”、国家盛大的阅兵典礼都是靠“面子工夫”增加自已的社会地位，一方面不掩饰自已，另一方面也适度地小小夸饰一下。像郭美美不也是靠着各种豪车、豪宅的背景来衬托自已吗?背景作用、光环效应在这里常常就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在一个相对缺乏确定性线索的环境中，你唯一能肯定的就是你所看见的!在这种社会情境中，人们已没有时间与精力去了解你含蓄、谦卑下的美德与能力，这种含而不露、秘而不宣的厚味除非你能遇见明主，否则谁会赏识你?会给个人的职业发展带来很大的限制。要在做了事的情况下不藏着掖着隐着委屈了自已，既不着痕迹又能充分地把自已的能力、功劳展现给别人看。自我展示与中国人的深沉与内省，如何平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为自已谋得他人的依附追随帮助与更多更优质的资源供给，也是职场上人情世故的一大学问。中国特色官本位社会中个人的社会关系是决定个人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之一。“面子工程”不仅依据个人本身的属性与他能支配的资源来判断其权力的大小，而且要进一步考虑他所属的关系网络。个人的社会关系网愈大，其中有权有势的愈多，他在别人心目中的权力形象也愈大。用类似“前台行为”显示他的人际关系，如在客厅悬挂名人字画，身上佩戴要人送的首饰品，声称与某要人的关系如何如何。当你没有良好的出身时，当你又没有姣好的身材怡人的相貌时，读书学历也拼不过他人时，培植你尽可能大而优质的人际关系网就是必要的!面对他人请求，帮还是不帮?如果帮，我就可能要面临风险与损失，而对方是否回报、何时回报、以什么方式回报这些都是未知的。如果我不帮，共同关系圈的朋友会怎么看，对方关系网中的某些人是不是以后对我会有什么好处?这时资源支配者就要计较自身必须付出的代价以及各种预期的得失，经过反复的权衡后决定是否做人情给对方。如果付出代价一定，而求情者权力很大，关系很好，预期获得回报的绝对值均远大于他付出的代价，则他很可能接受对方的请托。中国特色官本位社会中无权无势又无社会关系者在失意潦倒之余难免感叹人情薄如纸，权力的博弈、圈内人还是圈外人、情感性关系还是工具性关系都是不一而论的，关键是身处“人”世繁荣你如何钻营机巧拓展自已的关系圈并把自已变成关系链上重重的一环。你是想争名逐利一展人生抱负还是孤高自赏专心学术?要把自已变成人情社会的重要一环，这样在很大程度上你就成为资源的中心，在人情世故上获得更大的自由权。面对“人情和面子”，你说你懒或不屑，但相关“Power Game”无孔不入，铁骑踏来无人幸免。

　　在“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的政治话语中，西方权力制约理论成为西方反腐败的理论根基，权力制约的必要性成为普遍共识。加强中国特色的权力运行制约与监督研究，要关注权力运行制约与监督的一般规律，更要结合具体的中国国情，特别是加强对权力制约与监督的“中国方案”研究是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题中应有之义。受西方社会交换理论、社会资源理论与社会网络理论的影响，有的学者逐渐倾向于以“人情和面子”为一种关系资源附加在西方的相关理论框架内建构模型。后面这种研究思路似乎使前者的不足得到了解决，但这种附加方式在把中国人的社会交换方式硬套于西方有关理论的同时也迷失了其概念自身所有的运作方向。在偏重以法规、制度与理性构建起来的社会里，人情世故即使想发挥作用也没有多少用武之地。有的中国学者倾向于把关系作为一种交换资源，没有发现中国人的交换行为由于受到情与理的共同作用而不可预计与计量，进而使得交换关系的延长或潜在的回报价值更大，进而很容易实现对制度与权力的再建构，使得参与交换的关系户得到原本无法具备的支配力量与威力。“人情和面子”与权力的勾连是有差异的。人情是在报与欠的过程中获得的权力，是交换的结果(比如送礼)而有封闭性，面子则是在关系的关联中获得的权力，是无交换发生的结果(比如沾亲带故)，但二者的联系之处是无论它们如何运作，目的都是与他人有交情并将社会生活的意义寄托于此。就这一点而言，中国人在人情社会中通过“人情和面子”的运作放弃的是规则、理性与制度，得到的却是不可估量的社会资源、非制度性的社会支持与庇护及以势压人的日常权威。

　　《红楼梦》元妃省亲一节表明，对于身处权力顶端的统治者而言，如何保住权力有时比享受它更具诱惑力。即便是权力本身，与我们期待的奢华有所不同，我们那天看见的主要是皇家礼仪与亲情之间的冲突，其背后是人与人之间关系最复杂的部分。当满头银发的老祖宗跪在自己脚下时，当自己的亲生父亲诚惶诚恐地表达衷心时，贾元春的一定觉得十分荒诞吧?礼的本质是把自己的欲望压制到恰到好处的程度，晨昏定省曾是我们家庭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家庭伦理的意义就在于我们知道自己是谁?我们曾以为江湖里都是爱恨情仇，事实上，那里更多的是人情世故!武侠世界也有其淳朴的一面，身怀绝技的各路高手打打杀杀最后只是为了一个名义上的座次。守护某种规范就是我们永远的使命，而到了人生的某个阶段，这样的俗套亦可忽略。老祖宗剩下的时光有限，快乐更是难得，相对而言，繁文缛节能省则省吧!于是，她超越了表面上的礼节，她已完成内心秩序的建立。一块粗糙的石头曾在我们祖先手里摆弄了百万年，没有人觉得效率低，今天高铁350公里了，所有人都觉得还可再快一点，时代已快的让我们留不住任何东西了。自宋明以来，礼仪成了人际关系的润滑剂。今天我们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但新的润滑剂又没有到货。我们无需激烈地抨击历经了很久的东西，可能是老朽了，也可能已是我们的一部分。大部分时候我们都不想随心所欲：我们希望有所依附，我们希望规矩被广泛接受，我们在遵守规则时会感到自由与快乐。一直以来总是有一种内在的力量将我们连接在一起，让我们的传统绵延不绝。关于这种力量，我们可放弃价值判断与道德评价，但不应假装二者不存在。中国特色传统文化的张力有一半来自于内敛的方框汉字，另一半可能就来自我们日常衣食住行中的规矩，有时候那就是一个你坐在哪儿的问题。两千多年来，是什么力量在支撑传统中国特色官本位社会的内在结构?是家庭规矩，是礼乐制度，也是儒家文化，其背后的积极意义就在于每个人都各安其位的秩序感。贾府的沦陷就在于大家开始漠视秩序。如果说荣国府是开始失序的春秋时期，宁国府则是天下大乱的战国时代。秩序感维护的是人与人、人与自己关系的最佳状态：我们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在哪里，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我们内心平和圆融，眼里只看见事物最美好的一面。我们不羡慕任何人，也不为曾做过的任何事难为情!这就是生命的觉悟。如果你每天被闹钟叫醒，你的时空被困在此时此处，眼里只有名利与是非，你的生命就是受限的。当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时，你就是走在觉悟的道路上了。在许多人心目中，俞飞鸿有秩序感的，就像一颗遗落人间的珍珠，那是一个人在经历沧桑之后终于找到的节奏，那种油但生的平和与怡然令人心动。我们看见她分明是穿着水晶鞋来到这个世界的，但她总是光着脚丫踩在泥土地上。天生丽质原本就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但现实对美丽的东西并不友好。大部分时候她用自己的秩序感来对抗这个失序的世界。她从来不会利用自己的美貌，她的善解人意更有感染力;她孤独而优雅，她从未宣称自己是一个不婚主义者，就像一只遗世独立的猫。她身上的秩序感就是其生命走向觉悟的标志。努力不一定有回报，但遵循规则无须额外努力，而它带给我们的回报超乎想象。由盛而衰是常理，像贾府这样的大家族，其大的实质就是规矩大，礼仪之盛的背后都是金钱，永远不能倒的只有面子。从这一个面向看，家庭伦理似乎总在伤害我们，但换个角度，如果没有了带给我们内心安定感的公序良俗，我们有再多财富又有什么意义?春秋时期的中国人品格高清，他们轻生重义，生死相许;唐宋的中国依然雍容雅致，包容宽广。很难说是从何时起国人变得麻木而懦弱了，我们攀附权贵，蝇营狗苟。但我们简单嘲笑过去的繁文缛节时，我们也是在丢弃自己的记忆。现实是我们正在赋予人情世故更多负面含义，而我们内心的某种秩序却没有建立起来。家庭伦理的价值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重要。表面上看，那就是谁该坐在哪个位置、别人跟你说话时你该如何应答……它代表了我们对某种秩序的认同，但比这更重要的是我们内心因为这种认同而呈现出来的平和与宁静。我们跨过人生的中点后终于明白世界并不在自己的操控中，终于明白林妹妹总是让我们怦然心动、心生爱怜但又常常心力憔悴，永远保持着秩序感的宝姐姐才是我们的幸福源泉……贾宝玉爱的是林妹妹，最后成为新娘的却是宝姐姐。稍纵即逝的、刻骨铭心的爱恨情仇都随风而去后，我们重新定位了自己在这个世界的位置，我们发现自己未必真的那么喜欢自由，顺从某种规则也是人性的一部分。

　　在中国历史上，官本位既是一种由官僚全面把持政府权力或官僚通过建制化而全面支配整个国家与社会的生活秩序的社会体制，又是一种“贵贵而尊官”与“万般皆下品，惟有做官高”的政治思想文化现象。余英时认为，“从权力结构方面着眼”，我们实有必要“将君权与官僚制度区别开来”;在思想观念上，我们有必要将官本位与民本位区别开来。错综复杂的社会历史表象的背后是占天下国家为私有的君主专制制度，既是造成中国特色官本位社会停滞不前与中华民族一切灾祸的总根源，更是我们理解中国历史的关键。自晚清以来，在研习与借鉴西方文明的过程中，近代无数的启蒙思想家与革命志士致力于通过渐进改良或激进革命的方式，不断尝试实行君主立宪或民主共和等各种体制构想，以期伸张民权并彻底改造帝制中国。最终，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五四新文化运动则对以儒家纲常礼教为核心的腐朽没落的旧文化旧道德全盘清理，新中国的成立更牢固地确立了人民主权的立国原则，官本位的体制与文化也许早就该退出历史舞台而寿终正寝了。但事与愿违，官本位在当今中国仍有其生存的广阔空间。对官本位在当今中国的种种表现，许多学者已有论述，有的还把官本位视为一种“集政治体制、经济(利益)格局、价值观念、思想文化于一体的社会状态”。或许还不止是一种社会状态甚至是某种民权缺位的政治结构与社会形态的客观反映与具体体现，官本位现象说明我们迄今依然生活在作为一种社会体制的官僚政治的历史遗产之下，还依然生活在观念与体制、理想与现实相背反的生存悖论之中。当然，当今世界各国普遍实行的现代政治体制在性质上已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官僚君主制。一般而言，不同于传统的作为一种社会体制的官僚政治，现代的文官制度(作为现代世界最普遍的制度之一的现代官僚制)是在政务与事务分开基础上的一种公共行政管理体制，而这一意义上的官僚制既不可或缺，而其权力的膨胀与独裁又似乎越来越令人担忧地构成了我们现时代的严重生存困境。对此，英国学者戴维·毕瑟姆在《官僚制》一书导言的开场白便做了如下慷慨激昂的精彩陈述：我们都乐意于憎恶官僚制。官僚制同时表现出笨拙的无效率与咄咄逼人的权力这样两种相互矛盾的形象。一方面是无能、官僚主义与人浮于事，另一方面是操纵、拖延与拜占庭式的阴谋诡计。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没有哪一种邪恶不可算到它的帐上……马克斯·韦伯认为：“文官的独裁正愈演愈烈”，因为官僚制有处理大规模工业社会复杂的行政管理任务的独特能力。官僚制不可或缺，但又问题百出，这就是它使我们面临的悖论。悖论依旧，“在悖论被轻率地清除的地方就出现了肤浅”，悖论构成了我们继续前进的出发点。官僚制不可或缺，因此我们今天仍然无法舍它而治;官僚制又问题百出，因此我们今天仍然面临它权力膨胀与滥用的困境。这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面对的困境，而如果再加上作为一种社会体制的中国特色的官僚政治，以及其很容易转而依托现代官僚制而还魂的官本位的观念意识、精神特质与文化积习的历史影响，这一困境也许在当今中国更严重。出路何在?在制度上严格规范官僚制的权力及其运行，意即建立法治型与服务型政府，从制度上严格限制政府权力，规范文官的职责与权力，尤其是要切实保障人民的各项基本权利，保障其合理有序的政治参与的公民权利。只有这样，才能化解官民对立、实现“官民共治”的和谐的社会治理;也唯有如此，我们也才能真正走出观念与体制相背反的历史生存悖论，让官的归于官、民的归于民。

　　要遏制官本位意识扭曲的人情世故而让民本位成为广大干部的自觉追求责任务必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推进市场化进程营造创业富民环境，深化干部制度改革以促进民本位观念的推广与强化。第一，切实加强思想教育是遏制官本位的首要任务。破除官本位意识的前提是通过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建设解决好权力观问题与“人治”观念问题，尤其是领导干部要加强自身修养与党性锻炼，自觉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头脑，认真改造主观世界，提高思想境界与道德修养，自重、自省、自警、自励，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正确对待与使用权力，深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善谋富民之策、多办利民之事，真正做到为民尽责、为国竭力、为党分忧;树立依法治国与依法行政的理念，提高依法执政的能力，使法律的强制力与约束力充分体现出来，让法律面前无特权落实起来，坚决杜绝特权意识与特权行为，避免以权干涉法律或以权压法。第二，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是遏制官本位的重要内容。完善的民主制度与保障机制是官本位意识的天敌。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与程序化，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扩大基层民主，完善城乡基层政权、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企事业单位的民主管理制度，深入开展政务公开，保证人民群众依法行使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要为社会各阶层提供利益表达的制度平台，建构起反应灵敏、沟通快捷、运转高效的利益诉求机制。改革与完善决策机制，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与程序，通过多种渠道与形式广泛集中民智，使决策真正建立在科学民主的基础上，使依法、依程序作出的决策，得到有效的贯彻。加强廉政法制建设，真正形成用制度规范从政行为、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有效机制，保证干部廉洁从政。第三，培育创业创富环境是遏制官本位的关键所在。只有极大地提高社会生产力，人民群众从业的选择面越来越宽，个人全面发展的前景越来越广阔，人民群众才不会挤从政这条独木桥。特别是随着就业率的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增加，与官员的实际收入差距缩小，人们的传统“官”念才会随之发生根本转变，当官才会不再是社会上最令人羡慕的职业。政府要牢固树立服务意识，尊重、培养、关心、爱护市场主体与纳税人，积极培植创业环境，特别是要放开手脚，放低门槛，放活要素，开渠放水，让社会成员真正富起来，从根本上打破官本位。第四，深化干部制度改革是遏制官本位的根本保证。职位、权力是持官本位者的命根子，想当老爷又想得实惠，这种心病的确很难治。要进一步健全干部考核体系与评价机制，客观公正地看待干部，科学准确地识别干部，保证扎扎实实为群众干实事、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的优秀干部能进入组织选拔的视野。要改进民主推荐工作，搞好民意调查工作，积极扩大群众参与，使一心干事、实绩突出干部才能推荐得上来，碌碌无为的庸才能淘汰得掉。要建立对领导班子解决民生问题考核的长效机制，加强监管、任务量化，把解决民生工作的效果与考核、晋级有机结合，确保奖罚到位，形成以工作实绩与人民群众拥护决定干部命运的体制机制，对危害民生利益问题的行为与现象下大力气整治，对民生利益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领导干部必须严惩不贷。

　　官本位与商本位不同，后者提倡创富意识与建设重商环境。第一，打破官本位思想，坚持以人为本，树立与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把作为创造中国特色官本位社会历史的主体力量的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与落脚点是我党的根本宗旨。以人为本的核心是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与立足点，要解决好振兴靠谁与为了谁两个问题。不能为调整而调整，为振兴而振兴，真正把以人为本作为振兴战略的核心思想，深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善谋富民之策、多办利民之事，注意关注各利益群体、各阶层的呼声与要求，使人民群众在经济振兴中得到实惠。第二，打破官本位思想，强化市场机制建设。与沿海发达省份相比，内地的落后不仅GDP与财政收入水平的差距，更主要是体制的落后，是市场经济体制与市场体系的不完善，是国有企业的“过度”与民营经济的不发育。经济要振兴，要改制在先，消除不利于经济发展与结构调整的体制性障碍，增强调整改造的内在动力，这是实现振兴的关键与前提。要在坚持主要靠市场机制条件下，正确发挥政府作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政府职能必须转变，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运行机制要从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向宏观管理转变，从行政手段为主向法律与经济手段为主转变，从政府配置社会资源为主向市场配置社会资源为主转变。建设新型产业基地，培植支柱产业，其立足点都是市场需求。无原则地人为地“做大做强”则会形成无效投资，甚至成为企业的包袱与政府的债务。所以，政府也要讲“退出”，要从经营活动中摆脱出来，不与民争利，放水养鱼，给各种市场主体以经营自由。第三，打破官本位思想，树立强烈的创业意识与创富意识。内地要振兴，行动起来的不仅仅是政府，广大人民群众更要积极动起来。老百姓的参与程度，是能不能振兴的重要标志。公民要振奋起来，就是要树立强烈的创富意识、崇富思想、经商意识、创业激情，是创富意识的前提。在商业社会，一个人的价值要看你对社会的贡献有多大。如果一个正常人不能为社会、为他人做出贡献，而只是从社会、从他人索取，那么这个人对社会就是一个负担，自己应感到耻辱。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不想发财的市民不是好市民，不是当大老板的生意人不是好生意人。要在全社会弘扬创业的精神，倡导富民为本的理念，宣传投资为荣的观念，着力形成创富的价值导向，最大限度地引发老百姓内心的创富欲望与激情，让每一个劳动者都成为活跃的经济细胞，让沉淀着的民间资本成为振兴的源泉。第四，打破官本位思想，培育创业的氛围、创富的环境。坚决破除官本位意识，必须牢固树立服务意识。企业是市场竞争的主体，民众是创造财富的主体。政府的服务对企业、民众不是恩赐，是本位，是天职，是干部有现代素质的表现。现代行政的理念就是一种服务的理念。要尊重、培养、关心、爱护市场主体与纳税人。要正确处理好强势与弱势、有为与无为、管与放、给与取的关系，积极培植创业环境，特别是要放开手脚，放低门槛，放活要素，开渠放水。同时，在群众创业意识还不强烈的情况下，要多宣传带头致富的能手，同时培植下岗职工积极创业，解决好老百姓想富、会富的问题。通过大力发展民营经济，让它们成为经济振兴的生力军，在创富中起到领跑作用。只要老百姓都忙活起来，民营企业都活跃起来，社会财富也才能很快的聚集起来，人民才能真正的富起来，官本位才会从根本上被打破。

　　在中国特色官本位社会人情世故的“乌比莫斯环”里，高层领导希望唯才是举，但有一部分中基层的管理者不希望“后浪”崛起得太快，这种本该落实员工激励而不断培育新人的管理者反而成了下属晋升的最大阻碍。这是大领导与小领导之间的博弈，又是小领导与基层员工之间的博弈。在多维度的博弈背后，部分小领导们牢牢霸占了对上的沟通渠道。他们把笑脸面向上方，试图对高层营造出一切井然有序的虚假太平;又把倨傲面向下方，抢占下属的功劳，不断打压下级一切出头的机会。这构成了组织中的秩序陷阱，中层欺下媚上，基层做小伏低，当高层隔着“磨砂玻璃”向下望去，一切都看似正常。让下属改名只是个例，但在职场中借论资排辈的名义搞职级压制的情况并不少见且往往在最高层看不见的地方暗暗滋生。卡夫卡的小说《司炉》认为：发言质量与所处阶级有关。公司全体员工大会有时间限制，不能任由每个新人都上台讲话。但如果将此场景略作调整，改为公司某次内部的头脑风暴，或是新人对公司业务洞察已足够深刻时，他是否能获得发言机会?在现实职场中，答案依然是残酷的：在很多情况下，做事的与说话的往往不是同一人。在职场，说话的先后也是要“论资排辈”的，若是未在领导计划内的发言，导致下属的风头高过了领导则会被视作对“发言潜规则”的破坏。在对组织发展的期许中，公司高层往往会提到江山代有人才出，但在现实的职场中更有可能是后浪还没来得及发声就被前浪一把拍在了沙滩上。就像房间里的大象，潜藏在组织之中又被部分管理者沉默与否认。很多公司的大领导有包容精神，希望公司优秀的员工不断增多，还为此持续推出员工激励政策。但对此介意的往往是高半级或一级的小领导，会对外在评论更为敏感，也更容易在第一时间通过权力的压制，让下属重新感受到何为“规矩”。从员工的角度而言，这就成了“懂规矩”，哪怕规矩包含了此类绳营狗苟之事。古典自由主义学派认为个人自由的边界是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但要求下属“懂规矩”的会议场合究竟属于公域范围还是私域范围?老百姓战战兢兢遵守的“大领导说话不限时，中高层说话15分钟，小领导说话5分钟，基层不说话”等强行论资排辈维护的究竟是谁的利益?论资排辈制度与抽签制度一样舍弃选贤任能功能的官员选择制度，是蒙上眼睛碰运气的肥缺分配制度。论资排辈的抽签制度源于万历年间的尚书一职，类似于现在的HR部门，挑选合适的官员，但孙丕扬最大的改革是掣签法，官员抽签上岗，把一切交给运气。这份看似无厘头的做法，必然遭遇了众多尖锐的指责，但孙丕扬也有其无奈，彼时宦官当道，没完没了地往朝廷塞亲信，孙丕扬只能采取了个折中法。在如今的中国职场中，论资排辈背后的源头又是什么?下属一旦被表扬而小领导却未被表扬，回去就有小鞋穿了。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提到在乡村里“不要创造新的社会关系”，说白了就是“不要惹事”，因为一旦格局有了变化就会意味着村里有可能脱离原有的控制。中国的职场同样属于差序格局，而懂规矩”是保障部分管理者“位置安全”的关键，只有让自己始终是大领导或是他人眼中“最闪亮的星”才能牢牢地坐稳位置。打压一切可能冒头的新人是部分领导者保住职位的一种手段，这份职场风气只会倒逼员工持续做小伏低，唯恐一不留神抢了上级的风头，这当然会导致组织效率的下降。在国际贸易的Quota(配额制)里，一国为了保护本国产业不因进口产品过量而受损害，或为了防止本国产品过度出口，而主动或被动地控制产品进出口数量或价值。在职场中，每个人的发言时间、顺序、才华、能力与学识背景也是Quota制。如果碰巧下层在某方面偶尔出色，至少要做到不喧宾夺主。其要害在于职场往往存在一种“秩序情结”，这是贯穿在中国思想文化中的一条主线。但过度的论资排辈，究竟是遵守职场中所谓的“规矩”，还是如学者所言，在亚稳态下，国人被迫“不断处于博弈、角斗与妥协”而催生了“以往的规范无法解决现在的问题”的“失范社会”?过度的自由会成为混乱，但过度的秩序又会变为压迫。组织过度讲究秩序就会造成体系僵化，年功序列是日企经营的最大特征之一，但过度的论资排辈却会导致上升通道收窄，组织效率迟缓、自驱力变弱。在讲究隐形秩序的组织中，成为管理者的前提是经历多年的忍气吞声，下属“多年媳妇熬成婆”后成了小领导就会以同样的标准要求新下属，从而形成恶性循环。对员工而言，要么接受组织的秩序而甘当被规矩“驯化”的奴才，要么主动打破秩序向高层领导反映情况，亦或选择离开而去找别的发展机会。对不想躺平的员工而言，过度的职级欺压不可忍。很多时候员工要的并非只有钱，而是一份公平的晋升机会与对未来的“盼头”，尤其是希望自己的努力“被看到”、自己的想法“被听见”，发表的观点被指出不足也愿持续改进，只是不愿陷入无意义的内耗而在人情世故中反复撕扯。打破粉饰太平的论资排辈构筑合理的人才发展机制而落实晋升通道，领导者要广纳谏言，在加强对下沟通的同时倾听来自不同方面的声音。鲁迅在《热风》一文里大声疾呼：“愿人们都只是向上走，不必理会这冷笑与暗箭。”

　　学校本来是社会存在的最后一片净土，在这里没有社会上的尔虞我诈，也没有现实社会里那么多的人情世故，有的只是一片祥和的学习环境与周末的宁静时光，但有的高校社团真的官僚化很严重，完全背离了学校的本质，请问你们是培养人才还是培养官僚?这样肆无忌惮的?当然，并不是说学生社团就要完全脱离管理的轨道，让它自由发展，学生社团是一个可锻炼人的地方，是用来锻炼学生处理事与组织事的能力，不是让他们用这个东西来深化自己的权力，让自己看上去像一个官爷。以前的大学，那都是师兄姐的关系，现在的大学你叫师兄还不行，非要叫“主席”要不然你就是犯了大不敬的罪过，是要你重新组织语言的。这种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真的是洪水猛兽，他便利的不是高校管理，而是侵害了学生最后的纯洁。老百姓曾认为学校是最有清郎风气的，学校就不该滋生乌烟瘴气的东西，什么牛鬼蛇神的官僚主义层出不穷。高校社团与学生会就是现实社会的一个小小缩影，他们掌握学校最稀缺的组织资源与动员能力，这就形成了一种权利，一种校园霸凌，你不服从我你就没有机会展示你自己，你不服从我的等级制度你就进入不了我的象牙塔。这样的高校到底培养的是什么人?这种学生也是要进入社会的，如果在学校就养成了这种习惯这种作风，那么他到社会上去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后果?他们的官僚主义，等级秩序主义会不会再次扩大?会不会因此而变成大老虎小苍蝇?这会对本性不坏的学生造成一种什么影响?这种风气的形成不是一天两天就形成的，“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胖子也不是一口吃成的。成年人之间的交往不讲感情，讲的是利益、但请给高校一片净土，对官僚主义说不，学校既然是教书育人的，那就要有个学校样。2018年中华全国学联发布《学生会、研究生会干部自律公约》，提出“互相帮助、平等相待，不追求头衔、不装腔作势”等六条守则，矛头直指部分学校学生会工作中存在的官本位现象。自教育产业化以来，高校学生干部官僚作风的负面新闻频频见诸媒体，引发社会对官本位思想与作风的讨论与反思。从中山大学任命百名部级干部刺痛舆论神经，到“不能随便@的杨主席”沦为众矢之的，从中不难窥见部分高校学生干部“耍官威”等不良风气。网友们的强烈反应既源于对拿着鸡毛当令箭的“学生官”的反感，也折射着大家对这背后官僚作风的极端厌恶。推本溯源，社会上以官为本、以官为贵、以官为尊的官本位思想，正是校园内官气横行的污染源。“汉重孝廉而有埋儿刻木，宋重理学而有高帽破靴，清重帖括而有‘且夫’、‘然则’”，细数过往，多少人将功名利禄作为人生追求，把读书做官视为光耀门楣的手段，潜移默化中滋长起一股崇官媚官之风。清末讽刺小说《官场现形记》就曾借钱典史之口调侃，“每逢出门，定要开锣喝道，叫人认得他是官。”时至今日仍有不少人戴了“帽子”、有了头衔、得了虚名便摆起官谱、讲起官话、耍起官威，生怕别人“拿豆包不当干粮”。市场上教人厚黑学、职场生存法则等书籍更是不胜枚举，官气在社会四处飘荡，学生会成为“仿真官场”也就不足为奇了。官气是暮气之始。青年作为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必须坚决抵制官本位，莫让青春染尘埃。青年的价值观塑造尚未成型，情感心理尚不成熟，离不开亲朋师长的指导浇灌，要靠实践熔炉的锻炼锤造。这就要求社会各界共同发力营造清朗健康的校园环境，帮助青年祛除徘徊在头上的官气，“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少年心事当拏云，谁念幽寒坐呜呃”，青年一代应离暮气沉沉的官气远一点，离青春明媚的生气近一点;离精致世故的功利主义远一点，离笃定实干的理想主义近一点。只有这样才不会“乱花渐欲迷人眼”而失去定力，才能在青春之路上彰显蓬勃的朝气与锐气，才能“肩兹砥柱中流之责任”而让青春底色更绚烂。

　　疫期流行语“小镇刺头”专门用来形容当代年轻人的行为处事，遵从自己内心办事，不愿将就人情世故。某网友说自己父母就是吃了人情世故的亏，老一辈不好拂去人情。吃了亏也不好与熟人叫板，只能吃闷亏。但年轻人不在乎那么多，因为混社会越来越不容易。“维护权益以牙还牙就是年轻人太冲动，年轻人要学会忍让”;“人情世故可有，但要讲边界，讲原则”;“年轻人为何不爱逛宜家了?年轻人不敢体检了、年轻人为什么不爱传统婚礼”……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知世故而懂得为人处世之道，但不溜须拍马刻意奉承，尽管保持内心的纯粹越来越难。许倬云曾说：“各位面临大的浪潮排空而来时，保持理性，也保持自己做人的温馨”;“我们要不断塑造新的世界观。世界改变，因你而存在。”

　　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强调，腐败现象正在呈现新的阶段性特征，必须主动应对反腐败斗争新形势新挑战，保持反对与惩治腐败的强大力量常在，坚定不移把反腐败斗争推向纵深。第一，防范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成伙作势、“围猎”腐蚀还任重道远。党员干部很容易被不法分子“围猎”，成为不法分子的“猎物”，形成党内同党外相互勾结、权钱交易的政治利益集团。利益集团成伙作势特点往往表现为：无视党的政治纪律与政治规矩，破坏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与党的团结统一;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相互交织，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相互勾连，“四风”问题与“七个有之”相互渗透;利益集团成伙作势后果严重，不仅严重破坏市场秩序，还可能危害国家政治安全。必须坚决清除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分子，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坚决防止党内形成利益集团，坚决防范各种利益集团“围猎”与绑架领导干部。第二，有效应对腐败手段隐形变异、翻新升级还任重道远。随着反腐败斗争持续深入发展，腐败分子通过“影子公司”“影子股东”代收代持股份收益谋利;有的通过“期权变现”谋利，与不法商人达成默契，办事时心照不宣，退休后再行兑现;有的靠“雅贿”谋利，收受文物、字画、工艺品，或高价“稿费”、“咨询费”、“评审费”、“润笔费”;有的境内办事、境外收钱，有的将赃款通过地下钱庄转存境外，妄图瞒天过海;有的披上“隐形外衣”，打着“借贷”“投资”“委托理财”的幌子大肆敛财，通过低买高卖、虚假交易、居中斡旋、银行揽储等方式间接谋利，合同、文件、手续一应俱全，试图给腐败行为披上合法外衣。但贪腐手段再隐蔽也会留下痕迹，从应用大数据等手段分析比对到健全部门协作配合机制凝聚斗争合力再到拓宽监督举报渠道方便群众举报，我党不断完善相关措施而有效提升了反腐败治理效能。第三，彻底铲除腐败滋生土壤、实现海晏河清还任重道远。当前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政治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无论权钱交易、权权交易，还是行贿受贿、买官卖官都充斥着商品交换的影子。有落马官员在忏悔录中写道：“正常的同志关系，完全变成了商品交换关系。”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想、腐朽观念依然存在，“官本位”的封建意识，“封妻荫子”的特权思想，“千里为官只为财”的官场陋习，“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腐败之道，扭曲的价值观驱动着腐败的滋生蔓延，腐败的盛行反过来又加剧了价值观的扭曲。不正之风与腐败问题相互交织、互为表里，由风及腐、由风变腐、风腐一体，不收手不收敛问题突出。2021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十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其中五起为中管干部由风变腐、风腐一体、最终受到党纪国法制裁的严重违纪违法案件。第四，清理系统性腐败、化解风险隐患还任重道远。金融领域腐败往往与各种市场风险、政治风险交织，少数金融从业人员、监管人员与不法商人沆瀣一气而形成“黑色利益”共同体，严重危害金融安全、经济安全、国家安全。伴随着金融反腐持续加力，一批腐败分子受到严肃查处，有力斩断监管人员、金融机构从业人员与不良企业主相互勾结的利益链，为防范化解风险、维护国家安全提供了坚强保障。此外，工程建设领域从立项、招标到施工、验收等各个环节腐败屡禁不止;一些经济开发区领导干部政企不分、“亦官亦商”，涉案金额巨大。针对一些领域系统性腐败问题突出的现象，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公报要求，坚决查处重大腐败案件，严肃查处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案件，加大国企、金融、政法、粮食购销、开发区建设等领域反腐败力度，做实以案促改、以案促治。保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的新常态，关键是要扎紧扎牢约束权力的“制度笼子”。

　　习近平在十八届中纪委第五次全体会议上强调，要持之以恒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遏制腐败现象蔓延。八项规定实施后“人情腐败”由“明处”转到“暗处”，由“地上”变为“地下”，利用“人情世故”之名行“贪污腐败”之实的案例时有发生。如何揪住“狐狸的尾巴”?第一，揭掉官本位贴着的“人情”标签。有权有势的形成所谓的“内部人士”，组合某种既得利益者团体。现在越来越多的干部感叹：进了这个圈子，你不想搞那一套(不正之风)还真不行，否则你就会被圈内人视为异己，恨你破坏了做官的游戏规则，你就会受到冷眼排挤!官本位意识的错误价值观：只要你能挤进这个圈子就等于端上了金饭碗，提拔有望，进入了旱涝保收的保险箱。人情腐败最大的特点是“情”，此“情”有所谓的同学情、战友情、朋友情、亲戚情、同事与一面之情等。人情需要维系，要求“受情所困者”通过各种方式维持关系，说某人“不懂人情”或“不近人情”就等于说“他不知道如何与他人维持关系”。所以，圈子里不会维持人情的很容易被孤立与抛弃，这样很容易被别有用心的“苍蝇”咬开“鸡蛋”之缝隙，让贪污腐败悄然滋长。为了“情比金坚”，人情腐败即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劳于应付“老人情”，疲于应对“新人情”，在所谓的“礼尚往来”的幌子下，让不少党员干部深陷人情腐败的泥淖中。杜绝人情腐败，最重要的是要消除官本位思想，打掉“圈子文化”的生态链，党内上下关系、人际关系、工作氛围都要突出团结和谐、纯洁健康、弘扬正气，不允许搞团团伙伙、帮帮派派，不允许搞利益集团、利益交换。每一名党员干部都要自警自律，对待人情不可“心甘情愿”，更不可“处心积虑”，严格地注意个人的“手足口”卫生，做到“一片冰心在玉壶”，让“圈子文化”的生态链消亡在自身的廉洁操守中。第二，对官本位人情世故自觉“畏”而远之。不少党员干部把在婚丧嫁娶、逢年过节收红包、礼金当作“来而不往非礼也”的正常交往，但“君子之交淡如水”，即便是人情世故也应清澈见底、胸怀坦荡。要有效整治不正常的人情腐败，加上一个“畏”字最为关键。要自觉敬畏规矩。有了所畏的规矩，才有清廉的作为。“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中央八项规定的出台，开展教育实践活动有效整治“四风”问题，从贺卡到月饼……事不惧小，一项一项持续发力整治。但仍有党员干部仍怀有侥幸之心，让人情世故变了味。要自觉消除这种侥幸心态，较真逗硬抓执行，牢记法纪红线不可触、廉政底线不可破，就要慎独慎行。要有自觉畏民心态。有了畏民的心态，才有清廉的常态。“畏民”是怕群众对服务不满意。如何让群众满意?关键是不断自觉强化宗旨意识教育，积极履职、清廉履职。在为群众服务的过程中，时刻怀着“畏民”心态，怕群众的问题解决不了，怕群众的困难解决不好，怕群众的认可度不高，发扬好“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优良传统，做到“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也就不难获得群众发自肺腑的廉政为民口碑。第三，织牢“监督网”。对披着“人情往来”的面纱行权钱交易的“人情腐败”监督的机制、监督网络还不健全，不讲认真、不敢监督，“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对违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批评、不纠正，“人情网”架空了“监督网”。少数人利用亲属、同学、同事等关系打通上下左右环节形成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使监督变得困难重重。要通过电话、信箱、微信、邮箱等方式建立全方位的监督举报体系，让党员干部的“人情往来”处在阳光照射下。要建立曝光平台，对查处的党员干部“人情腐败”行为及时公布，晒出“腐败”症状，充分发挥教育与震慑作用。第四，保持制度硬度。党员干部假借“人情世故”之名、大行“贪污腐败”之实，像割韭菜一样屡禁不止，主要原因就是好的制度得不到执行或落不下地，让原本阳光下的公权力变为关系户的“囊中物”。人情腐败有隐秘性，不易被发现，但“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好猎手”。“人情腐败”再变化多端也是“皇帝的新衣”，婚丧嫁娶再“低调行事”也是欺上不瞒下。少一点民不告官不究，多一点闻风而动;少一点下不为例，多一点以儆效尤。官员就算是“孙猴子”，人情腐败就算会“七十二变”，也依旧逃不出制度的“五指山”。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再好的制度如果不去执行，“干打雷不下雨”，也会形同虚设。因此，根治“人情腐败”关键在于“制度刚性”。这就需要党员干部思想上多一点“从善如流，从恶如崩”的清醒自觉，行动上多一点“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勇毅笃行，强化刚性执纪与群众监督，对不收敛不收手者不手软，对阳奉阴违的干部严惩不贷。

　　湖南省对外经济文化促进会会长石书红认为，中央系列新政及强力反腐举措在很多地方只是停留在书面文字与会议表述上，没有真正的落实到行动上，尤其是职权部门与掌管资源财政分配涉事部门仍能利用手中的权力徇私舞弊。惩腐给与自身条件改善的内外环境变化并无彰显;旧有体制结构形成“权力主张”下的资源与社会分配格局并未打破，贫富差距仍在继续;圈子效应、关系效应、权钱效应形成的固化利益、眼前利益与既得利益仍是一些地方的理政思维，有利趋之无利避之的个人主义及其服务主体并未因全面深化改革而改变;凡事只对领导负责机关工作作风较为盛行，造成服务主体错位;在应用把握转型与转变的观念与态度上，并未揽大众入怀，充分发挥借用群众智力资源与反腐力量，有效引入参与管理监督事务机制;热衷于文山会海，高谈阔论，给与解决群众实际问题与疑难问题的时间甚少;相互照应，暗度陈仓、热衷关系、不干实事;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徇私枉法、习惯任性、不讲规矩、怕惹麻烦、什么事都撒手不管的各种干部还大有人在，群众的实际困难与问题诉求仍然普遍存在。权力结构固化下的“招呼满天飞”结成权钱错综复杂的人脉关系网，传统的人情世故被曲扭成为权钱交易正大光明的借口，若干潜规则渐成为彼此心照不宣的当然。使得原本处于困境寻求帮助的事以及本来可依法依规能迅速办理的事也几乎都要托熟人打招呼、通过打点疏通关系才有可能办成。这样一来，以权力为基础的人际社会变得茫然不知所措，社会创造力减弱。上学要求人、晋升要求人、治病要求人、评选职称要求人、工作调动要求人、贫困救助要求人、凡此种种一切与之发生变化的大小夙愿皆要求人，求人办事、求人了难、求人关照。而被求的几乎涉及公共利益岗位掌握大小权力与资源的官员或工作人员，抑或寻租权力利益关系中间人，因此各类骗子大行其道，官场“潜规则”与官本位意识形成政治生态不健康导致社会生态持续恶化。以权力为中心的格局并未消除老百姓办事求人的心理恐惧，不花钱办不成事，花了钱不一定办成事的担心与纠结，过所不及的“财富论”、“金钱观”导致人际社会生态恶化，人生观，价值观扭曲人们的信仰、道德与良知却不再那么善真，功利与目的，虚荣与浮躁。权力意识下官场潜规则渗透社会各个层面，正常的社会秩序不能成为人们的习惯，由于这种潜在的规则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存在已久，千百年来公众信奉“权力崇拜”与“关系崇拜”，求与被求的供需非市场关系构成潜规则广为应用，长久以来，把不是商品的东西商品化，明码标价，最为典型的买官卖官，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法交易，再加之官场道路拥挤，官场竞争惨烈，官场文化也发展到“炉火纯青”，其运用之巧妙、手段之高明，令人察觉后都瞠目结舌。众多的落马官员供述案例诠释这种文化的深层奥妙，官场就是权力场，是公共资源集散地，官场规则约束的公共权力行使者与授权者的关系。一个领导干部按什么规则来行使权力，为谁行使权力，关系甚大，潜规则能复制更多“潜规则”办事的，按规矩办事反而会被排斥。正因为如此，很多干部用明规则要求人而跟没有关系的讲规矩，自己却信奉潜规则。防止地方逐级移花接木欺上瞒下暗箱操作，惩治预防相结合，自内向外建立广泛的民主监制机制，确保措施有力、方法得当、运行有效，多途径、多渠道、多形式发挥社会组织与群众力量参与从源头上遏制背离党纪国法事态蔓延的人与事，防止貌恭不实的应对与应付。准确把握小官大贪以权谋私的普遍化现象要改进选人用人方式，强化人民群众依法行使权利的畅通途径、法治功能。所有符合群众生产、生活极其与之紧密相连的实际需要为目标，包括公共财政的投入与使用，不能只凭少部分人喜好而忽视了多数人的愿望，要侧重于其受益的广泛性与普遍性。特别是项目投入与课题投入，有的仍能以个人的名义要到项目与课题，中央财政支付地方为了达标应付抽检不加科学论证滥建的随意行为到处都有。钱花了，群众并未受益，而被权利关系人从中掏了一把。党的道德感染力会在整个国家与社会受到质疑，众多则表现在言行不一、表里不一，就是说你讲得再好老百姓也不相信，再加上外来文化入侵，官场文化变得异常活跃，赖以权力主张与权力推崇社会环境并未因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发生改变。当前值得我们提高警惕的还有善于伪装的“两面官员”的特征：群众面前“装清廉”。领导面前“顾大局，讲政治”，背地里干得却不那么光彩，其迷惑性欺骗性、危害性与危险性最大，利字当头百无禁忌，欲迷心窍廉耻全无。拉山头、结帮派、搞利益同盟，为请托人暗示、打招呼，甚至假借中纪委有其关系掩人耳目。官员与寻租权力的“奸商”相互勾结演双簧，有的招呼更直接，明确某某是上面某某介绍来的，项目必须给他做，像这种不顾大势，讲政治仍在糊弄群众的异类官商更应依法严加惩处，只要有群众揪住其尾巴，或有此苗头纪检监察部门应点其死穴。良好的社会环境与人际社会生态要求我党树立正确的权力观、荣辱权与历史使命感，思想境界与人生品格应高于民众，党领导带给民众幸福感是责任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恩赐。

　　强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的原因在于权力的这种支配性质让一切掌权者容易滥用权力，其本身就有滋生腐败的天然潜质，权力失去制约则势必滋生以权谋私、损害公共利益的腐败行为。中外政治生活一再证明的“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而打造制度的“笼子”是一门科学：第一，制度设计要着眼于对权力的全覆盖：在空间上涵盖权力行使的各个领域;在空间上笼罩权力运行的各个环节。例如，在党的建设各个领域，包括宣传思想工作、组织生活、党员发展与管理、干部工作、纪检工作都要有一整套制度做准则。在具体工作上，制度要贯穿于全过程，如干部工作，从干部的考察、培养、选拔、委任、晋升、调动、免职、退休、奖励与处分，都要有明确的制度规范。各项制度之间要实现“无缝对接”，并及时堵塞漏洞。如此，才能防止用人方面的不正之风与“吏治腐败”。因为任何一个小小的缺口都可能给以权谋私、滥用权力者以可乘之机。木桶原理证明，木桶的容水量是由组成木桶的最短的一块木板决定的，水会从短板那里流出来。同样，“制度的笼子”也最忌讳缺口。权力有扩张性，尤其权力与人的私欲相结合时会产生强烈的滥用权力冲动，利令智昏，铤而走险，挑战原则与制度。而制度的系统性决定了，某一项制度遭到破坏，其它制度也可能失效，从而一发不可收拾，所以必须防微杜渐。第二，制度设计的出发点要考虑到各种情况特别是最坏的可能，以防万一。共产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但只有干部正确履行职责才能保持公仆的本色。干部应有廉洁从政思想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但把廉洁政治建立在干部都有高尚觉悟的基础上是完全靠不住的，这只能导致监督、制约制度的缺位与松弛。因为权力有腐蚀性，这种腐蚀性与权力给人带来的利益成正比。干部在缺少制约监督的条件下很难经得起权力的腐蚀与利益的诱惑，“常在河边站，哪能不湿鞋”，继而是“既然湿了鞋，何不洗洗脚”甚至“既然洗了脚，何不洗洗澡”。以严格、细密的制度对约束权力，使他们只能做好事不能做坏事，不是不相信干部，恰恰是对他们的爱护与保护。第三，制度建设要以执行为导向，兼有实体性、程序性、保障性的内容。制度不是摆设，而是要切实得到执行。衡量制度是否科学，唯一标准是实际效用。可用三个“W”表述一项有效制度：“WHAT”规定做什么;“HOW”规定怎样做;“WRONG”规定做错了如何纠正与惩戒。以往的制度建设相对忽略的是程序性与保障性的内容，只规定做什么而不明确怎样做无异于纸上谈兵。以决策制度为例，“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与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表决与追究决策失误的实体性要求把“做什么”说的非常明确了。在实践中落实还要设立程序性要求：会议前输入相关信息，让与会者心中有数，避免因不了解情况而无法表态;提供多种可选择的方案以供参考;主持人末位发言，防止预先定调子;参与决策者如是利益相关方或内容涉及决策者亲属应回避;讨论问题应记录在案，以备考察;重大事项的决策要投票表决，不得以举手通过或口头表态来代替;决策执行效果及时反馈，以便总结与纠正偏差。有严格的程序才能既防止主要领导者个人专断，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导致集体讨论“走板”;又克服借口集体领导民主决策而无人负责。因为班子每个成员在决策中的言论、态度一清二楚，明确与追究责任就有了充足的事实根据，既不冤枉，也不放纵。保障性的制度也十分重要。著名的“破窗效应”理论认为：如果有人打坏了一幢建筑物的窗户玻璃，而这扇窗户又得不到及时的维修，别人就可能受到示范性的纵容去打烂更多的窗户;久而久之就会给人造成无序的感觉，在这种公众麻木不仁的氛围中，犯罪就会滋生。对违背制度的纠正与惩戒也须是及时的、刚性的，使违反制度者付出一定代价，让其违反制度的“成本”很高，违背制度而得不到纠正与惩戒则会使越来越多的掌权者无视制度。第四，完善、健全制度规则与培养制度文化同步。具体的掌权者对制度的认同、遵守制度的自觉性与习惯、意志至关重要。事实上，如果多数人不理解制度规则、不愿执行某项制度规定，再严格的制度也会在执行中打折扣，甚至流于形式，这就要靠以制度文化来保证与配合了。制度文化是关于制度的理念、习俗、价值基础、是非判断、舆论氛围、道德评价、大小环境等，其功用是一个“化”字。制度文化建设把关于制度的外在的观念通过教育引导，走进人的精神世界，嵌入人的心灵，内化为人们不可动摇的价值观与信念，再外化为执行制度的自觉行动。如果说制度规则是居于首位的“硬件”，制度文化则是不可缺少的“软件”，二者互相互促进。执政党的制度建设举步维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封建主义与小生产习惯势力影响深远，制度文化基础薄弱，与制度文化相对立的错误思想有很大的市场。一是官本位与权贵思想重人治轻法治，长官意志高于一切，藐视制度，视规则为儿戏;二是人情关系大于制度规则，许多情况下，讲原则、按制度办事往往被视为“不通人情世故”，往往被孤立，甚至被归入“另类”。执行制度碰到长官意志与关系网的阻扰就会被“变通处理”或由“潜规则”代替，“制度的笼子”要渗透深刻的思想文化内涵。在建章立制的每一步都要伴之以思想教育，使人懂得制度的极端重要性，培养对制度的遵从、敬畏心理;对每一项具体制度要知其然、知其所以然，而且知其不可冒犯。要树立“从我做起执行制度”的态度，鼓起维护制度的勇气，在党内形成维护制度权威的“舆论场”，积聚执行制度的“正能量”，让约束权力的制度在反腐倡廉的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权力腐败涉及权力主体、公共权力、腐败机会成本、私利，消除腐败动机的心理条件与腐败机会成本的制度条件是遏制腐败增量、阻断腐败行为发生的关键环节，即围绕掌握公共权力的权力主体形成“正人治权”的权力制约与监督体系。权力运行制约与监督体系的制度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权力运行制约与监督体制机制，以权力制约为中心健全权力反腐、权力制约、权力制度体系，落实《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的各项配套措施，建立与完善巡视巡察制度，完善对违纪违法行为的惩处制度建设;健全组织制度与干部选任制度，权力主体的素养、培养、选聘等直接关系公权力运，直接关系党风廉政建设，也是权力运行制约与监督体系建设的核心环节，要进一步健全干部选任制度，防止“劣币驱逐良币”;健全以德法兼治为基础，加强惩治与预防腐败的监督保障体系建设，综合运用多种监督形式，强化审计监督，强化行政监察职能，加大惩治与预防职务犯罪力度。创新社会参与机制，发挥民众、网络新媒体力量等多元监督合力，把自上而下的政府监督与自下而上的社会监督结合起来，强化社会舆论监督的抑制腐败作用，营造反腐败大环境。建立健全党内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社会监督体系，使领导干部“不能腐”。权力运行的纪法协同规制：法律作为强制性规范，指向外在自由;而道德则遵从自己的理性，遵从自己的道德良心，指向内在自由。正如康德强调的，“如果一种行为与法律的法则一致就是它的合法性，如果一种行为与伦理的法则一致就是它的道德性”。权力运行制约与监督要善于用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统一，坚持纪法衔接、纪法协同，规范权力运行。要坚持走法治化道路，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切实加强惩治与预防腐败的法治体系建设，以法律来规范权力腐败治理，以法律来限制、规范权力运行，以法律来监督权力行使权限，形成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用制度规范权力的机制，发挥制度反腐的规约作用。运用系统观念，加强反腐倡廉纪法协同建设，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与《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等党纪国法相衔接，把执纪与执法相贯通，发挥德法兼治的系统作用。要通过抑制权力主体腐败动机消减权力主体以物欲满足为特征的不良心理需求与外部不良环境刺激作用，激发权力主体廉洁从政的自律自觉。法是他律与事后作用，德是自律与防患于未然。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相结合。如果人人都能自觉用道德约束自己，违法的事就会大大减少，遵守法律也就会有更深厚的基础。加强党性修养，开展反腐倡廉教育，使廉政文化深深扎根于灵魂之中，培育权力主体的廉洁自觉，践履《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与行政伦理，形成廉政文化，提升自律精神与道德自觉。明晰人情往来正面清单与负面清单，人情的正功能体现在按礼俗习惯在一定情境中的互惠施报与人际交往行为，而负功能主要是指运用人情关系中出现的极端化、世故化与导致权力异化的倾向。运用人情关系视角来分析权力腐败行为则要从顶层设计与地方规章制度层面明确人情往来哪些可为哪些是不可为，针对党员干部借各种婚丧嫁娶名义大摆宴席、相互攀比、铺张浪费与借机敛财等问题，根据地方实际明晰领导干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的负面清单与正面清单。要健全对人情往来负面清单制度的执行与反馈制度，通过民众与媒体力量监督。充分发挥社会主流媒体作用，通过互联网、电视、广播、报刊等曝光党员干部悖逆法律与道德行为，制约党员干部权力腐化，揭露社会丑恶、贪腐弄权等行为，使舆论监督成为揭露与遏制歪风邪气、净化社会风气的利器。“腐化的形式大都涉及政治行为与经济财富之间的交易”，所以要营造“既亲又清”的政商关系。权力资本化或资本权力化是权力腐败的重要表征，随着计划经济时代权力与资本的“清而不亲”的关系逐渐向市场经济时代“亲而不清”关系转变，权力寻租与“懒政怠政”的为官不为泛滥成灾。要杜绝人情腐败，打掉“圈子文化”的生态链。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深化“放管服”改革，用责任清单推动减权、规范用权，明确责任内容，促进市场有效与政府有为的统一，从源头上防止寻租现象;党员干部要树立“底线意识”，正确处理“公与私”的关系，明确法律的“高压线”不能碰、道德的“警戒线”不能越，树立正确义利观，自觉做到用权为公、权为民用。美国行为主义心理学家赫茨伯格将工作本身的价值与个人成长与发展密切相关的成就感、工作成绩得到社会承认、工作有挑战性与责任感等称为激励因素，将令职工感到满意的属于工作本身或工作内容方面的因素，包括政策、物质工作条件、管理监督、人际关系等称为保健因素。保健因素低于人们可接受的水平时，员工就会对工作不满意;保健因素很好时，人们却觉得这是理所应当，只能消除不满意而不会带来个体积极的工作态度。如果激励政策着重于保健因素，常常会形成既不是满意，又不是不满意的中性状态。激励政策着重于能满足个人自我实现需要的激励因素，则会促使员工产生积极态度，从而产生满意与激励的作用。可见，激励因素与保健因素在本质上都关系权力主体的利益范畴，包括物质利益与精神需求、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物质需求的满足是必要的，没有它会导致不满。即使物质需求获得满足，它的作用也往往是有限的、不能持久的。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为规制权力主体的人情关系，提升对权力主体的保健激励作用提供了启示与借鉴。人情腐败治理的制度设计要将权力主体的理性思维与人性观照考虑其中，消解制度设计与权力主体的现实合法利益诉求之间的张力。要调动人的积极性，不仅要注意物质利益与工作条件等外部因素，更重要的是要注意工作的安排、个人成长与能力提升等，给人以成长、发展、晋升机会。消解人情关系的亲情困境：情感性关系通常是指家庭、密友、朋侪团体等主要社会团体中的人际关系。从以往研究来看，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人际困扰的主要原因乃是家庭内的人际冲突，而引起这类冲突的情境称为“亲情困境”。费孝通认为，许多行为对内看是“公”，对外看是“私”。许多腐败分子被查处后痛心疾首，后悔当初自己抹不开情面，一步步走上腐败的道路。在“人情社会”中，“人情”固然能拉近人与人的距离，但如果把握不好度，就会导致腐败。党员干部必须立政德、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立感情相通、志气相投的夫妻关系，严慈相济、既养且教的亲子关系，公私分明的亲友关系，消解“亲情困境”。以良好党风政风带动社风民风：人情往来几乎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事，这也无可非议。但少数人利用亲属、同学、同事等关系打通上下左右环节，甚至共谋共贪而形成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使监督变得困难重重。要在保持传统风俗的基础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首先，构建完善高效化、常态化、立体化的监督举报机制，要充分发挥群众监督、媒体监督与社会监督的力量，时刻保持高压态势，畅通信息举报渠道，斩断“人情腐败”的黑色链条，为党内清风常在保驾护航。其次，深入纠正“四风”，纯洁政商之间、上下级之间、同学之间、战友之间关系，端正与纯净家风，形成良好从政社会环境。再次，推动民风社风支撑党风政风机制建设。要通过政策导向与舆论引领引导社会尤其是党员干部带头禁止铺张浪费，借鉴地方的有益经验出台相应的关于禁止党员干部大操大办婚丧喜庆事宜借机敛财的法规，根据传统习俗、地方经济等因素，限定公务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在人情往来中的礼金数额与宴请规模范围，以党风政风带动社风民风;要通过乡规民约、自治条例加强社风民风治理，健全社会组织、社区协会、行业组织等制定的章程，遏制不良社会风气。培育良好家风：家风败坏往往是领导干部严重违纪违法的重要原因。家庭是预防与抵制腐败的重要防线。在针对家庭本位的一项调查中，血缘关系、个人与社会关系、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分别处于第一、第二、第三的序位。领导干部要自觉做到个人感情与党纪国法分清、公权力运用与个人家庭利益分清、职务行为与私人行为分清，“保持高尚道德情操与健康生活情趣，严格要求亲属子女，过好亲情关”，对配偶子女严格要求、严加管教，既严于律己又从严治家。习近平强调：“从严治党靠教育，也靠制度，二者一柔一刚，要同向发力、同时发力。”要高扬党的理想信念教育，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推动理论武装与党性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使党员干部凝心铸魂、补钙壮骨;要抓紧建章立制，堵塞制度漏洞，把巡视作为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最大限度压缩消极腐败现象生存空间与滋生土壤，使管党治党更加科学、规范、长效。权力腐败治理要善于运用利益机制，既要取缔非法利益，又要承认与尊重领导干部的正当权益，保障合理权益与健全激励容错纠错机制，同时也要引导公民自觉履行宪法与法律规定的各项义务，积极承担家庭责任、职业责任与社会责任。要将法律、制度的他律上升为权力主体的自律，将“硬约束”的正式制度与“软调控”的价值观、伦理道德与风俗习惯等结合起来，培育社会的廉洁精神，健全不愿贪、不想贪的心理机制。权力主体将集体主义价值观内化成为人格特质的一部分后不再受到“人情困境”的影响而科学有效地处理好涉及个体与集体、人情与面子等问题，要提升公权力主体公共价值取向的价值认同。在处理人际关系与人情往来时要讲党性讲原则，坚持按党纪国法行使公权力。特别是个人感情同党性原则、私人关系同人民利益相抵触时必须毫不犹豫地站稳党性立场，坚持原则恪守规矩，严格按党纪国法办事;要结合工作实际、职业操守、日常生活等方面，形成规范人情关系的部门“负面清单”，强化认知与规范作用。如出台每人一份且张榜公布的部门“严禁”条款：严禁违反规定收受礼品、礼金、消费卡与土特产;严禁违反规定在出差期间接受超标准接待及旅游等。这不仅是对党纪国法的贯彻执行，也是对党纪国法的重要补充，有利于部门内部成员的认知认同与遵守。开展身边的警示教育，心中要有戒惧与对人民的敬畏之心。纪检部门应负起监督执法职责，还原“礼尚往来”的本质，去除贪污腐化因素，明确党纪法规在党内的主体地位，构建公开透明的行政结构与执法体系，对腐败分子造成心理压力，对腐败行为产生警示作用，不断强化宗旨意识教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人民是阅卷人”的评判标准。要健全立德为范机制，强调形塑权力主体人格，权力主体要将外在的价值规范内化为自身的价值追求与道德自律。社会转型时期，道德主体的自主意识凸显，而道德自律精神却相对薄弱。道德主体的自主意识主要是指选择行为有自觉性、不受外在意志支配。道德自律则是在自我价值判断的基础上对一定道德价值的自觉认同，并确立一定的道德规则，形成对自我的约束与命令。道德的约束力主要来自道德主体的内心，而不再是外部。人的自觉与良心起决定性作用。政治信念与忠诚转换成自我的价值认同感。社会政治领域及其他领域对道德领域的干预弱化，社会约束力下降，社会道德从他律性强制向自律性转化。在道德认知、道德素养以及道德意志得到培养与强化之后，权力主体对自我的权力约束与监督能力、意愿会得到极大提升，从而实现对权力的制约，防止权力腐败。“政治目的是最高的善，它更多地着重于造成公民的某种品质，即善良与美好的行为。”教育教化对权力主体廉洁自觉的启蒙，对利用公权力谋取私利的恶的反省批判，将外在教育教化与自我思考自我批判结合起来，通过廉洁文化的教化与熏陶使公权力主体在行使公共权力过程中形成哪些事不可为(自律)、哪些事应为(自觉)的价值判断，树立“廉荣贪耻”的行政伦理价值观，以价值理性构筑自觉内省的反腐“防火墙”，形成不想腐的前馈控制与廉洁自觉。扎紧约束权力的“制度笼子”，有关部门还要从公权力主体维度强化廉洁教育与道德教育。

　　在官本位社会“死要死在八宝山”?面对官场上的人情世故，睿智的看得透，故不争;豁达的想得开，故不斗;悟道的通天意，故不急;厚道的重谦和，故不躁;明理的放得下，故不痴;自信的肯努力，故不误;重义的交天下，故不孤;浓情的淡名利，故不独;宁静的行深远，故不折;知足的常快乐，故不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