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战争爆发后丘拜斯辞职意味着俄罗斯政坛西化派彻底失势，杜金之女遇刺反而有可能强化普京东西兼顾的地缘战略悲情，军改失误导致对乌战事不力的绍伊古迁都西伯利亚的老话题则让“东方经济论坛”有了向东看齐的寓意。

　　2022年8月20日，俄罗斯女记者达莉娅·杜金娜遇刺身亡，乃父亚历山大·杜金则在西方世界有好几个非常响亮的代号，比如“俄罗斯最危险的哲学家”、“普京的大脑”、“新时代的妖僧拉斯普京”，等等。此君生于莫斯科一个高级官员的家庭，父亲是前苏联中央情报局的官员。杜金早在1991年发表的《大洲大战》(The Great War of The Continents)一文将俄罗斯视为“永恒的罗马”的愿景，与个人主义和唯物主义的西方“永恒的迦太基”对立。进而积极参与政治，参与创立俄罗斯国家布尔什维克党。杜金的官方身份是莫斯科国立大学的社会学教授，这位狂热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也是俄罗斯重要的地缘政治研究者。1997年，杜金出版《地缘政治基础》(Foundations of Geopolitics)一书，认为恢复“欧亚”传统的“从都柏林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欧亚大陆将是人类文明的“最后灯塔”。如果只是这样，杜金也不会被西方媒体认为是“俄罗斯最危险的人之一”。杜金的危险性首先在于他的专业性。杜金不仅仅是一个社会学家，他还是历史学家、思想家、哲学家……他会讲十门语言，在各类视频网站都可以看到他用英语流利讲座或者授课的视频。其次，杜金亲身经历了苏联的辉煌和衰落。他出生于前苏联高级家庭，亲身经历了苏联的辉煌和解体，后来又经历了西方对于俄罗斯休克疗法的深深恶意。他在研究了整个世界历史和世界意识形态的变迁，以及亲自经历了俄罗斯的辉煌和衰落后，参考马克思哲学、麦金德地缘政治学说、亨廷顿文明冲突理论等提出了第四政治理论!杜金认为俄罗斯需要一种新的政治思想，俄罗斯的历史证明自由主义不适合俄罗斯，而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同样不被俄罗斯接受。第四政治理论其实质依然是杜金以往宣传的“新欧亚主义”思想。杜金声称第四政治理论是“后自由主义的替代选择方案”：它应是“反对后现代”、反对“后工业社会”、反对“实现自由主义意图”、反对“全球化及其逻辑和技术基础”的理论。杜金还强调神学和传统在“第四政治理论”中的重要地位，声称“神学正在回归，并成为第四政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杜金还强调神话和古代文明对第四政治理论的意义，主张恢复“新时代”，也就是现代社会之前的古老的神学文化和传统价值观。如果说杜金的学说只在学术界传播也就罢了，可能只是无数种社会理论中的一个;但是杜金的学说已经深入渗透到了俄罗斯高层。1998年，杜金成为时任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谢列兹尼奥夫的顾问，也正是在此期间，他提出了“新欧亚主义”，也就是俄罗斯应该秉承东正教的使命，建立超越国土的价值认同体系。杜金的外交理念则是：在欧洲同德国结盟，通过俄-德割裂欧洲;在东方则与日本结盟，把中国纳入俄罗斯的领导下，作为世界工厂的角色，为俄罗斯提供产品，并成为俄国下一步在太平洋军事行动的辅助力量。在南部则与伊朗结盟，鼓励伊朗统一中东。普京上台后，杜金表示全力支持普京，并称普京为“欧亚主义的总统”，力求推动“新欧亚主义”成为普京时代的俄罗斯“民族思想”。杜金还与普京的“统一俄罗斯”党有着各种密切的联系。统一俄罗斯党在2009年还把“俄罗斯保守主义”列入党纲。所以杜金虽然没有在俄政府出任任何职务，但是西方媒体直接说杜金的著作在“克里姆林宫有读者”。杜金在讲座中也直接承认，自己曾经给俄罗斯军方讲述地缘政治学说，让军方明白为何苏联解体后北约还要东扩，把枪口顶到俄罗斯脑门。在俄罗斯军队中，《地缘政治的基础》一书广受欢迎。依据外交政策(和杜金自己的言论)，本书还被指定为俄罗斯军事学校的教科书。在这本书中，杜金说俄罗斯要瓦解美国和欧洲等国的联盟，在美国国内还要挑起美国国内的动乱分裂。这本书认为：“特别重要的是，要将地缘政治的骚乱引入美国国内活动，鼓励各种类型的分离主义以及民族、社会和种族的冲突，主动支持各类持异见的行动——极端主义、种族主义和不同教派，进而破坏美国国内政治进程的稳定。由此，支持美国政治的孤立主义倾向也是合乎逻辑的了……”2008年8月，俄罗斯-格鲁吉亚战之前，亚历山大·杜金就在南奥塞梯拍下了这张手持RPG的照片。在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爆发之前，杜金还算是一个有点极端的学者;但是从克里米亚危机之后，许多西方国家直接认为杜金就是普京的核心智囊，甚至直接在文章标题中说杜金是“普京的大脑”，是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的幕后设计师。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时，普京公开提到了“新俄罗斯”一词，而这一词汇(Novorossiya)，是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俄罗斯时期发明的，用来称呼当时被并入沙俄的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地区，而杜金则被认为是他重新发掘了此一概念。杜金曾发表言论称，俄罗斯没有尽早恢复对乌克兰的控制，这对于欧亚大陆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危险”。2015年，杜金被美国所制裁，制裁理由是他被指责参与招募亲俄志愿者到乌东地区作战。一些西方媒体把杜金看做俄罗斯扩张主义意识形态的源头，将杜金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首领巴格达迪等人并列。美国的右翼网站“布莱巴特新闻”将他比作是影响过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妖僧”拉斯普廷。在川普当选期间，杜金曾说：“在特朗普的领导下的美国不仅不是一个对手还是一个潜在的盟友”。他被看作是连接普京与特朗普的核心人物。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白俄罗斯的关系进一步加深，2021年，双方签订联盟国家一体化法令、联盟国家军事学说等一系列文件，明确了2021年至2023年落实建立俄白联盟国家条约的基本方向。这可以说是杜金欧亚主义思想已经在俄罗斯付诸实践。俄乌战争爆发后，杜金父女也一直支持俄罗斯的军事行动，这次杜金女儿死于汽车爆炸，有人评论“乌克兰政权的恐怖分子”参与了这件事，而他们的目标正是杜金。杜金可以说是狂热的俄罗斯沙文主义者，他的主张是建立一个强大的欧亚大陆政权以抵抗海权国家元凶美国。在他的理论之中，欧亚大陆只有俄罗斯这个核心……杜金的理想很丰满，但俄罗斯的现实很骨感!但若长期不重视发展经济，尤其是充分开发远东，以俄罗斯1.78万亿美元的GDP(2021年数据)能不能撑起杜金这样的理想呢?

　　杜金反复强调中俄要塑造多极化世界。多极显然是冷战后美国一家独大单极时刻的反义词，但其所谓的多极更接近亨廷顿的文明观，大家天各一方，守护自己珍视的东西，也就是拒绝西方基于自身历史经验提出，并靠实力投射到全球的普世价值，实现该目标的前提就是入关，中俄联手砸烂旧秩序，终结西方的主导地位。中国强调的多边主义倡导大国一起治理这个越来越失控的世界，但什么事都商量着来，在现有框架下争取平等话语权，斗而不破。当时许多人可能没把他的话真正当回事，一是觉得虽然贸易战，但仍有回头路;二是觉得时间在中国这边，所以不想提前爆发面对面的大国冲突。俄罗斯和中国确实不一样，越早动手对它越有利。从麦金德到布热津斯基，历代英美战略家都指出，失去乌克兰，俄罗斯就不是一个帝国。如果觉得帝国刺眼，也可以替换成“文明”，或者“多极世界的一极”，不过普京自己倒没觉得这个提法不行，还在2008年瓦尔代论坛上问过“什么是帝国”、“俄罗斯是帝国吗”与“如何成为帝国”，其中的倾向性可见一斑。抛开名讲实，如果俄罗斯允许自己的心腹要害暴露在北约重拳威胁之下，那么它将一蹶不振，再无重新强大的可能，那才是得虚名而处实祸了。现实主义国际关系讲权力而不讲道德，追求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本国利益最大化，从这个角度出发，杜金的一切战略构思都基于俄罗斯利益，确实有过争议很大、而且不利于中国的想法，比如他在1997年出版的《地缘政治基础：俄国的地缘未来》一书里提出联合德国瓜分欧洲再联合日本瓜分亚太的计划。至于中国，从东北到西北统统变成中俄之间的缓冲国，如果不会彻底崩溃则可作为补偿允许向东南亚适度扩张。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巩固俄罗斯的实力，最终打败英美大西洋轴心。这属于为了反美不择手段了。当然杜金早就改变了想法，还是从俄罗斯出发，呼吁中俄伊朗战略合作，来应对以五眼联盟为代表的、同样合作越来越紧密的盎撒阵营，毕竟今天的中国是不太可能倒向美国的，而今天的日本是不可能、也不值得争取的。要注意的是，为何会发生这样重大的转向?必须明确的是，中国实力的崛起是自变量，外人怎么想是因变量，这场变化并非发生在学者的书斋里，而发生在中国的工厂、田野、教室、供应链和军火库里。中国人民没必要对人家二十年前的说法惊声尖叫，毕竟地缘政治相信肌肉，不相信眼泪。说到底，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政治里，不只美帝，任何人都亡我之心不死，中国人民也不是白莲花，唯有自强才是条活路。杜金这个战斗法师是如何炼成的?他身上有很多标签，新欧亚主义，法西斯主义，传统主义，民族布尔什维克，随便哪个单独拎出来都很吓人，但标签是死的，人是活的，应该放在俄罗斯的历史背景下去理解，理解了他的思想，也就更全面地看待俄罗斯。十月革命后逃到中国的白俄移民里有王公贵族、军人政客、神父、科学家乃至大量文学家艺术家哲学家，绝大多数保存着革命前的俄国生活方式和本土文化。新中国老一辈爱以革命浪漫主义眼光看待俄国，一开口就是达瓦里希，但人家往往很冷淡，不跟你讲这套。《红军最强大》这首歌的第一句是“白匪军黑男爵，正试图重建沙皇宝座”，这个黑男爵就是白军中将弗兰格尔(Pyotr Wrangel)，他战败后说，争夺俄罗斯的战斗没有停止，只是采取了新的形式。确实没停止，弗兰格尔创立的军事组织(俄罗斯全联盟军ROVS)甚至延续下来，投入了顿涅茨克的战斗。可见白俄势力真能等，用他们的话说，在等一个“解放”俄罗斯的机会。白俄刊物《哨兵》里写道，总有一天，获得解放的俄罗斯会问我们每个人，你为加速我的重生做了什么?七十年后这一天终于来了。苏联解体了，俄罗斯联邦的政治建立在去共产主义基础上，政府面临巨大的合法性焦虑，你凭什么引导人民?人民也面临巨大的身份焦虑，我是谁?这个时候，社会的最大公约数只能往后看，回到传统中去找，于是白俄历史重新融入俄罗斯主流叙事，用国家-民族-宗教来填补共产主义留下的精神真空，这就跟沙俄意识形态正教、专制、民族(Orthodoxy, Autocracy, Nationality)——当初是针对法国的自由平等博爱而提出的——续接上了。白俄保留下来的双头鹰三色旗，成为了当代俄罗斯身份的基础，也是当今俄国庙堂的政治正确。有人说杜金是普京的大脑，太夸张了。但不妨换个说法，他们大脑里的想法的确有一部分比较接近。有几个克宫智囊对普京和杜金的思想都有深刻的影响，比如写《古拉格群岛》的流亡异见人士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普京给他发国家奖章，把他作品选入教材，杜金则把他看作抵抗极权主义的前辈战友。苏联历史学家古米廖夫(Lev Gumilyov)，普京的老乡，普京讲国际政治经常引用他的学术概念“激情”，国际竞争的胜负取决于这种民族的内在能量，杜金则进一步发展其欧亚主义。第三个是反革命贵族伊里因(Ivan Ilyin)，他有德国血统，所以被流放后就去了德国，把希特勒当文明救星，结果他爱德国，但德国不爱他，斯拉夫人也是劣等民族，你不同意就送去集中营，于是他开始焕发本土情怀，走向欧亚主义。在普京和东正教会的支持下，伊里因的遗骸被运回莫斯科重新下葬，普京亲自给他扫墓。伊里因曾说，“人不能选择国家，正如细胞不能选择身体”，这就跟杜金的一句话异曲同工，“俄罗斯人属于教会这种有机的集体，就像身体的一条腿，个人不可能(像西方启蒙理性鼓吹的那样)为自己负责，就像腿怎么能为自己负责呢?”其实很多俄国知识分子都这样，一出国就爱国，从自由主义慢慢变成主张家国一体，尽管斯拉夫主义者在今天的俄国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阶层，很难说占多数，但中国人民要搞懂俄罗斯就不能略过一度被苏联压抑而如今显著回潮的杜金式保守思想。事实上，欧亚主义源于一批支持苏联的白俄，准确来说应该是支持联而不苏，想借壳上市，把苏联当做通往大欧亚民族身份的踏脚石。这反映了俄罗斯思想的一条主线，在东西方之间撕裂，一部分人一心融入西方，沙俄虽高大，却老想着得到西欧矮子们的承认;另一部分为了坚持斯拉夫身份，转而强调俄罗斯民族与草原民族的融合，形成合力抵抗西方天主教势力。我们来自于蛮荒，互相借对方的光，我将造我的城邦，在你废墟之上，这就是古米廖夫的欧亚主义。其重要意义在于，把欧洲森林和亚洲草原全部纳入俄罗斯身份，让“混血”的莫斯科在被“纯血”基辅嘲讽“认贼作父”时不必低声下气，甚至可以骄傲地宣称欧亚文明比西方文明更加雄浑有力。古米廖夫不像传统俄罗斯民族叙事那样讲鞑靼桎梏，而讲可萨桎梏，坏人不是游牧民族，而是寄居在游牧社会里的游商阶层，也就是可萨汗国的犹太人，说他们反客为主，让突厥民族改信犹太教，来剥削斯拉夫民族。这个故事还有后一半，咱们待会再接上。如果把文明看作呼吸的有机体，欧亚主义就是俄罗斯文明对西方文明的欧洲中心主义作用的反作用。那法西斯又是怎么回事呢?提到杜金必然绕不开这条思想脉络，他早期非常推崇俄国特色法西斯主义，说我们俄国人是真法西斯，意大利人是假把式。这话听起来非常刺耳，毕竟普京也反复强调反法西斯卫国战争的神圣性，那么作何理解呢?这得从青年杜金说起，他出生于军人家庭，父亲搞情报工作，长期不着家，他从小就很叛逆，很早就成为了异见分子，甚至被克格勃抓过，父亲主要负责捞人。他酷爱读书，据说曾经给克格勃做档案管理员，借机没命地读书，包括红军从纳粹德国缴获的禁书，除了常规的宗教哲学，还有各种奇奇怪怪的异教、玄学、超常现象、神秘传统。他当时读得比较多的两个人，一个是纳粹德国的沃斯(Herman Wirth)，党卫军智库祖先遗产学会的创始人，曾经组织去西藏考察当地人的雅利安血统。杜金非常推崇沃斯对犹太秘史的研究，说他有本足以改变世界的著作是《巴勒斯坦书》(Palestinabuch)，但被偷走失传了。讲的就是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不是古以色列人的后代，而是改信犹太教的突厥人，也就是可萨汗国后裔，他们从高加索来到多瑙河，再来到英美，罗斯柴尔德索罗斯都是从这来的。跟前面古米廖夫接上了吧，这个假说有二百多年来长盛不衰，但可惜得不到基因科学和语言学的验证。它把犹太人描述为虚假的，寄生的民族，对任何国家没有归属感，只会操纵掏空这个国家，给宿主和世界带来灾祸，当然也就不具备复国的合法性。各种需要制造敌人的政治势力，都喜欢诉诸反犹主义。杜金多次否认自己歧视犹太人，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拒绝昂撒海洋文明受“犹太匪帮”玷污的世界观，回归大陆文明的精神传统，正是欧亚主义所倡导的东西。另一个他推崇的是法西斯思想家埃沃拉(Julius Evola)，他也是在这里接触到传统主义学派。所谓的“传统”，Tradition，大写的T，就是在精神上回归前现代，否定现代性，认为这是人类历史的异常状态，要否定启蒙运动带来的新兴哲学，追求长青哲学，也就是一切宗教传统、显密知识所共通的形而上真理。埃沃拉是个真正的精罗，想复兴古罗马异教，为法西斯赋予灵魂。其实法西斯本身就是复古运动，作为资产阶级面对资本主义危机的自救手段，它崇古贬今，试图从古代神秘传统中汲取精神活力，来对冲现代的物质堕落，从而回归前现代的政治秩序。最显而易见的是，它就连logo，都直接照抄古罗马，束棒象征团结，斧头象征权力，合起来就是威权之下的集体主义。大家团结起来干什么?整个民族在英雄的带领下，与腐朽堕落的文化做切割，追求涅槃重生、再次伟大，此处应该有MAGA懂王的点赞。实际上，懂王的军师班农确实来自这条思想传统，他也是传统主义道友，跟杜金有不少共同语言。班农所谓的“世代理论”相当于美式春秋，把每二十多年算一季，春夏秋冬循环往复，每一次循环都会有一场大危机，这就来自埃沃拉等人从印度教学来的宇迦循环(Yuga Cycle)，充满危机的现在就是所谓“末法时代”。正如地缘政治观会随国际均势变化而变化一样，杜金的思想线索也有所改变，他致力于把纳粹法西斯思想去种族主义，去极权主义化，吸收尼采对基督教道德的鄙视，继承施密特对民主政治的批判，最后借鉴海德格尔的概念“此在”(Dasein)，把它看作个人主义、阶级斗争和民族重生之外的第四个非现代的政治主题，围绕它构建超越自由主义、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第四种政治理论》一书。杜金另一个标签民族布尔什维克是一种20年代初期源于德共的思想，试图把苏联共产主义跟普鲁士民族主义左右结合，很快就影响了一批白俄知识分子。这些反共分子为了让俄罗斯重新伟大，选择回到苏联，从内部改造它，这就是“换路标”运动(Smenovekhovtsy)。《路标》(Vekhi)是1909年反映俄国知识分子思想保守化的文集，一百年后普京认为这是“我们的书”。那么这群换路标的人回到苏联，引起列宁警惕，称他们是做着大俄罗斯梦的阶级敌人。但斯大林就不一样了，尽管他物理清洗了乌斯特里亚洛夫等一批民布，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对经典马列做出重大调整，托派不断革命论失势，民族主义复活，被民布视为重大成功。等到苏联解体之后，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都无法独力抵御西方自由主义的冲击，有人就重新搬出了民布，外敌当前，左右不分家，这人就是杜金。1992年他和诗人利莫诺夫(Eduard Limonov)共同创建了民族布尔什维克党，党旗是红白黑配色的锤子镰刀，缝合程度比较严重。后来杜金觉得利莫诺夫被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玷污了，成了西方和寡头颠覆普京政府的棋子，于是愤而出走，另立民布阵线。某种程度上，杜金法西斯的名声，也是利莫诺夫这帮人安在他头上的。了解杜金思想的种种源流也就能理解他和普京有极其相似的看法了，比如在乌克兰，种族意义上俄乌同根同源，空间意义上乌克兰是沙俄对波兰和土耳其扩张的产物，民族意义上没有建构好内部平等、外部独立的身份，战略意义上处于俄罗斯安身立命的必争之地。正因如此，杜金2019年在一场辩论里坦诚地说，俄罗斯不应该等到14年才拿下克里米亚，早在亚努科维奇任内，就应该重构(reconstruct)乌克兰。从杜金的文明视角放眼世界，它反对的其实是伪装成普世价值的西方中心主义，也就是说各个文明在充分理解“他者”之前，贸然卸下防御，结果只能是强者通吃。自发现新大陆以来，西方作为第一轮文明竞争中的胜利者把自己特殊的历史经验(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人权思想、个人自由、享乐主义)抽象化、绝对化，然后包装成形而上的普世真理，通过经济全球化和文化霸权输出到世界各地。德国战车乐队有首歌嘲讽这种隐蔽的美式全球化，它唱道we're all living in Amerika, Coca-Cola sometimes war。我们正是从细小的事物出发而逐渐与传统脱节并最终全盘接受外来的“他者”文化与沉淀在文化现象之下的，对人的理解范式和社会底层逻辑，比如个人是原子化的、权利是刚性而绝对的，等等。法国自由主义公知列维认为杜金的文明观是内部完整、外部冲突的战争哲学，杜金则强调文明是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外的另一条路，只有彻底理解“他者”才能避免将自己形象投射到他者。在杜金看来，西方文明的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本质，是一种敢于嘲弄历史的傲慢，在古典时期，这是一种勇往直前的泰坦精神;在文艺复兴时期，这是地对天、尘世对天堂的反叛，用中国古圣先贤的话说就是“人不敬天”。他的解决方式是回归天，回归宗教传统，一种与西欧分权截然不同的，第三罗马集权传统。他不但是东正教徒，而且是东正教里的旧教(old ritualist)，即拒绝17世纪希腊礼对俄罗斯传统的改造，并且融入多神崇拜和东方神秘思想，来守护一个文明“固有的”文化实践和生活方式。杜金这种回到过去的想法是典型的俄式思维，19世纪大思想家赫尔岑(Alexander Herzen)早就总结过了，向后看就是向前进。他也说过，历史不允许斯拉夫人回头。或许正因为如此，经历上一个激进时代的俄罗斯在俄乌战争爆发后从保守土壤里寻找出路也算是必然选择。俄国大地无穷无尽，无数小时才能飞出俄国，然后再过几分钟就能到欧洲随便什么地方。人在地上走才能留痕，与海洋文明不同，波涛之上还是波涛，留不下印记。中国在国际政治领域的许多困境也是前现代政治秩序的遗产和现代政治秩序的冲突，因为现代世界是西方缔造的，希望中国人民能有更大的勇气和智慧打破这个垄断而重塑属于中华文明的现代性，帮助人类缔造一个多元文明并存的世界。听上去很虚，但如果你思考文明和战争关系，就会发现它们不是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的，人类在不断破坏和创造中走到今天。当下，地球资源走到瓶颈又没有革命性的技术突破，大家只搞存量竞争，这种竞争冲击着过往战争形成的秩序勉强靠核武器维持恐怖平衡。为了避免梦游般迈向集体毁灭，核大国究竟有多大可能开辟而不是冲撞出一条和而不同的地缘战略新路径?

　　叶利钦晚年俄罗斯所推行的亲西方改革失败而催生反西方自由化的政治思想，杜金的新欧亚主义就是一个重要代表，其战斗目标就是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及其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杜金将新欧亚主义视为反抗美国秩序的新理论旗帜，其核心在于发展欧亚大陆的联盟/轴心体系，并在此基础上解决欧亚地缘的安全困境。表现为三方面：观念层面借助传统主义立场，结合其他左右翼理论，来反抗美式哲学;空间上在全球范围内抗衡大西洋主义的影响，以俄罗斯为主导，发展多中心的联盟体系，构成一个全新的帝国联盟体系;更广阔意义上取代单极全球化以及西方的新殖民主义，倡导多元世界的新理念。杜金的理论是地缘政治观和意识形态观的混合，其终极诉求则是将人放在既定的地理-文化结构中理解，因此相比自由主义理论，相对更契合欧亚大陆国家的政治地理现实。了解杜金的理论，对于中国理解欧亚地缘问题及由此导致的安全战略问题，以及中国崛起可能受到的来自欧亚腹地的冲击和挑战，都有重要的启发。在欧美政客、媒体和知识分子们看来，2014年以来的世界愈发失序和混乱，这个一贯性情温顺的世界变得愈加桀骜不驯，叙利亚、伊斯兰国、乌克兰、伊朗、俄罗斯，乃至中国个个成为烫手山芋，甚至于连病毒埃博拉也不甘于寂寞，出现搅动人们的神经。而对于这诸种事件最敏感的莫非美国，因为在美国人看来，这个和平、进步和繁荣的世界一直是依恃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得以保障，并且受着美国人所信奉的自由、民主和人权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指引。因此任何失序的存在，首先都是针对美国所缔造的世界秩序，所危及的都是美国治下的和平，摧毁的都是世界各国对“美国世纪”的信念。但这个世界偏有心存不甘者，这种不甘就表现为各种针对美国的军事和政治行动，由于美国霸权俯视全球，这些运动也就更多的表现为不对称的恐怖主义和自杀式袭击。而一些更为精明的知识分子，则试图在观念层面挑战美国价值，寻求自由、民主、人权的替代方案，亚历山大·杜金便是其中之一。这是一个令西方媒体感到恐惧的名字，但他的恐惧之处并不在于自杀式袭击或者发动圣战，而是致力于发展反西方，尤其反美国的新的大战略和意识形态。2014年美国学者Anton Barbashin和Hannah Thoburn在《外交事务》发文，指出杜金是普京的“大脑”，是俄罗斯扩张主义意识形态的来源。而2014年末，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将其评为2014年度的全球思想者，并和叙利亚的恐怖主义领导人AbuBakral-Baghdadi，以及伊斯兰国JihadiJohn等并列agitators行列，令其声名鹊起。在美国人看来，政治哲学家亚历山大·杜金一手策划了俄国扩张主义的意识形态，为俄国“吞并”克里米亚提供理论背书，因而成为普京名副其实的“智囊”。欧美媒体指称的意识形态就是杜金发展的新欧亚主义思想，产生于俄罗斯的思想语境，首先是针对俄罗斯本身的政治处境问题，这一处境直接针对俄罗斯面对强势的西方话语所深陷的生存困境。这种困境表现为俄罗斯传统主义和保守思想的一波三折，因此在了解杜金的新欧亚主义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回溯一下历史。欧亚主义的思想渊源要回溯到19世纪，表现为当时的俄国知识分子对于俄国的欧化改革的担忧，体现为“斯拉夫派”作为一种话语形态在俄国的兴起。如果我们将彼时的西欧理解为个体的、物质的、理性的“先进”文明的话，那么斯拉夫派的核心诉求就是力图保留俄国的本土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政治经济制度，因此它所吸引的也多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富有的、见多识广的旧贵族。对于始于彼得一世的西化改革，斯拉夫派无疑持否定态度，在他们看来，信奉罗马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的西欧诸国是道德败坏的，而他们所发展出的政治和经济体系—立宪政府和资本主义—也是其堕落社会形态的必然结果。对恪守传统的斯拉夫分子们而言，俄国统一的东正宗教，无疑更有利于将俄罗人民紧密团结在一个基督教共同体中，维系一种自然、和谐和人道的相互关系，这种精神生活在制度上落实为俄国的农村村社制度，以及贵族制的政府形式。与此同时，斯拉夫派对西欧发端的现代话语也并非完全无动于衷，而是与时俱进，从自身立场出发提出了俄国现代化的改革方略，比如解放农奴、削减官僚、确立言论出版和良心自由等公民权利等。但尽管如此，彼时俄国奋力追赶欧洲的焦躁心态蔓延于社会和宫廷，斯拉夫派遭遇到了俄国西化派的言论围剿，也为官方改革者所不容，并最终在尼古拉斯一世、亚历山大二世等君王的西化改革浪潮中销声匿迹。西化派和“斯拉夫派”两种话语形态的交锋，其实是俄国在遭遇到一个在军事、经济和文化观念上异常强大的西方，以及其所代表的进步的现代性之后所发展出的两种应对策略，它们各自有其滋生的社会土壤，也是俄罗斯这种在地理上夹在两种、乃至多种文明体系中的国家的宿命。如果我们把它放在世界近代史的大时段中观察，俄罗斯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非西方国家一样，都被迫对过于强势的西欧文明作出回应，并在这一调试过程中艰难地塑造新的政治认同。就这一历史过程本身而言，它并非线性的，乃至于将终结于某个历史时刻的，而更可能是回环曲折的，随着各种历史周期的变换而此消彼长，这在西欧的现代性叙事中呈现为各种形态的保守主义，而在非发端性的国家则表现为各种形态的本土传统话语的再生和更新。正是在这种循环之中，俄罗斯的本土主义迎来了第二个春天。但这次它换了一个名字——欧亚主义，并且其直接针对的敌人却变成了两个——西方派和布尔什维克派，这两个派别在理论形态上化身为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如果我们把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视为欧洲现代性的左右互搏的两个侧面的话，那么欧亚主义从其诞生之初就蕴含着反对西方和现代性的理论倾向，也就潜伏着或多或少的“守旧”因子。如果要为这种理论找一个现实寄生者的话，那么最合适不过的就是俄国的保守“旧贵族”。伴随着十月革命的爆发，以及继之而来的内战，原有统治势力流亡异乡。对俄国革命的不满，促使其中的知识分子在观念层面寻找布尔什维克的替代方案，而这种智识探求的成果之一便是欧亚主义。欧亚主义者对西方派和布尔什维克派同时提出质疑，在他们看来，俄国的未来出路既不在于导向西方，走立宪民主道路，也不在于通过阶级冲突和全球的无产阶级革命实现新天新地，而是将自身发展为一个独特的文明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创造一个既不同于欧洲，又不同于亚洲，但又同时包含二者特性的新权力中心和文明中心。欧亚主义者们笃信西方终将衰落，而俄国将会成为新的世界模范。在反对西方化问题上，欧亚主义和斯拉夫主义可谓如出一辙，二者都强调俄罗斯自身传统和发展道路的独特性，并且都批评由彼得一世开启的亲西方的改革政策，但他们也并非完全等同，比如后者更强调民族和种族的重要性，反对国家干预，而前者更倾向于精神、文化的亲缘性和共同的历史命运，并且认可国家在实现俄罗斯政治和社会改造中的价值。在对待俄罗斯历史问题上，欧亚主义认可蒙古人在俄罗斯的统治，尤其注重蒙古帝国留给俄罗斯的强国家以及等级制服从的政治遗产,以及由此带给俄罗斯的亚洲血统和价值观念，因而强调亚洲对于俄罗斯身份认同形成的重要作用。作为思想学说，它要远比斯拉夫主义更为系统和持久，同时欧亚主义的发展是几代思想家共同努力的成果，因此代际问题也让它变得更为复杂。对于寻求布尔什维克替代方案的俄罗斯侨民而言，欧亚主义可谓正中下怀，因而其在俄罗斯侨民之间声誉日隆，不乏追随者，但这也注定了它无法在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苏联获得接纳。通过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获得统治正当性的苏联政权，不可能容忍其他替代性意识形态的出现，因而欧亚主义也就只能沦为流亡者的思想。而这种流亡最终也会同流亡者本身一样，如果不能找到自己思想所寄居的家园,要么客死他乡，要么在时代境遇中寻找重生。苏东剧变前夕一系列自由化的改革措施没能缓解苏联的经济衰落，反而催生出更为严重的政治危机，最终导致1990年代的苏联解体。对改革造成的局面的不满，在俄罗斯催生出一个反西方和自由化的政治运动，而新欧亚主义就是其中的一个支派，并最终在1990年代末发展为一只独立的政治力量，而杜金正是它的始作俑者和集大成者。随着新欧亚主义的出现，之前的欧亚主义也被学界成为古典欧亚主义。新欧亚主义在思想上和古典欧亚主义有着亲缘关系，对此杜金予以承认，在他看来，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政治现象，新欧亚主义产生于古典欧亚主义的框架，接受古典欧亚主义的基本立场，并视其为理论出发点和根基，同时新欧亚主义的思想语境是后苏联时代俄罗人爱国主义的自我意识，因此致力于在新的文化、哲学和政治语境下，有意识地发展古典欧亚主义的基本原则。杜金将欧亚主义界定为一种结构主义理论，结构被视为区别于其部分的整体。同时杜金将文明视为欧亚主义哲学的核心概念，由于地球上存在不同的文明体，而每一种文明都有其自身的结构，正是这种结构确立了它所包含的要素，并赋予其意义和连贯性。在此基础上，人类社会就构成一个多元体系，每一种社会体系都由其特定的社会结构所决定，并无法与其他社会结构所兼容。从这个视角出发，欧亚主义从其诞生之初，就志在瓦解西方社会的普世主义，及其以普世的名义强势改造其他社会形态的文化霸权心态。杜金认为这是古典欧亚主义和新欧亚主义内容连贯之所在。但二者也不能完全等同，因为新欧亚主义除了继承古典欧亚主义的基本观点立场，还大量吸收了欧洲的传统主义、新左派、新右派、人类学、地缘政治的思想观念，因而在新的语境之下实现了第二次重生。同时如果说古典欧亚主义主要针对罗马-日耳曼欧洲，那么新欧亚主义则主要针对美国。事实上，杜金的新欧亚主义有着明晰的战斗目标，就是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及其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杜金将新欧亚主义视为一种反抗，这种反抗，首先是在观念层面反抗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所依赖的现代和后现代哲学，为此杜金借助传统主义立场，同时结合其他左右翼理论予以反击;这种反抗，对俄罗斯而言就是奉行某种形式的大陆主义，打造一个欧洲-俄罗斯的共同空间—大欧洲计划;同时，从更广阔的意义上，新欧亚主义还被杜金视为取代单极全球化以及西方的新殖民主义，倡导多元世界的新理念。杜金的新欧亚主义继承了古典欧亚主义的基本立场，但在实质上二者仍然存有不同，这和不同时代思想者的问题意识相关。单就杜金而言，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构成其理论结构的两个支点，它们分别对应美国所发展起来的去地缘化的单极全球化，以及其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如果说地缘问题在古典欧亚主义时代还只是若隐若现的话，那么杜金则把它张扬到了极致，成为他所发展的新欧亚主义的核心部分。杜金的地缘思想集中体现在他1997年出版的《地缘政治奠基》一书中。这本在军方协助下完成的著作，被美国学者John B. Dunlop誉为后共产时代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被俄罗斯多所军事院校选为课堂教材。而作为一个学术现象，该书的出版也意味着地缘政治学作为一个学科在俄罗斯的正式确立，至此地缘政治学在俄国从一个无人知晓的冷门学问，开始演变为普遍接受的政治科学。以下简要介绍其在本书的基本观点。杜金将地缘政治学整合进其新欧亚主义的论述之中，但作为一个学科和知识体系，地缘政治学的思想渊源主要来自西欧，尤其是德国。在其著作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杜金对地缘政治学做了思想史的研究，详细阐释了该学科的主要创建者，如Friedrich Ratzel、Rudolf Kjellen、Friedrich Nauman、Halford Mackinder、Alfred Mahan、Vidal de la Blache、Nicholas Spykman、Carl Haushofer、Carl Schmitt、Petr Savitsky，详细分析了我们业已熟识的基辛格、亨廷顿、乃至福山的基本观点，以及稍许陌生的欧洲新右派的地缘政治观。在这个意义上，杜金将自己视为学术“嫁接者”。就杜金对地缘政治的理解来说，他认为地缘政治是有关权力的世界观和科学，同时也是有关如何统治的科学，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地缘政治是精英导向的，因而只可能在政治家层面进行运作，因而在本质上是反对民主原则的，因为知晓事物意义的能力勿容辩驳的尽可能限于领导者。第二，地缘政治家是有党派属性的，他们看重民族感情，并奉行爱国主义;第三，地缘政治是类似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一种世界观，通过人的空间属性来解释复杂的现实，在这个意义上，人的存在在环境上决定于地形、地貌等空间差异。空间对地缘政治分析而言，如同于金钱之于自由民主、生产关系之于马克思主义;第四，地缘政治尽管在今天以科学的面目示人，但并不是一门纯世俗的学问，总是和神圣地理密切相关，因而地缘政治学是神圣地理学的部分世俗化。借用Carl Schmitt关于空间秩序(nomos)的界定以及陆地与海洋的二分法，杜金将世界历史描述为陆权和海权、陆地文明和海洋文明的殊死搏斗，而任何一方的胜利，都意味着历史的终结。陆权与海权的冲突在国际政治中表现为以美国为代表的大西洋主义和以俄罗斯为中心地带的欧亚主义的冲突。为了在全球范围内抗衡大西洋主义的影响，俄罗斯有必要发展多中心的联盟体系，而每一个中心都自成一个大空间体系，因而这多个大空间的结合，就构成一个全新的帝国联盟体系。由于俄罗斯占据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因而在这个结盟体系中占据主导位置，而俄罗斯人民自然就成为了这一独特的欧亚主义使命的历史担纲者。杜金指出，这一角色是由俄罗斯人民的特殊气质决定的，俄国是一个弥撒亚民族，有着普世的、泛人类的意义，因而本性上适合担当这一庞大帝国的精神核心。俄罗斯民族的精神气质只能在帝国建设的使命中呈现出来，抛弃帝国，就意味着俄罗斯民族作为历史事实和文明现象的终结，而这无异于民族自杀。没有帝国，俄罗斯作为一个民族将无法想象和维系。当然，肯定俄罗斯民族的帝国精神，并不是要张扬大民族主义，对此杜金心知肚明，在他看来，一个由俄罗斯主导的大陆帝国，需要张扬俄罗斯人民的民族感情，但这首先是一种体现为东正教的宗教情感，其次是俄罗斯种族，最后才是俄罗斯人民。同时，俄罗斯的主导地位并非排斥或者压抑其他民族，而是在自主的基础上形成一种和谐共生的局面，紧密团结在俄罗斯周围，为了对抗美国主导的大西洋主义这一历史使命而奋斗。就联盟而言，杜金首先将世界划分为四个文明区域：美国-拉美、非洲-欧洲、亚太地区、欧亚区域，并以俄国为中心点，构建欧亚主义联盟体系。就俄国与欧洲的关系而言，杜金提出的应对策略是构建俄国—德国轴心来分割欧洲，两个国家根据影响范围来划分东欧，德国将因此获得对多数地处中东欧地区的新教和天主教国家的实际支配，同时作为交易的一部分，俄国将归还德国加里宁格勒(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首府)。至此德国摆脱掉目前的附庸地位，作为一个地缘政治主体重新进入历史。与此同时再构建一个柏林—巴黎的次轴心，作为整合西欧的基础，确保其不受大西洋主义的威胁。同时隔离英国，并通过鼓励分离主义和民族主义破坏英国领土完整。在与东方国家关系上，构建俄国—日本轴心。日本在二战时期的大东亚的地缘政治实践，以及柏林—罗马—东京轴心为杜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他看来，日本有着反西方的历史，并且占据亚太地区的战略地位，同时尽管是个岛国，却是个名副其实的有着大陆倾向和抱负的国家。同时作为交易，俄国将归还日本千叶群岛。杜金将中国视为威胁，部分源于两个国家的地缘相邻，而更重要的在于中国自1970年代以来一度与美国走的过于亲近。就与南部国家关系而言，构建俄国—伊朗轴心。在杜金看来，伊朗幅员辽阔、紧邻中亚，并且有着激进的反美情绪，以及传统取向的社会和宗教，因此是俄罗斯天然的好伙伴，同时与伊朗结盟，将使俄国获得通往南方暖水区的出海口。俄国将鼓励伊朗统一整个阿拉伯世界，并将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纳入其统治之下。与此同时两个国家将通过合作方式来解决在高加索和中亚地区的地位问题。土耳其的亲西方倾向被杜金视为威胁，为此杜金主张鼓动土耳其境内的少数族裔叛乱。当然，杜金在土耳其问题上的立场也在摇摆，同时由于土耳其本身对外政策的两面性，杜金也在通过各种手段争取土耳其。事实上，杜金的地缘政治著作在土耳其相当受欢迎，从2003年首次在土耳其翻译出版，到2010年，该书已经出版到第7版。在对土耳其读者的序言之中，杜金一方面直白指出作为NATO成员，土耳其的亲西方政策对欧亚主义构成威胁，但同时也积极劝说土耳其能够弃恶从良，加入到欧亚主义的大家庭来。杜金构想的欧亚主义联盟体系有着明确的战略指向：陆权反抗海权、欧亚主义反抗大西洋主义;有着明确的敌友关系：一方是俄国、德国、日本、伊朗，一方是美国、英国、中国和土耳其。每一个盟友，因其自身的地域和人口构成而自成其为一个帝国，而诸盟友又在反美的共同旗帜下，在俄罗斯的精神领导下，结成“帝国联盟”(empire of the empires)，或曰大空间联邦(confederation of large spaces)。从地理版图而言，欧亚联盟其实覆盖了整个欧亚大陆，从而形成了和大西洋文明的二元对峙，只不过这次不再是海洋文明的咄咄逼人，而是陆地文明的全面反扑。杜金所构想的是“大空间”联盟，在他看来，只有控制大空间，将俄罗斯周边国家整合进俄罗斯，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幅员更为辽阔的俄罗斯帝国，才能确保俄罗斯的地缘安全。就此而论，杜金将目前的俄罗斯联邦仅仅视为一个过渡现象，根本无法满足俄国作为地缘政治主体的战略需求。因此抛开其大空间联盟不论，俄国内部地缘政治的复杂性就需要进行清晰勾画，对此杜金又为在其著作中阐述了俄罗斯内部的地缘政治问题。在他看来，俄国必须首先将自己从目前的俄罗斯联邦发展成一个欧亚帝国，为此首先需要厘清俄国在西部与德国的势力范围，并与伊朗合作处理高加索和中亚地区的边界问题，而由此划定的俄国领土范围基本重现了当年苏联的领土版图。对于2014年持续发酵的乌克兰问题，杜金早有论断，他同意麦金德的观点，认为只要乌克兰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仍然存在，谈论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就没有意义。因此，出于地缘政治的考量，乌克兰的命运就是被肢解，西部成为中欧的一部分，而克里米亚连同基辅，成为“小俄罗斯”的部分，而东克兰则加入俄国。俄国本身内部民族构成的复杂性也是不小的挑战，在杜金看来，俄国的东、北部较为平静，而西、南部却有分裂主义的威胁，尤其危险的是被麦金德称为勒那地区(Lenaland)的分裂运动。杜金认为这片地区日益受到中国、大西洋势力的渗透，以及泛突厥主义的威胁，而雅库特共和国的分裂趋向也必须借助严厉的措施加以制止。除此之外，俄国境内的鞑靼斯坦共和国和巴士科尔托斯共和国也构成俄罗斯联邦内部的地缘威胁。对于这些民族分裂趋向，杜金毫无例外地主张严厉控制这些自治单位，并向这些地区进行大规模移民，最终在种族上俄化这些少数民族。杜金的地缘思想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虽然它的反美初衷并没有改变，但具体的组织和实施方案却可能随着历史情势的改变而改变。已如前述，杜金早年的地缘思想其实是一种极端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他把这种模式贯彻到了极致，并将世界历史还原为由俄罗斯领导的大陆帝国/欧亚帝国和以美国为核心的海洋帝国/大西洋帝国的两极世界，而这无异于另一场全球冷战。随着年岁和阅历的增长，同时应对全球化时代反美斗争的新情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行抗争，杜金的斗争哲学也渐趋缓和，其地缘思想也逐渐由两极对立转换为多极世界的和谐共存。这种思想集中体现在杜金近期在英语世界出版的著作Eurasian Mission： an一Introduction to Neo-Eurasianism书中，该书系统阐述了新的历史情势下欧亚主义的立场、观念和斗争路径，可以视为杜金针对英语世界的读者所发动的新一轮文宣战。杜金在该书中指出，新欧亚主义应对的是全球化时代的新问题，但它并不反对全球化本身，作为一个历史过程，民族国家时代的终结，以及全球化的出现本身是不可逆的。杜金反对的是美国提供的全球化图景，根据这种图景，全球化要么发展为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要么发展为一个统一的世界政府，而这在杜金看来，本身就是西方模式的普世化，本身仍然是西方霸权思维的体现，是大西洋主义的具体实施。杜金将新欧亚主义视为单极全球化的替代方案，其核心便是多极化世界。按照这种理解，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民族国家作为一种组织领土和人民的形式已经过时了，每个国家在这种情况之下只有三种选择：要么固守僵化的主权国家模式、要么就接受美国主导的自由秩序、要么就基于历史、文明和战略的共同性组建超国家政权形式(大空间)。在此背景下，欧亚主义提供的模式是组建大空间。据此世界将被划分为几个自主的生活空间，在各个空间内部由一系列国家组成联邦或者“民主帝国”，每一个空间都代表着多极世界的一极，按照自身的种族、文化、宗教和行政特性组织自己的管理模式。同时各个空间是彼此开放的，并在此基础上相互对话。杜金将地球划分为四个子午区：大西洋子午区(由美国主导的美洲大陆)、欧洲-非洲，中心是欧盟、俄国-中亚区域、太平洋区域。除去大西洋子午区之外，其他三个区域都属于欧亚大陆一部分，因此欧亚主义首先将体现在这三个区域的自主和互动过程，同时在此基础上共同抗衡大西洋子午区。各个子午区又按照大空间予以划分，每个大空间按照文明边界划分，并包括一系列民族国家或者国家的联合。欧洲-非洲区由欧盟、伊斯兰-阿拉伯大空间组成，俄国-中亚区由三个间或重叠的大空间组成：俄罗斯联邦及其独联体国家(通过欧亚联盟的模式予以整合)、大陆伊斯兰国家，包括(土耳其、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区域。太平洋区域包括两个大空间，即中国和日本，以及从属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澳大利亚。杜金认为这些国家有时也被认为从属于大西洋子午区。杜金认为，对于多极世界的存续来说，俄国-中亚子午区至关重要，正是它的存在，确保了美国的单极世界无法建立，并为欧洲区和亚太区的自足存在提供保证。对于该地区的整合，杜金给出的措施是分别组建莫斯科—德黑兰、莫斯科—德里、莫斯科-安卡拉轴心。对于动乱丛生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杜金认为应该消减两个国家作为独立国家的属性，将该区域转化为一个自由的伊斯兰联邦，同时效忠于莫斯科和德黑兰。而对于多元混杂的高加索地区，杜金给出的建议是根据该地区的种族和文化区分，将其发展为一个松散灵活的联邦体系，并使其分别和莫斯科、伊朗、安卡拉结成多变轴心体系。而对于中亚地区，则在欧亚联盟的框架之内完成整合。对于欧亚联盟的存续而言至关重要的是维系好莫斯科与哈撒卡斯坦、乌克兰的地缘三角关系，而对于那些加入欧亚联盟比较犹豫的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等国，杜金指出时间和情势会促使他们做出决定：主权在全球化时代已经变得无足轻重，他们要么被融入美国主导的自由世界秩序，要么在欧亚联盟的框架之内维系自身的文化和宗教认同。杜金细化了欧亚主义的权力方案，并将其具体展开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权力将按照自主的原则予以组织，这意味着根据事物的属性予以分权，分权的依据是地方性事物或者战略性事物。凡是属于地方性事物的，如民事和行政事物、社会领域、文化和医疗、各种形式的经济活动，都属于自主管理的范围，对于这些事物，各个层级的权力机构将会基于自身传统、以及自身社会内部的表达形式予以组织。对于诸如宏观经济管理、控制战略性资源和通讯等战略性事物则需要有一个单一的战略中心来控制和管理，该中心将是大空间内部的地缘控制和政府中心。经济活动按照自由市场原则实施，而军工企业、交通、自然资源、能源等战略性产业则受到严密控制，同时战略中心有权根据国家和社会的整体目标来实施再分配。欧亚主义反对美国的金融政策，反对由虚拟的金融操作来控制实体经济的异化模式，认为金融领域要为实体经济服务，致力于促进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需要严密的金融监管。而对于货币政策，则要在不同层级予以不同规定，单一的储备货币是必须的，但应该允许地方货币的存在，这种地方货币可以依据层级划分为地缘经济货币、大空间货币、地方货币等不同形式。欧亚主义鼓励发展宗教，并将人们的精神生活视为无法为经济和社会利益取代的首要价值。在杜金看来，大西洋主义是一种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的哲学形式和生活理念，而欧亚主义则结合了对过去的深刻而诚挚的信任，和对未来的开放态度，它接受人们对宗教传统的虔敬，但也鼓励自由的创造性研究。对于传统宗教的支持和发展，将由战略中心予以组织、支持和协调，而任何破坏传统宗教的言论、教派和主张都将予以严厉禁止。而对于民族问题，欧亚主义的立场是尊重任何有自己文化和文明传统的民族身份，无论其大小强弱。它们将被视为属于全人类的文明遗产而予以尊重和珍惜。为了反抗自由主义，杜金在起初更多是借助欧洲传统主义的思想资源，借助欧洲内部对启蒙思想的批判，来发展自己反对欧洲/西方/美国的保守意识形态。而它落实在俄国的土壤中，就是要呼唤一个强调等级和服从的社会和政治，杜金将其最终落实为俄国的东正教传统。但需要注意的是，杜金在其早期所构造以俄罗斯为中心的“帝国联盟”，本身就是一个太多异质文明的组合体，每一个帝国轴心，如伊朗、德国等，都有着自身的文明传统，很明显不可能将东正教强加到其他盟友身上，成为帝国联盟的主导观念。在这个意义上，一个“诸帝国的帝国”将始终是一个多元化的无法一统的松散局面，因而合众为一的工作就需要更具有包容性和普遍性的意识形态支撑，2007年至于2008年之间杜金通过引入第四种政治理论最终完成了这项工作。杜金将其视为欧亚主义发展的一个崭新阶段，而借助第四种政治理论，欧亚主义也摆脱了西欧传统主义者所主张的“第三条道路”的路径依赖，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新的理论基点。在杜金看来，第四种政治理论是欧亚主义观念的延续——它承袭了欧亚主义反自由主义、反现代性、反欧洲中心论、结构主义取向、多极化的基本立场，但又实现了对左翼和右翼的创造性综合，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不归属于自由主义、处于自由主义左翼的共产主义和处于自由主义右翼的民族主义的第四种政治观念，从而彻底了超脱出欧洲现代性问题的思想框架，发展出一种面向未来的规范理论。这种综合在杜金在于继承欧洲左右翼思想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但从传统主义的立场解刨左右翼思想。这首先意味着去除社会主义中的物质主义、无神论和现代主义的特征，而剥离掉奉行以“第三条道路”自居的民族主义立场中的种族主义和狭隘的民族立场。而这种创造性的综合就产生出一种不同于前面三种立场的第四种政治理论。但这仅仅是项预备性工作，第四种政治理论还需要向传统以及前现代汲取思想灵感，这些思想渊源包括柏拉图的理念哲学、中世纪的等级社会、以及神学视域下的规范性的社会和政治理论。如此一来，围绕着反抗自由主义，就形成了一个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它融合了左右翼，同时也吸纳了传统资源，并兼容于各大宗教的世界观。杜金认为这种新的意识形态的三条主要原则在于社会正义、国家主权和传统价值，同时尽管或许统合这么多颇有分歧的世界观并不容易，但他认为在面对一个共同的敌人的前提下，它们能实现最大程度的联合。杜金也试图为第四种政治理论找到一个主体或者说行动者，在他看来，共产主义的主体是阶级，民族主义的主体是种族或民族，各种宗教的主体是信众团体，而第四种政治理论的主体就是海德格尔的此在(Dasein)概念。杜金认为此在概念将是第四种政治理论作为一种包容性的意识形态发展和整合如此多元异象的观念群的最大公约数。在杜金看来，此在概念主要强调的是一个人和其所在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关联，但它的具体含义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之中又都是不同的。借助这个概念，杜金实现了从多元语境中缔造一统的思想工作，同时由于如何理解此在要每个人联系自身的文化处境来分别定义，它又给了每一个联盟者足够的诠释空间。杜金反对用左中右类型学理解第四种政治理论的思想光谱。在他看来，第四种政治理论既不是批评自由主义的左翼共产主义，也不是右翼的民族主义。就与后自由主义的关系而言，已经无法确定左翼和右翼的位置，而只剩下两种立场，要么服从(中心)，要么反抗(边缘)，而这两种立场都是全球性的。因此第四种政治理论是一项共同事业的集合，它们来自于那些在现代化和后现代的过程中被抛弃、颠覆和贬损掉的事物和价值的反抗冲动。杜金还指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并不是空洞的和抽象的，而是总是服务于一定的政治实践，并在一个具体的历史过程中展现自己的力量。20世纪是自由主义、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三种意识形态相互争斗的世纪，三者产生于欧洲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之中，因而构成欧洲现代性问题的主要思想形态。作为对欧洲传统的挑战，自由主义首先于18世纪产生，并逐渐发展成为主导欧洲的意识形态，与之相伴随的是一个日渐商业化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由平等化的代议政治以及个人化的社会伦理生活。共产主义产生于19世纪，主要针对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所产生的阶级剥削问题，以及极端个人化导致的社会分裂问题，关注的是分配和公正问题，而民族主义则产生于20世纪，主要来自对个人化、原子化的自由社会的反抗，看重的是一个人的集体身份，这种身份通过历史和传统赋予人一种身份认同，从而缓解向现代转型过程中带来的焦躁感和无措感。民族主义的极端形式就是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杜金认为，三种意识形态各自依托不同的概念相互竞争，自由主义看重个人，而共产主义强调阶级，民族主义重视民族。观念层面的竞争，伴随着实际的政治斗争，首先表现为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其次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抗法西斯主义，最后则是二战之后围绕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产生的冷战对峙。随着20世纪末的苏东剧变，自由主义战胜共产主义而大获全胜，人类也进入由美国主导的单极全球化时代。在后现代(全球化、后自由主义、后工业社会)时代，以个人为核心的自由主义也渐渐失其实质和进取精神，逐渐退缩进后现代而变得萎靡不振，自由主义所诉诸的个人，也演变为空洞的、没有任何集体身份的形式概念：它没有宗教，因而是世俗主义的;它没有民族，因为是普世主义的;它没有阶级，因为每个人都成了中产阶级;它没有祖国，因为它倡导人权;它甚至没有了性别，因为是男是女已经无所谓了。在反抗之余，第四种政治理论也有肯定的东西，那就是传统和宗教、等级和家庭。在杜金看来，传统及其代表的价值在现代性来临之际被推翻，于是“上帝死了”、“世界驱魅”、“神圣终结”，现代性的精神在于用人取代了神、用哲学和科学取代了宗教，用理性和科技的建构力量取代了启示和信仰的位置。而正是现代性的精神，孕育了自由主义、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三种意识形态，因而对现代性的反抗就意味着回归传统，以及尤其所代表的神圣价值，这意味着宗教的回归。而一旦宗教回归，那么后现代，及其代表的价值体系就自然意味着放逐，成为“敌基督的国度”。在这个意义上，第四种政治理论乃是要现代哲学对人的行上存在的遗忘，找回人类存在的本体论和神学根基。而一旦人在形而上层面找回自己，就必然意味着一个全新的等级结构的形成，在这个结构中，家庭、民族重新找到自己的存在空间，在政治层面，这意味着一种帝国秩序的回归。杜金所发展出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反抗的哲学，它有明确的敌人—自由主义，为此它试图借用“第四种政治理论”来整合所有对自由主义持异议的观点和立场。而这所有的一切要想获得生机和活力，就必须在另外一个关键点上撇清和自由主义的界限，那就是革命问题。归根结底，这个现代世界来源于一场革命建立的新秩序，自由主义正当化了这场革命，但很快就通过反革命的叙事终结了其他革命的可能。因此革命在自由主义的叙事中，只在一个瞬间闪现而后销声匿迹，而反革命则成为了自由主义的永恒主题。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声称与自由主义毫不妥协斗争的哲学，最后必然发展出自身的革命立场。在杜金看来，人类历史又来到了一个节点，一个末世时代的阴影笼罩着全人类，资本主义已经终结，资源也业已枯竭，社会瓦解了，民族和人民消散了，知识被意见消解，进步的信念消失了，甚至于个人也变得无足轻重。这逼促任何无法忍受现状的人站出来反抗，并从这层废墟中建立一个崭新的“正常的”世界，它需要一个不同于金融资本主义的新经济形式、承认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并从全人类利益出发，有计划的使用和分配资源，而人类的生存也不再是破碎的、分裂的原子式的个人，而是通过一种集体结构，通过文化、知识、语言、实践和信念，发展世世代代的认同，这种认同最终是为了保存每个人的尊严、实质，以及他的整全性，在此基础上，民族和国家得以发展自主的、个性的、传统的模式，人类将重新对未来充满希望，而世界也将变得多样和多元。在杜金看来，这一切的实现都需要一场新的全球革命，它旨在通过激进的手段通过这个全球的寡头统治，以及它所以来的各国精英。而这在观念层面，就意味着发展一场针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全面战争。承载这种价值的西方世界将会毁灭，而操纵这一切的幕后黑手—美国将被视为绝对的恶予以剪灭。“美利坚帝国必须被摧毁!”而任何赞成或者支持全球自由霸权的人或集团，都将是这场革命运动的敌人。而伴随着革命、牺牲和死亡，这个弊病缠身、行将就木的世界将被摧毁，在这片废墟之上人类将赢得新生。这种新生预示一个崭新的未来，一个有机的、团结的社会，一个存在无限开放和对话可能的新国度，一个人类文明发展的新起点，一个欧亚主义的新天新地。杜金的地缘政治观并不是每个人都会认同，但地缘政治在当今全球秩序中的核心位置却是不容否认的，尤其是位于欧亚大陆上的诸个国家和文明体，天然接壤、复杂族群、利益交汇等，都促使审慎的政治家探寻审时度势的地缘战略。就俄欧关系而言，尤其值得我们重视的是普京一直呼吁和德国一道建设“大欧洲”的战略建议，通过建设一个从里斯本到海参崴的经济、文化和安全空间，俄国的自然资源可以被用于欧洲的工业和技术发展，而俄国也为欧盟提供了通向亚太地区的地缘和战略通道。而这项决议之所以迟迟无法采行，根源在于欧盟共同体建构在政治上将民主的政权原则纳为其核心议题，在安全上局限于北约的军事框架。对于俄罗斯本身的地缘结构而言，采纳民主原则无异于将自身的共同体瓦解，也正是基于这种顾虑，俄国和欧盟围绕乌克兰问题展开了长久的拉锯战，背后实质是两种秩序观的冲突。而随着全球经济中心往亚洲转移，以及中俄关系日益亲近，一个如卡耐基莫斯科中心Dmitri Trenin所言的从“上海到圣彼得堡”的“大亚洲”也逐渐呈现出来。这诸种政治情势，都可以在杜金著作中找到痕迹。在价值观层面，杜金的努力试图缓解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意识形态缺乏的焦虑症。不同于中国一直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理论旗帜，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迟迟找不到前进方向，也正是因为这种迷茫才使得在后冷战初期俄罗斯采行了全面倒向西方的改革策略，其结果是不但没有获得认同，反而产生经济寡头化，乃至国家解体的政治危机。基于此，我们也不难理解普京在俄乌战争爆发前后主张的“保守主义”价值观对冲美欧自由主义思潮的咄咄逼人。这种姿态不仅有助于缓解自由主义对非西方社会体系的瓦解力量，而且有利于争取西方社会内部的部分舆论，比如欧洲的各种右派势力甚至美国的茶党等保守派。作为一种反抗自由主义的学说，杜金的第四种政治理论可以说穷尽了一切统战需要的可能，包括因分配问题而迥异于自由主义的左派，和因理性主义而与自由主义发生裂隙的右翼。当然，就其思想底色而言，杜金一贯坚持的是其文明概念，它反对一切普世主义的主张，并认可一个多元文化共存的和谐世界。从这个视角出发，自由主义本身也被和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价值观关联起来，而予以特殊化和地方化。当美国强势之时，美国可以全球推行其自由主义价值观并通过逐渐趋同化而走向历史终结。在后美国时代，每个国家都在寻找整合自己的制度体系和价值观，从而导致了伊斯兰国的圣战、日本右翼与俄国保守价值观的复兴。地缘政治观和意识形态观的混合成就了杜金的新欧亚主义的理论价值，其终极诉求是将人放在既定的地理-文化结构之中理解而不是自由主义所设想的自然状态或海洋世界。这无疑契合了欧亚大陆国家的政治地理现实，而正是这个无法为海洋世界所染指的欧亚腹地，赋予了这种学说一种精神价值和神秘色彩。不同于俄罗斯封闭的地缘处境，中国面临着广阔的太平洋，并借助大洋彼岸的美国的产业转移实现了自己的经济腾飞，然后又试图借助“一带一路”战略将这种产业发展通过欧亚大陆延伸到大西洋。在这一战略实施过程中，地缘战略问题及其导致的安全战略问题与随着中国崛起而不断主张的中国文化群体的普世主义心态，未来都将不断面临来自欧亚腹地的普京欣赏的杜金等俄罗斯保守派激化的地缘战略挑战。

　　杜金对俄罗斯的影响到底大不大?2021年8月6日绍伊古会见俄国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的学者时提议把俄国的首都从莫斯科迁到西伯利亚(Novosibirsk)，说是要在新西伯利亚建5座中心城市，每座人口不少于30万，总人口超过百万。绍伊古是克里姆林宫的资深官僚，现任的国防部长。他从2012年开始就向普京多次进言要迁都，为什么?要增加俄国的战略安全。为什么俄国的军方有这样担忧?他没讲出来的就是，俄国的精英最担心的是俄国东部的西伯利亚部分国土会被中国蚕食掉。为什么俄罗斯军方对北京有这么大的防范心?你得了解俄国东半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状况，才会理解这种担忧。你从北京坐火车横穿整个西伯利亚到莫斯科，再从莫斯科到柏林，就会注意到在西伯利亚有个特点，就是它的人口主要集中在这唯一的这条铁路沿线，而且大部分居住在铁路沿线的中小城市。这些城市普遍的破旧，工厂老化，居民贫困，而城市之外只有少量的村子，大部分土地是荒芜的。这种状况从苏联解体之前到现在，不但没有改善，相反不断地恶化。俄国历史上的西伯利亚地区曾经是亚洲游牧民族活跃的地方，所以蒙古人、突厥人、鞑靼人、匈奴、鲜卑都在那里生活过。到现在俄语里仍然称中国为Китай，这个发音来自“契丹”族的族名，俄国人曾认为凡是从亚洲过去的都是契丹人，所以把中国称为Китай;西伯利亚这个名称怎么来的?俄文是Сибирь。这个地名是鲜卑这个民族的族名，因为可能古代鲜卑人最早在西伯利亚生活过。沙皇时代的俄国大力扩充国土，一直延伸到远东的太平洋海边，所以今天俄国的国徽仍然是双头鹰，一个头看向西方，一个头看向东方。对俄国来说的话，它东半部的国土是不能放弃的。但是，现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出现了大量人口流失，远东地区现在每平方公里只有1个人。那俄国和中国东北地区有4300多公里的边境线，俄罗斯那边是每平方公里1个人，中国这边是上亿人，所以到俄国打工成了很多中国人的一种选择，而俄国人也需要这样的劳工。最近一篇报导谈到俄罗斯分东西两部分，这是俄国的报导。说分界线就是乌拉尔山脉和叶卡捷琳堡，也就是俄罗斯的欧亚分界线。这个分界线以东，俄罗斯的一半国土已经全面空心化，人口大规模西移，很多城市、城镇、工厂和居民区已经没人了;与此同时，俄罗斯远东地区出现大批中国人，非法的和合法的加在一起，已经超过了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人口。这意味着说，俄罗斯的国土安全已经面临来自中国人口的威胁。俄国在处理俄中关系方面存在着中央和地方的矛盾，整个东部地区就是西伯利亚地区加远东地区，当地居民是欢迎中国移民的，想依靠中国移民为他们工作，创造财富，来养活俄罗斯的远东地区。但是俄罗斯的中央政策和地方政策有根本的冲突，因为这个局面长期不改变的话，俄罗斯始终面临东部国土安全面临严重危险的这种状态。所以在这种背景下，俄罗斯是不可能和中共有真正的战略合作的;换句话讲，俄罗斯对东部的不安全感，决定了中俄两国不会彻底联手，只能是互相利用。2021年普京对俄国共产党骨干大规模抓捕。从普京一些场合的言行来看，他本人应该也是不喜欢共产党的。苏联垮台后俄国一直有一个党就是替代原来的苏联共产党。20世纪最后十年每次选举大概俄国共产党能拿到20%到25%的选票，现在有点衰退。2021年9月普京突然下令安全部门对俄罗斯共产党展开持续的抓捕活动，还查封俄共中央大楼和俄共莫斯科市委大楼一共查封了3天。据说，因为普京得知俄罗斯共产党企图推翻普京，所以他对俄国共产党加紧镇压，美国之音曾报导俄共领导人叫久加诺夫等俄罗斯共产党高官反对普京。俄共的总书记久加诺夫有3本书在中国出版，有1个孙子在中国留学实习。另外，像靠近中国的伊尔库茨克州的州长叫列夫琴科，他一家每年三分之一的时间是住在中国的。普京打击俄国共产党，并不是说俄国共产党真的就已经构成了对普京的实质性威胁，而是因为这些都是苏联当年玩剩下的。此处长文从略。俄罗斯有时事评论人士尼寇里斯基认为：“俄罗斯把中国当成威胁的思维从来没改变过;而且，两国关系越密切，就有更多的人能感觉到双方关系中的那种潜在不信任。”尼寇里斯基说：“很多观察人士、媒体记者们都不再像五年前那样对俄中关系充满乐观……很多人现在都知道台面下的问题太多了。”

　　俄乌战争爆发后绍伊古出师不利，和绍伊古的军改关系很大。如果了解绍伊古这个人，对他的军改就不应该抱有什么期待。奈何我国所谓砖家都是为了搞钱和评职称，对着外方提供的官方资料搞一下摘抄就稀里糊涂过去了。名门正派的专业军事博主，自然也不会去专门做尽职调查。绍伊古这个人也挺逗，他明明是个唐努乌梁海蒙古人，大饼脸黄毛鞑子，按说应该憨厚的，却偏偏有两个最大特点，一是勤奋，二是玲珑。他做任何事情，都只是为了上下左右的人高兴，给他好评。至于事情本身如何，绍伊古从来不在乎。特像“狠抓工作、狠抓领导、狠抓群众”，“让领导满意、让群众满意”的那个卢恩光主任。绍伊古的改革说白了就是，既然你们都骂谢尔久科夫，都要摩步师，都要坦克军，那我就给你们弄回来。至于摩步师怎么重建，反正糊弄出来就行了，本身也没打算真的上阵。他是硬生生把摩步旅扩充到5-6个团，人员缺口就用义务兵。为了把壳子糊起来，绍伊古明知道T14和苏57这样的装备不成熟，还是批准服役，阅兵专用，大家开心。总之，绍伊古军改该有的概念全都有，该有的装备也全都有，领导视察足够用，参加展会足够用，干涉小国也够用。看着很像个样子，国内很多砖家就信了。他们从来没想过，他们看到的这些东西，其实就是全部，俄军瓤子是空的。国内老砖家信了不要紧，关键问题是普京自己信了。由于某些人的作用，多半是帕特鲁舍夫，普京相信了泽连斯基一踹就跨，决定趁机炫耀一下俄军军威，来个胜利大进军。绍伊古这时候知道苦了，大部分部队打不了，也不是为打仗准备的。如果只打顿巴斯，用兵少，俄军这点装门面的家底还够用，不至于破相。打叙利亚就是，全军调集精锐，表演挺精彩。但这次不一样，全面战争，底裤都露出来了。西边无晴东边雨，双头鹰的国徽或许显示出俄罗斯具有一定的政策灵活性。尽管在地理上，俄罗斯大部分领土位于亚洲，但在政治历史上，俄罗斯一直把自己视为欧洲国家。然而自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花费三十年时间的"忍耐"，并没有换来西方阵营的"包容"，反而是北约东扩的脚步一步步逼近俄罗斯家门口。忍无可忍的俄总统普京，这才在乌克兰发动反击。面对"战斗民族"的震怒出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国家再也维持不住虚伪的面目，它们将俄罗斯视为"公敌"，绞尽脑汁地全方位制裁俄方。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既然无法融入欧洲，始终无法获得西方的认同，那或许干脆与之决裂倒是更合适一些。据环球网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宣布退出欧洲委员会，欧洲委员会今后不会再出现俄罗斯代表的身影。从这个角度来说，俄罗斯可谓是在相当程度上抛弃了长期以来的"欧洲身份"。没有了欧洲身份，"战斗民族"该怎么办?幸运的是，该国国土面积广袤，完全可以实施极大范围的战略重心转移。前几天，普京宣布将把南千岛群岛列为"经济特区"，所有在该地投资开发的企业，无论是俄罗斯国内还是国外资本的，都可以享受长达20年的免税期。这么做无疑是在开发远东地区，激发俄罗斯的经济潜力，确保该国的持续发展。在更早之前，俄罗斯防长绍伊古曾提议，把俄罗斯首都从莫斯科迁移到西伯利亚，并在那里打造数个百万级人口的大城市，大力开发远东。如今，俄罗斯宣布退出欧洲委员会，或正是意味着该国的发展重心开始东移。此举符合俄罗斯的长远利益，是其保持大国地位的绝佳手段之一。普京带领着俄罗斯重返世界级大国之列，但经济上的弱势无法为这个国家提供可靠的底气。但若我们仔细观察西伯利亚地区，那里地旷人稀、资源丰富，如果能对这片地带进行有效地开发利用，俄罗斯的经济将有望上一个台阶，而只有持续的经济发展，才能为一个国家屹立世界提供足够的底气。普京在俄乌战争爆发前就"早有部署"：中俄之间签订的多个能源协定，以及将千岛群岛列为经济特区，吸引包括中资在内的外来投资者，都显示出普京对俄罗斯未来的规划。既然"西方"已经被围堵，那其固然要将发展方向转向"东方"，背靠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俄罗斯经济才有重振雄风的可能。长此以往，全球经济乃至政治格局都将迎来巨变。

　　最支持迁都的是俄国防部长绍伊古在2021年俄议会上有过详细的讨论，连整体建设，总体发展方案都有。最终没有通过，可能是时机不对，最根本的是没有得到普京的认可。有网友称：“气势不能输，迁都就输了一半，不断不能迁都而且还要在熬得塞，赫尔斯或者克里米亚见一个陪都!就是要藐视北约东扩，战略核力量全天候值班!”有网友称：“说实话，普京不同意，我也不同意，首都迁到西伯利亚，就会进行扩张性战略防御，长期来看会对我们虎视眈眈，相互猜忌，若是这样俄罗斯离解体不远了。”有网友称：“迁都到亚洲部分意味着俄罗斯放弃欧洲认同加入亚洲，短期内不可能。虽然这样会安全很多，但多数俄罗斯人不会认同，他们认为这是向西方压力退缩，莫斯科大公国绝不会放弃莫斯科的，除非真的守不住了……”有网友称：“不可能迁都，如果迁都，在乌克兰流血取得的一切都付之东流了。虽然作为战争准备之一可以理解，斯大林都做过这个准备，但要俄罗斯迁都，除非俄罗斯人不叫俄罗斯人” ……普京还要左顾右盼?

　　俄乌战争尚未结束，国内舆论场就在讨论俄罗斯未来的战略方向是否会转向的问题了。从讨论的情况来看，可谓是见仁见智。不过，既然是预测事态的走向，那就必须符合常识和逻辑。所以，本文将从俄乌战争的几种结果、俄罗斯与西方及东方的历史渊源、俄罗斯战略理论界的主流思想、俄罗斯的民意倾向、俄罗斯的地理位置及发展状况等层面来分析和回答这个问题。从理论上来说，俄乌战争无外乎存在着三种可能的结局。一是俄罗斯大获全胜，完全实现了“特别军事行动”的各项目标。二是陷入战争泥潭，因为克里米亚和顿巴斯问题与乌克兰纠缠不清。三是被美西方主导的这场“混合战争”打败，被迫改弦易辙。根据俄罗斯高层陆陆续续释放出的信息来看，俄罗斯这次“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有如下几个，即对乌克兰“去军事化”、“去纳粹化”，促使乌克兰“中立化”，“解放顿巴斯”，终结美国的霸权等。显而易见，如果俄乌战争的结局是第一种可能，那么现有的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和体系将被颠覆。那样俄罗斯将成为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之一，战略转向问题也就不存在了，俄罗斯也就可以完全依靠自己的战略思维行事了。如果俄乌战争出现第二种结局，即如果俄罗斯陷入战争泥潭，俄罗斯的主要精力将被用于应付战争以及西方国家的长期制裁上，也就不可能有精力和实力实施战略转型，自然谈不上是向东或向西了。如果俄乌战争出现第三种可能，即俄罗斯被美英主导的这场“混合战争”打败，现有的欧洲地缘政治将发生几个世纪以来的最具“颠覆性”的改变，那样美国将对俄罗斯彻底改造并将其强行融入美国设计的欧洲地缘政治体系。当然，这样的可能性极小。现任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系主任、俄罗斯智库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名誉主席的谢尔盖·卡拉加诺夫是俄罗斯著名的政治学家和国际问题专家，还曾是叶利钦和普京的顾问，所以也是俄罗斯战略方向理论层面的首席专家和主要设计者。俄乌战争爆发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俄罗斯实施了史无前例规模的制裁，一度使俄罗斯面临了极大的困境。为此，意大利媒体《晚邮报》采访了卡拉加诺夫，并提出了类似于俄罗斯是否会进行战略转向的问题。卡拉加诺夫很肯定地表示，他不太满意那样的情况。卡拉加诺夫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毫无疑问，我们将更加依赖中国。我倒不担心俄罗斯会变成中国手中的棋子。我对这种情况不太满意，因为我宁愿与欧洲建立更好的关系。”尽管欧洲国家并不愿意接纳俄罗斯融入欧洲，甚至认为“扒开一个俄罗斯人的皮，里面却是个蒙古人”，但俄罗斯人始终认为他们是欧洲人，他们属于欧洲，甚至一直都以东罗马帝国的继承者自居。而且，自彼得大帝谋取波罗的海出海口开始，俄罗斯就一直没有停下进入欧洲的步伐，更没有放弃过融入欧洲的愿望。从血脉、情感、文化等历史渊源的元素来说，沙俄贵族一直都有与欧洲通婚的传统。比如，叶卡捷琳娜一世就是波兰人，而叶卡捷琳娜二世则是德国贵族。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更是与英国国王乔治五世是表兄弟。俄罗斯也是个对外移民大国，据不完全统计，在过去20年中，俄罗斯以1060万人左右的向外移民数字名列世界第三位。而其中绝大部分人的移民地是欧洲、美国和加拿大。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感觉没有种族和文化层面的障碍。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爆发后俄罗斯一直都有关于“迁都”问题的探讨，甚至是计划。其中，国防部长绍伊古是最积极的推动者。而之所以有“迁都”这个动议，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来便于开发西伯利亚。二来亦有为战略调整埋下伏笔之意。毕竟，俄罗斯国徽上的“双头鹰”标志有兼顾欧亚之寓意。然而，对于“迁都”计划，俄罗斯上上下下的热情并不高。所以，一直都没有实质性的实施。原因就是代价太大，成本太高，以及人们的生活习俗难以改变，等等。俄罗斯的国土面积为1709万平方公里，亚洲部分为1300万平方公里左右，而欧洲部分的面积则仅有400万平方公里。如果仅从地理面积来说，“迁都”到远东地区似乎更符合发展要求。然而，却有两个现实问题是俄罗斯难以克服的。一是东西部的发展差距。二是人口的聚居现状。俄罗斯的欧洲部分面积只有400万平方公里，但俄罗斯1.4亿人口中的80%都聚居在此，而且主要集中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几座主要城市中。而且，俄罗斯的经济、贸易、人员往来也主要集中在西部。直白地说，俄罗斯1.7万亿美元左右的GDP根本就难以支撑起迁都的成本，自然也就成为向东看齐的障碍。道理很简单，如果西伯利亚得不到开发，战略转向自然难以实施。从俄罗斯主动调整战场目标，将战场主攻点集中在顿巴斯地区来看，显然有调整“特别军事行动”战略目标，尽快结束冲突，不给美国和西方利用此次俄乌战争削弱俄罗斯实力的机会。果真如此，俄罗斯自然也就无需进行国家战略方向的调整了。综上所述，直白地说，不管此次俄乌战争出现哪种结局，也不管是主观愿意还是被动所为，俄罗斯仍然会与欧洲地缘政治难以割舍，自然也不可能在战略方向上向东看齐。即便是不考虑俄罗斯与亚洲的历史渊源，已经太挤的亚洲也未必适合俄罗斯的国家发展战略方向彻底调头。如果将俄罗斯一直渴望融入欧洲比作“郎有情妾无意”，那么俄罗斯向东看齐的地缘战略则可能是“落花有意而流水无情”。

　　俄罗斯四分之三的人口生活在欧洲部分的领土上，经济中心和主要的工业基地也位于欧洲，首都莫斯科以及圣彼得堡等主要大城市也普遍集中分布在欧洲。俄罗斯的历史起源于东欧平原上的莫斯科大公国，所以俄罗斯民族的发源地是在欧洲。俄罗斯的主体民族俄罗斯族属于斯拉夫语族的民族，同东欧的乌克兰、波兰、捷克、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保加利亚等国存在普遍的亲缘关系。在漫长的历史传承过程中俄罗斯皈依了东正教(基督教分支之一)，俄罗斯因此被纳入基督教文明圈。最初欧罗巴特指希腊本土，后来把爱琴海诸岛包括进来。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时期欧洲的范围一度向东延伸包括如今被归入亚洲的小亚细亚等地，这时的欧洲其实是一种文化概念，即接受希腊文化的地区。公元2世纪托勒密将顿河作为欧洲和亚洲的分界线，这一观念一直维持到17世纪。在相当漫长的古代历史上，俄罗斯所在的东欧平原与西欧地区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文明特质，所以这一地区长期被排斥在欧洲主流文明体系之外。俄罗斯是一个典型的斯拉夫人为主体的国家，在种族和文化上与西欧国家是截然不同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样的观念不仅存在于我们东方民族的思维意识中，也同样存在于西方人的脑海中。俄罗斯是基督教文明的一员，但信奉的却是特立独行的东正教派。俄罗斯是东正教国家中的唯一大国，所以向来以东正教盟主自居，这也就不可避免会介入东正教与西方教派的争端。历史上俄罗斯曾被蒙古人建立的钦察汗国统治长达两百多年，因此俄罗斯在其他欧洲国家眼中是混有蒙古血统的，这导致西欧各国在心理上对俄罗斯存在隔阂。被蒙古征服占领了两百余年使俄罗斯同西欧各国发生的大航海运动、文艺复兴等失之交臂，自认为文明层次更为先进的西欧各国视俄罗斯为蒙古化的蛮夷之邦，俄罗斯人在一部分西方人的眼中就是野蛮落后的“白色鞑靼”。西欧各国看俄罗斯大有春秋战国时期中原诸侯视秦、楚为西戎、南蛮的感觉，俄罗斯本身从某种意义上也对西方文明怀有一种艳羡之情。俄罗斯有着数百年向西方学习的历史，从1697年荷兰的赞丹港迎来一支俄国使团到1721年大北方战争结束，俄国用了163年才实现为获得波罗的海出海口这一夙愿，同一时期俄国向东推进的速度可比这快多了，西伯利亚地区的气候过于严寒而一直没能形成强势的本土民族，根本无力与已装备火绳枪的俄罗斯人对抗。1581年俄国殖民者越过乌拉尔山脉，1637年推进鄂霍次克海一带。19世纪末俄国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版的《对我们来说亚洲是什么》一书认为：“俄罗斯必须从欧洲帝国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欧洲我们是小丑和奴隶，但在亚洲我们是主人”。从此俄国同英国展开了一场争夺中亚、阿富汗、波斯以及中国新疆、蒙古、西藏等亚洲内陆腹地的地缘大博弈，这场延续百年的地缘政治大博弈把波斯、阿富汗、中国等国都卷入其中。俄国逐步成了东西方各种新思潮的交汇地：专制主义、宪政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几乎当时世界上所存在的任何思潮都能在俄国找到。俄国的文学家用文字批判农奴制和专制制度的腐朽，俄国的音乐家用旋律抒发对专制的控诉，俄国的科学家以探索的精神破除陈腐的迷信……在这样的状态下，俄国为世界贡献了列夫·托尔斯泰、柴可夫斯基、门捷列夫……俄国的革命家们则跃跃欲试打造一个新世界，尤其是杜金强调”我们俄罗斯既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我们是人类文明中独特的存在，我们就是俄罗斯”。俄罗斯地缘环境上的孤独境遇在某种程度上催生了强烈的大国情结——俄罗斯人迫切希望做出成绩向世界证明自己是人类历史舞台中独一无二的角色。普京曾说：“俄罗斯有且只有两个盟友——陆军和海军”。言下之意即是俄罗斯在国际上是孤独的，所以除了自己谁也不能依靠。1472年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与拜占庭公主索菲娅联姻后就自称“第三罗马”，以自己继承了来自拜占庭帝国的东正教传统为荣：俄国作为信奉东正教的唯一大国受到西方国家另眼相看，俄国人却为自己这种迥然不同于西欧的人文特质而感到鹤立鸡群。俄罗斯人还认为自己在历史上曾三次拯救过欧洲、拯救过西方：第一次是蒙古入侵欧洲时俄罗斯所起到的屏障作用使西欧国家得以避免被蒙古征服的命运，第二次是打败了妄图吞并整个欧洲的拿破仑，第三次是解放了纳粹占领下的欧洲。俄罗斯人心中的第一次拯救欧洲恰恰被西欧人视为俄罗斯被蒙古征服的铁证，所以西欧国家始终认为俄罗斯从骨子里是受到东方蒙古人影响的国家。作为斯拉夫族系、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和西欧国家在种族、教派上都显得格格不入。蒙古统治的两百余年使俄罗斯与西欧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形态上出现了巨大的分野：西欧国家在文艺复兴和大航海之后走向繁荣，俄罗斯则长期保留着封建专制和农奴制传统。西欧国家始终对俄罗斯抱着固有的偏见，尤其是麦金德的地缘政治学说中提到俄罗斯是占据国际地缘政治心脏地带的国家。世界由转型期转向平稳发展的时期后决定各国实力强弱的首要因素不再是创新而是体量，新技术、新制度总是会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尤其是新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使后起的国家在技术层面可能仍与先进国家存在一定差距，但这种差距的大大缩小使各国之间已不存在明显的代差，这时拥有庞大规模体量的国家即使在技术上略微落后一些也完全可以通过质量不够数量凑的模式弥补自己的短板缺陷。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日益普及，俄罗斯在极短的历史时间内获得了对广袤国土进行工业开发的能力。两千余万平方公里国土哪怕只进行初级开发也完全可以实现质量不够数量凑的规模效应，俄罗斯的国力因此在短时间内迅速增强并具备了对周边国家颠覆性的地缘优势。俄罗斯和西方之间就此形成一种你追我赶的竞争态势：每当世界政治、经济、军事体系出现结构性变革之际俄罗斯都会因为自身文明与体制的滞后而被西方甩在身后，世界政治、经济、军事体系进入稳定发展阶段后俄罗斯的体量优势则会逐渐弥补文明、体制、技术上的不足。苏联的成立又使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之间出现了意识形态上的分野，冷战格局形成后所谓的”东方国家“和”西方国家“不再单纯只是地理概念。这时所谓的西方国家其实是指的政治上追随美国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之对应的东方国家则是指的以苏联为核心的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在政治上既不追随美国也不追随苏联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则被称为第三世界国家。冷战时期西方阵营和苏东阵营在各自不同的意识形态之下尖锐对立了几十年，这一时期西欧各国对以苏联为首的华约阵营的钢铁洪流始终充满恐惧感。苏联解体后叶利钦天真地以为意识形态差异的消失能扫清俄罗斯融入西方体系的障碍，所以这一时期的俄罗斯在内政外交上全面效法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但北约东扩压缩了俄罗斯的传统地缘战略空间，因为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依然是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身为世界霸主的美国而言最忌讳区域性霸主的存在，俄罗斯庞大的国家规模体量、强大的军事工业、丰富的资源储备使其具备一个区域霸主的实力。同时美国也需要塑造一个外部敌人来维系北约内部的一致立场，而俄罗斯恰恰适合扮演这样的角色。普京认清北约封锁围堵俄罗斯的战略图谋后转而以对西方国家保持强硬姿态使俄罗斯人重拾大国自信，俄乌战争更让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关系雪上加霜。19世纪俄国著名思想家赫尔岑就把俄国究竟是走西方式道路还是东方式道路称为俄国历史发展的斯芬克斯之谜，俄罗斯的国徽上的双头鹰寓示着俄罗斯地跨东西方两大洲的地理格局。俄罗斯的种族、宗教、历史、文化中的东方基因都是极其微小的，但你也很难说俄罗斯就是一个纯粹的西方国家。三百年前俄罗斯的彼得大帝曾实行全方位的西化改革，但俄罗斯独特的地缘区位和人文历史使其在欧洲一直保持着独立独行的状态，以致于迄今为止仍有不少西方国家将俄罗斯视为有蒙古血统的“白色鞑靼”。表面上俄罗斯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都有出入海洋的通道，但北方的北冰洋航线由于常年封冻而导致利用价值偏低，位于西部的波罗的海通道现在只剩下芬兰湾一隅的出海口，南方的黑海通道由于北约成员国土耳其扼守着黑海海峡的门户而大大降低了其战略意义。俄罗斯在西部面向欧洲的领土受到西方国家的封锁围堵，为什么不尝试大力开发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呢?绍伊古认为幅员辽阔的俄罗斯东西跨度太大，而首都莫斯科所在的位置过于偏西，所以不利于统筹全局。迁都西伯利亚后大量人口、产业随之东移将大大缩短了东部与西部交流的距离，也能就地取材利用西伯利亚丰富的资源发展经济。绍伊古的迁都提议也有国防安全上的考虑：莫斯科离乌克兰太近，战斗轰炸机无需空中加油或转场就能往返一次，所以乌克兰加入北约是俄罗斯不能容忍的。迁都西伯利亚将大大缓解俄罗斯面临的国防压力，而西伯利亚人广人稀、资源丰富。这块地广人稀的土地之下蕴藏着占俄罗斯全国已探明的各种矿物资源总量的80%以上的宝贵资源，其中煤炭和淡水资源超过全俄总量的1/3，其他矿产资源如石油、金矿、银矿、铜矿、铁矿、铂矿的总价值超过25万亿美元。单单是这一地区广袤的土地就为俄罗斯提供了辽阔的战略纵深，而远东地区最东端的楚科奇半岛与美国的阿拉斯加的直线距离不到40公里，楚科奇半岛上却又无数导弹瞄向美国，这是对作为俄罗斯战略对手的美国一个极大的牵制。位于远东地区南部的海参崴作为俄罗斯在远东地区最大的港口年吞吐量约1000万吨，这里也是俄罗斯海军第二大舰队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所在地。近年来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紧邻的中、日、韩三国目前的经济发展势头都相对良好，尤其是中国与俄罗斯达成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俄罗斯迁都西伯利亚有利于加强与中国的经济联系，对振兴本国经济有重大利好。俄罗斯在远东拥有一个经济中心就可以通过向东亚各国卖油气大赚一笔，又可以较为便利地从东亚各国购入工业原材料。届时就能以远东经济中心带动全俄经济发展，也能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欧洲方向的战略围堵。迁都东部地区是俄罗斯缓解战略压力最直接、成本最低的方案，但俄罗斯高层担心迁都会导致新的地缘政治问题，即俄罗斯放弃在欧洲发展的机会乃至世界级大国地位。“脱欧入亚”意味着对俄罗斯之前奋斗了三百多年的目标进行否定，在一部分俄罗斯人心目中这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懦夫行为。绍伊古则认为这有利于休养生息积攒实力而捍卫俄罗斯的大国尊严，但俄罗斯要迁都西伯利亚也面临诸多现实问题。中国东北地区和邻近的俄罗斯远东地区在南方人眼中都属于寒冷地带，而俄罗斯远东地区比起中国东北要加一个“更”字。赫鲁晓夫曾投入六十七亿卢布并动员数十万志愿者到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垦荒，但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垦荒所实现的粮食增产极为有限，更糟的是导致了当地本就脆弱的生态环境的恶化。人口稀少也是制约俄罗斯远东地区耕地开发的主要因素，而机械作业的全自动农业则需要大量资金，这两项条件恰恰都是俄罗斯远东地区所不具备的。2015年海参崴举行了第一届东方经济论坛，旨在扩大俄罗斯远东地区开放程度，进而吸引外国资本注入以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此后俄罗斯又在2016年、2017年、2018年、2019年陆续举办东方经济论坛，普京早就感受到了东亚经济的崛起，俄罗斯当然要搭乘东亚经济腾飞的便车。2011年俄罗斯创办“远东和贝加尔地区发展基金”，次年成立远东发展部并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举办APEC峰会。俄乌战争助长了俄罗斯这种战略东移的倾向，以普京为核心的俄罗斯决策层其实早就想以振兴远东经济的方式打破俄罗斯被西方国家孤立排挤的状态了。但俄罗斯在远东地区也缺乏直接面向外洋的出海口，俄罗斯太平洋舰队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出入太平洋需要经过宗谷海峡，这就意味着其一举一动实际上都处于日本和驻日美军的掌控下，所以符拉迪沃斯托克在军事和商业上的利用价值其实还不如欧洲方向的港口。俄罗斯是一个地跨欧亚的大国，但俄罗斯的人口和经济带毕竟主要分布在欧洲，位于远东地区的符拉迪沃斯托克距离俄罗斯的核心地带实在过于偏远了，所以对俄罗斯国家整体经济的帮助很有限。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也要衡量花大力气建设一个远离本国战略中心的地区是否值得的地缘战略问题。

　　俄罗斯到底是欧洲国家还是亚洲国家?答案显然是欧洲国家。但是要是问俄罗斯是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这就比较矛盾了。俄罗斯的文明从来都是一个东西方结合的文明。在地理位置上，东欧平原是东方游牧民族西迁的一个通道。历史有西徐亚人、萨尔马特人、哥特人、匈奴人(保加尔人)、柔然(阿瓦尔人)、可萨人(突厥人)相继迁徙到了这里。这些游牧民族大量定居于东欧平原，是俄罗斯民族的主要基因来源之一。不过，历史上建立俄罗斯第一个王朝的却是来自于北欧的维京人(罗斯人)，可见俄罗斯民族是一个东西融合的民族。在基辅罗斯时代，罗斯民族继承了东罗马文明以及东正教。东罗马地跨欧亚两洲，它继承了罗马文明的核心要素，同时也吸收了西亚文明的基因，因此它是东西方文明的结合体。而继承东罗马文明的罗斯文明，也成为了东西方文明的桥梁。13世纪，蒙古人征服了东欧，建立了金帐汗国。蒙古征服对俄罗斯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使得俄罗斯拥有了更多的东方色彩，例如专制制度。俄罗斯在莫斯科大公国的带领下击败了蒙古人，随后俄罗斯又顺着蒙古来的方向开始了大扩张。伊凡四世在1552年灭喀山汗国、1556年灭阿斯特拉罕汗国。西伯利亚汗国也在1555年对俄国称臣，于是伊凡四世就自封为“全西伯利亚的君主”，到1598年，俄罗斯兼并了西伯利亚汗国。此后，俄罗斯在西伯利亚如入无人之境，到明朝后期已经推进到了太平洋沿岸，将更多的蒙古部落纳入到了版图之中。不过，在俄罗斯在东方全力扩张的时候，欧洲已经逐渐向近代文明过渡了。深受西方文明熏陶的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二世将首都从莫斯科迁徙到了波罗的海的圣彼得堡，以求让俄罗斯学习更多的西方文化，走向世界前列。然而，俄罗斯无法全面驶向西方，毕竟自己的传统和西方相差太远。最终，俄罗斯还是走向了自己特色的道路——东西方结合。俄罗斯和西方文明的对抗，早就已经开始了。在罗斯公国时代，由于斯拉夫民族接受了东正教，因而成为了西欧天主教世界的劲敌。蒙古西征的时候，西欧各国将蒙古人视为朋友，因为西欧人认为蒙古在摧毁东正教世界，从而保护了天主教世界。在近代时期，俄罗斯的专制、野蛮和西欧的启蒙思想格格不入。虽然俄罗斯也在尝试学习西方的资本主义运作模式，引进工厂和企业，传播西方的科学、民主思想，积极参与欧洲事务，甚至主导欧洲国际秩序，但是俄罗斯最终还是没有得到欧洲国家的认可。在19世纪末期，俄罗斯内外矛盾尖锐，社会精英们为其寻找各种出路。有见识的俄国知识分子已经意识到，俄罗斯不能够走西化的道路，必须走一条独特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立足于欧亚之间，又非欧非亚，但是左右逢源。1917年，俄罗斯走向了社会主义道路，更是和整个西方世界对抗了起来。实际上，社会主义原本产生于西欧国家，但是却被列宁等加以改造，成为了一种适合东方文明国家发展的模式，也即是集权模式。从1917年开始，俄罗斯就和整个西方世界搞了100多年的对抗。1991年，苏联宣告解体，但是解体后的俄罗斯并未投入西方世界。相反，在西方国家的全面围堵下，俄罗斯不得不和中国建立背靠背的战略合作关系。自从三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重大突破。以前，中国是“以俄为师”，通过学习苏联而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和工业化之路，如今，中国又通过改革，抛弃了苏联模式，转而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的成功，对俄罗斯也起到了很大的启发作用。中国的经济的崛起，也给东方的魅力逐渐凸显，或许对于俄罗斯来说，转向东方，是另一种突破。如果俄罗斯迁都西伯利亚，那么俄罗斯就正式变成一个亚洲国家了，这或许能够对于世界格局产生一些深远的影响。不过，俄罗斯总统普京很快否定了这种说法，他说“我认为，政府迁往西伯利亚不能解决地区问题……但是部分联邦部门和大型公司总部可以从莫斯科迁往那里。”显然，短期内俄罗斯不可能迁都。那么，未来的俄罗斯是否有迁都西伯利亚的可行性呢?目前，俄罗斯有四分之三的土地位于西伯利亚，而俄罗斯的东方又和美国、中国、日本等国接壤或者隔海相望，因此，东方的位置非常重要。但是西伯利亚的人口仅为俄罗斯的27%，俄罗斯的绝大部分人口位于东欧平原，尤其是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两大城市。西伯利亚人口少，主要的原因就是比伯利亚气候寒冷，冰原和森林广泛分布。不过，未来地球的气候将会变暖，如此下去，100年后的西伯利亚将十分适合人类的生存。研究者发现，到了2080年，西伯利亚的冬季平均温度将上升3.4-9.1度，大量的冰川将融化，许多地方就能大规模开发了。西伯利亚的矿产非常丰富，这里可以建设大量的工业城市。西伯利亚的开发，极有可能带动北极地区的发展，尤其是航运业方面。2020年12月，普京就指出：“过去我们的未来在西伯利亚，现在我们的未来在北极。”现在俄罗斯正在雄心勃勃地打造北极航线，并提出让北极航线取代苏伊士运河。目前北极航线最大的问题就是气候问题，这里十分寒冷，需要破冰船才能够航行。但随着气候变暖，北极航线的地位会不断提高。开发西伯利亚也更容易和中国的经济接轨，需要投入大量的劳动力、资金和技术，也需要更大的国际市场。而中国，在这些方面具有优势，同时也需要西伯利亚的资源，因此双方有合作的可能。通过合作，中国可以鼓励人们大量移民远东和西伯利亚，逐渐改变其民族结构，加速俄罗斯东方化。

　　后普京时代的俄罗斯将继续东西兼顾抑或向东看齐?这也是中国等东方国家与西方国家将形成相对均势抑或“东风压倒西风”的一个地缘战略风向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