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有意思的新闻，携程票务数据平台显示，今年以来，寺庙相关景区门票订单量同比增长了310%;而从二月以来预定门票的人群中，90后和00后占比接近50%。一个更有意思的数据是：2019年之前，“寺庙”二字在社交平台上还处于籍籍无名的状态，而短短四年时间里，“寺庙”的搜索量增加了368倍。

　　于是有网友调侃：“在上班和上学之间，你选择了上香。”“在求人和求己之间，你选择了求佛”。

　　本来网友自己调侃一下就过了，偏偏某媒体看不下去，出来痛批这些年轻人“不上课不上进只上香。”“分不清虚幻和现实，真的把自己的生活希望寄托在神佛之上……”。

　　原本逛个庙，上个香，多半只是年轻人释放压力、缓解心情的一种方式。这几年不管是工作还是就业，大家处境和压力都很大，宅家里刷手机又太颓，去酒吧夜店又太贵，寺庙可不就成了一个很好的去处。去走一走既能锻炼身体，又能放松心情，拜个佛多少还能找点精神慰藉。所以寺庙成为旅游的热门景点也并不奇怪。

　　但是有意思的是，针对这一类的现象，不管是“孔乙己文学”、还是“进寺庙上香”，社会舆论往往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观点。

　　比如新京报对“上香”这事的评论，就代表其中一种，它跟当初官媒评“孔乙已文学”的态度其实是一样的，其性质就是把一种社会现象，完全归因于个人意志。

　　穿长衫是因为你放不下架子、清高，上香是因为你分不清虚幻和现实、不上进，总之，这统统是你个人意志上出了问题，你要反省自己，改进自己。

　　我们用唯物主义的视角去看，个人意志上的问题，到底会不会造成各种不良的社会现象?当然会了，非常会。

　　你看鲁迅笔下那些人物，孔乙己好喝懒做，还偷，最后被打断了腿;祥林嫂迷信捐门槛，结果被骗走了一年的工钱;单四嫂子因为愚昧，所以孩子生病却花钱去求什么何小仙的偏方，最后病死了孩子;闰土奴才心态，看见儿时伙伴第一反应是叫老爷。

　　这些都是意志、观念、或者某些人说的什么国民性造成的悲剧。

　　然而鲁迅和一般的作家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不但揭露一切国民中的迷信、愚昧、偷窃、懒惰，更重要的是他同时在不遗余力地寻找制造这些迷信、愚昧、偷窃、懒惰的根源。他不像那些自诩为“知识分子”的文人，看到这些现象以后只会以高高在上的姿态进行指责和讥讽，而是对制造出国民迷信、愚昧等等的社会根源，即当时的封建制度、军阀压迫给予无情的鞭笞和暴露。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才是鲁迅的风骨。

　　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

　　这就是说，任何一种社会意识、观点，其背后必然有社会存在方面的原因，是社会存在决定了这种社会意识，然后这种社会意识才又反过来影响着社会存在。

　　也就是说：不管是求神拜佛也好，不上进也好，清高懒惰也好，一旦它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出现，这种意志观念的背后，必有社会存在方面的原因，这些原因造成了这类意识，然后这类意识才又继续给予社会反作用，影响塑造着社会存在。

　　说起“求神拜佛”这事，《毛选》里就讲过。

　　在第一卷《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提到这样一件事：在农民运动兴起的时候，出现了很多打菩萨、占神庙的现象，于是就有人主张，应该统统把农村那些菩萨都丢掉，彻底扫除封建迷信。因为封建迷信一直以来都是侵害农民，麻痹农民的一种重要手段。

　　但是毛主席就不那么看，他认为，制造农民苦难的根源并不在这些神像和菩萨上，而是封建土地剥削制度，是经济上的受剥削和政治上的受压迫，导致了农民的种种迷信，这种迷信反过来又进一步加深了其苦难。神像和菩萨不过是农民在苦难中精神麻痹和缓解的一种出路，是经济问题在意识问题上的反映。

　　你不从经济和政治的根源上去解决，只是一味的要求砸菩萨和神庙，不但得不到拥护，而且要遭到农民的反对，最后还不能实际解决任何问题。

　　所以他在《毛选》里才说：

　　“目前我们对农民应该领导他们极力做政治斗争，期于彻底推翻地主权力。并随即开始经济斗争，期于根本解决贫农的土地及其他经济问题。至于家族主义、迷信观念和不正确的男女关系之破坏，乃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胜利以后自然而然的结果。”——《毛选第一卷，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根源的问题解决了，消除迷信观念，懒惰之风是自然而然的结果。

　　不仅扫除消极意识是这样，鼓励积极意识也是这样。

　　延安时期鼓励大家艰苦奋斗，也就是今天我们说的要上进，要积极，要奋斗，要奉献，要感恩之类的。

　　这有没有问题?当然没问题。

　　但是毛主席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他说的是：

　　“在有根据地的条件下，不提倡发展生产，并在发展生产的条件下为改善物质生活而斗争，只是片面的提倡艰苦奋斗的观点，是错误的。”——《毛选第三卷，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拥政爱民运动》

　　你看，这同样是一个道理。在当时，农民的各种社会消极意识，迷信也好、愚昧也好、懒惰、不上进也好，是封建制度的剥削和压迫带来的，所以要消除这种意识必须要通过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来解决。同理，在建立了根据地以后，你要鼓励生产积极性，鼓励艰苦奋斗，同样也需要从生产实践上去解决，比如土地是不是分好了，生产工具是不是还缺少，耕牛是不是不够，这些问题解决了，积极性不就好了吗?所以为啥说不要片面的去提倡艰苦奋斗。

　　列宁在批判社会民主党对宗教的态度的时候，也同样分析了各种社会意识(包括宗教信仰、观点)的根源，他是这样说的：

　　“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里，这种根源主要是社会的根源。劳动群众受到社会的压迫，面对时时刻刻给普通劳动人民带来最可怕的灾难、……他们觉得似乎毫无办法，——这就是目前宗教最深刻的根源。“恐惧创造神”。现代宗教的根源就是对资本的捉摸不定的力量的恐惧，而这种力量确实是捉摸不定的，因为人民群众不能预见到它，它使无产者和小业主在生活中随时随地都可能遭到，而且正在遭到“突如其来的”、“出人意料的”、“偶然发生的”破产和毁灭，使他们变成乞丐，变成穷光蛋，变成娼妓……。只要受资本主义苦役制度压迫、受资本主义的捉摸不定的破坏势力摆布的群众自己还没有学会团结一致地、有组织地、有计划地、自觉地反对宗教的这种根源，反对任何形式的资本统治，那么无论什么启蒙书籍都不能使这些群众不信仰宗教”。——《列宁，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

　　这里列宁说的是宗教。但是宗教信仰、社会迷信，本质上也不过是现实社会经济基础的一种意识层面的反映而已，它与不上进、懒惰、不奋斗、不努力有量的差别，却没有质的不同。

　　如马克思所说：

　　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