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2月11日香港《文汇报》有一篇日本前首相森喜朗以东京奥组委主席身份出席索契冬奥记者会“失言”的报导:

　　“一名记者指在场传媒来自外国，但森喜朗讲日语而非英语，希望知道个中原因。森喜朗以棒球术语回应，称以前打棒球时出现坏球、好球，日本人都是用日语说‘好’、‘坏’，而非像现时用英文音译。

　　森喜朗续说，只有很少生于他那个年代的人懂得外语，‘战爭(二战)结束时，我正就读小二，英文当时被视为敌国语言。而且，若我出现重大错误(说错英文)，便会出现问题了。’。他还反问记者：‘你来到日本，能说日语吗?’

　　一名英国记者表示，对森喜朗的‘敌国语言’说法感到不舒服。一名美国记者则说：‘如果只是说笑话，那么大家笑一笑便算了，但事实并非如此。’”

　　闻“敌”而不舒的英美记者何必如此自以为是呢?二战时不是有12万日裔美国人被囚禁于集中营吗?森喜朗称当时英文在日本被视为敌国语言，是符合历史真实的叙述，林良哲《留声机时代：日治时期唱片工业发展史》就提及:

　　“一九四三年九月，古伦美亚唱片发行〈米英击灭の歌〉，由歌手伊藤武雄主唱，这张唱片上可以发现，公司原本的英文商标‘Columbia’已被删除，改为日文的‘ニツチク’，为何有此改变?其实源自当时日本在战爭体系动员下，对敌国(主要是美、英等国)语言的净化运动，要求人民不能使用敌人的文字、语言，而企业的商标也不能使用外语，因而将英语及其他欧洲语言(不包括德语)称为‘敌性语’(てきせいご)。在当时的军国思想下，英语等外国语言被认为是‘轻佻浮薄’的‘敌国语言’，一九四○年后，原本在日本社会使用的大量外来语，被改写成本土语言，例如棒球运动使用的词汇多为英语翻译，常在球场上听见的‘出局’一词，英文为‘out’，日语以外来语翻译为‘アウト’，但被视为‘敌性语’，就改为‘引け’(意为‘收摊’、‘下班’)。”

　　“你来到日本，能说日语吗?”森喜朗的快语反诘让人见识其自我意识之强，名不虚传的大和魂让人想起韩少功《世界》所述一炎黄对龙传说英语的往事：

　　“1989年的法国巴黎曾经有一个酒会。主人是来自台湾的一位文化高官，主宾则是大陆一些有名气的文化人，还有少数几个法国朋友应邀作陪。主人明明可以说一口漂亮的国语，也明明知道他的主宾们不懂英语，但更愿意用英语致词演讲。译员当然是有的，但只把英语翻成法语，把面面相觑的一大堆中国人晾在一边。一个中国留学生觉得不对劲，准备提请主人注意到这一点。居然有一位作家拉住了他的衣袖。‘不要非礼，这可能是人家的习惯。’”

　　这个让自己同胞听不懂的英语习惯比之森喜朗惹洋人质疑的日语坚持，其卑尊高下令人兴嘆。韩少功分析得好：

　　“主人对主宾们致词，压根不在乎对方能否听懂。这种决非疏忽的轻慢，竟然有受辱者毕恭毕敬地容忍，而且不准别人代为反抗。”

　　“海峡两岸的这些高官和文豪，在这一天的酒会上主动和自愿地背弃了中文。事情很明白，这些聪明人感觉到中文没有足够的含金量，至于还含着多少尊严，多少热诚，多少创造的智慧，也并非不成问题。他们为了显示与自己领带和皮鞋相称的教养，没有必要对这种下等的语言亲近。”

　　与中华精英的背弃形成对比的是：

　　“美国长篇小说《根》里面有一段情节：主人公一次次逃亡，宁愿被抓回来皮开肉绽地遭受毒打，不惜冒着被吊死的危险，决不接受白人奴隶主给他的英文名字，而坚持用非洲母语称呼自己：托比。”

　　显然在百多年来欧风美雨的吹拂下，润物细无声，高官和文豪们对自身文明的审美发生了移变：

　　“中文是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所使用的语言，包容了几千年浩瀚典籍的语言，曾经被屈原、司马迁、李白、苏东坡、曹雪芹、鲁迅推向美的高峰和胜境的语言，现在却被中国人忙不迭视为下等人的标记，避之不及。”

　　那个后果让人惊心：

　　“一个民族的衰亡，首先是从文化开始的，从语言开始的。侵略者从来明白，攻城莫如攻心，而一个人的心里只有语言，精神唯语言可以建筑和守护。都德的小说《最后一课》，已经描述过向侵略者缴出语言的痛苦。清王族最终没能征服中国，也是被中文的汪洋大海淹没，退出紫禁城则只是迟早的问题。”

　　桃太郎的敌情意识是敏锐的，前揭书写道:

　　“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三日，日本大政翼赞会、情报局及内务省发布‘敌性曲盘供出运动’命令，认为英、美等国的民谣、爵士乐及古典音乐，不但来自敌国且‘卑俗低调’，更是扰乱社会秩序和煽动人民意识的音乐，成为社会的‘阿片’(鸦片)，容易使人腐败堕落，因此列出‘演奏禁止米英音盘一览表’，并要求民众自动献出(当时用语为‘供出’)美、英等国语言的唱片。此政策一出炉，台湾总督府也比照办理，同年一月十四日，《台湾日日新报》刊登一则〈敌国音乐一扫へ 演奏は禁止米英音盘の囘收も断行 きのふ取缔りの内容を发表〉，开始回收所谓‘敌国音盘’。”

　　对无硝烟的文明征战，已故台大外文系教授颜元叔也有出人意表的清醒认知：

　　“我在台湾教英语美语，我是把它当作敌国语言来教……当我们学一种外语，特别是强势外语，我们若不提高警觉，便会不自觉地滑入到这个语言所负载的价值体系中去，接受并认同它的文化，终于被其同化与征服。”

　　和平时期能看出语言的审美要害，其独具只眼可谓更胜森喜朗一筹。回看去年人大代表所提“增强文化自信增加中国文化内容教学改革和降低英语教学比重」建议案，自是意认到文化安全关涉大局，应予点赞;今年全国政协委员、上海新纪元教育集团董事长陈伟志提案“取消初高中英语主科地位，大学入学考试外语则由必考改设选考”，更是点到问题的核心——守不住自己的语言文化谈何复兴?“失言”必然导致“失身”，中国上层建筑的目光与智慧已然面临严厉的试炼——全民英语不佳，却紧抱汉字检定(かんじけんてい)不放的日本不也成功地迈向富强的现代化之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