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是彻底改变中国命运的一代伟人,他有着多重身份,是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等等,而这一切成就的基础,源自于他首先是一个学问家。作为一名卓有成效的读书人,他在青年时代独创了一套系统的读书方法,并通过持续践行提升心力,终于立定了进德修业的规模,成就了不二的功业。
读有字书,更读“无字书”。从少时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典籍起,读书就成为毛泽东与人生斗争的基本方式,他在博览群书的过程中实现了人生的跃进。
一开始,他把“四大名著”当故事读,后来又当历史读,越读越深,收获也越大。有老师建议他学习韩愈的文风,他就凭借一部字典,从句读、词汇到文章意旨各方面,逐篇研读韩愈文集,从而深得韩愈精髓,可以“写出一篇过得去的文言文”。他还熟读儒家经典及“二十四史”等传统文史典籍。
1917年暑假,他与同学萧子升耗时一个多月、行程近千里,以近乎“行乞”的方式游学,游历了长沙、宁乡等五个县,向实而行、躬身体验,结交了各色人等,获取了新的知识,记下了大量笔记。有同学读过他的笔记后,称赞他“身无半文,心忧天下”。
参加革命后,他更加重视“无字书”的效用,时刻注重调查研究。无论是寻乌,还是兴国,每走一处,他都甘当小学生,向当地人请教本地的政治、经济、民俗、生活状况等实际情况,同时查阅当地的志书、历史等书籍,力争做到全面客观。
“循序渐进”方能“久久为功”。青年毛泽东认为,读书要讲究次序,要“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只有把基础打牢靠了,才能不断坚持下去。在老师们的指导下,他制定出自己的读书计划,在一段时期里抓住一个中心问题进行研究,先后研读了《诗经》《楚辞》《资治通鉴》《文选》以及“唐宋八大家”的作品。
在湖南一师就读期间,他每天到阅览室读报,了解、研判国内和国际形势,碰到不熟悉的国内外城市、港口、山川、河流,就用随身携带的地图、字典等工具一一对照,并在笔记本上记录要点,写下心得。
他不只是有摘录报刊杂志的习惯,对于那些难以获得的好书,他甚至整本抄录。几年下来,笔记本写满了几大框,他也逐渐变成了一个“时事通”。
1917年,他在给友人的文集写序言时说:“治学要打好基础,日积月累,今日记一事,明日悟一理,积久而成学。”
以“对照思考”实现“切己体察”。青年毛泽东读书,总是把书中讲的事理和现实进行比较,把一本书讲的道理和另外一本书进行对照,把中国的思想和外国的思想进行对比,以思考思想和实践的差距、寻找真正的力量,从而改造思想,最终改造现实。
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是杨昌济老师的讲课教材,他把这本书逐字逐句读过,分析批判书中的观点,批注自己的见解,写下了一万多字。关键是,他把泡尔生这位西方思想家与中国诸位先贤进行对照思考,与中国历史进行对照分析,与中国现实进行对照研究,这样的对照指导了他在以后生涯中探索中国道路。
旧中国的黑暗漫漫里,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如同一丝亮光,把他以前接受的传统文化撕开了一道裂缝,思想革命、劳工解放、妇女解放、科学民主,这些全新的思想主张一拥而入,迅速占据了他的头脑,使他开启了思想转向。
在给黎锦熙的信中,他说:“近期略阅报刊,将中外事态略为比较,觉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一对照思考,就发现了问题的根本所在。他给出的药方是:从改造哲学、伦理学入手,从根本改变全民思想。
自学与“拜师”双管齐下。毛泽东在很早就意识到,读书主要靠自己,强烈的内驱力和详细的计划是取得读书成效的根本,但要形成有用的思想观念,也离不开经常性的与他人的切磋交流。
从1913年开始,他进入湖南一师,直到1918年毕业。学校课程多而且杂,他有选择性地上课,把重心放在历史、地理、哲学等自己感兴趣的方面,利用学校图书馆丰富的藏书进行自学,“像饿极了的牛闯入菜园子”。他甚至还专门自修半年,并且认为这半年是极有价值的。
他对共同学习情有独钟,先后成立过哲学学习小组、读书会等学习团体,向群众求智慧,读“实践”这本“大书”。1915年,他以“二十八画生”的名义向长沙各校发出《征友启事》。后来,在给友人的信中,他说“应者亦五六人”,这些有志之士相互学习、共同进步,后来都获得了不小的成就。
他用这套读书方法,把“小书”读成“大书”,把“死书”读成了“活书”,把无情之书读成有情之书,锻炼出如金刚石般坚硬的心力,为波澜壮阔的一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