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就提出奋斗共产主义的建党宗旨。党在十八大修改新《党章》确认:“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 因此,我国社会建设务必朝着更接近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而奋斗。
对于中国的社会建设发展道路,在建国之时,开国领袖毛泽东着力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开展“公有为主,私有为辅”的计划经济模式。在毛泽东逝世后,邓小平搞起改革开放尝试资本主义私有制,形成“私有为主,公有为辅”的市场经济模式。毛泽东与邓小平的政治路线产生了本质分岐,迄今存在姓“社”姓“资”的两派政治思想争论,十分不利民众大团结、大建设、大发展,亟待化解“毛邓”之民族“矛盾”。
认真剖析可知,毛泽东实行公有制,让人民舍小家顾国家无私奉献,强盛了整个国家,暂时贫困家庭,这是刚解放时国家“白手起家”的无奈之举,难以做到国家强盛又家庭富裕的两全齐美,只能以国家发展大局为重。邓小平推行私有制,使人群逐步产生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少数家庭变为富豪,很多家庭日趋致贫,甚至使国库银根也缩紧,很多地方政府财政赤字,难以让百姓真正享受改革的红利。从长远来看,整个国家(或集体)强盛了,最终会考虑大众生活的优越利福待遇,而少数家庭富豪了,最后不会为大众生活福利着想。事实表明,少数人先富成现实,先富带后富成空话。那种官员腐朽化、精英外籍化、土豪霸道化、资源损毁化、贫富两极化的现象,成了我国三十多年来私有制改革的最大“特色”,诸多矛盾激化带来社会动荡不安,使各级政府维稳工作日趋艰难。由此可见,我国还是实行公有制,才能让百姓感受到社会的优越性,可以促进国泰民安。
迄今,我国72%的国企转制光了,要想回归社会主义公有制难度很大,而再搞资本主义私有制弊端很多。那么,今后怎样进行社会体制良性改革?
目前,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国有、集体、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改革举措,并主张做优做强做大国企,还谋划经营性与公益性企业的两种分类。这种中庸性的“混合制”
改革,将使国家经济与家庭经济两头皆顾、协调发展,逐渐呈现“公有与私有均衡发展”的协调经济模式,有利达到国家富强又民众富裕,宿小贫富两极分化,这不同于往年私有制改革方式。
客观地说,我国在建国初时,曾有过短期的“公私合营”混合制改革,它是把私有资产混合为公有。在改革之时,也有过短期的“国企承包”混合制改革,它却把公有资产混合为私有。
我们不可否认,私有制确能激发一些有胆略或才智的人,积极经商、办厂、发明等创业思维搞活经济,应该允许存在适量的私有化,但是要建立一种守法、诚信、讲德地经营的国家监管机制,杜绝各类违法、失信、缺德的敛财行为。其实,在当初搞改革开放时,要使在保留国企的前提下,另外允许创办私企,这样的社会体制改革才精彩。简单地把国企转制为私企不是良策,这将使很多有道德,有智谋,有公心的人,发挥不了“领头羊”作用,很难带动百姓走共同致富的道路。
人类经过五、六百万年的历史变迁,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进入当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并存的时代,还构想进入共产主义。可以说,后一个社会总要比前一个进步,即封建社会要比奴隶社会进步,资本主义要比封建社会进步,社会主义要比资本主义进步,未来的共产主义将比社会主义更进步。显然,把公有制瓦解为私有制,那是历史的复僻倒退,跟实现共产主义的《党章》宗旨极为相悖。
现在探析看来,当代人类需要经历“混合制”的社会发展环节,不能从资本主义“跳跃式”地进入社会主义。实际上,我国在解放之初,应该进行一段较长时期的“公私合营”混合制社会建设,使私有制“逐进式”不是“跳跃式”进化到公有制,以利整个社会主义的物质经济基础得到积累充实,避免建国时“强盛国家却贫困家庭”的顾此失彼现象。
我国的公有制已经改变为私有制了,再追责也无用。关键今后怎样践行好“混合制”改革?这应当讲究“一个原则,三个同存”的方案,即讲究“公有与私有均衡发展”的协调经济创效原则,讲究“公有资产与私有资产同存;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同存;集体群干与个体单干同存”的社会机制。从中认真审视哪些领域行业必须保持公有化?哪些可以进行私有
化?哪些可以公私合营化?当公有资本与私有(或民营)资本得到均衡发展积累后,由公有企业和私有企业双方划拔出一定比例的资金,积极投入住房、教育、医疗、养老、救助等等公益慈善与公共设置的社会事业建设,从中体现那些富豪家庭“人富又心美”的高尚品德,形成“公益主义混合制”的社会发展新格局。
践行“混合制”改革,存有很多错综复杂的问题,需要去深思、调研、谋划、实践,例如私企资本怎样监管?能使职工们共同创获的物质经济,避免被业主在非正常用途中任意挥霍。例如我国完成“南水北调”工程,可否也实施“东企西移”工程?通过这项工程,保留东部肥沃的可种植土地搞好现代化农业,开发西部贫瘠的不可种植土地发展现代化工业,促进西部地区脱贫。再如怎样建立农村集体群干与个体单干并存的生产模式?让有才智与干劲的农户进行单干生产,让缺乏才智和劳力的农户参与群干生产。这类社会体制优化改革的问题很多。“优化改革”不同于“深化改革”,前者意味着完善健全公有制改革,后者意味着继续加强私有制改革。
我国通过二、三十年,甚至半个世纪的“公益主义混合制”发展,想必会使国家、集体、家庭三方资本都得到有效的优厚积累。最后,再从“公益主义混合制”,妥善、前瞻、科学地回归“社会主义公有制”,以利谋划创建“共产城”及“共产村”的宏伟蓝图,真正走上“城乡统筹发展,全民共同富裕”的康壮道路,持继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暨中国共产主义宏大理想“中华梦”。
进行“公益主义混合制”改革,可以化解毛泽东路线与邓小平路线的分岐矛盾,能够促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开拓发展。可以预言,公益主义混合制将成为人类“和平相处,共同发展”的一种新型社会体制。
作者简介:生于1963年1月,原是国企工人,自1982年起业余研究优生科学,提出“天赋智力开发——优生人才”新理念,在学术界和出版界产生一定影响,1996年经省外专家写推荐信,被人事部门破格招为基层计划生育专管员,并成为中国人才研究会会员、中国优生科学协会会员。2014年初开始注重毛泽东思想和习近平策略,探究中国社会体制良性改革问题,在有关网站和文献发表《弘扬毛泽东思想优化改革》《开创“人富又心美”的社会新格局》《为创建“共产村”奠定发展基础》等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