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中旬，我和鄢一龙所著《中国国情与发展》一书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是我十多年来为清华大学本科生开设中国国情与发展课程的教材，这门课是让他们认识中国、分析中国的入门之课，也是引导他们与中国兴盛同行、终身受益之课。我以“毛泽东”为关键词检索了这部70余万字的书稿，获得了345条记录反馈(包括正文、引注和附录)。这一数字令我既感到惊讶，又在意料之中，因为我一直在学习伟人之书，与伟人对话，和伟人交流。而毛泽东，正是对我30年来从事国情研究、教书育人和智库建设影响最大的历史巨人。

　　在我年幼的时候，最先读到的并不是毛泽东本人的著作，而是他人关于毛泽东的论述，如194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萧三编述的《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尽管初读此书时我只有13岁(1966年)，但这本薄薄的、只有百余页的竖排版图书仍然带给我极大的震撼，使我深深为书中的毛泽东形象所感染。之后，在我父母的影响下，我又很快读到了《毛泽东选集》四卷本。

　　1969年9月，我同近10万名北京知青来到北大荒，成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名农工。在这广袤的黑土地上，我度过了整整7个年头。这7年间，我通读了马列选集，特别是反复阅读了《毛泽东选集》四卷本——它不仅是我的政治课本、历史课本，也是我的语文课本、哲学课本，更是最深刻、最全面反映中国国情的生动教材。在今天知识爆炸、信息传递高度便捷的时代，人们很难体会到当时我们这代人对知识的渴望。在40多年前的北大荒上山下乡，在日复一日艰苦而繁重的农业生产劳动之余，一套四卷本的《毛泽东选集》对我而言是怎样丰饶的知识宝库!从社会阶级分析到农村调查研究，从中国革命到世界革命，从具体问题到普遍规律，从军队建设到党的建设、根据地建设乃至国家治理，《毛泽东选集》中的文章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等各个方面，理论自成体系，思想深邃入里，语言鲜明活泼，其内容是如此蔚为大观，以至于一个注释所提供的信息都是重要的知识线索。也正因如此，我对《毛泽东选集》一直怀抱着强烈的兴趣和求知欲，可谓百读不厌，对其中许多经典篇目的内容也烂熟于心。对此，我将其形象地称之为“向伟人学习，与伟人对话”，正是在这样的学习与对话中，我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历史观以及后来的学术观，都逐渐清晰起来。如果说上山下乡使我认识了中国国情，艰苦的农业劳动塑造了我的意志，那么毛泽东著作则深刻地影响了我的志向和思想：它为我日后数十年专业专职从事中国国情研究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知识积累”和“思想财富”。

　　1986年，我以在读博士研究生的身份加入了学部委员周立三先生领导的中科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由此走上了我的国情研究之路，至今已有30年。细细想来，这是我不断向毛泽东学习的30年。毛泽东是真正的中国国情研究的开创者和大师，我也力图像他那样进行国情研究，这是全面地、多角度地，而不是片面地、单一地研究，是与中国实际紧密相结合的，为了人民福祉的研究。正因为如此，学习毛泽东著作、运用毛泽东思想，成为我从事国情研究的重要法宝。他的重要思想和重大创新，也成为国情研究诸多选题的直接来源，也是源源不竭的“知识红利”。

　　1995年，受毛泽东1956年《论十大关系》一文的启发，我撰写了《努力探讨新十大关系》一文，并出版了以此文为引言的《胡鞍钢集——中国走向二十一世纪的十大关系》一书(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7年9月，我撰写的《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76)》一书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2012年夏，我的《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77—1991)》书稿初稿完成;2013年6月，我撰写的《中国集体领导体制》一书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2014年，《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76)》和《中国集体领导体制》两书英文版分别由EnrichProfessionalPublishing和Springer出版。上述著作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脉络，就是通过正确认识、准确理解毛泽东思想体系以及重大制度创新，从而正确认识、准确理解中国现代化道路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正是在对毛泽东著作的不断学习、不断深化理解当中，我才能更加专业化、知识化地瞭望“中国道路”，归纳“中国理论”，总结“中国思想”，弘扬“中国智慧”。

　　斯人故去，斯文流芳，斯名永垂。毛泽东写下的多达两千余万字的“白纸黑字”(见《毛泽东全集》五十一卷本)，是他留给中国共产党人和当代中国人民最宝贵的财富，也是留给全世界的宝贵财富。对我和我的学生来说，在日新月异的中国改革发展实践中观察真世界、研究真问题、探寻真办法，在整个学术生涯乃至整个人生旅程中不断去读“中国之书”“伟人之书”，向伟人学习、与伟人对话，循着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引，以扎扎实实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为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化作出知识贡献，就是对毛泽东最好的纪念。

　　(胡鞍钢，作者系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