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听婵释禅先生的《宏观理论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三章的第四节

　　为了更深入细致地理解当今世界的各种不同社会制度，还可以把某些国家在某一时期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所形成的“混合社会制度”，进一步划分出不同混合社会制度的“政治经济学”分支学科。即可划分为：“封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资本主义或资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共产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等的跨社会制度和跨学科学派。这样的划分，有利于对各种混合社会制度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特别是对当今世界绝大多数都已进入到“社会资本主义或资本社会主义”主流社会制度的国家，更具有现实的理论指导意义和价值。至于前面所讨论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因为当今世界上纯粹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国家已经是凤毛麟角了。所以，其比较研究的学术意义和价值更多一些，而缺乏准确合理地解释和正确有效地指导实践的现实意义。

　　一、封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来源

　　封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由“封建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融合互补后，而产生的跨社会制度和跨学科的“政治经济学”特殊分支学科。

　　随着科学技术推动商品生产手段和工具的社会化大生产的资本主义“金本位”文化对封建主义经济运行体的侵入，特别对于中国来说，从清朝后期的“洋务运动”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运作，使原来由封建主义“官本位”文化独自统治社会的局面被打破，由此也就产生了由这两个分支学科融合互补后，而形成的“封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学科。

　　这里之所以提出“封建主义政治经济学”这样的概念，是因为虽然在中外的封建社会里的经济运行体，是基本上属于无政府主义状态的“自由经济”，也即人们常说的更加自由放任的“旧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自由经济”占主导和统领地位，但封建朝廷也就是政府，对经济运行体的干预管理也还是有许多的。也就是说，政治对经济的管理只是相对较少而已，但“封建主义政治经济学”做为“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还是成立的。在中国，尤其是到了清朝后期的学习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洋务运动”和社会主义建立之前的时期，朝廷或政府主导的全面引进西方科技和现代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理论等的改革开放，说明政府对经济运行体的干预和管理已经在不断增多了，标志着中国已进入由“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的发展时期。而“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就是“封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代名词。即虽然此阶段“自由经济”仍然占主导和统领地位，但政府参与对经济运行体的组织管理、规划计划、调节调控、监督约束活动已占有重要地位。

　　二、社会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资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来源

　　社会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资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由“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融合互补后，而产生的跨社会制度和跨学科的“政治经济学”特殊分支学科。

　　随着“自由经济”主导和统领的“封建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不断爆发，封建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间的融合互补，政府把对经济运行体的“有管制有计划的管理方式、社会公共福利保障制度体系和国有企业的公有制”等的“社会主义因素”引入了其经济运行体中，才演变出来了当今世界上最流行，同时也是所有发达国家都采用的相对文明进步的“社会资本主义和资本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从而也就产生了“社会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资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的特殊分支学科。

　　三、社会资本主义和资本社会主义之间的区别

　　“社会资本主义和资本社会主义”两种混合社会制度之间的区别：社会资本主义是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混合社会制度；资本社会主义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混合社会制度。

　　“社会资本主义和资本社会主义”两种混合社会制度的共同点：一是两种混合社会制度都有很大比例的政府组织管理、规划计划、调节调控、监督约束经济运行体的“计划经济”成分，“自由经济”不再成为主导和统领经济运行体的绝对力量;二是两种混合社会制度都引入并建立了“社会公共福利保障制度体系和社会公共基础设施服务体系，以及众多大中型国家企业”等的“社会主义因素”，但社会公共福利水平有所差别，资本社会主义比社会资本主义的公共福利水平更高一些比例。当今世界的美欧日新俄等发达国家，都在这两种主流社会制度之中，但欧俄日新等国家属于资本社会主义国家，其要比美国等国家的“社会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公共福利水平高一些。

　　四、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社会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资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间的两大殊途同归

　　马列毛主义理论指导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凯恩斯等的西方经济学借鉴“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建立起来的“社会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资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人类的终极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过程中，虽然还存在着“以公有制为基础与以私有制为主体”这样的天然鸿沟，但在“有管制有计划的经济与建立社会公共福利保障制度体系和国有企业的公有制”等政治经济理论方面，却不可思议般地殊途同归了。

　　五、西方国家经济基础由以私有制为基础变成以私有制为主体或以公有制为主体

　　凯恩斯等对“社会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资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立的最大贡献，是使西方国家的经济基础由以私有制为基础，变成了以私有制为主体或以公有制为主体。西方国家在1929年的严重经济危机的逼迫下，通过借鉴“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强调了政府对经济运行体正确有效的有管制有计划，即实行了在宏观经济管理上的至少一半的“计划经济”，并重视在经济运行体的“分配环节”引入了“社会公共福利保障制度体系和国有企业”等的社会主义因素。这种加大力度弥补资本主义“短板和缺陷”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使西方国家的经济运行体进入了长达八十多年的“良性循环和合理演变”的繁荣期，并使许多西方国家由原来的“封建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进化到了相对文明进步的“社会资本主义和资本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凯恩斯革命”。

　　六、共产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来源

　　共产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由“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融合互补后，而产生的“政治经济学”特殊分支学科。

　　随着以科学技术主导的科技主义文化，推动更先进的商品生产手段、分配手段、交换手段、消费手段和工具的进步，以及社会化大生产、大分配、大交换、大消费格局的形成，推动着全社会物质极大的丰富，并民众的思想道德情操向文明的方向有了长足的迈进，特别是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方式，在社会主义制度中的不断加入和普及，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人本位”的社会财富由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的优越性得到了进一步发扬。“共产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正是为这样的美好社会提供指导和服务的“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特殊分支学科。

　　2016年10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