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

——在全俄政治教育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1921年10月17日)

　　*(注：这是列宁在全俄政治教育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1921年10月17日下午的会议上作的报告。

　　全俄政治教育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21年10月17-22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有307名代表，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193名，有发言权的代表114名。列宁当选为代表大会的名誉主席。代表大会的主要任务是批准1922年的工作计划，制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开展群众鼓动工作的方式和方法。

　　政治教育委员会是根据人民委员会1920年11月12日的法令成立的，直接隶属于地方各级(乡、县、省)国民教育部门。各地政治教育委员会的工作受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的指导。)

　　同志们!我今天的报告，确切些说，今天的讲话，打算谈谈新经济政策，并且就我的认识谈谈这一政策向政治教育委员会提出的任务。我觉得，在某一代表大会上就大会讨论范围之外的问题作报告，要是只介绍党内或苏维埃共和国内的一般情况，那是极不妥当的。

　　苏维埃政权和俄国共产党的急剧转变

　　我决不否认作这种介绍的好处，也不否认讨论各种问题的好处，但是我仍然认为，我们大多数代表大会的主要缺点是同摆在它们面前的实际任务缺乏直接联系。所以我想联系新经济政策和围绕新经济政策来谈谈这些缺点。

　　关于新经济政策，我将简略地谈一谈。同志们，你们大多数是共产党员，虽然有些人还很年轻，但是都已经在我们革命初期为贯彻我们的总政策做了很多工作。正因为你们在这方面做过很多工作，所以你们不会看不出，我们苏维埃政权和共产党实行了多么急剧的转变，采取了一种被叫作“新的”经济政策，所谓新，是对我们先前的经济政策而言的。

　　可是实质上，它比我们先前的经济政策包含着更多的旧东西。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先前的经济政策，如果不能说计划过(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一般很少进行计划)，那么在一定程度上也曾设想过(可以说是缺乏计划地设想)，旧的俄国经济将直接过渡到国家按共产主义原则进行生产和分配。

　　如果我们回忆一下我们过去的经济文献，回忆一下共产党人在俄国夺得政权以前和刚刚夺得政权之后——例如在1918年初所写的东西(1918年初的情况是我们对旧俄国的第一次政治袭击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退出了帝国主义战争，尽管退出时俄国已经不象样子，但总比听从帝国主义者、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注：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成员。该党是1901年底-1902年初由一些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社会革命党人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

　　1917年二月革命后，随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参加政治生活，社会革命党的影响扩大，党员人数激增。社会革命党中央实行妥协主义和阶级调和的政策，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党的首领亚•费•克伦斯基，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维•米•切尔诺夫等参加了临时政府。1917年七月事变时期，社会革命党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社会革命党中央的妥协政策造成党的分裂，左翼于1917年12月组成了一个独立政党--左派社会革命党。

　　1917年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右派和中派)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建立地下组织，1918年6月被开除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1920年国内战争时期，他们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社会革命党人推行所谓“第三种力量”的蛊惑政策，在1918年充当了小资产阶级反革命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在各地参与建立反革命“政府”，实际上为资产阶级地主反革命统治扫清了道路。1919年8月，一部分社会革命党人组成人民派，同苏维埃政权合作。该党的极右派则同白卫分子结成公开联盟。内战结束后，社会革命党重新成了俄国国内反革命势力的领导。他们提出“不要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组织了一系列的叛乱。这些叛乱被平息后，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的劝告继续“保卫祖国”造成的破坏轻一些)，如果回忆一下当时所写的东西，我们就会看到，在我们刚刚做完建立苏维埃政权这第一件事和刚刚退出帝国主义战争的初期，我们关于经济建设任务所说的，要比1918年下半年以及整个1919年和1920年所做的要小心谨慎得多。

　　1918年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 论农民的作用

 　　虽然当时你们并不都是党和苏维埃政权的积极分子，但是无论如何你们会知道而且当然知道这样一些决定，如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年4月底的决定。(注：看来是指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年4月29日的决议。这个决议表示完全赞同列宁关于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报告中的基本论点，决定委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同报告人一起用这些论点编成一个简要的提纲，作为苏维埃政权的基本任务予以公布。)这项决定指出必须注意农民经济。决定是根据一个报告作出的，那个报告估计到了国家资本主义在一个农民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强调了个人的、专人的负责制的意义，强调了这一因素在国家管理(它有别于建立政权的政治任务，有别于军事任务)中的作用。

　　我们的错误

 　　1918年初，我们曾经指望有一个相当的时期可以进行和平建设。缔结布列斯特和约(注：布列斯特和约是1918年3月3日苏维埃俄国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同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和土耳其签订的条约，3月15日经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批准。和约共14条，另有一些附件。根据和约，苏维埃共和国同四国同盟之间停止战争状态。波兰、立陶宛全部、白俄罗斯和拉脱维亚部分地区脱离俄国。苏维埃俄国应从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撤军，由德军进驻。德国保有里加湾和蒙海峡群岛。苏维埃军队撤离乌克兰、芬兰和奥兰群岛，并把阿尔达汉、卡尔斯和巴统各地区让与土耳其。苏维埃俄国总共丧失100万平方公里土地(含乌克兰)。此外，苏维埃俄国必须复员全部军队，承认乌克兰中央拉达同德国及其盟国缔结的和约，并须同中央拉达签订和约和确定俄国同乌克兰的边界。布列斯特和约恢复了对苏维埃俄国极其不利而对德国有利的1904年的关税税率。1918年8月27日在柏林签订了俄德财政协定，规定俄国必须以各种形式向德国交付60亿马克的赔款。布列斯特条约是当时刚建立的苏维埃政权为了摆脱帝国主义战争，集中力量巩固十月革命取得的胜利而实行的一种革命的妥协。这个和约的签订，虽然使苏维埃俄国受到割地赔款的巨大损失，但是没有触动十月革命的根本成果，并为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赢得了和平喘息时机去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整顿国家经济和建立正规红军，为后来击溃白卫军和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创造了条件。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推翻了威廉二世的政权。1918年11月13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废除布列斯特和约。)之后，好像危险已经过去，可以着手和平建设了。结果我们大失所望，因为在1918年，随着捷克斯洛伐克军的叛乱(注：指捷克斯洛伐克军武装叛乱。 捷克斯洛伐克军武装叛乱是协约国帝国主义者策划的。在俄国的捷克斯洛伐克军有两个师和一个预备旅，约5万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奥匈帝国军队的战俘和侨居俄国的捷克斯洛伐克人组成的。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协约国帝国主义者决定利用该军反对苏维埃共和国，主动给它提供军费。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主席托•马萨里克征得法国同意后宣布该军是法军的部队，协约国代表随后要求苏俄政府遣送该军回法国。1918年3月26日，苏俄政府已经决定同意捷克斯洛伐克军通过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撤走，条件是要把主要武器交给当地苏维埃政府。但该军指挥人员却同协约国代表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于5月14日在车里雅宾斯克举行会议，决定举行叛乱。这些人煽惑士兵，妄说苏维埃政府要解除他们的武装，把他们关进战俘营等等，同时鼓动他们用武力开路，冲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去。5月25日和26日，叛乱在马林斯克和车里雅宾斯克开始。接着，叛军同社会革命党白卫部队一起占领了乌拉尔、伏尔加河流域、西伯利亚的大部地区。在占领区，捷克斯洛伐克叛军大批逮捕和杀害当地党政工作人员和革命工农，消灭苏维埃政权的机关，协助建立反革命政府(萨马拉的立宪会议委员会，叶卡捷琳堡的乌拉尔政府，鄂木斯克的西伯利亚临时政府)。苏俄红军于1918年9月转入进攻，解放了伏尔加河流域。由于军事上的失利和共产党人的地下工作，捷克斯洛伐克军开始瓦解，拒绝站在白卫军一边作战。1919年下半年，该军随着高尔察克军队的败退而东撤。1920年2月7日，红军同该军签订了停战协定。1920年春，捷克斯洛伐克军集中于符拉迪沃斯托克，然后陆续撤出俄国。)和国内战争(它一直延续到1920年)的爆发，真正的军事危险向我们袭来了。当时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军事任务突然压来，由于共和国在帝国主义战争结束时似乎已经陷于绝境，由于这一些和其他一些情况，我们犯了错误：决定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当时我们认定，农民将遵照余粮收集制交出我们所需数量的粮食，我们则把这些粮食分配给各个工厂，这样，我们就是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了。

　　不能说我们就是这么明确具体地给自己描绘了这样的计划，但是我们差不多就是根据这种精神行事的。不幸这是事实。我说不幸，是因为经过一段不很长的试验我们终于确信，这种构想是错误的，是同我们以前关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论述相抵触的，以前我们认为，不经过一个实行社会主义的计算和监督的时期，即使要走到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也是不可能的。从1917年产生了接收政权的任务和布尔什维克向全体人民揭示了这一任务的时候起，在我们的理论文献中就明确地强调指出，要从资本主义社会走上接近共产主义社会的任何一条通道，都需要有社会主义的计算和监督这样一个过渡，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渡(资本主义社会愈不发达，所需要的过渡时间就愈长)

 　　战略退却

　　当我们不得不在国内战争激烈进行的情况下在建设方面采取必要措施的时候，好像把这一点遗忘了。而我们的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正在于，我们在这一点上遭到了严重的失败，开始作战略退却：“趁我们还没有被彻底打垮，让我们实行退却，一切都重新安排，不过要安排得更稳妥。”共产党人既然自觉地提出了新经济政策问题，他们对于在经济战线上遭到了惨败这一点就不可能有丝毫怀疑。当然，一部分人不免会在这个问题上陷于灰溜溜的、近乎惊慌失措的状态，而一旦实行退却，甚至会手足无所措。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要知道，当红军撤退的时候，它避开敌人就是取得胜利的开始，而无论在哪一条战线上，每一次撤退都会使一些人惊慌一阵子。但不论在高尔察克战线上、邓尼金战线上、尤登尼奇战线上，或者在波兰战线上、弗兰格尔战线上，每当我们被痛打一顿(有时甚至不止一顿)之后，“一个挨过打的抵得上两个没有挨过打的”这句谚语都在我们身上得到了验证。我们挨过一顿打后，就开始从容地、有步骤地和谨慎地发起进攻。

　　当然，经济战线上的任务要比军事战线上的任务困难好多倍，但在战略的基本轮廓上是有相似之处的。在经济战线上，由于我们企图过渡到共产主义，到1921年春天我们就遭到了严重的失败，这次失败比高尔察克、邓尼金或皮尔苏茨基使我们遭到的任何一次失败都严重得多，重大得多，危险得多。这次失败表现在：我们上层制定的经济政策同下层脱节，它没有促成生产力的提高，而提高生产力本是我们党纲规定的紧迫的基本任务。(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414页。——编者注)

　　在农村实行余粮收集制，这种解决城市建设任务的直接的共产主义办法阻碍了生产力的提高，它是我们在1921年春天遭到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主要原因。所以必须采取某种从我们的路线和政策来看只能叫作最严重的失败和退却的步骤。而且不能说，这种退却和红军那种秩序井然地退到预先准备好的阵地上去的退却是一样的。诚然，阵地是事先准备好的。这一点可以查证，只要把我们党1921年春的决定(注：看来是指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1921年3月)《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105-107页)和其他有关决定。)同我上面提到的1918年4月的决定对照一下就行了。阵地是事先准备好的，但是向这些阵地的退却(外省很多地方现在还在退却)非常混乱，甚至太混乱了。

　　新经济政策的含义

　　在这里，政治教育委员会要同这种现象作斗争的任务就提到了第一位。从新经济政策的角度来看，根本的问题就在于要善于尽快利用当前的形势。

　　新经济政策就是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注：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问题最初是在1921年2月8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这次会议听取了恩•奥新斯基《关于播种运动和农民状况的报告》，研究了改善农民状况的问题，并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来起草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在这次会议上，列宁给专门委员会写了一个题为《农民问题提纲初稿》的文件，其中表述了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基本原则(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338页)。2月16日，中央政治局又决定，在《真理报》上就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问题进行公开讨论。第一批讨论文章于2月17日和26日发表。

　　2月19日，中央政治局讨论了专门委员会拟订的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决议草案，决定将草案提交中央全会审议。2月24日，俄共(布)中央全会审议并原则上通过了这一决议草案。会议指派一个新的委员会再次对该草案从细节上进行修订。

　　在专门委员会起草决议期间，列宁接见了一些农民和农民代表团，认真听取了他们对粮食政策的建议和要求。3月3日，列宁对专门委员会拟订的决议草案第二稿提出了三点修改意见(同上，第41卷第357-358页)。3月7日，中央全会再次审查了决议草案，并将草案交给由列宁主持的专门委员会最后定稿。3月15日，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105-107页)。)，就是在很大程度上转而恢复资本主义。究竟到什么程度，我们不知道。同外国资本家签订租让合同(诚然，已经签订的合同还很少，特别是同我们提出的建议相比)，把企业租给私人资本家，这些都是直接恢复资本主义，是从新经济政策的根上萌发出来的。因为废除余粮收集制就意味着农民可以自由买卖完税后的剩余农产品，而实物税征收的只是他们产品中的一小部分。农民在全国人口和整个经济中占极大的比重，因此在这种自由贸易的土壤上不可能不滋长资本主义。

　　这是经济学初级读本教给我们的最基本的经济常识，而在我国，除此以外，每一个粮贩也都这样教我们，他们撇开经济学和政治学，出色地教我们认识经济。从战略上看，根本的问题在于谁能更快地利用这种新形势。全部问题在于农民跟谁走：跟无产阶级走呢，还是跟资本家走。无产阶级力求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而资本家则说：“我们回头吧，这样保险一些，别让他们用什么社会主义来打扰我们了。”

　　谁将取得胜利——是资本家还是苏维埃政权?

　　目前这场战争要解决的问题是：谁将取得胜利，谁能更快地利用目前形势，是我们从一个大门甚至几个大门(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有许多大门，因为打开这些大门并没有和我们打招呼，而是违反我们的意愿的)放进来的资本家呢，还是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在经济上能够依靠什么?一方面是依靠人民生活状况的改善。在这方面应当想到农民。虽然我们遭到了像饥荒这样的严重灾难，人民在受灾的情况下生活状况仍有改善，而这种改善正是来之于经济政策的改变，这是无可争辩的，是大家都看得到的。

　　另一方面，如果资本主义得益，工业生产就会得到发展，无产阶级也会随着成长。资本家将得益于我们的政策，并创造出工业无产阶级。我们的无产阶级由于战争和极严重的经济破坏，已经丧失了阶级特性，就是说，它已经失去本阶级的生活常态，不再作为无产阶级而存在了。所谓无产阶级，就是在资本主义大工业的企业中生产物质财富的阶级。既然资本主义大工业已被破坏，工厂已经停产，无产阶级也就不存在了。它有时在形式上仍算作无产阶级，但它已经失去了经济根基。

　　恢复资本主义也就是恢复无产阶级，使他们在大机器工厂里生产有利于社会的物质财富，而不去做投机生意，不去制造打火机出卖，不去干其他一些不太有益但在我国工业遭受破坏的情况下必然存在的“活计”。

　　全部问题就在于谁跑在谁的前面?资本家如果先组织起来，他们就会把共产党人赶走，那就什么也不用谈了。必须清醒地看待这些事情：谁战胜谁?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是不是能够依靠农民，对资本家老爷加以适当的控制，把资本主义纳入国家轨道，建立起一种受国家领导并为国家服务的资本主义呢?必须清醒地提出这个问题。在这方面各式各样的思想、各式各样的关于政治自由的议论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如果看一看国外的俄国即第二个俄国，更是如此。在国外，各种政党出版几十种日报，用世上所有的曲调来赞美政治自由。这一切都是废话、空话。我们必须善于抛弃这些东西。

　　斗争还将更加残酷

　　四年来我们经历了许多严峻的战斗，我们知道：进行严峻的战斗是一回事，而关于严峻战斗的空谈、特别是那些袖手旁观的人的空谈又是一回事。必须善于抛弃这种思想、这种空谈，而去思索问题的实质。而问题的实质是：不论目前还是今后，斗争都比同高尔察克和邓尼金作战更加激烈，更加残酷。因为那种军事斗争是司空见惯的。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在打仗。用战争杀人的本领大有长进。

　　诚然，几乎在每一个地主的大本营里都有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他们高喊民权、立宪会议，叫喊布尔什维克破坏了一切自由。

　　完成军事任务毕竟要比完成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容易些。军事任务可以用猛攻、袭击和热情来完成，可以直接依靠看到地主正向自己进攻的广大工农拼体力来完成。现在没有公开的地主了。弗兰格尔、高尔察克和邓尼金匪徒，一部分去见尼古拉•罗曼诺夫了，一部分则躲在国外安全的地方。人民看不见从前的地主和资本家那样明显的敌人。人民看不清楚，敌人就在我们中间，这个敌人就是原来的敌人，革命正面临一道深渊(以往的一切革命碰到这道深渊后都退回去了)。人民不会有这样的认识，因为他们是文盲，非常无知。各种特设委员会(注：指全俄扫除文盲特设委员会。 全俄扫除文盲特设委员会是根据人民委员会1920年7月19日的法令成立的，隶属于教育人民委员部。委员会的任务是实施人民委员会1919年12月26日关于在8-50年内扫除文盲的法令。委员会由5人组成，其成员由教育人民委员部提名，人民委员会批准。在扫盲委员会之下还设立一个有俄共(布)中央农村工作部、妇女工作部、共青团中央、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和普遍军训部等单位的代表参加的常设会议。全俄扫除文盲特设委员会和各省、县的特设委员会在筹建扫盲学校、培训师资、出版识字课本和教学计划等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到1921年10月止，受到识字教育的人数达480万，红军中的文盲人数已降至5%(沙皇军队中的文盲达65%)，海军则完全扫除了文盲。全俄扫除文盲特设委员会存在到1930年9月。)需要多长时间才能用特殊手段扫除文盲，还很难说。

　　人民怎么会知道高尔察克、弗兰格尔和邓尼金垮台以后，在我们中间还存在着葬送了以往一切革命的敌人呢?要知道，如果资本家战胜我们，那就意味着恢复老样子。这一点已为以往一切革命的经验所证实。我们党的任务就是要使大家都认识到，存在于我们中间的敌人就是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和无政府状态的商品交换。必须清楚地了解斗争的这个实质，并且使广大工农群众清楚地了解斗争的这个实质：“谁战胜谁?谁将取得胜利?”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场最残酷最激烈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无产阶级要同全世界作战，因为全世界都支持高尔察克和邓尼金，反对我们。

　　现在，支持俄国资产阶级的世界资产阶级仍然比我们强大好多倍。我们并不因此而有丝毫的惊慌失措，因为过去他们的兵力也比我们强，然而这并不足以在战争中击溃我们，虽然他们拥有比我们强得多的炮兵和空军，在战争中击溃我们本当容易得多。也许反对我们的某个资本主义强国只要及时地再拼凑几个军，再借给高尔察克几百万金卢布，就能把我们打垮。

　　然而这还是无济于事。因为不论是开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的英国士兵，或是迫使舰队撤离敖德萨的法国水兵，都已深深地认识到他们是非正义的，我们是正义的。现在，反对我们的力量仍然比我们强大。要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还必须依靠最终的力量源泉。而最终的力量源泉就是工农群众，就是他们的自觉性，他们的组织性。

　　或者是建立起一个无产阶级的有组织的政权，那我们就会取得胜利，而先进的工人和少数先进的农民是会理解这项任务，会在自己周围组织起人民运动的。

　　或者是我们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在技术上比我们强大的敌人就一定会把我们打垮。

　　是最后的斗争吗?

　　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场残酷的战争。无产阶级在一个国家里取得了胜利，但是它在国际范围内仍然比较弱。它应当认识到战争还没有结束而把全体工农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我们常常在歌中唱道：“这是最后的斗争”。可惜这有点不符合实际，可惜这并不是我们最后的斗争。或者你们能在这场斗争中把工农团结起来，或者你们得不到胜利。

　　我们目前所见到的这种斗争在历史上还不曾有过。但是农民和地主间的战争，从奴隶占有制初期起，在历史上已经发生过不止一次。这种战争曾多次发生，但一个国家政权反对本国资产阶级和各国联合起来的资产阶级的战争还从来没有过。

　　或者是我们能在无产阶级政权支持下发展小农的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把小农组织起来;或者是资本家控制小农，——斗争成败的关键就在于此。在以往几十次革命中也碰到过这种情形，但是像我们这样的战争世界上还从来没有见过。人民不可能有这种战争的经验。我们必须自己创造这种经验，在创造这种经验时，我们只能依靠工农的觉悟。这就是我们的格言，也是任务的最大困难所在。

　　我们不应该指望直接采用共产主义的过渡办法

　　我们不应该指望直接采用共产主义的过渡办法。必须以同农民个人利益的结合为基础。有人对我们说：“同农民的个人利益结合，就是恢复私有制。”不对，我们从来没有废除过农民对消费品和工具的个人所有制。我们废除的是土地私有制，而农民并没有私有的土地，他们是在租来的土地上经营。在许多国家里都存在过这种制度。这在经济上并没有什么办不到的地方。困难在于如何同个人利益结合。必须使每个专家也从生产的发展中得到好处。

　　我们是否善于这样做呢?不，不善于!我们以为在一个无产阶级已丧失其阶级特性的国家里可以按共产主义的命令进行生产和分配。我们一定要改变这种办法，否则我们就不能使无产阶级认识这种过渡。历史上还从来没有提出过这样的任务。我们曾尝试用所谓正面攻击的办法来直接完成这项任务，但是失败了。这种错误在每次战争中都有，而人们并不把它们看作错误。正面攻击失败了，那我们就改用迂回的办法，采用围攻和对壕战。

　　同个人利益结合和个人负责的原则

　　我们说，必须把国民经济的一切大部门建立在同个人利益的结合上面。共同讨论，专人负责。由于不善于实行这个原则，我们每走一步都吃到苦头。整个新经济政策要求我们把这两者分得非常清楚、非常明确。当人民转到新的经济条件下的时候，他们马上就讨论起来：这会产生什么结果，应当怎样按新方式来做。开始做任何一件事之前都非经过大家讨论不可，因为几十年几百年来，人民一直被禁止讨论任何事情，而革命不经过一段普遍开群众大会讨论各种问题的时期，是不能得到发展的。

　　这造成了许多混乱现象。确实是这样，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应该说这并不危险。我们只有及时学会区分哪些事需要开群众大会讨论，哪些事需要管理，才能使苏维埃共和国达到应有的水平。可惜我们还没有学会这样做，大多数代表大会离务实很远。

　　我国代表大会之多，超过世界上一切国家。任何一个民主共和国都没有像我们那样召开这么多代表大会，而且它们也不会允许这样做。

　　我们应当记住，我国是一个损失惨重和贫穷不堪的国家，必须使它学会如何开群众大会才不致像我前面所说的那样，把需要开群众大会讨论的和需要管理的混淆起来。一方面要开群众大会，一方面要毫不犹豫地进行管理，要比以前资本家管得更严。否则，就不能打败他们。应该记住，一定要比以前更严更紧地进行管理。

　　在红军里，经过好几个月开群众大会讨论的阶段之后，它的纪律已经不亚于旧军队的了。红军采取了连旧政府都没有采取过的直到枪决的严厉措施。市侩们在书刊上号叫：“看啊，布尔什维克采用枪决的办法了。”我们应当说：“是的，我们采用了，而且是完全有意采用的。”

　　我们应当说：或者是那些想毁灭我们的人、我们认为理应灭亡的人灭亡，这样我们的苏维埃共和国就会生存下来;或者相反，是资本家生存下来而共和国灭亡。在一个贫穷不堪的国家里，或者是那些不能振作起来的人灭亡，或者是整个工农共和国灭亡。在这里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的选择，而且也容不得有任何温情主义。温情主义是一种并不亚于战争中的利己行为的罪恶。现在谁不守秩序，不守纪律，谁就是把敌人放进我们的队伍中来。

　　所以我说新经济政策还有学习方面的意义。你们在这里讨论应当如何进行教育。你们应当得出结论说：我们这里决不容许有学得不好的人。到了共产主义，学习的任务会轻一些。可是现在，在灭亡的威胁下，学习不能不是一项严峻的任务。

 　　我们是否能为自己工作?

　　过去在我们军队中有开小差现象。劳动战线上也有这种现象，因为你是为资本家工作，为剥削者工作，那时不好好干是可以理解的。但现在你是为自己工作，为工农政权工作。应该记住，现在必须解决我们是否能为自己工作的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我再说一遍，我们的共和国就会灭亡。所以我们要像在军队中说过的那样说：或者是让所有想毁灭我们的人灭亡，为此我们要采取最严厉的纪律措施;或者是拯救我们国家，使我们的共和国生存下来。

　　这就是我们应当采取的路线，这就是我们所以需要新经济政策的原因之一。

　　大家都去做经济工作吧!资本家将同你们在一起，外国资本家，即承租人和租借人，也将同你们在一起，他们将从你们那里攫取百分之几百的利润，他们将在你们那里大发横财。就让他们发财吧，但你们要跟他们学会做经济工作。只有这样，你们才能够建成共产主义共和国。从必须赶快学会做经济工作这个角度来看，任何懈怠都是极大的犯罪。必须向这门科学进军，向这门艰难、严峻、有时甚至是残酷无情的科学进军，否则就没有出路。

　　你们应当记住，现在包围着我们这个经过多年磨难而贫穷不堪的苏维埃国家的，不是会用自己高度发达的技术和工业来帮助我们的社会主义法国和社会主义英国。不是的!我们必须记住，现在它们的高度发达的技术和工业，全部都归反对我们的资本家所有。

　　我们必须记住，我们应当高度紧张地从事每天的劳动，否则我们就必然灭亡。

　　在目前的形势下，整个世界发展得比我们迅速。发展着的资本主义世界正调动一切力量来反对我们。问题就这样摆着!这就是我们必须特别重视这个斗争的原因。

　　由于我国文化落后，我们不能用正面攻击来消灭资本主义。如果我们的文化是另一种水平，那就可以比较直截了当地解决这项任务了。也许其他国家到了建设它们的共产主义共和国的时候会这样来解决这项任务。但是我们不能用直截了当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国家必须学会这样经营商业，即设法使工业能满足农民的需要，使农民能通过商业满足自己的需要。办事情应能使每一个劳动者都拿出自己的力量来巩固工农国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建立起大工业。

　　必须使群众都深刻认识到这一点，不仅是认识，还要使他们把这种认识付诸实现。我认为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的任务就是由此产生的。在任何一次深刻的政治变革以后，人民需要用很长时间来消化这种变革。因此这里有这样一个问题：人民是否已经理解了他们所得到的教训。非常遗憾，对这个问题只能回答：没有。如果他们已经理解了这些教训，那我们动手建立大工业就会迅速得多，早得多。

　　在解决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治变革的任务以后，摆在我们面前的已是另一类任务，即可称为“小事情”的文化任务。必须消化这个政治变革，使它为人民群众所理解，使它不致仅仅是一纸宣言。

　　过时的方法

　　这些宣言、声明、布告和法令在当初是需要的。这些东西我们已经够多了。为了向人民表明我们要怎样建设和建设什么，要为哪些前所未有的新事物奋斗，这些东西在当初是必要的。但是，能不能继续向人民表明我们要建设什么呢?不能!要是这样，连一个最普通的工人也要取笑我们了。他会说：“你怎么老是向我们说你要怎样建设，让我们看看你的行动，——你会不会建设。如果不会，那我们就走不到一块，滚你的吧!”他这样说是对的。

　　应当从政治上描述伟大任务的时期已经过去，应当实际完成这些任务的时期已经到来。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文化任务，是消化那个应该而且能够得到贯彻的政治经验。或者是断送苏维埃政权所取得的一切政治成果，或者是为这些成果奠定经济基础。现在没有这种经济基础。我们应当做的正是这件工作。

　　提高文化水平是最迫切的任务之一。这正是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如果这样的委员会果真能为政治教育服务(“政治教育”是它给自己选的名称)的话。取名并不难，可是，工作做得怎么样呢?希望在这次大会以后我们能够得到这方面的准确材料。我们的扫除文盲委员会是1920年7月19日成立的。在出席这次大会之前，我特地看了一下有关的法令。是叫全俄扫除文盲委员会……　而且是扫除文盲特设委员会。希望在这次大会以后我们能够得到说明有多少个省在这方面做了些什么工作的材料，希望能够得到准确的工作报告。但是，不得不成立扫除文盲特设委员会这个事实已经证明，我们好像是一些(怎样说得轻一点呢?)半野蛮人，因为，在一个不是半野蛮人的国家里，是耻于成立扫除文盲特设委员会的。在这样的国家里，文盲是在学校里扫除的。那里有象样的学校，人们在学校里学习。学习什么呢?首先是识字。如果这个起码的任务还没有完成，那么谈新经济政策是可笑的。

　　最大的奇迹

　　哪里谈得上是什么新政策呢?既然我们得采取特殊措施来扫除文盲，上帝保佑，那还是让我们设法维持旧的吧。这是很明显的。但是更明显的是，我们无论在军事方面或其他方面都创造了许多奇迹。我想，要是能够把扫除文盲委员会本身彻底扫除掉，那会是这些奇迹中最大的奇迹。我还希望不要产生如我在这里听说的要把它从教育人民委员部分出来的提案。如果我听说的是事实，如果你们仔细想想，那你们就会同意我的看法：必须成立一个扫除某些坏提案的特设委员会。

　　此外，仅仅扫除文盲是不够的，还需要建立苏维埃经济，而在这件事上，光能识字是无济于事的。我们需要大大提高文化水平。必须使每个人能够实际运用他的读写本领，必须使他有东西可读，有报纸和宣传小册子可看，必须合理分配这些书刊，使它们能到人民手里，不致中途散失，而现在人们读到的还不及一半，其余的都在办公室里派了用场，到达人民手里的恐怕还不到四分之一。我们必须学会利用我们现有的一点点书刊。

　　因此，由于实行新经济政策，应当不断宣传这样一种思想：政治教育务必要能提高文化水平。应当用读和写的本领来提高文化水平，应当使农民有可能用读写本领来改进自己的经营和改善自己国家的状况。

　　苏维埃的法律是很好的，因为它使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同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作斗争。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里，都没有给工人和农民提供这种可能。然而有人利用了这种可能性吗?几乎没有!不仅农民不会利用，就连相当多的共产党员也不会利用苏维埃的法律去同拖拉作风和官僚主义作斗争，或者去同贪污受贿这种道地的俄国现象作斗争。是什么东西妨碍我们同这种现象作斗争呢?是我们的法律吗?是我们的宣传吗?恰恰相反!法律制定得够多了!那为什么这方面的斗争没有成绩呢?因为这一斗争单靠宣传是搞不成的，只有靠人民群众的帮助才行。我们的共产党员至少有一半不会进行斗争，且不说还有一些人妨碍斗争。不错，你们中间99%都是共产党员，所以你们知道，我们现在正在处理这些妨碍斗争的共产党员，清党(注：指俄共(布)第一次清党。这次清党是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后资本主义分子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有所活跃的情况下，根据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进行的，目的是从党内清除非共产主义分子，纯洁党的队伍。因为是在全党进行，所以也称总清党。清党工作经过长期的和细致认真的准备。1921年6月21日，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党员审查、甄别和清党问题的决议》(载于1921年6月30日《真理报》第146号)，把征求党内外劳动群众对被审查党员的意见作为清党的一项必要条件，同时规定了成立地方审查委员会的程序。7月7日，中央政治局批准了中央清党领导机构--中央审查委员会(见注282)成员名单。7月27日，中央委员会在《真理报》上发表了致各级党组织的信，阐明了清党的任务和方法，提出以下清党方针：对于工人，在呈交证件、鉴定方面应放宽一些;对于农民，应严格区分富农和诚实的劳动农民;对于“摆委员架子的”和担任享有某种特权的职务的人应从严;对于旧官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人，应特别注意审查;对原属其他政党尤其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人，应进行最细致的审查和清洗。这次清党从1921年8月15日开始，到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1922年3月)召开前夕结束。清党期间，一般停止接受新党员。俄共(布)第十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和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先后对清党工作进行了初步总结和最终总结。清党结果，共有159　355人被除名(占党员总数24.1%，不包括布良斯克、阿斯特拉罕两省和土耳其斯坦的材料)。在开除出党和退党的人中，工人占20.4%，农民占44.8%，职员和自由职业者占23.8%，其他占11%。)委员会在做这件事。但愿能从我们党内清除10万人左右。有人说20万人左右。我更喜欢后面这个数字。

　　我很希望我们能从党内赶走10万到20万混进来的人，他们不仅不会同拖拉作风和贪污受贿行为作斗争，而且妨碍同这些现象作斗争。

　　政治教育工作者的任务

　　我们将把一二十万人清除出党，这是一件有益的事情，但这只是我们应该做的工作的极小一部分。应当使政治教育委员会的全部工作都适应这个目的。文盲固然应当扫除，但仅仅识字还不够，还要有能教人们同拖拉作风和贪污受贿行为作斗争的文化素养。拖拉作风和贪污受贿行为是任何军事胜利和政治改革都无法治好的毛病。说实在的，这种毛病靠军事胜利和政治改革是治不好的，只有用提高文化的办法才能治好。这项任务就落在政治教育委员会的肩上了。

　　应当使政治教育工作者不用官僚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任务。但有一种情况却常常可以看到，比如有人问，可否把省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代表也吸收进省经济会议(注：省经济会议是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地方机关，根据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1920年12月)《关于地方经济管理机构的决议》成立，隶属于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成立省经济会议是为了协调经济系统各人民委员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农业人民委员部、粮食人民委员部、劳动人民委员部和财政人民委员部)所属地方机关的工作。省经济会议由省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粮食委员、劳动局长、财政局长、土地局长和省工会理事会主席组成，省执行委员会主席兼任省经济会议主席。)。对不住，不必把你们编进什么机关去，你们要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来完成自己的任务。你们一进什么机关就会官僚化。如果你们同人们打交道，从政治上教育他们，经验就会告诉你们，政治上有教养的人是不会贪污受贿的，但是在我们这里，这种行为却处处可见。人们会问你们：怎样才能消灭贪污受贿现象，防止执行委员会里有人贪污受贿呢?请你们教我们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如果政治教育工作者回答说：“这事不归我们管”，“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出了小册子和布告”，那么人们就会对你们说：“你们是坏党员。这事固然不归你们管，有工农检查院来管，可是你们也是共产党员呀!”你们给自己取了“政治教育”这个名称。当你们取这个名称时，就曾提醒你们，名称不要搞得太显眼，还是用一个普通一点的好。可是你们要用“政治教育”这个名称，而这个名称含义很广。你们没有把自己称为教人民识字的人，而用了政治教育这个名称。于是人们可以对你们说：“很好，你们教人民读书写字，搞经济运动，这些都很好。但是这些并不是政治教育，因为政治教育是要使一切事情都有结果。”

　　我们正在进行反对野蛮行为和反对贪污受贿这类毛病的宣传，我希望你们进行这项工作，但是，政治教育并不限于这种宣传，它意味着实际的结果，意味着教会人民怎样取得实际结果，并且不是以执行委员会委员的身分而是以普通公民的身分给人们示范。政治教育工作者由于在政治上比别人有修养，不仅会责骂一切拖拉现象(这在我们这里非常风行)，并且能以行动表明怎样克服这一弊病。这是一种很难掌握的艺术。不普遍提高文化水平，不使工农群众比现在更有文化，就不能掌握这种艺术!我希望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特别注意这项任务。

　　现在我把我所说的概括一下，把省政治教育委员会所面临的各项任务归纳一下。

　　三大敌人

　　在我看来，现在每一个人，不论他的职务是什么，面前都有三大敌人，每一个政治教育工作者，如果他是共产党员的话(而政治教育工作者大多是党员)，面前都摆着这三项任务。他们面前的三大敌人就是：(一)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二)文盲，(三)贪污受贿。

　　第一个敌人——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

　　所谓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是指一个人置身于共产党内，还没有被清洗出去，就以为可以用共产党员的名义发号施令来解决他的一切任务。他以为，只要他是执政党的党员和某某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就有资格谈论政治教育成就的大小。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这只是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要学会进行政治教育，这就是问题的所在，可是我们还没有学会，而且我们还没有正确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第二个敌人——文盲

　　至于第二个敌人——文盲，我可以这样说：只要在我国还存在文盲现象，那就很难谈得上政治教育。这并不是政治任务，这是先决条件，没有这个条件就谈不上政治。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必须先教他们识字。不识字就不可能有政治，不识字只能有流言蜚语、谎话偏见，而没有政治。

　　第三个敌人——贪污受贿

　　最后，只要有贪污受贿这种现象，只要有贪污受贿的可能，就谈不上政治。在这种情况下甚至连搞政治的门径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就无法搞政治，因为一切措施都会落空，不会产生任何结果。在容许贪污受贿和此风盛行的条件下，实施法律只会产生更坏的结果。在这种条件下不能搞任何政治，这里没有搞政治的基本条件。应该懂得，为了能向人民说明我们的政治任务，能向人民群众表明“我们必须力求完成的任务”(而这本是我们必须做到的!)，就要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必须达到一定的文化水平。否则就不能真正完成我们的任务。

　　军事任务和文化任务的区别

　　文化任务的完成不可能像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那样迅速。应当懂得，现在前进的条件已经和从前不一样了。在危机尖锐化时期，几个星期就可以取得政治上的胜利。在战争中，几个月就可以取得胜利，但是在文化方面，要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从问题的性质看，这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我们应该使自己适应这个较长的时期，据此规划我们的工作，发扬坚忍不拔、不屈不挠、始终如一的精神。没有这些品质，甚至无法着手做政治教育工作。而政治教育的成果只能用经济状况的改善来衡量。我们不仅需要消灭文盲，消灭靠文盲这块土壤滋养的贪污受贿行为，而且应该使我们的宣传、我们实行的领导、我们的小册子真正为人民所接受，并且使这些工作的成果体现在国民经济的改善上。

　　这就是由于实行新经济政策而向政治教育委员会提出的任务。我希望通过这次大会我们能够在这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就。

　　(选自《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第第2版，第180—201页。《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572—592 页。)